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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南大历史系78级：恢复高考年代的青春往事
原题
恢复高考年代的青春往事
——南大历史系78级
文集《我们班》选萃
何平：
大学路遥遥
在大队级“文艺团体”厮混一段时间后，我会逐渐褪去黝黑的肤色，俨然白面书生。这大大刺激了家父的想象力，他开始动员所能想到的社会关系，为我谋求一个民办教师的职位。有两次侥幸打通公社关节，但都在大队环节功败垂成。在审批的关键时刻，生产队的几位贫下中农乡亲就会跨上手扶拖拉机去公社抗议，责问领导：凭什么让富农子女教育我们贫下中农子女？你们是什么阶级立场！一剑封喉！
……家父是个自尊而讷于言辞的人，为了我求爷告奶受委屈的事从来不跟我提起，只有一次被我撞见：他死死拽住大队书记自行车的后座，满脸陪笑地求书记为我当教师的事盖章，而书记头都不回，径直推车前行。跟了一百多米后，父亲无奈地松开手，坐在田埂上叹息。我感到奇耻大辱和前所未有的愧疚，回家后我很严肃地对父亲说：“爸，田不是人种的？哪样农活我做不来？人家贫下中农都种田，凭什么我不种田？我求求你，别再求人了，行吗？”经过两战败绩后，父亲不再做西西弗斯了，逐步认同了我作为一名青年农民的“人设”。
……南京大学1978级的入学通知到得出奇的迟。7月22日考完试，在家大睡三天，然后恶看小说，再然后接到成绩单：416分（满分500分）。第一志愿报的南京大学。因为上大学是要命的事，我过去干重活得过肝肿大，特怕体检给刷下来，所以就这么耗在家里“坐月子”，耗了两三个月愣没动静，随着其他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接踵而至，我的自信心开始动摇。乡亲们也有了议论：“这位大学生弄不好还得跟我们一起钻田墒口（种地）呢！”我也绷不住劲了，抄起扁担出工去。大学的海市蜃楼瞬间变得无影无踪，我还是个庄稼汉。
那天的农活是挑山芋藤，死沉，跟我的心情一样。干到下午三点钟左右，看见我妹妹举着一个信封狂奔而来，嗓子喊到嘶哑：“来了！来了！来了！！”我心里一颤，流下两行热泪，下意识地捏住扁担一头，飞速旋转，松手！扁担如离弦之箭，“嗖”地一声飞出去了。这个轻薄之举我后来一直羞于提起，实在是小人得志。农人的扁担武人的枪，这根扁担从一条硬桑木挑到活丝两头翘，从17岁开始跟了我三年，挑过十条河，渗透了我的汗我的血，通体泛红，几乎成了我肢体的一部分。上大学后，我做过几次断臂自残的梦，血糊糊的断臂竟然就是被我抛弃了的那根暗红色的桑木扁担。
按理我也是有“门路”的人。大队书记就是我本家的叔叔。如果能得到叔叔的照应，那么被推荐上学也不是没有可能。然而我却得罪了书记叔叔！因为叔叔要给我做大媒，介绍对象，而我坚决不同意！那时的我，虽不能说心高气傲，但正是充满幻想，满脑子风景的年岁。书记介绍的那一位，和我想象中的对象实在相差悬殊，不敢恭维。
那时，书记花了差不多近一年时间做我的思想工作。他三天两头找我，或让我写个发言稿，出个大批判专栏，或陪他一起到公社去汇报工作，帮他整理材料……而每一次的谈话，最终都会绕到婚姻问题上来。其间，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的伎俩，无所不用。
书记是个有本事的人，有能力，有口才，是全县的先进模范人物，本来是棵可以依傍的“大树”，而我却没有去依傍。
书记是个执着的人，不惜花那么长的时间来给我洗脑，希望我按他的路数去走。而我，乳臭未干，却也是个撞了南墙仍不回头的毛头小子。
两人态度同样坚决，力量对比却差了不是一两个等级。
他年富力强，是手握两三千人生产生活乃至命运的一队之首。因为我不顺从他，时间不长，我就能感到了各种压力铺天盖地而来。仅仅来做我思想工作的，几乎就囊括了全大队所有有实权的新老干部、德高望重的老农民、我的邻居亲友。一开始，我还一个人扛着，不告诉任何人，但事实上，事情在全大队成了公开的秘密。我也有许多支持者，我的朋友，我的老师，生产队的知青……他们都主动地或明或暗地用各种方式支持我：和他斗到底，不能要那个女的！不过，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我发现，那些曾经的支持者也开始有意疏远我，刻意和我保持距离。
……我成了孤家寡人，一个支持者也没有了，从此以后，只能孤军奋战——战什么是说得好听，其实是苦苦挣扎罢了。
我们大队和我一起高中毕业的那一届有39人。一年之间，有人做了代课教师，有的进了社直单位，有的做了赤脚医生，有的做了大队生产队的会计、保管员、技术员……真正什么也没有，一天到晚干农活的，只有我一个。而且，由于书记的“关照”，什么活儿最苦，什么地方最脏最累，生产队的干部们就会安排我去！
……那个夏天的下午，骄阳如火，我戴着一顶破草帽，穿着短裤，光着脊梁，挑着一副空粪桶，两腿泥巴，从稻田里走上岸，沿着大路前往养猪场的大粪池。就见对面来一辆自行车，车主人一身光鲜，白衬衫，咖啡色的西装短裤，白色短袜外面是时下最时髦的塑胶凉鞋，九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锃光瓦亮……原来，是小学同学，后来上“完中”的两位中的一位，现在听说在某处做代课教师！
那时候的农民，所有的自由都被剥夺，没有生产队的允许，你就不能出门。所以，能见到老同学还是很稀罕的。加上我这个人天生命贱，喜欢和人打招呼。
“某某，你好啊，上哪儿去忙？”车，继续往前走，车上的人没有回音，我以为他没有听见，又喊一声：“老同学，去哪儿啊？”车丝毫没有减速，“呼”的一声从我身边一擦而过。留给我的，是一阵短暂的迷惑。随后就释然了，苦笑一声，继续挑我的大粪。
唐立鸣：
第二次高考再不能错过
姓符的生产队长与姓田的富农从小即交换兰谱、结拜兄弟。长大后，二人却走上了不同的生存道路。奎山公社靠近徐州市区，历来以种菜为主。符队长有酒瘾，卖菜挣了几个小钱，必用来买酒喝掉。而田富农则精心钻研种菜技术，用钱精打细算，赚的钱总是积攒起来。淮海战役之际，兵荒马乱，很多有钱人家贱卖土地后逃往敌占区和台湾，田富农见地价便宜而用多年积攒的钱买了几十亩土地。1949年后，田家由于有较多地产而被划为富农，而他那位结拜兄弟喝酒成瘾，一贫如洗，成为贫农，并作为阶级依靠对象，入了党，成了生产队长。
田富农一家人很本分，种菜技术非常好，这方面在四里八乡有名，他儿子就经常被别的种菜的公社请去作指导，最远处到过安徽濉溪。田家爱学习，通过学习不断提升种菜新技术。田富农的大孙子当时还是生产队里文化程度最高的社员，他不是65届就是66届的高中毕业生，只因家庭成份而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即便如此，他仍兢兢业业辛勤劳动，劳动之余则看书学习，深得广大社员的首肯。
日久生变。与田姓富农来往增多，我们三位插队知青便渐渐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最后几乎每天与他们打成一片，一起劳作，一起吹牛，毫无划清阶级界线的概念。我和另一位知青（也是我中学同班同学）肖伟，由于没有阶级觉悟，在田富农的本家嫂子去世后，社员们怕帮忙惹麻烦而躲得远远的之际，我俩参与抬尸走了三公里，将富农嫂子的尸体送往火葬场。另一位知青与田富农走得更近，竟与人家的本家侄女谈起了恋爱并结了婚，成了田富农家上门的“乘龙快婿”。虽然这算是那个时代的人生佳话，但最后知青大返城时这位知青却留在了乡下，未能返回。这却是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结局。
孙铭：
高考，来世我还想再考一回
当时苏中农村的房子大都是茅草屋，一个村上偶有一两家砖瓦房而已，整个村庄的颜色基调是土灰色。村民的草房大都比较低矮，有的进门还须低头。家里除了旧桌凳、旧木柜，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有的人家甚至真是家徒四壁！
我们下放的林场是旱地，主要种植苗木、麦子和山芋。农民主食是大麦粥和山芋，一天三顿都吃这些东西。狗没东西可吃，只能吃主人扔给它们的山芋皮。每天早晨，村民们三三两两端着粥碗，啃着山芋，在村前的小路上聊天。狗儿就蹲在旁边等吃山芋皮，有时为争抢山芋皮还撕咬起来。要是哪家吃奶的孩子吐奶了，这家若没养狗，就会请与自家关系好的养狗人家把狗唤到家中，把吐在地上的奶渍给舔了，这就算是送了个人情了！我看那狗舔得那个香啊！我有时摸摸那些狗，感觉它们在冷得发抖！
我们家的生活情况比村民们好多了。我和大姐属于农村户口，与村民一样的分粮待遇，而父母是带工资的，可以到几里外的林场小镇（跟大村差不多）买些计划供应的米及肉类。所以，我们家的粪比村民的粪臭。当时村上家家都把粪缸半埋在自家大门前约七八米处（生产队挑粪方便），这样，进哪家的门，都得从这家的粪缸旁经过，里面稀汤寡水的，没什么臭味，因为他们一天三顿就只吃麦粥和山芋。家家还把水缸半埋在大门前约两米处，这样，一个村庄远远看去，是个突显水缸和粪缸的画面。一次，生产队安排人员到每家挑粪时，我在仓库的“家”中就听挑粪的村民说：“这家人家的粪真臭，吃得好！”想想当年下放农村时所见村民的生活状况，我估计比非洲的乡村也好不到哪去，与几千年前秦汉时期的农民又会有多大区别？！
刘金田：
南大，终于圆了我的梦
