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京，1976年北京制药技工学校毕业，1978年考入北方交通大学机械系，2017年在中国中车公司退休。我的两次高考
作者：杨雄京
写在前面：上世纪70年代职业顺口溜：“听诊器、方向盘、屠夫刀子、售货员”，说明司机职业之吃香。本文作者就是一位卡车司机，宁愿放弃受人追捧的“方向盘”，也要上大学改变命运……
1977年10月21日，在骑车上班的路上听到大喇叭里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有些回忆文章说早在夏天就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对此是一无所知的。上大学是我从小的心愿，但是文革中的十六字招生方针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核心是领导批准。上大学无须考试而是看出身和关系，凭的是根红苗壮而不是考试成绩，像我这种非“红五类”出身没有背景的人，政审是难以过关的，根本不敢奢望有机会上大学。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说：“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我虽然渴望上大学求知识却觉得上大学这种好事与我不沾边。此外，我技校毕业后在北京制药厂开汽车，这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我还是比较知足的。消息传来，离高考只有40多天了，我连忙从家里找出差不多四年没有翻过的初中课本复习起来。虽然生疏了，但是感觉不难。由于没上过高中，不清楚高中数理化方面都学了些什么。没有考试大纲，不知道考试范围。邻居孟大哥是68届老高一出身的工农兵大学生，有一天他问我高中电学复习了吗？我答道，复习了，不就是欧姆定律么？他听后也没说什么。我阿Q似地以为上过高中的人并不比自己聪明多少、高中也未必多学了多少，反正先撞撞运气，不行明年再说。政治、语文没有复习，一是没有时间，二是不知道要考什么，完全凭平日的知识积累。填志愿的时候我报的是理工科，因为觉得学文科将来容易犯政治错误，学工科可以凭技术吃饭，对国家实现“四化”有用。所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大大出乎周围人的意料，他们觉得我没上过高中、又偏爱文史，会选择相对容易考的文科。殊不知我虽然喜欢历史，但却不敢把历史作为自己的职业，因为这样做的前景太危险了。学历史就要像董狐直笔那样做，但是在“文革”前后的中国，这么做无异于自取灭亡，这也是“文革”刚结束时人们普遍心有余悸的心态。1977年高考可以填报三所大学，根据报纸上刊登的大学招生专业名录，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工业大学汽车专业，因为我喜欢汽车。第二志愿是北京建工学院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因为我家住的是一间合户房，3家共用厨房和厕所，很不方便，难免摩擦，我幻想着盖房子的将来能住上单元房。第三志愿是西安公路学院的汽车专业，想着外地院校录取分数也许会低一些。起初许多人都跃跃欲试，但到真正报名时，有不少人退缩了，厂里有三四十人报名。考试前10天，药厂教育科把30多名考生集中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复习。考生有抽烟的，有大声讨论的，有显摆自己知道世界之最多的，弄得屋子里乌烟瘴气乱哄哄的。多数人觉得还不如在各自车间岗位上复习安静些，我倒是还知足，因为我每天要出车，满大街的跑没时间坐下来复习。12月10号，我走进了位于日坛公园西侧的64中考场，见到应届年轻考生不禁感叹自己年龄偏大了，对教室的课桌椅感到既亲切又生疏。考试共两天，考试科目为政治、理化（物理化学合并在同一张试卷上）、数学、语文。理化初中学过的题会做，高中没学过的题只能干瞪眼，此时才明白邻居孟大哥所说的高中电学是什么意思。数学把会做的题都做了并认真检查确保做过的都对，解析几何、导数及一些难题看不懂。语文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见到考题后，感觉范围宏大，不知如何落笔。以前写记叙文，多是描述某一件具体事，没写过这么大的题目。回忆起一年间经历过的事，从年初供销科赵书记在动员会上的讲话下笔，然而没写多少就干巴巴的写不出来了。脑子里反复构思还是不得要领，眼看时间已过了一半，只得硬着头皮胡乱写下去。