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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陈益民：77年加考音乐，78年加考美术，果然是拼了
本文作者
陈益民，1960年生，江西人。下乡知青。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主编《中华博物通考·礼俗卷》。
青春作伴，春暖花开
——再忆高考
大学时的作者
我曾写过一篇《改变命运的时刻》，回忆自己1978年参加高考的往事，发表于《南方都市报》，收录于北京大学出版社《永远的1977》一书中。如今意犹未尽，想想当年高考还有一些值得一提的旧事，补记于此。
我于1967年上小学，1977年中学毕业，整个中小学学习过程，差不多与“文革”相始终（“文革”开始后的次年上小学，“文革”结束的半年后中学毕业）。十年学业，当年在校到底学到了多少知识，我也实在汗颜，羞与人说。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名为“知青”，也是知识贫乏，惭愧难当。不过，相较于班里其他同学，我又似乎是个“学习好”的学生，否则我也不会在小学当班长、在中学当团支部书记，年年得各种奖，有“五好学生”“三好学生”“优秀红卫兵”“学习……著作积极分子”“优秀团员”等等诸般桂冠。
但我生性腼腆，反应迟钝，不善于变通。记得小学三年级，全校师生大会，老师写了一篇发言稿，让我代表班级登台发言。我对着话筒念稿，念到“积极肯干”一句时，不认识“肯”字，我便卡在那儿，没往下念，又不会耍滑头，随便念个什么字音糊弄过去。这样冷场达十几秒，台下全校师生都屏息静候下文，我却僵在那儿没动静。这有多尴尬呢！幸而会议主持人过来看了一眼，告诉我读“肯”音，我才吭吭哧哧往下念。小学多少事都已烟消云散，唯有这事深深地刻在了我脑海中，让自己自嘲了几十年。
小学五年级，我坐在班里最后一排，同桌姓温的男孩子，高个头，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显然不是军分区的干部子弟，就是地委机关大院的孩子。他说话会给人一种放眼全球的感觉，时不时地让我眼前一亮。有一回老师布置写作文，温同学信笔就写下：“山在欢呼海在笑……”，当时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他怎么出口就能说出这么形象而豪迈的句子呢！也怪那时的我孤陋寡闻，不看书不看报，对这种“八股”句竟然感到很新鲜，直到许多年后才醒悟：那不过是当年报纸上常见的套话俗句，每当有最高指示到来时，报纸上就会一片“山在欢呼海在笑”，本无什么奇怪，只怪我少见多怪。
不过我也曾有过“优胜纪录”。有一回到乡下走亲戚，发现一本残破的《增广贤文》，大约属于乡下“破四旧”劫后余生的“硕果”——尚可撕来擦屁股，也就不必扔进火堆烧了。“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时代，毁了太多的传统文化书籍，弄得我读小学五年，竟然没念过古诗、没读过文言文。我的语文课文从一年级的“三面红旗万万岁”，读到五年级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一路走来，一直学的是铿铿锵锵、简单粗暴的政治话语，与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剥削压迫故事，此刻忽然见到诸如“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谁人面前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虽然看得我懵懵懂懂，却也觉得那些语句不一般，有内涵，道尽了人世许多奥秘。
那本《增广贤文》没有了封面，纸张泛黄，内容则让我惊讶：原来语文还可以用这样的对偶句子写成啊！于是就把残书拿走，带回了家。随后在一次语文老师布置写作文时，我便似懂非懂地抄了书中两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并不知道此语的出处，也没有真正理解句子的内涵，只觉得大约是先忧后乐的意思吧。语文老师批改作业后，到班里问我，那两句话是哪里来的？什么意思？我回答得含含糊糊，大概是想表达正如现在学习一样，先刻苦学习，过后就可以过上快乐日子。我这样的理解当然大错，而老师并未指出我的谬误，也没有为我解释那两句话究竟什么意思，弄得我也一直不清楚，他自己是否真正明白那两句话的意思呢？