走出考场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妈妈正在考场外焦急地等候着！我亲爱的妈妈，她心里有太多的期待，渴望着迭经挫折的儿子，这一次能够顺利考上。那天她正在公社医院住院，而心中放不下这件事，于是拖着病体，在考场外等待。那两个多小时，作为考生的我当然是紧张的，全力以赴的；而妈妈，她在考卷上无法助一臂之力，可是她的心，却是与我紧紧相联的，紧张、急迫、不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想起那一幕，仍会澘然泪下。
……等候录取通知书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可以说是度日如年。特别是对我这个一波几折的大学梦的人。我每天都有事无事的往公社去，总是在邮局门口晃悠着。邮局人都认识我，要是有我的录取通知书他们一定会叫我的。就这样等啊等啊，我们大队已经有人接到了通知书，还有一些一起复习的人也纷纷接到了录取通知。这时的我真像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不过我一个劲安慰自己：事不过三，一定会接到的，也许后接到的是更好的学校呢！
最后结果不出所料。一天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又去公社，虽然没有什么事，但又怕别人笑话，总是找到个理由去。其实别人都知道我是去打听消息的。快到公社边上时，碰到我的一位朋友，他告诉我已在邮局看到了我的录取通知书。我顿时来了精神，顾不上和他再搭话，急忙飞车狂奔向邮局，我想当时是我这一生中骑车速度最快的一次吧。一路上没有理会任何人和我打招呼。可是来到邮局时，人家告诉我已经被我的一位在唐洋小学教书的朋友替我取走了，我那个着急啊，又赶紧折返，奔向唐小。待从朋友手里拿到通知书一看，是南京大学，我简直高兴得疯了，瞬间觉得自己就快赶上小说中的范进中举了。
火速回家报喜去！远远看见父母正在地里干活，隔着足有一里路呢，我就扯开嗓门大喊：“我考上南京大学啦——”我手里高高举起录取通知书，晃着，晃着。相信，那一刻，父母也是热泪盈眶的吧！
沈建钢：
难忘的高考经历
从村里到公社，到处在传扬我中榜的“大事”。我是村里第一位考上大学的人……村民们也为本村出了个大学生而由衷地高兴。当时情形，简直可与古代一个地方出了个状元有一拼。乡亲们见面都在道喜，让我父母脸上也十分有光彩。沈玉娟、金玉琳等还来给我赠送笔记本，有的村民送了钢笔。当年，这都是很有纪念意义的礼物。记得村里沈仁苟是第一位入伍当兵的人，村民们就曾兴奋过一阵，当作村里大喜事，大家纷纷赠送毛巾之类礼物，还有不尽的夸赞与鼓励的话语。浓浓乡情，总令人感怀不已。我这回算是第二次出现的村级喜事了，“我们村建钢考上了大学”，居然也成为那时村民对邻村人闲聊时的骄傲。如果将来有人要修村史，这一笔应当是“浓墨重彩”的吧？
而事情并不止于我考上的这一年，在那以后的若干年，村上人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都是举一样的例子、用一样的口吻：“你要像村上建钢那样，好好学习，才能考上大学！”
陆华：
高考，抓住命运的一线曙光
我得知恢复高考的信息是在公社食品站挥舞锄头、担起簸箕挖石灰塘的时候。我能到公社食品站干活，是因为食品站在我们生产队征地建一个收购点，有两个征地合同工的名额。我的无权无势的父亲，不知经过了怎样的千辛万苦，百般周旋，拜遍各路“菩萨”，得以让我进站里苗猪行种猪饲料。这至少比一直在村里挖地挑粪强啊！然而有一天突然从高音喇叭里听到这么一个喜讯：“自愿报考，严格考试，择优录取。”说的是恢复高考招生的条件。天哪天哪，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改变命运，竟然还会有这条道么？实在是大大超出我能达到的想象空间。这是命运向我展露的一线曙光，我本能地想要抓住它。
……由于复习时间有限，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数学上，而文科复习大撒把，放得有点过了，这导致高考时数学考了99分的高分，这在当年文科考生的数学成绩中可谓鹤立鸡群。而我的文科分数却乏善可陈。一个拿到如此高数学分数的人，却跑到文科专业去了，这怎么看也像是中国数学领域的“重大损失”，许多同学至今还这样拿我找乐。
李银德：
黉门内外
1978年继续在家复习。一次我的初中语文老师陈邦权见到我，马上说：“银德啦，你现在还能在家复习吗？”他说我读的中学已有复习班，不收费。恩师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愈想愈急。打点行装，马上出发，这时已是下午五点多。路走了一半，天已漆黑如幕，路桥都不可辨，只好在韦文干同学家借住一宿。复习期间，自己安排一切生活，我便和同学挤住在一间斗室中，晚上靠附近的一台发电机照明。不过发电机常出故障，没有电时我们便躺在床上互相问答。这种方法很奏效，甚至比自己读背还记得牢，于我是受益匪浅。
考前一周，久病的祖母已处于弥留之际，父母问她是不是喊我回来见最后一面。她不同意，还费劲地说：“还是让我二孙子好好复习考大学吧。”走笔至此，我又不禁泪目。祖母仙逝，我还是立即回了家，并步行到一些亲戚家报丧。丧事期间天热、亲戚多、守丧、饮食不定，哪还顾得上考试的事！丧事过后，紧接着就参加高考。考试期间乃至考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绪低沉，形同病人。更尴尬的是，很快祖母的“六七”大祭到了，前来参加祭奠的所有亲戚都知道我考大学，见面时都会有个疑问：考上了吗？当时外省院校的通知书已陆续到达，本省的也有人收到了。有些亲戚善解人意并不提及，可那探询的目光同样让人如芒刺在背。以致我不时地站在屋外远处，躲避众人的目光。直至“六七”那天接近中午时分，我在盐城的堂姐匆匆赶来。我了迎上去，她浅浅一笑，告诉我考上南京大学了。
卜幼凡：
走出乡村的那场决定性考试
高中毕业，我面临选择。是作为插队知青继续在农村干下去，还是想办法进一个工厂去挣工资？当然，谁都愿意选择后者。可是，要实现它却不是那么简单，那得有指标，有门路，有机遇。像我家这种路子越走越窄的状况，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只有一条路：先在生产队里老老实实地干下去。……后来，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第一志愿填报了母亲生长之地的大学——南京大学，并因了长留在记忆中的历史故事，而选择了历史系。然后是北大、复旦、“学大汉武立国”……刚填完志愿，却另有一个“喜讯”传来。我接到了县劳动局的招工通知，让我去县五金厂报到。你这喜讯也来得太晚了！早一两年到来，我会欢天喜地去五金厂报到上班的。可现在才给我捷报，晚啦！我将招工通知当废纸，弃之纸篓。
我开始期待大学录取通知喜讯的到来。后来，所报第一志愿的大学寄来了录取通知，毛笔竖写信函，落款是：“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这，才是我最需要的喜讯！
高鸣：
我是吃到天鹅肉的那个“蛤蟆”
插队的第5年，我被抽调到公社党委秘书办公室工作，月薪31元，当时叫半脱产干部，但是农村户口不变。因为有了这些经历，1976年公社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时，我有了一定的底气。因为明确以劳动实践为主，不论学历高低，我本已沉寂的大学情结又被激活，大着胆子报了名。考试那天，为了取得好的印象，我特意穿了一条屁股和膝盖上都打了补丁的裤子，顺脚套了一双凉鞋。到了现场我却懵了，我以为自己够艰苦朴素的样子了，人家有些人居然是赤脚来的，裤管卷到膝盖处，让我自惭形秽。好在我迅速调整了心态，口试时应答顺畅，自我感觉还不错，因而满怀着上大学的希冀。然后却是石沉大海，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还在焦急中等待呢，却获知录取工作早已结束，胜出者都已经去学校报到上学了。我认识的两位中，一位是公社团委书记，一位是烈士的亲属。唉，确实不在一条竞争线上。
李友仁：
准考证中的难忘岁月
“老三届”大部分人要上山下乡。我所在扬州中学36个班近2000名“老三届”毕业生，也分两批奔赴广阔天地。……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自己在兴化一待就是九年。在那里，我切身体会到了当农民的艰辛……
1978年7月20日，我终于再次走进考场，在新沂中学第九考场参加命运的搏击。那时，天气十分炎热，作为考场的教室的前后，竟然都设了脸盆架、脸盆和毛巾，允许考生在考试期间擦汗洗脸，清醒头脑，相对于如今高考之严格，这大约是很不可思议之处吧。而那一次的高考，我似乎是胸有成竹，因而虽处酷暑，却心静如水，非常从容。考完后感觉良好，只是不知究竟考得如何。有一天，有人告诉我，说我是新沂县高考第一名，这既让我兴奋，也让我怀疑。自己真考得这么好吗？待成绩公布后，一看总分达429分，这在当时也确实是个高分。后来被确证，我确实是全县文理科考试状元。我被南京大学录取了，因为这是我填的第一志愿。如果当时我填的是北大，是不是也可能被录取呢？