中小学时，我的作文算是强项，也曾被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讲过。高考前我对作文挺有信心，没想到却一败涂地，这或许与缺乏高中语文基础训练有关吧。考完后觉得希望不大、差距不小，自己订了个计划：元旦前把高中数理化教科书找齐，元旦后在三个月内自学完高中数理化课程，然后再全面复习。单位派我和另外两名司机开着两辆卡车去辽宁锦州制药厂拉货，12月25日一早我们各带一桶备用汽油就上路了，这是我第一次跨省跑长途。头天夜宿秦皇岛火车站旅馆，整夜都在火车轰鸣声和大地颤抖中度过，多次被吵醒。次日出山海关，城不大，一条十字街。看了“天下第一关”城楼后，又来到孟姜女庙，庙门锁着，恰好一位拿钥匙的瞎老头爬上台阶来把门打开，我们得以入内，庙不大，看到了那副著名对联和望夫石。关外村镇稀少，河道里散落着许多大石头，开车通过须十分小心，晚上在锦西休息。第三天上午到达锦州，锦州是此行见过的最大城市，拉上货返回，夜宿绥中。东北人休息得早，下午4点店铺都关门了，街上也没什么行人。饭馆的东西很贵，酱猪头肉5毛钱一盘。新年伊始，我便捧起高中课本按照数学、物理、化学的顺序自学起来。数学学习了数列、不等式、排列、组合、二项式定理、数学归纳法、平面解析几何、导数等。物理学习了力学、电学、热学、振动和波、光学。技校化学课程与高中化学有部分重合，因此，高中化学比较容易学。我先看各科教科书里的例题，再把书中的习题依次做一遍，感觉不太难，也许是文革教材内容浅吧，其实关键在于有目标有压力才能学得进去。我被药厂推荐为1977年北京市安全驾驶员，参加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全市表彰大会，领到了奖状和日记本。
春节前后，高考成绩出来了：政治65.5、理化64.5、数学60.5、语文50，总分240.5，平均分60.1。以初中水平能够达到高考平均分及格的成绩，使我看到了希望，也增强了信心，当然1977年的考题比较容易也是一个因素。考前觉得上不上大学无所谓，反正我的工作还不错。现在看到别人考上了，心有不甘，渴望知识改变命运。自以为还不错的语文考砸了，只得了50分，令我感到羞耻。我后悔当初没有把高中物理自学坚持下去，如果坚持自学或者读了高中，大概率会考上的。药厂只有一个人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是我技校的同班同学，她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3月下旬，供销科吴科长带领我和一名采购员去山西太原制药厂拉货，这是我第二次跨省跑长途。开车经新城、易县，路过一片红墙黄瓦汉白玉石桥的建筑，吴科长说是清西陵，我虽然很想下车看看，无奈工作不允许。翻越涞源十八盘进入山西境内，夜宿灵丘。次日向繁峙进发，希望能路过赫赫有名的平型关战场。汽车在两山夹一谷的山沟里行走，悬崖绝壁中的窄道蜿蜒数里，地形之险不禁令人想起《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火烧司马懿父子的上方谷。只要将两端沟口一堵，山上扔下滚木礌石，无需现代化的枪炮子弹就能把敌人消灭，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当年平型关伏击日本鬼子的战场。途中并没有见到平型关古关城。我们总是很早就上路，待到9点多钟阳光照进驾驶室里暖意融融时，就开始犯困了。太原制药厂在汾河西岸，我们顺便去附近的晋祠游览。看到了唐太宗李世民亲笔撰写的石碑、圣母殿宋代雕塑、难老泉、鱼沼飞梁。印象深刻的是3尊北宋铸造的铁人保存完好，而民国补铸的1尊铁人却已锈迹斑驳。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晋祠门匾的篆字落款竟然是康生，没想到康生还有如此功底。1978年3月，在晋祠不系舟
我们住在太原五一广场西侧的并州饭店并参观了附近的山西省博物馆，在博物馆二层，见到一位女员工正在专心致志地捧着高考资料复习，不禁感叹自己的复习时间太少了。太原返京那天早上五点就出发了，向东一路翻山越岭直到中午才走出大山。经阳泉过井陉，很想看看当年韩信背水一战的古战场，却没看到有什么特别险峻的地方。晚上在石家庄华北制药厂招待所歇息，街头有一处围起来的建筑物，采购员说这是文革建造的毛泽东与林彪的连体塑像，林彪出事后想要拆毁，又怕损坏毛像引起麻烦，只得暂时围起来，一撂就是多年。3月底，我如期自学完了高中数理化全部教科书，转入全面复习阶段。4月份，教育部颁布了《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明确了复习范围，使复习有章可循。