后来上初中了，已是“文革”后期，运动依然不断，诸如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反潮流、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欢呼粉碎“四人帮”……一浪接一浪，文化知识学习也就一直是扯蛋的事情。当时很重要的是学工学农学军，搞文艺宣传，学文化倒成了次要的事情似的。
我们学校建在公园的山麓，平常随时可以跑到山顶的宜春台上玩。上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中午，我正与一个男生在宜春台上玩，一位中年男子对当时的教育方式深为不满，知道我们这帮学生在学校没学到多少知识，因而他有意要考考我俩。他问：“x²-y²等于多少？”我那位同学愣住了，答不上来。那位叔叔若问别的难题，我也许难以答出来。偏偏这个求平方差的算题是初中一年级开篇就有的一个公式：x²-y²=(x+y)(x-y)，我还有印象，张口就答了出来。居然让那位叔叔点了点头。而我那位答不上来的同学马上添油加醋，为我吹嘘说，我是班里最好的学生！这话虽然很动听，但我却十分紧张，既是最好，万一人家再提个什么难题我答不上来，那不大丢面子吗？于是我赶紧借口快要上课了，赶紧下山回教室去吧。我们俩便一溜烟下山去了。
可以说，我们这一届同学，中小学确实没学到多少扎实的东西。1977年夏天我们中学毕业，10月通知恢复高考，12月初我们也随着乌央乌央的人群涌进了宜春一中考场，结果，我们这个年级四个班，一百三四十人，全军覆没，没一人考上大学！考前我也回母校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太短，而且我感觉自己学的物理、化学成绩太差，到考前半个月报名时，我仓促由理科改报了文科。而在校时，文科的历史和地理课我们都没上过，因而考文科也纯粹是胡乱撞大运，结果没有考上。后来查到我的成绩是328分（平均82分），而录取分数线是340分（平均85分）。虽然没考上，而分数离录取分数线比较接近，这给了我来年卷土重来的信心。
1977年高考，我还加考了音乐。考试时面对三位考官，唱一首歌，拉一段二胡曲。我根本就没有唱歌的好嗓子，唱得不行。虽然在中学时曾登台表演二胡独奏，但此时考场亮相，却拉得不怎么样，铩羽而归。
第一次高考，仓促上阵，一无所获。
那时候的我
1977年第一次参加完高考，我知道考上的希望不大，于是开始抓紧点滴时间看书，准备下一年再考。按规定，我当时必须上山下乡，我试图在家耗着，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潮流滚滚向前，逆潮流而动是没有出路的。考后一个多月，到1978年1月24日那天上午，父亲单位门口“噼噼啪啪”响过一挂“欢送”的鞭炮，我在父亲和父亲科里的周科长陪同下，坐上了去农村的卡车，开始投入到“战天斗地”的火热生活中去。
我一直牢记父亲临别时的嘱咐：一定要在务农中挤出点滴时间，抓紧复习，争取考上大学。考上了大学，就可以“省好多事”，即省却多少年后为调我回城而求爷爷告奶奶等许多事情，而实际上有没有可能调回城完全是个未知数。因此，我心中明白，除了背水一战考出去，别无他途，出路渺茫。
我与一位姓叶的小伙儿住一屋。小伙子很机灵，很活跃，天天与其他知青玩得火热，尤其与一些女青年打情骂俏，十分热闹。相比于他们的热闹，我一有时间就钻进房间看书学习，就显得过于沉闷了，与大家格格不入。为了让我更多地融入他们的氛围，有一回他们开玩笑，把我叫进一个屋里，一位健壮的小伙儿从背后环抱住我，使我动弹不得，另一位知青一把将我的裤衩扒了下来，由此大家哈哈一乐，我也无可奈何。
知青点是一栋夯土筑成的两层楼，楼下各房间都有人住，楼上则还有好些空房，堆着一些农具杂物。为免受干扰，我从楼下搬到了楼上，以利于空闲时间念书。但远离了人的吵闹，却又遭遇老鼠的骚扰。一到夜间，鼠们就在房间里上蹿下跳，远比我住楼下时要猖狂得多。它们能自如地沿着我支蚊帐的光滑竹竿，迅速而轻松地由下面蹿到房屋顶上去。听着它们夜夜欢天喜地的吱吱叫声，看着它们目空一切的疯狂往来，我表示很愤怒，决定给予严厉打击。我买来一个老鼠夹子，放在窗台上，夹子上夹着一小块肉。当晚就见成效，顺利击毙一鼠。然而，我低估了鼠们的智商。自打过一鼠后，鼠夹就再也未曾立新功，无论我在上面夹上多么富有诱惑力的食物，老鼠都不再上当。我怀疑前次打鼠给鼠夹上留下了死鼠的血腥味吧？于是用水清洗、用火烤，试图让鼠夹焕然一新。可是，该鼠夹最终仍只以击毙一鼠的业绩，完成使命，此后再无老鼠光顾它了。此后鼠们沿竹竿上下，依然如故。