10月初，我终于跨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门。当时我们班有59位同学（后来增至64人），来自全国各地，以江苏的最多。大部分为男生，女生仅5人。年龄大的已结婚生子，小的刚跨出中学校门。我在班里算年龄偏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的：如果错过这次上学机会，我就真上不了大学了。
谷建祥：
我的乡村岁月
1977年10月，当我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第一闪念就是如果能考上大学，就有希望不吃“粯子”“糁子”而吃白米白面了。当时随家下放的孩子，已初中毕业的算知青，在南通地区每年都会召回部分知青返城工作，而仍在上学的孩子们则不拥有知青身份，成了地地道道的农业人口，回城之路已基本封死。多年后，国家出台政策，这批人，也都算插队知青了，工龄从务农之日起，大学期间计算连续工龄，此为后话不提。
此前，农村青年摆脱现状的路少之又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最便捷最好的一条路，还有一条路就是入伍后提干。虽然知道在部队被提干的机率很小，但是，就冲着能吃上几年白米白面这一点，年轻人还是争先恐后地去当兵。那是一个“走后门”盛行的时代，如我这般既无父辈背景又缺本土关系的外来户，想去上大学或参军实在是异想天开的奢望。
当时当地，虽然要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几无可能，但如果仅仅不想呆在生产队而去别处谋点事干则并不难，即或去社队企业上班、或去小学做代课教师等，都是可以实现的小目标。不过，这些小目标无论从辛苦程度还是实际收入来看，对我都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为已在生产队生活多年，人缘不错，又身为小会计，习惯成自然，还真有那么一丁点鱼儿离不开水的感觉。
此种心境，与其说是随遇而安，不如说是无可奈何。望不到头的蹉跎岁月里，突然面临能够凭一己之力改变命运的高考机遇，那颗沉寂已久的心顿时重新燃起希望之火，随即报名参考。当初考大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从农民再变回市民，套用当时的流行句式，“宁做城市路边草，也不做农村田间苗”。
张正涛：
扎根农村的壮志被高考撞得粉碎
我当时除了对考古专业还存有疑惑外，也对我为何直接被第六志愿的南京大学录取有些不解，为什么前五所学校都没有录取我？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谜底得以解开。10月15日我到南大报到后，系里熊生宝老师找到我，跟我说专业的事，大概意思是，考古专业减了名额，系里做了调整，把我转到历史专业了，问我有没有意见。我因为对专业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和偏好，所以对学什么专业也就没有那么执着，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接着闲聊中，熊老师告诉我，是他到北京代表南大招生的，住在我插队的大兴县。在县委招待所，隔壁房间住的是北大招生的老师，熊老师和他们的关系搞得不错。他翻看了北大老师要退档的一批材料，看到我历史成绩很好，就把我的档案“截留”下来。否则走程序，退档到招生办，再投放第二志愿，直到我第五志愿的山东大学退档以后才能轮到南大挑选。听了熊老师的解释，我才明白为什么我跳过了五个志愿被南大录取了。后来的变化是，秦浩老师告诉我考古专业增加了名额，问我愿不愿去。我原来就是被削减名额转了专业，现在可以再转回去，何乐而不为？当场同意转回考古专业。
……上学后第一个寒假，我们全家春节在石家庄团聚期间我哥哥告诉了我被北大退档的“谜底”。我哥哥说某天他参加他们北京二商局文艺宣传队部分成员的家庭聚会，主人把我哥哥介绍给她的哥哥。两人寒暄互通姓名之后，那人一愣问道：“张正涛是你什么人？（我和我哥哥的名字仅中间一字不同）”答：“是我弟弟。”那人解释道，自己是北大法律系老师，这次负责北大在北京的招生工作，曾看到你弟弟的招生档案，成绩过了北大录取分数线。但查阅档案，发现你家出身成份不太好，家族中有历史复杂的亲属。因为你弟弟报的是法律系，而法律系毕业生将来分配去向都是公检法系统，对政审要求较严。经和系里商量最后还是觉得你弟弟不符合法律系录取的政审标准，所以北大放弃而退档了。他还向我哥哥表示了遗憾和歉意。
胡友祥：
懵懵懂懂的高考经历
历史考试，那是夏日的下午，考的过程中，天突然下起了暴雨。一时那个小学教室变得很暗，又没有灯光照明，看纸上文字不太清晰，加上我又懵懂依旧，最后的一个大题，题目是“鸦片战争前后的……”我只看到了“前”字，忽略了题目上的“后”字。这样答案就不完整，相当于只做了一半，失了大分。那道题本来真的是会做的呀！
考完回去的路上，听众人一说，是鸦片战争前后，我才懊悔不迭，恨自己糊涂，我本来自信历史基本上是不失分的。这样一自责，问题又来了，晚上想来想去就是睡不着。到了深夜，我哥哥好心拿来了安眠药，当时因为有个政策，一家下放三个的，可以有一个招工名额，这个机会就给了我这个哥哥，我们高考期间就住在哥哥工厂的宿舍里。还以为吃了药能睡个好觉，可这药好像一点也不管用，翻来覆去的，一夜无眠。
而不幸的是，第二天还要考语文啊，气人的是，等真进行考试了，这安眠药的药效却开始发挥作用了。我拿了考卷才写几行，晕乎乎的就想睡觉，头很重，脑子一点都不听使唤。最有意思的是那个作文，一篇文章缩写成800字，写好了，横过来数，竖过来数，就是算不清到底写了多少字，本来自己数学还不差，此时却连这样的小学一二年级的数数水平都达不到。没办法，只好这么交卷了。还有，有个词语填空，应写“伫立”一词，我明明想起来了，最后却忘了写上去。后来想想真是很滑稽，这安眠药不能怪它不管用，只不过管用的时间太滞后了。而且，这倒霉的事还“殃及池鱼”，与我一起复习一起赶考的那位同学，本来不失眠，也一片好心地把安眠药当补脑丸一般，也让人家吃了一颗，同样中了招。后来这成了我们多年的笑谈。
吴晓晴：
从“文革”辍学到考上大学的岁月
1966年8月3日，南京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八三事件”，我的父母遭到南师学生中一帮暴徒的残酷批斗、殴打、游街，母亲被暴徒揪住衣领拖拽，游街中途即被勒死，父亲被暴徒肆行殴打，双臂被扭断，两腿被拖瘫痪，浑身墨汁。父亲坚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当暴徒逼问他是不是“黑帮”时，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暴徒又问：“你是什么人？”父亲毫不示弱，说：“我是中国人！”老省长惠浴宇的回忆录《朋友人》详细记叙了这些情形，并且写道：“他的回答，斩钉截铁。他虽处世谨慎，但事关人格和气节，他宁死不屈。”8月5日，父亲经抢救无效，也悲惨去世。惠老在“文革”后重出工作，负责平反江苏冤假错案，披阅过大量档案材料，他的记述真实反映了“八三事件”。
十几年后，我在大学和同学蒋晓星谈到“八三事件”，了解到当时在现场有新华社记者拍了两张照片，拍照的就是蒋晓星的父亲和从北京到南京工作的吕厚民。多年后，这两张照片，连同“八三事件”部分南师组织部档案流入社会，被我从网上购得，使我看到了那惨烈的批斗现场，照片上参与揪斗的学生都被钢笔划的线勾出，注明是学校某系某某，作了识别，这两张照片一直保存在省公安厅，“文革”后成为清查“三种人”的证据。
父母隔日间双亡，我悲痛欲绝，心中茫然。而覆巢之下岂存完卵，姐姐和我们几兄弟被赶出了原来的住所。……我和四哥下放农村前，大哥、姐姐和舅舅凑了点钱给我们带上以备急用，我知道下乡以后只能靠自己挣工分吃饭了，家里没有可能给我们补贴。但我在农村插队期间，姐姐在给我寄来的信里经常会夹上两块钱和两张8分邮票，每年我回南京过年，姐姐都会给我寄来路费。长姐如母，“文革”以来我们家没有散，因为有姐姐在撑持。
……“九一三”事件后，政治环境好了些，老干部纷纷得到“解放”，我父母没有历史问题，省里作了初步结论，由此也让我们兄弟俩的处境得到了改善。后来我当了兵；几年后退伍进了工厂；再后来高考恢复，我考上了大学。
高华：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年9月，我亲眼目睹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红卫兵，押解着南京市近千名被泼了满脸墨水、赤着脚的“牛鬼蛇神”在全市进行大游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口，有一个合作食堂的流动点，一对山东老夫妇每天早晨出摊卖煎饼裹油条。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摊面做煎饼的老汉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缝上一块白长条，上面写着“国民党兵痞”。