这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北大附中、实验中学和景山学校编写了一套《中学数理化读物——数学、物理、化学复习参考资料》，我买到了其中的数学和化学两本，物理却没买到。一位在北大附中工作的邻居孙大姐送了我一本数学书，恰好哥哥回京探亲在家，就拿着这本重了的数学书去城里书店找别人交换，还真把物理复习指导书给换回来了。这3本复习指导书里有大量的习题，如同及时雨，对我帮助极大。我感觉物理最难，是复习的重点，晚上在家的时间主要用来做物理题。工厂5点下班，接下来是1个半小时的政治学习。学习内容无非是是学毛选、学社论、念报纸，大家讨论。尽管领导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是没人愿意发言，都怕说错话挨批判，即便讲几句也是糊弄差事走过场，纯粹是耗时间。父亲也多次叮嘱我在单位千万不能给领导提意见，得罪领导是没有好下场的。等6点半学习完了我才能离开药厂，路上1个小时，每晚7点半到家。父亲患神经衰弱，晚上10点钟以前必须熄灯，否则会失眠睡不着。所以我每日的复习时间少得可怜。乘公交车上下班是我复习数学的时间。车内十分拥挤，我通常是一只手拽着扶手，另一只手攥着一本《1977年高考全国各省市数学试题解答》，用了一个月的时间看完了29个省市自治区的数学试卷。1977年的数学试题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一些大题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各种题型和解题方法使我获益匪浅。后来听说有的大学开办了高考辅导讲座，一些高中插队的同学请长假回母校122中参加高考补习班学习。可是我每天都要上班，没时间参加。物理题我多与方永建探讨。方永建与我同岁，高中毕业后在大兴县礼贤镇西郏河村插队，由生产队派遣到药厂，在我的车上干装卸工。他学习优秀，也在准备高考，我不懂的地方喜欢问他并一起讨论，对学习很有帮助。方永建的父亲是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司机，他曾把其父收藏于五十年代的《驾驶员》杂志借给我学习，从中汲取一些驾驶经验。考前几个月，他就回家复习去了。遇到不会做的数学题我会向原初三班主任苏爱英老师请教。初中毕业后，我一直与苏老师保持着联系，高考复习中有时遇到难题会去老师家中请教。苏老师给我的帮助很大，海淀区在高考前搞了几次模拟考试，我听说后请苏老师帮忙找来两套数学和物理试卷做，苏老师还给我解答了数学试卷上的问题。物理试卷做完后我去找在122中上补习班的同学吴晓东对答案。做过模拟试题后，我心里有底了。这两套试卷对于掌握考试题型、检验自身水平与位置、增强考试信心大有益处。化学不明白的地方会请教父亲，父亲很乐意帮我做题，尤其是解数学题。上班出车回来，我依旧喜欢鼓捣车，觉得汽车既有机械又有电器，比起其它工种知识面广多了。高中力学和电学的知识也可以在汽车上找到应用点，这使我越发对汽车感兴趣了。我摸索通过发动机的异常响声来判定故障原因，在车上试验各种油、电路故障排除方法和节油办法，清洗和擦拭化油器、分电器、火花塞。车上的化油器和分电器被我不知拆了多少遍，闭着眼睛都能拆装了。解放牌汽车百公里油耗额定是29升，我保持在25~26升，甚至能低到到21~22升。一天，我钻到车底下看，发现刹车踏板下面推杆上的螺母没有拧紧，就拿扳子紧了几扣。没想到在拉活返回路上突然有一个人骑车迎面而来，我急踩刹车却踩不到底，连忙向右打方向盘避让同时急拉手制动，车冲上了马路牙子才停住，差点撞上人家。幸亏当时车速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我开车经历的最危险的一件事。回厂后检查，才明白刹车踏板下的螺母是调整刹车行程的，我拧紧螺母调短了行程导致了刹车失灵。我买到吉林工业大学工农兵学员的《内燃机》上下两册课本，想加强自己的理论知识。翻开一看，里面有很多计算公式和符号，根本看不懂。这使我感到发动机理论的高深和中学知识的浅薄，更加迫切地想要到大学里去获得深层次的教育。还有一次比较危险的情况是去楼梓庄仓库拉货返回途中过铁道时，突然道口的栏杆落了下来，把我的车卡在铁轨上，栏杆还砸中了车上搬运工的头和后背，此刻，又听到了火车鸣笛声。我们急忙大声喊叫道口班房的值班员快把杆抬起来让我们冲过去，不料此刻车还熄火了，我心里焦急万分。还好，就在栏杆提起来的时候，我打着了车，马上驶离了道口。待火车通过后，我们过去找道口值班员理论为什么没有预先示警，给他看我们人被砸破的伤口，他也吓坏了，一个劲给我们赔不是。我在车上储备有各种小物件以应付不测。