年轮丨萧象：1976年，多事之秋与转折之年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0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大学时代的作者

萧象，湖南永州人，1977年入读衡阳师院外语系，1991年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文学硕士；先后供职于地方教育机构、省直机关和国有企业。历史研究者，笔耕不辍，著述甚丰。

原题

多事之秋与转折之年

——我所经历的1976年

作者：萧象

1976年，以多事之秋和历史转折之元年，载入史册；在我人生的记忆簿上，也留下深刻印痕，难以磨灭，至今不忘。

这一年我还是知青，于两年前下放江永县粗石江公社槐木知青场。知青下放是当时几乎所有城镇青年的共同命运与不二选择。1972年福建一位小学教师兼知青家长一封上达天廷的御前诉苦信，感天动地，使知青政策得以获得调整和改进，各地因地制宜，变个体的插队落户为集体农场安置。受惠于此，74年我高中毕业下放时，是以父母单位所属系统为单位，新建农场，统一安置，并配有一名科级干部带队，负责管理。

知青场位于湘桂边界，都庞岭下，主种甘蔗，兼种烤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有头上“火热”之苦，无脚下“水深”之累。唯每年农忙季节下到生产队参加“双抢”，经历体验一回农民劳作的“水深火热”与“披星戴月”。

2014年下放40周年，部分知青重返知青场

1976年是我下放的第3个年头。这一年流年不利，开端就是周恩来去世。这一天于我记忆尤深，因为我做过一件小举动。记得元月8日上午，我与地区农业局派来帮我们修建沼气池的一名戴眼镜的大学生技术干部，正在食堂后面的沼气池里忙碌。突然收音机里传出一阵低沉凝重的哀乐，接着便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我心头为之一震，随即变得沉重起来。那时的信息渠道十分单一，除了广播和报纸，没有任何其他来源，而中央领导身体状况属于国家机密，从不对外报道，因此，尽管之前在报上看到照片周恩来显得消瘦，但如此遽然去世，实出意外。

周恩来是我十分崇敬的革命政治家，他身上散发出的那种迷人的人格魅力，很长一段时期令我为之倾倒，他那无私无欲的高尚品德，对当时的我大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意味。英魂长逝，我觉得该用某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悼之心。我想到佩戴黑纱，于是，征得那位技术干部的赞同后，便赶到公社集镇，买回黑布，做成袖章，系在臂上。中午收工时，不少知青见状，纷纷效仿，戴起了黑纱，一时间，农场漫起一股哀思氛围。

多年后，读到这一时期有关的资料文章，始知围绕周恩来逝世，北京曾有过一场波潏诡异的争斗，哀悼被不露声色地压制在了一定的规模和范围，盖因周恩来晚年以“右倾投降主义”在政治局范围受到过严厉批判。回首当时的一幕，不由想到，一种国家政治中心的官方忌讳，在偏僻的乡村却是一种自由而深沉的祭奠表达，固然不排除某种天高皇帝远的自在因素，又未尝不是一种民心所向的折射。

四月清明，北京发生的政治事件，如石投水，给单调乏味的知青生活带来一点兴奋的波澜。偏僻边远的我们自不清楚此事背景与祭奠周恩来逝世有关，一如既往地相信广播报纸宣传，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反革命分子煽动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制造事端，进行破坏活动。只不过，大家感兴趣而谈论得更多的似乎是那首“扬眉剑出鞘”的广场诗。在语言文字普遍贫乏，诗歌文章大多味同爵蜡的时期，突然冒出一首带来阅读冲击的另类诗歌，且又“反动”，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没有关注那才怪呢。此外，《人民日报》点名指斥的“小平头”，也一时成为不少人拿来相互取笑的噱头。

而邓小平的再次下台，出人意料之外，也让我私下多了一份同情与惋惜。倒不是自己当时就具有某种政治觉悟，我只是凭直觉，对文化大革命诸多极左做法感到不满，觉得邓小平整顿秩序、发展生产的做法契合自己当时关于国家前途的一种单纯想法，因而生发同情的好感。这种想法不独我一个人所具有，从私下言谈中可以看出，不少场友与我所见略同。虽然，我们表面上还与上面保持步调一致，甚至出专栏写文章，“坚决反击右倾翻案风”，但内心里并不真正认同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定性，认为他至多是好心办了坏事，在我有时甚至还冒出“走资派”或许未必不好的奇怪念头。