我从小就生活在南京，这儿的一砖一石，山山水水，都渗透着浓郁的历史沧桑感。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20年代的共产党员，我和他家也是邻居，老人的经历非常丰富，也喜欢看书。他是黄埔六期的学生，参加过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做过中共苏南某县的县委书记，30年代初和恽代英同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从事地下工作。老人认识许多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被国民党逮捕后进过苏州反省院，出来后脱党，40年代后期又回到革命队伍，50年代因“潘杨事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林彪事件”发生后，老人被几个军人带去北京审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老人从北京回来后，我去看望他，老人说，有关人员一再要他谈康生的历史和对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厉害，始终都没吐一字，所以才能平安回来。在那些年，我每隔几天都会去和老人聊天，山南海北听他聊中共早期的历史，“顾顺章事件”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诉我的。
李欣：
往事随风
“文革”风暴已来临，我所在学校也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批斗老师现象。我的班主任教语文，是一位戴眼镜的胖胖的女老师，她胸前被挂上写有侮辱文字的牌子，站在台上接受师生们的批判。我班有些同学也挥舞小拳头，呼喊着流行的政治口号，眼中冒出极度狂热亢奋的光。我远远躲在人群后面，心里并不开心。老师教书育人，似蜡烛似煤炭，发光发热，燃烧自己，照亮温暖别人，却遭受批斗。我心里一直疙疙瘩瘩，很纠结，无法接受眼前的状况。
混乱在继续发酵，在批斗的淫威和压力下，福山县的牟副县长和一中周校长自杀。学生停课闹革命，一中组建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造反组织，一个叫“井冈山”，一个叫“斗批改”。每逢三、六、九日赶大集日子，趁人多时，两个红卫兵组织就拉起队伍走上街头，站在凳上，用铁皮喇叭来辩论。双方慷慨激昂，剑拔弩张，互相攻讦对方是不忠于毛主席的“保皇党”，称自己一方才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
1967年，“特大喜讯”传到我们班级：根据中央一个医生专家小组对毛主席身体的检测，他的各项生理指标都特别好，预计可以活到150岁！许多人欣喜若狂，深信不疑，而我却对此颇有怀疑，人真能活150岁？但只是怀疑而已，并不敢声张。
1969年我进入联中，学校一些有文艺表演才能的学生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处演出。其中所表演的一首迎九大的歌曲，曾风靡一时。歌中唱道：“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宣传队的美少女载歌载舞，竟很让我沉迷，曾像如今追演艺明星的粉丝一样，追着她们到各处去看演出，一览她们的俏丽容颜和曼妙身姿。居然带着这样的“腐朽堕落思想”观看演出，后来我内心也对此严肃地批判了自己无数次。当然，我还是深深地记住了那首歌曲，这也算人家的宣传对我而言的些微功效吧。
堵晓东：
三进南大
我第二次再到南大是在1970年5月，叔叔即将毕业。在毕业前把奶奶、妹妹和我一起带到南京游玩，“开眼界”。当时我已10岁，这次南京之行记得比较清楚。我们住的南园小楼，后来的学生会就设在那儿，那时也属于学生组织的所在地。那组织应当不是什么什么战斗队吧？造反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是不是叫“红代会”（红卫兵代表大会）呢？我也搞不清楚，而叔叔可能就是红代会里的干部。
此次大开眼界的事情主要有二：一是南京长江大桥已作为国家建设重大成就，成为那时著名景点，当然再度让我们老少三人禁不住啧啧兴叹：“乖乖哩个隆地咚！”——大桥那么高大，那么长，上面汽车来往这么多；俯瞰大江，波涛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
二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方形的电器，能呈现图像和声音，尽管图像时不时扭曲，或变出雪花，或出现方格，声音也时不时高低不稳，老要调整顶上的天线。但那玩意儿太让我们感觉神奇了，人世间居然还有这样奇妙的东西！——其实，就是一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
说来好笑，叔叔上这个学，上了五年才毕业，那个时候的上大学，怎么上的呢？我也搞不清，反正那时总听见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学校当然也是一片大好吧？不过，我们倒是看见南大教学楼的教室里，由于长期不上课，地上桌上已蒙了厚厚的灰尘，校园里也难得听见朗朗的读书声。
部分同学毕业前在校门口合影
张爱冰：
我的特别收藏
书架上留存最早的几本书是1972年买的，那年我读五年级。想来当时真的已有了阅读“饥渴”吧，一个小学生，已读了好几部中长篇小说了。高玉宝的《高玉宝》，再版，内有《半夜鸡叫》。黎汝清的《海岛女民兵》，再版，海岛女民兵粉碎美蒋匪特、渔霸以及暗藏的阶级敌人的故事，后改编为电影《海霞》。郑直的《激战无名川》，长篇小说，抗美援朝时期铁道兵抢修无名川大桥的故事，后改编为同名电影，情节与2020年的电影《金刚川》相近。《列车飞奔》，安徽短篇小说集，“文革”题材。
《战地新歌》，“文革”时期歌曲集。
还有一份《“571”工程纪要》（影印件），印象中这应当是后来收藏的，“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读四年级，当年好像也见到过这份文件，上面的一些手写内容曾带给我极大的震撼，并因这事而使我这刚满十岁的毛孩子竟然开始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样的大事，产生了朦胧而强烈的忧患感觉。
魏鸣：
从大学到大学
开始工作后有一段时间，觉得生活非常乏味压抑，心绪茫然。一个星期天，我去看望同学小穆，路过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回来的路上就独自进去待了一会儿。那里是我们小学、中学期间每年清明节都要去的地方，有白求恩和柯棣华大夫的墓，还有几百位团职以上烈士的墓。苍松翠柏，寂静无人，看着一座座墓碑上的烈士生平，我愈发觉得自己活得很苍白。那时候，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向往轰轰烈烈的军旅生活，但我知道这只是梦想，绝无可能实现。同事小张有一次从朋友那里借来帽徽和领章，借给我用，我专门去照相馆照了一张“军人照”，算是给那时的“军人情结”留个纪念。当时没有绿军裤，就穿了一条蓝裤子，假装是空军（那时候空军的军装是绿上衣蓝裤子）。幸亏我没有被识破，抑或是照相馆的师傅有意不戳穿我，否则“假冒军人”恐怕有很大麻烦。
工作不久，家庭出身的阴影又一次不期而至。当时，学校武装部安排青年职工基干民兵实弹射击训练，印刷厂的10个青工同事都被通知参加，唯有我被排除在外。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但可以断定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我被这种显而易见的歧视深深地刺痛了，觉得受到了低人一等的屈辱，憋着一股气去找印刷厂的书记和厂长抱怨，最终不知是哪一级的领导批准，我终于摆脱了“另类”待遇，也被允许拿着“真家伙”参加训练，实弹打靶。后来又有第二次打靶，我顺利参加，再无周折，只可惜没有第一次打得准了。其实，打不打靶不重要，我要的是平等和尊重。那时的政策不是说“出身不能选择，重在个人表现”么。
那几年，我在工作中积极表现，一心一意做个好工人。我的表现得到了认可，连年被评为学校的“先进工作者”，还被指定为厂里的“工人理论辅导员”。我曾经在学校团委的安排下，面对根红苗正的工农兵学员们，讲述自己如何改造世界观的体会。现在想来，有点儿滑稽，但当时大家都是认真的。
孙鸿：
花甲之年忆高考