一次随车队七八辆车去河北跑长途，半路上其中一辆车抛锚了，原来是发动机散热器的胶管爆裂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维修班长因没有备件干着急。我看到后连忙回到自己车上，找出备用胶管递过去。维修班长看到后大喜，对我说：“好小子，连这个都有，真有你的！”上半年我被评为工厂先进生产者，宣传栏里刊登了我保养车时的照片，配图文字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独立驾驶后，我一直保持着与车上装卸工一同干活的习惯，所以装卸工们都很喜欢我。到了后来，复习越来越紧张时间不够用了，渐渐地干得少了，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来看书做题。那一阵子，我的脑子里总在不停地想着如何解题。一天，通过大北窑十字路口时，忽然觉得怎么只有我一辆车在走，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光顾着思考问题了，没注意到变灯，闯了红灯，好在警察没有理我。每天中午没地方复习，就呆在驾驶室里，太阳晒得里面像蒸笼似的也只好忍着。1978年，教育部在全国确立了88所重点大学和500多所非重点大学，在高考录取中新设立“重点”和“非重点”两个录取时段，重点大学优先录取。高考志愿两类大学分开填报，可以选5所重点大学和5所非重点大学。教育部规定，公办中小学教师“一般限于报考师范院校”，中专毕业生限于报考本专业。教育部的规定让我有些犯难，我觉得技校与中专也差不了太多，如果把我们视同中专，我就只能报制药等化工类专业。我在药厂工作，对化工行业太了解了，整天跟酸碱盐打交道，既有毒又危险，不愿意干这行。于是，我想开车也算我的本专业，我可以往这方面靠。我报的第一志愿是北方交通大学机车柴油机专业。主要是考虑柴油机专业与我现在从事的汽车及发动机相近。此外，即使将来被分配到外地去，只要在铁路上回家探亲就方便些。不会像哥哥姐姐插队的地方不通火车，回趟家内蒙要三天，云南要六天以上。第二志愿是北京医学院药学专业，第三志愿是北京化工学院化工机械专业。报这两所学校考虑的是与我技校所学的制药专业相近。第四、第五志愿分别报了北京钢铁学院、北京邮电学院的机械类专业。那时候只知道机械比化工好、应用面广，对其它专业如电气等没什么概念。在北京，开设车辆与发动机专业的重点大学还有北京工业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但是这两所学校的毕业方向都是军工保密单位，怕政审通不过，因此不敢报。进了北方交大后，系党总支书记陆迺震在迎新会上告诉我们，北方交大在北京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在北京的理工科大学中排名第四，仅次于北大、清华和北医。父亲同事的儿子考了370分，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非重点大学可以填报5所，但是我只报了两所，北京工业大学和北京建工学院。因为当时北京非重点理工类大学只有这两所，我又不想去外地上学，怕毕业回不了北京。北工大是北京市属院校，在北京市域内分配工作使得1977年高考报名很火，收分也高。但是，1978年被定为非重点大学，档次一下子降了许多。之所以放弃填报最后3所院校是因为觉得所报7所学校里总有能考上的。吸取了去年的教训，我准备了两篇记叙文作文，写钻研驾驶技术和复习高考的事，准备考试的时候套用。这10天我把自己关在地震棚里，用了8天时间来死背政治。根据考试大纲，政治内容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和时事。母亲好友黄阿姨送我一本只有10页的政治复习资料，简明扼要。海淀区出了一本五、六十页的政治复习资料，可惜我没有搞到。背书是我的强项，但是那些晦涩抽象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名词术语要记住也不太容易，我花了比预计多一倍的时间才把这10页纸的内容理解背熟。背书要过脑子，我边学习边背诵，只觉得那些不切实际的僵化理论和政治说教与现实生活根本对不上号，甚至是荒谬的，可是我们却要奉之为正确答案，真是既可悲又可笑。备考期间哥哥姐姐回京探亲，家里人多地小难免有干扰，幸亏还有间地震棚能让我闭关静读，助我完成最后的冲刺。考试前，借鉴1977年北京市高考录取平均分约在70分以上的情况，我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是5门平均分70以上，总分350分以上，这样应该能考上。