1976年真可谓多灾多难，国运不济，除了周恩来病故、四五运动，七月朱德委员长辞世，接着又是唐山大地震。而所有这些似乎都比不上毛泽东主席去世带来的震动。

九月九日，是如今人所周知的领袖忌日，于我等经历者而言，它就像电脑键盘的回车键，一键（见）就可以让人闪回到40多年前那个天大的日子。

南方的九月依然炎热，我们正汗流浃背，在午后的地里干活，忽然远处生产大队的高音喇叭隐隐约约不断传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低沉的播音，仔细一听，道是：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引起大家纷纷猜测，敏锐者已有不祥之感。果然，不久播出哀乐，宣告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这一回全场所有的人都戴上了黑纱，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中。按照上级部署，农场在食堂的一面墙上开办了纪念专栏，每个人都贴上了哀悼文章，我写的一首悼念诗，除了一句“不期巍巍泰山崩”，其它全都忘了。九月十八日下午，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九天之后，举国上下同时统一举行追悼大会。北京的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农场的会址设在食堂，全体知青按生产小组为单位排成竖行，面对遗像，肃立致哀。整个仪式过程，通过收音机电波与天安门广场同步进行。

哀乐循环反复，在食堂萦绕回荡，令几乎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悲哀不已，犹记有女知青，哭状几近呼天抢地，悲恸欲绝。很多年后得知，在天安门广场，追悼会短短20分钟时间里，竟有上千人痛哭晕倒在现场。这种神州大地同一哭的场景，平生亲见，唯此一次。上世纪九十年代，看到蒋介石去世台湾出现同样景象的图文介绍，心中不禁暗为诧异。

毛泽东去世，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历史由此转入另一个时代。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月之后的十月，也就是“四人帮”的倒台。这又是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没有四人帮的倒台，就不会有接踵而至的改革开放。所以，打倒四人帮是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节点。说来有味，我获得这一消息时最初的反应与后来的变化，具有戏剧性。

那是下午出工经过食堂，忽然听到摆放在食堂门口凳子上的收音机播报“粉碎什么什么，欢呼什么什么”，不及听清，就走过去啪的一声把收音机给关了。我以为又要开始什么新的运动新的折腾了，对有关此类运动的消息我不胜其烦，不愿也不想多听。及至晚上再次听了收音机，并看了第二天的报纸，才知道是极左的四人帮被打倒，不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之类运动的新一轮。于是，如释重负，别有一种轻松、欣然与快意，由衷表示支持和拥护，同时不禁为自己的轻率暗自好笑。

当年的食堂

我之所以有关机这一举动，与相当一段时期尤其是下放两年来劳动生活体验与观察所累积的思虑有关。我们下放所在江永县，就自然条件而言，是全地区比较优越的，所在的粗石江公社，在全县条件也算较好的，这里以盛产香柚、香芋以及甘蔗、生姜而出名。正是因此，地区选择这里作为地直机关及其企事业单位子女的下放地点。可是，当你亲眼目睹，在这片山青水秀、物产丰美的肥沃土地上，农民一年到头勤勤恳恳、辛辛苦苦，却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温饱，你自己埋头苦干、拼死拼活以九分的基准一年所挣工分只有几块钱、十几块的分红，你不能不对这样的社会生产方式感到困惑，不能不对一浪高于一浪强调斗争的政治运动心生厌恶。

怒关收音机，可以说是我个人在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一次条件反应，这一反应当然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正是这一“不正确”的反应，反映了当时像我这样初出茅庐、敏感而不谙世事的青年对极左政治的反感到了一种难以容忍的地步。

接下来没几天，上面通知要迎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的标准像，农场派人敲锣打鼓从公社把华国锋像迎接回来。大家围成一团，我和郭衡林同学凑前一看，不由相视抿嘴一笑。这笑带有一点只两人之间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狡黠的坏小子笑的意味。因为在这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还是王洪文，他们的标准像都是一色的西装头，而华国锋留的却是刚剪不久的小平头，与人们的领袖想像大不相同。而“小平头”又不免使人产生语义联想，天安门事件中“小平头”因报纸点名而广为人知。我们就此猜测，华主席很可能没想到也没有准备自己会接班，所以标准像不“标准”。

1976年在国家层面无疑是多事之秋，更是转折之年。这种转折，回过头看，对推动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意义更为彰显和重大。当时的我当然觉悟不到这一转折，更谈不上其意义，但有一点，可以说我感觉到了，或者说被我感觉到了，那就是文艺政策的微妙变化。