30多年过去了，高考情景仍历历在目。我在邯郸二中考场参加考试。当时二中校外自行车里三层外三层，场面宏大。“文革”时老三届六个年级，最大的1947年生；我“文革”时上小学；还有比我小五六岁的。十几届考生都集中在这一时刻拼搏。从全国来说，那样规模的壮观考试场面，必将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70年代末，邓小平改革，深得人心。高考改革，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考前恶补数学，终起了作用，前面小题一分没丢，三角函数题也做出来了，考完，文科考生都哭丧着脸，我脖子一挺，宣称成绩一定70分以上，令大家张嘴结舌，以为我吹牛。而我满脸梨花开。我的高考得分：历史92分、政治81分、地理77分、语文74分、数学70分，共394分。就我所知，我周围的人没这么高的分数。分数公布后，我带徒弟兰晓勇（当年考了280多分，上邯郸师范）到锻工车间，忽然受到掌声欢迎，那个心里美啊，一种被人由衷地赞许和钦佩的感觉，在后来的人生中就很难再体会到了。其中有一位锻工考生率先鼓的掌，他不知道我怎么考的，不明白为什么他总成绩比我少了300分！由此也可见那时虽然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但文化知识欠缺的人仍占了很大腿比重。十年“文革”浩劫，大家都未曾好好读书，恢复高考时最终就看谁平时文化积累多，或者谁脑子聪明，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水平。
陈红民：
误打误撞的高考经历
高考消息确实后，很多青工都表示要参加大考，跃跃欲试。而我最初没有下决心，说一点没有想法，也不真实。主要是满足现状，已留城当了“领导阶级”就不错了，还想入非非干嘛？当然，也是没有家学渊源，对能否考上完全没有底，没自信，怕报名考不上丢人。——那时面子还挺薄！
一件偶然的事，改变了我的想法，促使我下决心去考试。有一天上夜班，工间休息闲逛，一位女工师傅问我，车间里好多青工都报名考大学了，你报名没？我说，我们家里没这种背景，自己也不行，就不考了——说没有背景，是指父母文化水平都不高，且自认为不行，可见当时真没有自信心，完全表现得像个安于现状的庸碌之人。那位女工的下一句话，却激起了我内心的骚动。她说：“我看车间里新来的年轻人里，就你还不错。其他人不行，他们都敢报，你怎么就不报呢？何况高考报名也不要交钱。你配而不配地去考一次嘛！”“配而不配”是南京话，意为不做白不做。人生有时候就是因为他人无意间的一句话，引发自己内心的震动，而发生重大改变的。我也因为这位师傅的激励，改变了主意，去报了名。
这位女工师傅其实平时没什么接触，她的名字叫张莉，我永远感谢她。后来我招了一位研究生，也叫张莉。因为与那女工同名的关系，我对她比其他同学要多些关照，真有点爱屋及乌的意思。
……后来在改革大潮中，我工作一年的工厂被兼并，那些没考或者没有考上大学的工友们，不少人40多岁就下岗了，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当然，我那时并无清醒的认识，只是觉得要有个机会读书，也有点当大学生的虚荣心。没想到与工友的境遇会像现在所见到的这样，差别会那么巨大。
应海康：
从铁匠到硕士
考场距公路仅20多米，路上车来车往，噪音杂沓，尘土飞扬。考试前一天允许考生参观考场，我所在的文科考场被安排在校园最靠近公路的教学楼，所有南北面的窗户全部敞开用来通风，考场内的课桌椅是所有考场中最破旧的。可能是考生太多，又是每人一桌一椅，实在不敷使用，只好把以往淘汰的存放在仓库里的旧桌椅拣出勉强能用的来应付局面。当我找到座位时，一看就傻了，我的课桌不仅是教室里最破旧的，桌面凹凸不平且不说，用三块木板拼成的桌面有两条长十余公分的缝隙，缝隙最宽处达三公分，用最大号的垫纸板也遮盖不住，且塑料垫板薄软，写字一用力，空洞处必凹陷，影响书写效果，甚至还可能戳破试卷。这还没完，我坐到方凳上，双肘置于桌面模拟书写的动作，桌子竟然会前后左右摇晃起来，左右摆幅竟达十几公分。回家后思忖得找块尺寸、厚度足够大的垫板。无意中从阳台的杂物堆里发现了一块可能是过去家里做家具时用剩下的三合板，面积有一半课桌面大小。足以覆盖破损的那部分桌面，巧的是板子边缘还留了块刀把形的凸面，正好可以当拎着的抓手。至于桌子摇晃的问题没法解决，只有尽可能小心翼翼地维持平衡了。相信共和国高考史上，于考场中正襟危坐，始终维持着端庄凝重考姿的人，我肯定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华工专门为在马群公社考场考试的院子弟派了一辆能乘坐数十人的大客车，考试的三天内定时免费接送，大大方便了我们，节省了许多时间和体力。当我很夸张地拎着自备的考试“神器”上车时，顿时引起众人的好奇，纷纷询问是何用途。一番解释后众人皆笑，有效缓和了考前的紧张气氛。进考场时，监考人员也觉得不可思议，颇为狐疑地把这块三合板翻来覆去检查了一番，确认木板非作弊工具，并将其放在我的考试桌面进行比对勘验过后，方才无话。可惜这块为我高考立下汗马功劳的特殊垫板，共和国高考历史的重要见证物，由于我缺乏像我班周连春同学那种对现代文物的保护意识，考后随手就将它丢弃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至少我应该把当年使用这块垫板的缘起及考试时间、地点、过程、成绩都简单地记述在上面，传给我那不肯下苦功学习的女儿，也是个励志教育的好物件啊！
王为崧：
我的高考“贵人”陈厂长
记得那几天格外的炎热，考场里从第二场起放置了一个装着大冰块的木盆，可扑面的暑气感觉丝毫未减，考生们个个都汗流浃背。我的试卷因胳膊上不停流淌的汗水而受洇，好心的监考老师拿来张白纸给我垫上，并嘱下一场考试可带块毛巾或手帕垫隔；前座一位女考生不知是因为暑热还是答不出题目，一度趴伏桌上，引得监考老师又一阵忙乱……最后一天下午的外语考试，当年规定不记入总分，自己掂量以当时的底子肯定考不出好的成绩，所以干脆选择了弃考，在家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直到中学同学考完后来找我才被叫醒。
说实话，几门考试都很投入，也比较顺利，每道题目都完成了，但对错与否，整个情况究竟怎样，心里并没有数。所以当过后厂里同考的小伙伴们热烈回忆、议论考题时，自己往往都不敢插嘴，因为不是记不清是怎么解答的，就是觉得他们所说的与自己的不一样，心里怯得很。即便接到了成绩通知，得知五门考试的总成绩为400.1分时，仍不知是处于怎样的层级、能否被录取？以至在填报志愿时都不敢把心仪的外地学校放在前面，生怕一旦人家不要又遭南京学校的嫌弃，因而出现了把南京大学放在第一志愿、北京大学放在第三志愿的情况。为此事后还曾遭到住在后院的父亲以前省文化厅的同事、当时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吴白匋先生的笑话：“哪有这样的填法！”
周裕兴：
故地重游，感慨今昔
1975年我高中毕业，又回乡务农。生产队比较照顾我这个文弱书生，主要让我做一些轻活，如“看青”，即看护即将成熟的庄稼，防止有牲畜糟蹋或有人来窃取。又看我是“有知识”的青年，且为人还忠厚诚实吧，居然推举我为生产队的记工员，负责每天点名记录统计生产队全体社员出勤干活的用工状况。这可是生产队里仅次于队长和会计之外最有实权的人物了。当然我从来不是有点权就不知自己行老几的那类人，而且还特别认真，踏踏实实履行职责，甚至还“创新性”地推出了“民主理工分”的举措，定期在墙上公布每个社员出勤及所得工分情况，形成对自己、也对所有社员的监督作用，避免使乡亲们辛勤劳动的工分出现被漏记和有作弊的可能，受到大家一致好评。让我干记工员，他们放心。
1977年秋，为解决下放户子女工作问题，我按规定得以被招工，进了滨海棉织厂。入厂后我没有在这里上过一天班，随即被送往无锡国棉二厂培训，分配的工种是织布机保全（木）工。我除了做好本职所该做的木工活外，师傅也教我学做一些小家具，那真是一段令人很有梦想的经历。那时候，年轻人结婚，“三大件”之外，打一套家具也是必备的。我学好木匠活儿，将来凭手艺也可以吃饭，那是多么美好灿烂的前景啊！所以我的木匠技艺突飞猛进，工友们都戏称我为“小木匠”。“遗憾”的是，一年后我高考上了大学，做一个好木匠的“理想”，也就化为了泡影。——后来有人戏称，这个世界少了一个好木匠，多了一个挖墓的人。这说法很不中听，好像是把一个考古专家说成是盗墓者似的，我坚决反对。
薛恒：
也说我的高考
我的本行是机修工。可是，厂里的筒子车、并线机、摇纱车等来自上海里弄小厂“产业转移”，为铁木结构旧机器，机修无甚技术含量。记得有一年，拆迁了几家民宅，新建了一个大车间，引进的上海工厂并线机居然是英国19世纪90年代制造的产品。出于对将来生计考虑，我先学钳工，掌握了一些技能后又去学车工和刨工。但是，与钳工可以自己拿把锉刀勤学苦练锉平面不同，学习车、刨技能必须上机操作。但开机床的、特别是车工师傅很不情愿别人动他的床子，总是在你站半天，请求若干次，才恩赐你“弄一刀”。往往，手柄还没有摸热，就“行了行了”，请你走人。
5年多技工生涯，好像也修成了一点“正果”。我曾经自己制作过数纱机、摇纱机，开过注塑模具。随着年资渐增，街道办事处逐渐培养我做“劳心”工作：不再上三班倒；写文字材料；在体育场大会发言；带领宣传队外出慰问演出；甚至让我去镇里报送提拔我为街道团委副书记的材料。然而，就在我抱着“士为知己者死”和“认局”的双重心态准备在街道办事处干下去的时候，高考来临了。
杨亚非：
高考结束之夜我梦见了一条鱼
盛夏季节，骄阳似火，1978年高考来临了。开考的头天晚上，我给自己放了假，早早便上了床，本想美美睡个好觉，养精蓄锐，以饱满的姿态迎接明天开始的高考决战。无奈脑袋瓜不听使唤，紧张、忐忑、回忆、憧憬……思想犹如脱缰野马，在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横冲直撞，难以平静。已近半夜，还是无法入睡。我估摸着到了该使用催眠大招的时候了。数数，阿拉伯数字噌噌往上蹿，结果是越数越清醒；喝酒，少说三四两老白干下肚，依往常经验本该昏昏欲睡，现在呢？越喝越精神。最后，我停止了与自己无用的抵抗，随它去吧。