高考共3天，考试科目6门：政治、物理、数学、化学、语文、英语（不计入总分），总分500分。7月20日一早，我从家骑车一个小时来到药厂南边的日坛中学考场。等待考场开门时，看到技校王同学拿着一本海淀区的政治复习资料，马上借过来匆匆翻阅。政治试卷内容不难，我的原则是有题必答，不留空白，争取多得分。有一道题是：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是什么？批判“四人帮”宣扬形而上学的一个谬论。我立刻想到刚看过的那本海淀区复习资料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四人帮”说“一切事物都是对着干”，感觉这句话肯定是形而上学的。于是顺手拈来为我所用，充分发挥，上纲上线狠批一通。其实我还真不知道“四人帮”中哪位曾说过这句话。下午考物理，试卷发下来后，我快速浏览了一下试题，发现有一道子弹打击木块的题与海淀区物理模拟试题插图相似，而且是20分的大题，不禁心中窃喜。于是从第一题开始仔细做来，只有最后一道20分的大题不会做。21日上午考数学，做完几道小题后就把我难住了，再往下看，觉得哪道题都不会做，急得我直冒汗。冷静下来后想，决不能放弃，能答多少答多少吧，于是从靠后的一道对数题下手，忽然茅塞顿开做出来了，并以此为契机从后面往前做，一道题一道题的抠，终于都破解了！仅剩一道20分的压轴大题不会做，只好写上几句解题步骤交卷。22日上午考语文，感觉不难。遗憾的是括号填字题中有个别字平时都会写，此刻却提笔忘字，比如龌龊的“龊”字，就是想不起来怎么写，只好填入汉语拼音表示我是知道应该填这个字的，估计这么做也得不了分。出乎意料的是，后面的作文是改写，把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缩写为五六百字。题目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我改写的比较顺利，边写边计算着别超过六百字。考后听说该题有10个要点，估计我至少写对了8个要点。做完全部试题后还富余半个多小时，文科和理科用的是同一张试卷，看到最后一题指定文科考生做、理科考生不做的文言文翻译，觉得挺容易的很想顺手翻译了。不过转念一想即便做了也不给加分，有时间还是把试卷从头到尾仔细检查一遍吧。下午考英语，我四年多没碰英语了，看试卷如读天书。第一项选择填空有30道小题，我好歹做了11道就无所事事了，等开考30分钟一到，便立即起身交卷。考场至少有2人监考，不断地在座位间巡查。考了几科后，我发觉监考老师越来越爱在我的桌边溜达，还不时驻足观看。这使我意识到这个考场里有可能数我答得好，不禁心中暗喜，更有信心了。我没有熬夜的习惯，但是考试那几天我总是要熬到12点才睡，把明天要考的公式和要点过一遍才算踏实。高考正值伏天，酷暑难耐，教室里更是闷热，加上答题紧张，每场考完都是一身汗。3天考完后，自己复盘，觉得总分应该能上350分，对于录取还是挺有信心的。回到车队，事务员闫师傅把我拉到他的办公室里，拿出一份高考数学空白试卷，令我觉得他怪有神通的。听说他念过大学，平日里不大瞧得上我们，爱显摆他在读高中的儿子如何聪明。他问我试卷上的一道对数题做出来了么，我说做出来了。他问我是怎么做的，我给他写了解题步骤。他又问我其它大题的解题方法，我一一作答，令他大为惊讶。考完后，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但是吃东西一直没味，同事们也都说我脸变绿了，人也瘦了。一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车队派几辆车去六里屯的卫生材料厂帮忙搬家。中午材料厂在工厂食堂摆了一桌饭菜犒劳我们，我终于有了胃口，吃出了味道。上班时我一直保持低调，闭口不谈高考的事，担心领导不情愿放我走或在政审方面为难我。多年后才知道，邓小平在决策恢复高考时砍掉了“领导批准”四个字，主张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恢复高考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为文化基础较好而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为渴求知识但没有背景和关系的学子改变命运创造了条件。8月底的一天早上，在成品库拉货时，我接到了团委徐书记的电话，告诉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的分数是385。当时高兴极了，马上打电话向父亲报告。上午教育科召集考生开会，宣布了高考成绩。