知青每天被负责人分派要干的活。有一阵我与一男一女两位知青被分去菜地锄地除杂草。我在地里扒开一丛草时，忽见草根部盘着一条金环蛇！吓得我猛地倒退了好几步。金环蛇是毒蛇，咬着了，不能马上救治的话，必死。我由此对于“打草惊蛇”成语深表怀疑，我们锄地的动静并不小，为什么那条蛇没有早早逃走呢？与我在一起干活的小伙儿比我大几岁，是干农活的好手。他挥起锄头，对准蛇头狠狠砸去，几下就把蛇打死了。而我心有余悸，自此在杂草丛中干活，便加倍小心谨慎了。
一起在菜地干活的那位女知青，才二十二三岁，长得清秀，却早早嫁给本地农民。每天干活期间，她总爱跟我唠叨家里婆婆如何如何的不好，丈夫如何如何的不称心。我比她小好几岁，不懂那么些家长里短，不善于说什么安慰的话，因而主要是当她的听众。她也实在是没处倾诉心中的苦闷吧，就把我当成了一个可以听她诉说烦恼的人。可是这却让一起干活的那位小伙儿有了些想法。我们每天上午干活到10点钟，可以回住处喝喝水，休息二十分钟。某日中间休息时我回楼上自己屋，正喝水、看书，忽听那小伙儿在楼下喊我，问有没有看见他的锄头，我说没有。他仍然上楼来，到我房间查找，甚至还蹲下看了看床下。这哪里是找锄头啊！我暗自好笑，这小子，准是怀疑我“金屋藏娇”，前来抓现行呢！我当时一心复习考大学，哪有心思去想什么男男女女的事情呢？即使没有复习这档子事情，我也不可能在男女问题上造次啊，那样胡来，万一以后要往城里调时受影响，那不是坏了大事吗？
那时除了种菜，还干了进深山砍毛竹、犁田插秧、担谷挑粪、搓草绳、做扎粉等等多种农活。天天干农活很累，也很消耗时间，极不利于复习。即使我参加过民兵训练、文艺演出，比干农活要轻松许多，但也是无助于静下心来复习的。当时知青点里还有另外四个知青也打算参加高考，谁要请长假去复习，知青点负责人老张轻易是不会答应的。
所幸我哥在县生产资料公司工作，他先是从单位调配了十分紧俏的160公斤化肥给我所在知青点，接着又趁着被单位派往位于新余的江西第二化肥厂调运化肥之机，再次为知青点弄来了500公斤化肥。化肥有助于增产，能够彰显负责人老张引领知青劳动的工作业绩，自然会让他高兴；我父亲同事周科长在“四清”时又曾是老张的领导，也为我出面说了话，于是老张痛快地批准了我回家复习，我得以在1978年5月4日，请假回家了。
回去的那天，坐在长途汽车上，看着车窗外山青水秀、野花烂漫，我心中不免五味杂陈。多么美好的山山水水，而人们的生活为什么那样贫困艰苦呢？那儿留不住青年人的心啊。当时我就一遍遍幻想：如果某一天我真考上了，到那时离去，再看这山水，又会有怎样的心情？是不是“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感觉？考上大学的梦幻，从那时起开始萌动起来。只不过当时自己对于是否真的能考上，心里并没有把握。
上大学后同宿舍同学（后排右二为作者）
家里的复习资料有限。好在那时大家在这方面都是彼此彼此，能接触到的有限资料都差不多。我本来更愿意自己独自复习，而父亲坚持让我白天就近去宜春中学参加补习班学习，晚上去师专补课。记得有一幅恢复高考时年轻人参加补习班的图画，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连窗户外都有探着头旁听的人，那真是恢复高考年代的现实的反映。
那时到师专的补习班学习，天天能看到在旁边教室进行晚自习的77级大学生。他们的大学生活，令我羡慕不已，也成为促我抓紧复习的有力鞭策。补习班上课的情形已完全没印象了，我却深深地记得，补习班里一位十八九岁女生，泛着红晕、细腻如脂的肤色，令我惊叹不已，感慨女人十八一朵花，果然！小女子肤色，怎么会那样姣美艳丽呢！——复习紧张，居然还有闲心为美色暗自激赏，想想都十分可笑。