7月20日早晨，我迎着初升的太阳，带着因一夜无眠而略显疲惫的状态走进了考场。
第一场是政治，是我备考期间几乎未做准备的科目，确实心里无底。开考的铃声响了，我摊开试卷把题目浏览了一遍，发现多年自学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派上了用场，没有超出自己知识范围的试题，有些紧张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最终，顺利闯过了第一关。
……7月22日上午，最后一门考试结束了，我如释重负，几个月来如影随形的紧张感一扫而空。当天晚上，我的好友给我带来了喜讯，他的邻居、我所在考场的监考老师，给予我很高的评价，预测必得高分考上重点大学。
我对监考老师的预言是相信的。想想啊，我和他素昧平生，他如果没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和十足的把握，不会在高考结束的当天，就在第一时间向他人来评论我和预测我的高考成绩。我打心眼里感激这位从未谋面的监考老师，我也衷心感谢我的发小，是他们在高考刚结束便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使我免去了以后难熬的等待。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大学圆梦几无悬念，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已经来到面前。
于是那天夜里，我梦见了那条大鱼，另一个我独自站在那大鱼的头上，向我缓缓游来。醒来后，我忖思着这个梦，似乎悟出了点什么……
高和静：
我的高考“计划经济”
考试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政治、历史、地理感觉还行，期望值较高的语文发挥不理想。数学考得更是云里雾里，虽然所有的题目都做了，但是不少题目对错没有把握。开始，我还对“60分及格”抱有一线希望，但和姚云山一对答案，心里凉了一大截。一道分值14分的平面几何求证题，我原认为是做对了，但是求证的方法和大家公认的答案不一样。这让我很着急，我一步一步把我的做法说给姚云山听，他听了却觉得似乎也有道理，证明的过程只是绕了弯子，逻辑上没有问题。他说“这就要看阅卷老师怎么判了”。后来分数下来，我的数学只得了36.5分，距离我的60分目标，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显然，那道几何求证题没能得分。这让我感到很委屈，我不认为自己做错了那道题，于是提出了查分申请。查分点设在我们县文教局边上的库房里，一栋稍显破旧的两层红砖小楼。我一早赶到那里，工作人员已经在门外的走廊上摆好了桌椅并准备了笔和纸。查分的人并不是很多，轮到我时，查阅了相关证件后，我要写出提出复查分数的具体试题和理由。像是经历了一次没有试卷的“盲考”，那天，我在白纸上把那道几何求证题又更为详尽地做了一遍，每一个步骤都补充说明了依据。除此之外，抓住机会，我还对其他几处我认为有可能争取到分数的地方也提出了复查请求，花了近1个小时，整整写满了两大张白纸。也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这次查分的努力竟然得到了回报，数学最终捡回来15分！我想，一定是那道14分的几何求证题的思路通过后来的辨析，得到了复查老师的认可。如果我没去复查和申辩，这么多分数如何能够争回来呢？
郑会欣：
终于挤上了“末班车”
五门课的总成绩为409分，是我们全矿考生中的状元。
……当年报考学校的志愿表中有一栏“是否服从分配”，我当时想只要有学上就行，就毫不犹豫地填上“服从”二字。
过了没多久，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便陆续寄来了，看到其他同事收到本省和外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先是重点学校，后是普通院校，我心中当然十分焦急，但总还是在想录取通知恐怕还在路上，可能明天就收到了。可是一天天过去，最后竟然连淮阴师专、南通师专这些专科学校的通知书也都寄来了，还是没有我报考的学校通知。
……我没有被录取。虽然帮我打听消息的古老师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但我从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同情。尽管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后还是非常失落和难过。这时古老师又向我透露了一个消息，他悄悄地告诉我，由于今年参加高考的同学很多，成绩普遍也不错，省领导已经决定在落榜的考生中扩大招生名额，他鼓励我不要灰心，赶快回去做准备。
……后来我从其他渠道打听到，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所以材料最先被人大拿去，考分当然是优异的，绝无问题；可是由于父亲的海外关系和历史问题却影响了我的录取，但学校方面想招我又犹豫能不能招，因而不想马上将我的材料退回。因此等到最后他们决定不录取我时才抛出我的报名资料，可那时就连最后一批学校也都完成了招生工作，这样，一下就把我从一个高分考生打落成了一个落榜生！
我个人这样的遭遇说明，尽管当时“文革”已经宣布结束，尽管招生的原则说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讲究出身、强调成份、注重政审那一套左倾路线依然很有市场。如果不是后来江苏省实施扩招政策，那我真的就被这样子给淘汰了。当然事后回过头来再想想，幸亏人大那些人把我的材料扣下来，否则我已填写了“服从分配”，凭成绩肯定会被某一师专录取，那我就会与南京大学失之交臂了。
30多年之后，一次我与当年号称“京城改革四君子”的朱嘉明闲聊时，说起这段往事，我不禁开玩笑说，如果当年人大录取了我，很可能以后就跟着你们一起混了。嘉明兄听了后赶紧说：还好没录取。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徐瑞清：
蜜月里，新娘送我上大学
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恋爱没有轰轰烈烈、花前月下，只有低调含蓄、陋室约会，连公园、电影院都未涉足过一次。晚婚是必须的，领证要组织审批，婚礼要遵守规矩，移风易俗，不大操大办。那年2月2日上午，局政工组副组长（分管组织工作）的李招莲通知我：“经过组织政审，准予结婚。”当天下午，我请局老文书张福根开具介绍信，双双去东风区（今天宁区）民政局领证。当时的结婚证在今天看来，简直有些不可思议：没有二人的结婚照片，盖着红彤彤的“东风区革命委员会”公章，有东风，有革命，政治色彩够浓吧？还有“计划生育，勤俭持家”八个大字作映衬，既是政策教育，也是人生引导，倒也可以理解。然而，结婚证上后来还陆续加盖了“大橱已购”“棕棚已供应”“便桶、拗手票已发”等蓝色印章，则差不多把结婚证当作购货本了。也难怪，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凭票凭本供应，把结婚证当供货凭据，最可信赖。只是，现在看来，怎么看也觉得有点滑稽。
领了证，第二天我请小伙伴刘国仁借辆小车，把新娘及简单嫁妆接回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婚就算结了。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姐姐专门来信祝贺，并告诫，考上大学后对婚姻可不得反悔。
……不久，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手捧入学通知书，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感谢华主席、党中央给了我上大学的权利。”
于是蜜月未满，新娘刘荷娣送新郎官来到南京大学报到，姐姐为我俩在校园照了合影，这差不多就成为我们俩的“结婚照”兼入学纪念照了。新婚不能与娇妻住洞房，却跑学校去挤8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同学上下铺紧挨，屋里拥挤不堪。洞房再好，也不能留恋，为了求学，必须挤到这同学之中来。我依依不舍地送别了妻子，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入学新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班里同学岁数多在20多岁，基本上都是经历了工厂、农村或部队历练的人。其中还有几位美女同学十分养眼，看来我姐的上了大学不得反悔的嘱咐是有远见的。
王宏林：
我与特纳“边疆学说”的邂逅