我的总分是380.5，其中：政治74、语文75.5、数学72、物理76、化学83、英语7（不计入总分），平均分76.1，超出了我的预期。政治、语文发挥正常，全靠平时素养。语文基本上没有复习，准备了两篇作文也没有用上。数学是超水平发挥，有的题在平时或许两个小时都做不出来，考场上硬是给抠出来了。物理也有超常发挥，这归功于我把约50%的时间都花在物理身上了。化学没考好，比预想的少10多分，考试中有些大意了。数理化复习中，化学费时最少，不足10%。我拿了药厂最高分，各课成绩比较平均，政治、语文为我提分不少，尤其是语文考得不错，比一般理科生高出约二十分。其实语文我几乎没有复习，全仗了往日的功夫。8月底到酒仙桥医院体检，各科检查都很顺利，体重104斤，掉了12斤肉。五官科检查时，医生随意问了我的单位和职业，当得知我是汽车司机时，忽然说：“开车多好啊，还考大学干吗？”我一时语塞，他一笑，签字后让我走了。我这时才意识到他可能是在检查口吃。不免还有点担心。以后，不少人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总是回答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别人或以为我在唱高调，其实，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当时相当多的人也有这种想法。“文革”十年，浪费了我们的宝贵年华，剥夺了我们受教育的权利，我们渴望读书，珍惜学习，套用当时的一句流行语，上大学就是要“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我十分痛恨“文革”，因为“文革”十年恰好覆盖了我青春年华的中小学成长期，在最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在最该汲取知识的黄金岁月却走进了“文化沙漠”，“教育革命”剥夺了我们受教育的权利，耽误和毁坏的又岂止是一代人。9月下旬，我终于收到了北方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近一年的努力终于修成了正果，心里特别高兴！这是我人生重大的转折点，也极大地锻炼了我的自学能力。1978年北京市的高考成绩居全国第二，稍逊于福建，高考录取分数线350分（1979年初开办大学分校，录取分数线降至300分），高出其它省市不少。药厂有3人过了分数线，都是我技校的同届同学。1978年9月底，与技校同学李志成合影
沙师傅特别叮嘱我这几天开车要多加小心，千万别出事。9月30日是我在药厂上班的最后一天，中午下班骑车回家经过朝阳门桥时，路上人车稀少，只有一辆小车迎面开过来，就在错车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摔倒，在倒地的一瞬间心想这下完蛋了。待睁开眼再看时，那辆车早已不见了踪影，我安然无恙虚惊一场。“十一”期间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半露天剧场看了一场文艺演出，相声《如此照相》令我惊呆了。那时没听到过姜昆和李文华的大名，只觉得台上的年轻演员太敢说了，简直是吃了豹子胆。他竟敢拿神圣不可冒犯的“语录”“忠字舞”和“政治挂帅”当作插科打诨的笑料，把文革中各种庸俗荒唐僵化教条的形式主义丑态讽刺得淋漓尽致。在文革落幕不久思想禁锢仍紧的当下，真敢冲破时代的紧箍咒不要命了。《如此照相》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相声，说出了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姜昆也因此一鸣惊人。10月6日我来到北方交通大学报到，礼堂的门厅里报到的新生们排起了长队。和我排在一起的是一位31岁的北京四中老高三石同学，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还有现役军人。这种奇特的场景在中国恐怕只有77、78级才出现过。我终于圆了大学梦，跨上了时代列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能够上大学，个人努力固然重要，但其根本成因是邓小平高瞻远瞩力挽狂澜突破坚冰打开了恢复高考的大门。我是幸运的弄潮儿，衷心感谢邓小平的英明决策，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我的大学！高考回忆
赵江：高考"奇葩"经历，
两次高分都不被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