白天在宜春中学补习，那儿补习语文的杨以桃老师给我印象深刻。我每次交上去的作文，她都非常细致认真地作了批改，予以指点，让我大受裨益。遗憾的是，考前10天开始，我没再去上课，而那些天杨老师讲解的一篇古文，即《礼记·学记》中的一段：“……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在随后的高考试卷中，居然正好有这段古文。此题我丢了好几分，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差不多两个月的紧张复习，让我对于考上大学渐渐有了信心，只不过燕雀难有鸿鹄之志，我的目标实在低得很。当时宜春师专正在盖新教学楼，我有一次便很自信地指着那楼房对哥哥说：今年高考后，我应当可以坐到那里去读书了！显然，那时只要能上大学，管它是什么档次的学校呢！
7月20日至22日上午考试，五门科目，考场在宜春中学。考试比较顺利，没留下什么印象。只是数学58分、语文68分、历史69分，这三科的成绩，实在上不得台面。数学不及格，而接近于60分，在当时好像还说得过去，我后来的大学同学高华，数学才考几分呢（一说是零分）。而考文科，我那个语文分数可就低了些，试卷中，连“盘桓”一词都没接触过，填空写不出来；历史分数也偏低，名词解释“孟良崮战役”都不知道，当时怀着不能让试卷空白的想法，便在该题下胡写了一通唐朝的一个农民起义的战役，纯属瞎扯。我还纳闷，后来南京大学怎么把我录取到历史系了呢？
我的地理92分、政治91分，这两个高分拯救了我。地理更多的是死记硬背内容，但我并不是死背，而是充分发挥自己形象思维之长，头脑中凡可以以图形方式记忆的内容，我就不单纯记文字。比如全球铜储量当时最高的5个国家是智利、澳大利亚、秘鲁、苏联和墨西哥，我脑海中的一幅世界地图上，这五个国家就显示一种铜的颜色，从而记住这个内容；又如我国降水的地区分布和季节变化，我也是记图，图上就可体现降水及其季节变化情况。
政治得高分。得归功于我的父亲。当时我与哥哥都在复习，父亲通过认真分析总结，梳理出厚厚一叠政治复习题，其中尤其有关政治时事题目，非常详尽。他用复写纸复写了两份政治复习题，我与哥哥一人一份。父亲还给我们进行了辅导。这对于我这一门成绩考得好，实在功不可没。父亲在我与哥哥考上大学后曾说过一句话，至今铭刻在我心中。他说：我可以尽力把你们辏（方言由下往上推的意思）上去，而以后的发展，就得靠你们自己了！
五科总分为378分。这个成绩当年在我们那个地区的文科来说，是名列前茅的。不过后来上大学后与班里同学一比，才发现我的分数是偏低的。由于班里多数同学来自江苏，他们的成绩普遍高于我们外省同学的分数。明清以来江浙文化发达，走在全国前列，这在1978年全国统考的高考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在得知分数前，江西考生就被要求填报志愿，这对考生是不利的，增加了报志愿的盲目性。当时把大学分为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两类，各填五所学校。我填的志愿，重点大学依次是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可以看出这些学校都在江西省的周边，当时对上重点大学不抱太大希望，填写也就有些随意，尤其是把我心中十分向往的复旦大学放在末位，更显出了荒唐。一般大学，依次填报的是：宜春师专、江西师院、江西大学、辽宁财院、黑龙江商学院。将老家本地一所师专放在一般大学首位，这是父亲为确保考上而强行定下来的。
后来《江西日报》上发布本省录取分数线：重点大学380分，一般大学320分。而我的分数离这个分数线只差2分，不禁扼腕叹息，以为与重点大学失之交臂。而问题是，在一般大学录取时，我那分数就是高分了，可我第一志愿却报了宜春师专，我这么高的分数，会不会落到这所地方师专去呢？这让我着急不已。而当时我的录取通知又到得特别迟，令我煎熬了好些日子，直至9月23日收到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才让我大喜过望——原来，报上公布的分数线，录取时并不尽然，各校录取线实际是有出入的。
我被录取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该专业我班招了12人，江苏本省同学6人，外省同学6人。后来教考古的秦浩老师说，考古专业招收的学生，应当是吃过苦、也能吃苦的人。我是下乡知青，大约也被定性为能吃苦耐劳的人吧。虽然毕业后我没干考古行当，而在校时所接受过的考古专业的学习熏陶，对我日后的工作和事业发展，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40多年后的今天，我犹保存着在校时的全部考古专业教材，亦可见我对于考古专业学业的眷念与看重。