我辗转将《特纳的“边疆学说”简介》一文投给《江海学刊》，事后得知，《江海学刊》的两位编辑为我的文章专门到南大历史系了解情况，并请王明中先生写了点评。《江海学刊》1982年第5期刊出了“青年论文选专号”，拙文即收录其中。专号出版时，我已毕业分配在江苏省文化厅工作。收到期刊，读到明中先生对拙文的点评文字，其中用到“言简意赅”一词，令我惶恐有加……
文章发表，给我带来三个直接成果：其一，是41元人民币的稿费。我拿着《江海学刊》的汇款单去南大南园北门西侧的邮局去取钱，柜台是一位40多岁的女同志，她看了一眼汇款单，抬头用满满艳羡的目光瞅了我，那时刻我心里美滋滋的。1982年的41元，应该相当于现在的4000元至6000元吧，当时我在文化厅工作的月工资也就40多元；其二，省社科院专门召开了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社科院院长做了“重要讲话”，南大程千帆教授到会讲了为学为人之道，对一众与会后生满满的鼓励和殷切希望。我作为世界史的代表与会，会议主持人点名让我发言；其三，我在省文化厅人事处工作，领导知道我发了文章也很高兴，对我说：“小王，你好好干，过几年把你安排到南京图书馆挂职副馆长。”虽然后来我未继续在机关工作，但对当初领导的有意栽培仍心存感激。
张庆松：
在南京大学读书的独门捷径
南京大学在匡亚明校长的领导下，好像是在国内最早实行学分制的。我们在校的第三年就可以选修两门系外的课程。经过考虑，我选择了中文系的“修辞学”和哲学系的“逻辑学”。
选“修辞学”是因为我认为一个高素质的人应该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有的人常引起人们反感，因为他们常常“口不择言”。修辞学可以学到修饰语言的各种技巧，可以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写作能力，对事业将大有帮助。
在“修辞学”中，我看了各种语言技巧之后，觉得最为有价值的是“委婉”。在期末论文中，我就选择了这个题目。我收集了很多资料，包括一些传统相声中的段子，说明了委婉的意义、委婉的种类和使用委婉的一些注意事项等。
我的论文被评为“优秀”。巧合的是，我的历史系本班同学刘云舟也选了这门课。他的论文也得了“优秀”，论文主题好像是对郭沫若一篇文章的分析。讲这门课的王希杰老师赞赏说，来自历史系的两个学生论文各有特色，和中文系学生的风格很不同。张庆松的论文以材料丰富为特点，刘云舟的论文以文采并茂为特点，都很不错，让他印象深刻。更巧的是，1982年毕业前，我和刘云舟也都同时考上了教育部公费出国研究生。我到美国继续学习历史，他到法国去学电影学。
张华：
南大校园，当年的人文风景
堪称传奇的人物，是胡允恭教授。胡先生是职业革命家，1923年由瞿秋白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在上海大学学习时与康生同班同桌。他参加过北伐战争，与叶挺私交甚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1930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2年因受王明排挤，不明不白被“脱党”。真是造化弄人，这位曾经的共产党省委书记，随后又在安徽、福建担任过多个县的国民党政府县长。尽管后来他为我党做了许多工作（包括1948年策反陈仪），但由于历史原因，1949年后胡先生已不可能再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历经三十年的革命生涯后，胡先生于1952年阴差阳错地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又过了三十年，胡先生已是潜心南明史研究的八旬老者，而我则是一名明清史方向的研究生，我们就是这样有了交集。尽管我读过胡先生所著的《李自成与张献忠起义》（内部印刷本），也读过他的系列回忆文章，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与胡先生的几次闲谈。有一次，胡先生因病住在南大医院，系里安排我去夜里陪护。胡先生虽躺在病床上，思维却格外敏捷，谈兴也很浓。漫漫长夜里，他谈到了他当年的同学康生（那时好像名叫张耘、赵溶），评价是“这个人很阴、很坏”；他也谈到了曾经的直接领导周恩来，敬佩之余也不无遗憾：“周公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他怕毛啊！”（以上引号内均为原话）胡先生那浓重的安徽口音，至今仿佛仍回响在我的耳边。
陈益民：
历史名师轶闻录
据刘毓璜先生门生应海康讲，刘先生可称得上是“红色教授”。他一生信奉马列，矢志不渝，历次政治运动，唯恐后人。而厕身现实政治又非其所长，以致于他胸怀红心，而一言一行往往事与愿违。他曾在孝陵卫镇蹲点，参加土改，任土改工作组组长，可见也曾被组织看重。而他在“阶级斗争”这一块，其实很不在行。比如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横空出世，学校组织讨论，刘先生就真以为可以学术争鸣，斗胆驳斥姚文错谬，且讥讽其文所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无稽，说：乌鸦也是有一点白的（指乌鸦脖颈有一圈白毛）。后来运动升级，刘先生为这句话遭到了狠批。
刘先生品性至纯，一生服膺党组织，70多岁重新入党，曾异常庄重地对门生说：我一生的追求，终于得到党的认可了！
50年代末倡导百家争鸣时期，重新评价曹操成为热门话题。对于有人认为曹操继承了黄巾起义的“革命志向”以及三十年间曹操一直致力于统一中国的说法，中国古代史教师吕作燮坚决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对曹操的过度美化。吕先生不知道，传统的白脸曹操被重新高度评价，实与高层的意思有关，只要读读“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词，就不难感悟到。不过，吕先生显然没有这样的政治敏感度，因而顶风唱反调，后来当然要被视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异己，成为挨批的对象了。
而吕先生显然一辈子“不识时务”，老是“逆潮流而动”。李晓华同学回忆，尽管吕先生对于明清以来华东地域文化深有研究，乃至于还能用历史观照现实，但90年代在经济发展大潮勃兴之际，他竟然写论文反对建太仓港，国家据此减少投资几十亿。此事令太仓市有关部门勃然大怒，他们致函南大党委，要求对吕先生的“误导国家”“破坏地方经济建设”的行径予以严肃处分。吕先生则毫不退让，他说根据明清以来长江流域水道变迁的历史，太仓不适合建港，建了寿命不长。他还宣称，南大要处分没关系，但必须先开个学术讨论会，对这个问题双方一起辩论一番，自己要是输了，甘受处分无怨。
后来，南大对此事不了了之。
李晓华：
匡亚明校长拜访记
匡校长何许人？就是匡亚明，一位经历非常传奇的老革命！他1924年参加革命，旋即被所在的苏州第一师范学校开除；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可谓老资格的共产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他领导了江苏宜兴的“秋收起义”，随后又坚持在白区斗争；而1929年，一度被中共特科红队误认为是叛徒，遭到枪击，子弹从口中射入，穿脖颈而出，居然大难不死！此后又有四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的经历，受尽酷刑，坚贞不屈，至1937年才被营救出狱。后曾在康生负责的以清除奸细为重要目标的中共中央社会部，担任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做康生的秘书。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沈学善曾跟我说：“在延安时，匡亚明住的窑洞，曾经右边靠着毛主席住的窑洞，左边靠着康生住的窑洞，你说匡校长当时牛不牛？”；1949年后匡亚明依然从事宣传和教育领域的领导工作。1963年，出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文革”中受迫害去职；1978年复出，重新恢复南大书记校长职务。
张志东：
重温匡亚明校长题词感怀
数天后的一个晌午，我在宿舍准备毕业论文，门外有人敲门，问道：“张志东同学在吗？”我立即开门回答：“我就是张志东，您有何事？”敲门的是一位30多岁的男同志，他和蔼地说：“是你请匡校长题词的吗？”我回答：“是的!”“这是匡校长的题词，叫我送给你。”他边说边把一信封交给了我，我接过信封，连声说：“谢谢您，谢谢匡校长！”
匡校长用的是南京大学的牛皮纸信封，封面用毛笔字竖行写着：
带交：
新一楼四楼四一四室
张志东同学
匡缄
我从信封里取出一折叠的宣纸，打开后，一阵墨香扑鼻而来，一幅遒美劲秀、流丽飘逸的题词跃入眼帘：
历史是无情的，又是有情的。
顺历史发展规律行事则有情，
逆历史发展规律行事则无情。
历史系八二届毕业同学留念
匡亚明