文艺是时代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变革的风向标，一元化管理的社会尤其如此，政治社会生活的宽严尺度与松紧幅度尽可以从文艺中得到反映。四人帮垮台不久，县里组织知青文艺汇演。在县城我接触到几位长沙知识青年，他们多是在1968年知青大规模下放前的1964年从省城来此安家落户的老知青，比我们整整早了十年，年纪也大了十岁左右，各方面都显得比我们成熟和老练。作为创作人员，他们写剧本，谱歌曲。一天午后他们聚在一个房间，小声却十分兴奋地传递一个消息，说上面已有精神，文艺作品可以表现爱情，只不过不能作为主题。房间是木质壁板，声音透过缝隙传入隔壁，正好被我听到。在文艺视爱情为禁区的极端年代，这一消息不啻久旱现雨云，荒漠闻驼铃，令人鼓舞和振奋。

亲情、友情和爱情，被认为是人类具有的三种主要情感，如此，则三分天下是爱情；又，人生七十古来稀，姑以此为当时的平均寿期，那么，个人至少三分之二的生命时期会产生爱情、需要爱情。而整整十年一个国家的文学艺术却将这一情感屏之于外，不能表现，不能反映。意味着，人类三分之一的情感，人生三分之二生命时期的情感需求，被蔑视，被排拒，被泯灭，在文艺反映社会和生活的这面镜子里是空白。这样的文艺作品会是怎样的单调贫乏可想而知，而生产这种文艺的社会又会是怎样的禁锢严苛也不难想见。

春江水暖，所以这一消息如此激动人心。它传达的不止是让人感到文艺政策的松动与放宽，看到文艺表现丰富性与多样性的突破性曙光，还意味着对僵化禁锢的文艺教条的打破，是社会开始解冻的预兆和先声。

我侧耳倾听着他们谈话，默默地地分享着他们的喜悦，但同时又觉得心有不足，意犹未尽，想着文艺怎么不能以爱情为主题呢？古今中外，以爱情为主题而流芳于世的名著不是比比皆是吗？当然，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文艺之于爱情的这扇大门就完全被打开，爱情为主题也占据了一席之地，禁区不复存在，如今它仅是作为一个时代禁锢的象征符号留存在了历史记忆的深处。

1976年，在当代史上显尽重要与非常，诸多具有影响乃至改变历史面貌和进程的大事件，接二连三，纷至沓来，集中发生。作为一介知青又身处边远乡村，我的经历，耳闻目睹，就像社会毛细血管神经末端的触觉与感觉，微渺、是在，如此而已。

2014年下放40周年农场部分知青纪念聚会

最后，记下与宏大叙事无关的纯属个人日常的另一种遇见，作为一年经历的尾声。

前述长沙人中，有一位与我有过结交。不过他不是下放知青，是机关干部，在政府部门上班，爱好文艺，善于书法。有回我们闲聊，他讲起一个关于贝多芬的有趣故事，说贝多芬谱一新曲，朋友拿来演奏，可无论十指如何摆布弹奏，总有一个音符弹不出来，便向贝多芬请教，贝多芬坐到琴前，身体前倾，张开双手，一下就把那个音符给弹出来了。接着他问，你们知道贝多芬是如何弹出这个音的吗？我思索，脑中浮现西方人的大鼻梁，回答说用的鼻子（敲字至此，特地上网查核，网上文章说用鼻子弹琴的是莫扎特，不是贝多芬），他点头称是。或许因此，他对我另眼相待，带我到过他在机关的宿舍，还送给我他写的一幅书法，是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年冬，南海舰队来征兵。当兵在那个年代是年轻人最大的吸引，何况还是海军。所有的男知青都踊跃报了名，我也怦然心动，不甘人后，虽然我知道自己无望。因为我是近视眼，早在学校时看书不注意就弄坏了眼睛，只有0. 5的视力，平时还不为人知，一看电影就现出了原形，必须戴眼镜。我抱着试试看的好玩想法也报了名。

体检在公社卫生院，第一个项目就是视力测试。轮到我时，我故意嘟嘟囔囔，埋怨天阴光线不足，可是当我把眼罩遮住一边眼睛时，竟然发现眼前一亮，数米之外的视力检测表清晰可辨，换成另一只眼睛也是一样，左右眼裸视均到达1.2——合格！我顿时心花怒放，简直不敢相信，居然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只可惜，后来因别的项目我还是给刷了下来。但直到今天我依然不得其解，当年究竟是什么神奇因素使我突然视力陡增，一时间看得那样清晰？

萧象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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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轮齿痕

生于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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