有意思的是，当初为提高录取几率，在公社报名时我还加报了美术。但公社上递材料时，忘了将我这一加考项目报上，在我的要求下，随后公社派专人带我去招生办补报。那时派来的是一位二十四五岁的美女，推着自行车与我同行，走到宜春中学操场上时，自行车的链条脱落了。她停下来弄了好一阵没弄好，还向我投来了求助的眼神。而我那时怎么就那样木讷，竟然没接手帮她一下，即使我也不会弄，按理硬着头皮也应当上啊，而我却像木头一样傻傻地站着，没有出手去做。这成为我后来多少次自责的囧事之一。最后人家是推着骑不了的自行车，领着我前去招生办的。
美术考试是现场写生，好像是画一幅静物。我画得一塌糊涂，没戏。印象较深的却是，我在中学母校上学时在高二（2）班，那次美术考试遇到一位母校高二（1）班的女生，也参加美术考试，我们在同一间教室写生。以前在校时我与她未曾接触过，那次开考前，我们俩作了些交流，相谈甚欢，遗憾当时没有留个通讯地址。而几十年后，我们搞过全年级的同学聚会，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位女生究竟是哪一位同学呢？
考上大学了，十分荣耀。有中学女同学说我，在街上走路都目中无人了。这可冤枉了我，肯定是我没看见同学，否则不至于见着了还装着没看见的。
10月14日一大早，父亲、母亲把我送到火车站，坐上了5点10分开往上海方向的列车。大地犹在沉睡，父母的身影在站台上远去……我第一次远离父母，远赴千里外的异乡，心中有对亲人的无限眷恋，也有对前程的几分忐忑，几许期望，欢欣与梦幻，洋溢心间……
上车后，发现车厢较空。我坐在一个靠门的双人座上，对面坐着一位40岁上下的上海人，他可能是多年在外跑业务的业务员吧。我们一起聊天，他得知我是新考上大学的大学生，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便给予了不少出门在外应知的诸般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乘车去南京，要到上海中转，中转要到中转签字处去签证，这一点对于我这个第一次乘坐长途列车的人来说，原先是不知道的，还以为车到上海后不用办手续就可以直接换乘去南京的火车。
上车后差不多要坐20个小时才到上海。上车十几个小时后，我困乏得不行，仍努力地坚持着不愿睡去，生怕丢了随身的东西。然而终于还是没忍住，我伏案睡着了。待一两个小时后醒了，心里一惊，我赶紧摸摸那个挂在衣帽钩上的草绿色挎包，里面装着我的身份证明、粮油关系、入学通知书等重要物件，这些东西对他人来说无足轻重，对我来说却是至关重要，丢失了，我可能得回去重新办理各种迁移手续，那麻烦可就大了。还好，包还在，包里的东西也都在。
车到上海，已是半夜12点。人流涌动，转瞬间一起下车的那位同座的上海人就看不见了。而当我找寻到签证处时，却发现人家还特意到签证处的门口等我，看到我后仔细告诉我在哪个窗口如何办理中转签证，确认我弄清楚之后，他才离去。我初出远门，得到那位上海男子那样周到热情的引导，那股融融的暖意，至今犹萦绕在我的心中。
我签了凌晨两点从上海发出的列车。车行四个半小时，抵达南京。当我提着随身行李来到南京大学南院大门时，正是早晨七点半钟，其时晨光洒满大地，校园一派迎新气象。我心情激动，来到大门不远处的接待桌前办手续，并且估计，自己大约是班里第一个来报到的人吧？迢迢千里，在报到一事上捷足先登，可见心情之迫切！
那是1978年10月15日，星期天，一个永远值得回味的阳光灿烂的早晨。
写于2023年7月12日
上大学时作者在湖北实习
陈益民专列
陈益民：那时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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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民：南大历史名师轶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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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历史系78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