一九八二年七月
匡校长周到细心，将题词日期特写为我们次年毕业的时间。
我高声诵读着匡校长的题词，思绪奔涌，感情激荡，似乎有一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苍远悲悯之感。
王虎华：
我的大学生活琐忆
发校徽了！“南京大学”的校徽，无疑令无数人向往。各人得到的校徽并不一样，应该是回收后发给我们的。我拿到的那枚校徽很特别，表面似乎是瓷质的，很光滑，不像其他的那样表面有凹凸，它显得精致而独特，让我爱不释手。翻看校徽背面，让我惊讶万分！每个校徽都有编号，我的校徽编号居然是“0001”！真是太难得、太幸运了！我心中的兴奋和珍惜可想而知，对它的百般爱护和小心保管更是不在话下。
这枚校徽伴我度过了难忘的4年大学生活。尽管一开始戴得多些，后来成为老生后就很少佩戴了（老生一般都会对新生正儿八经佩戴校徽报以揶揄），但对校徽的珍视和珍藏则一直未曾改变。
毕业前，系里宣布，校徽和学生证需要上交，但如果想要收藏也可以，只需每样交纳1块钱即可。这下难住了我！两样东西我都是很想要的，但却需要两块钱！这在我又极不情愿，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该花两块来“买”这种没有实用性的东西。要知道，我堂堂七尺男儿，读书四年，全靠助学金和二哥的资助完成了学业，自己没有一分钱的创收能力，更不谈去尽赡养年迈父母的义务，还有闲情逸致去买什么校徽、学生证作为收藏品吗？
于是，我忍痛上交了与我相伴4年的“南京大学”0001号校徽和学生证，离开了校园。
世上永远没有后悔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我自己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这一节约的“美德”，常常只好不再去想它。可是，回顾国史家史个人史，难道仅仅应该归咎于我的吝啬吗？
刘云舟：
我与电影的美丽“约会”
那时的北京电影学院位于北京市郊的朱辛庄，乘车回城要一个小时。考试结束的当天下午，我就回到城里，住到我哥那里，他正在中国社科院读研。第二天我去了天安门广场，然后从王府井步行到西单。我的心情很好，看北京的街巷，看北京的人流。北京的春天风沙很大，街上年轻女子多用纱巾遮面挡沙，成为那个年代标志性的风景，令我十分好奇。如今这样的景致已难得一见了，倒说明北京周边的植树防沙还是很有成效的。那是我第一次到京城，父母让我多待几天，好好游玩，因为没人认为我能考取，就当是一次旅游吧。而我自己对考研结果盲目自信，我没去长城，没去故宫、北海，第三天就登上返回南京的火车，我相信我一定会重回北京。
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需经过教育部和文化部的双重审核，所以通知寄出很晚，临到毕业前我才收到录取通知书。而在那杳无音信的日子里，我却十分淡定，心里从未怀疑自己不能成功。最终，确如我愿。唯一使我耿耿于怀的，是录取通知书竟然将我的名字写错了，“舟”写成“丹”，完全变了味。
程晓中：
此生以古陶瓷鉴定为乐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文物收藏热逐渐兴起，电视鉴宝节目、民间鉴定活动也迅速增多。我作为鉴定专家，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第三届赛宝大会”、新闻综合频道“寻宝”“我有传家宝”，江苏卫视“家有宝物”，河南卫视“华豫之门”等电视鉴宝节目。在所有电视节目中我都坚持原则，以普及文物知识为己任，不说一句假话、套话。从业几十年来，在博物馆文物鉴定过程中发现了许多被埋没的珍贵文物（如曾在南京博物院的清代乾隆官窑瓷器中发现明朝永乐青花执壶）。记忆最深、影响最大的事当属2005年江苏镇江一位民间收藏者捐献“天价古瓷”事件：那年3月，收藏者向家林打算向镇江博物馆捐赠四件陶瓷精品——据他们说是祖传的宋代定窑瓷。宋代定瓷，五大名窑之一，一个地方博物馆能收藏到定瓷精品，绝对可将其作为镇馆之宝。但镇江博物馆当时对那四件瓷器的真伪尚不能确定，于是特通过院领导请我前往鉴定。如果能发现宋代定窑精品，对我来说也是件愉快的事情。然而，当我一看到那四件瓷器，便大失所望，凭我多年经验，可以断定那不过是当代仿品。
这一结论让镇江博物馆的同志长舒了一口气，庆幸没有轻易收藏；而捐赠人则大为不满，认为这是其岳父留下来的“祖传之物”，怎么可能是假的？他十分不服我的鉴定结果。向家林又把瓷器拿到南京来，请了江苏省古陶瓷学会的专家鉴定。鉴定结果也认为是赝品。2005年10月，江苏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王德安在《收藏快报》上发表文章《南京上演“天价古瓷”闹剧》，认为“天价古瓷”是一个陷阱、一场骗局、一出闹剧。这惹恼了收藏者向某某，他以名誉权被侵犯，把文章作者告上了法庭并索赔五万元 “精神损失费”。法院经过初审、二审，最终以原告败诉定案。由此可见，鉴定无小事。没有一定的鉴定水准而信口开河，没准是要引起“官司”的。
王琛：
初访台湾
浮光掠影看台湾，总的感受台湾确实是个宝岛。风景秀美，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交通便利，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文化教育事业也很发达。我真切地感到，台湾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都完全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到台湾就像到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一样，完全是身处中国的感觉。讲的都是汉语，写的都是汉字，人际交流毫无障碍。亲朋相会，都是围桌聚餐，热情劝酒。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珍藏着中国历代国宝级文物，台湾人同样引以为自豪。台北的道路大部分是以大陆的省份和城市命名，其次是取自于“忠孝仁义”等富有中国传统文化意义的名词，使中国人都感到熟悉和亲切。高雄市内主要街道的名称也很具中国文化色彩，从一到十：一心、二圣、三多、四维、五福、六合、七贤、八德、九如、十全，好听又好记。我们到台湾已近农历除夕，岛内过年气氛十分浓郁。商场里是人头攒动，年货琳琅满目；民宅大门已贴有大红的春联。
当然，两岸也有很大差异的地方，最明显的是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政治氛围。台湾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政治实体存在，有着历史的多种原因。当我第一次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时，仿佛置身于大陆拍电影的场景之中。台湾民众 “恐共”的敌对心理已经有很大的转变，一些到大陆来过的人了解了真实的情况，但当时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认识还是来源于陈若曦的小说所叙述的概念。
李科威：
脱队·检讨（外一篇）
再有几天，我要移居美国了。同事、朋友见面都不吝恭维、道贺。说是好事，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事实上，10年中我放弃了几次机会，这次要走，实在是我败走麦城的选择。早上，同事的小孩问我：“你还会回来吗？”我无言以对。此前我一直希望能与我的单位湖南省考古所保持某种关系，也想过段时间，心里一些过不去的东西放下了，就又回来了。当小孩问我时，我已经面对着毫无浪漫色彩的现实：离职、退房、销户口、卷铺盖走人；生活了40年的土地，不再有我的容身之所。
忙乱之余，我开始闭门思过。说我不成功，我也干过一些事：完成了国家文物局《考古情报检索系统》等项目的研制；在考古类型学的人工智能应用与理论，都曾有过独占鳌头的地位；我发表的《中国考古学类型学变革的基本结构》《考古类型学的进化观与文化动力学的问题》等文章，先声夺人。说我成功，我也有不少败绩：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主题词表》项目实在无法继续；我企图推进计算机应用于考古田野工作的计划和考古学理论结合实践的变革计划，无法大面积推行，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已经触及一系列的荣誉与利益问题。我可以不辞劳苦、不争职称、不计钱财，然而我无力改变社会关系。也许我的失败就在于太认真，又太自以为是。早有畏友如是告诫：“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自认为仗义为国，更加之功高震主，数恶难赦，安有不败之理？”
1982年全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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