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王虎华：踏进大学校门，从此过上吃饱饭的日子

 作者简历

作者大学时代

       王虎华，1958年生，江苏靖江人。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党校从教十余年，从事文史资料编辑三十年。扬州市政协文史委主任、市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理事。曾在《人民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出版文学作品集《良宵》。

原题

我的大学生活琐忆

作者：王虎华

作者（后排中）与同宿舍同学们

一、从一个“饿鬼”到饭菜无忧

我把这近乎动物需求的感受放在开篇，在一些年轻人看来一定大煞风景，有失品位。那或许正说明我做对了，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对饥饿的感受都是刻骨铭心的。

我曾经说过，大学毕业后的30多年里，我的梦境中很多次出现过大学课堂和大学生活，醒来总是怅然若失。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我们的大学生活过于来之不易。这种貌似美好回忆的梦幻，其实是六七十年代辍学恶梦、贫困恐惧的后遗症。

我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能吃饱饭。有一个画面在我脑海里终生不忘：某日，我在老家马路东边的地里劳作，腹中空空，饥肠辘辘。忽然，一辆救火车从靖江城呼啸而来，一群全副武装的消防员（那时不叫消防战士）站在汽车两侧的踏板上，向北急驶而去。我当时心中有一股强烈的冲动，就是想当一名消防员。这其中当然有受消防员们威风凛凛英雄形象感染的成分，但根本原因却是因为我断定他们肯定每天都能吃得饱饱的。我当然知道消防员救火有生命危险，但他们即使去死，也能当一个饱鬼，也强似我眼下这样半饥半饱地在世上活挨。

正因为如此，只要是能吃饱饭的职业，就是我的“伟大”理想。社办厂里的翻砂工、满身泥污三班倒的勘探队员，都曾是我羡慕之至的对象。

但愿现在还在歌颂那个时代的人，能平心静气地告诉我，一个20岁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了不但上不了大学，成年累月劳作却还吃不饱饭，这样的岁月好在哪里？

1978年10月14日，我踏进了南京大学的校门，从此过上了每天都能吃饱饭的生活。感谢党，感谢政府。

当时，国家发给我们贫困学生的是甲等助学金，每月17.5元，其中发给饭菜票14.5元、现金零用钱3元。发饭菜票而不直接发现金，旨在让学生不要在吃饭问题上太节约，以保证身体健康。南大食堂让我感到新鲜而奇怪的是，饭票票面不是以重量计的“两”“斤”，而是与人民币同轨的“分”“角”“元”。1两好像等于1.5分，那一天1斤就是1角5分；一个月30斤，就是4元5角；另外10元为菜票。

什么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什么是时来运转、鸿运高照、苦尽甘来、否极泰来？从一天三顿稀粥，到每天都能吃上米饭还有荤菜，就是所有这些词汇。早饭除了稀饭，天天都有馒头；中午晚上都是米饭，还有炒菜。人生在世，再无饥饿，那时候的感慨：夫复何求？

当时食堂就有小炒的窗口，只是与我无缘。印象中一份炒肉丝是3角钱，等于我一天的伙食费。大学四年，只是多次远远凝望过那些窗口，一次也没有光顾过。

同宿舍有一位同学，是带工资上学的，每月30多元，但他却月月钱不够用（彼时没有“月光族”之说），他母亲每月都寄钱贴他。如果到了约定日期钱还没汇到，他就会坐卧不宁，埋怨老娘是不是弄忘了。面对此情此景，我辈虽未自惭形秽，却也心中不平。

刚进学校，南大的硬件水平让我大为意外。宿舍10个人一间，闷热难当，气味杂陈。到食堂吃饭，8个人一桌，却没有凳子，大家围着桌子站着吃。——这就是著名高等学府的学生食堂！可见那时候这个国家已被弄成什么样子了。

教室也同样十分紧张。校长匡亚明惜才心切，1978年扩招了大批南京市区的走读生，为三年大专学制，他们可以不占用学校的宿舍和食堂，但却使得教室更为紧张。学校临时在最北边建造了一批平房教室，称之为“北平房”。那是什么样的房子啊！

中文系的一位校友后来这样写道：“绝对的简易房，像工棚。就是高考恢复后急就章地盖起来的，因教室不够用了。没设计可言，就像农村盖房，图纸也用不着。墙体用的是煤渣混合而成的水泥砖，一块砖有枕头那么大，芦席的顶棚，也不吊天花板，人字的结构一览无遗。还有另外加固的支撑，是碗口粗的毛竹，外面有，里面也斜杵着。往教室后排走，不小心就绊着。地面原本不平，乃是红砖铺就。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房子里固定的桌凳，确切地说，是水泥砖和水泥砌成的长条的台面，高的是桌，低的是凳，各罩一层黄灿灿的漆。时间久了，有些砖缝处开裂，长‘桌’分割成一截一截，‘凳’与地面粘合松动，有些地方坐上去晃动，或者干脆就倒了。……北平房都是大教室，隆冬时节，一百来号人在里面积攒的‘人气’愣是一点用没有——我说的是似乎不增加半点暖意，嘴里哈出的气倒是有形有状，只是这视觉效果更让人觉得冷。南京人冬天没取暖的习惯，我这样的土著是冻惯了的，奈何北平房比我中小学的教室在密封方面也更等而下之。且绝的是，坐、伏皆在水泥之上，平日只觉其硬，冬天则怎一个冷字了得。不待久坐，已觉屁股下面寒气冉冉上升，渐渐就周身寒彻，如置身冰窖。不少人裹着棉大衣去上课，仔细点的人则随身带一棉垫。我虑不及此，实在受不了了，就把书包垫下面。”

很多年以后，我才悟出了一件事。为什么在北平房上课，常常会有个把女生旷课？当时年轻不懂事，后来猜想，她们一定是来例假了。想想实在令人怜惜，如此妙龄姑娘，天之骄女，花样年华，竟要坐在如此冰冷彻骨的水泥凳子上听课，岂不冻病？于心何忍？

校门口有一些小吃部，同样与我无关。后来听说有同学常常会在晚自修下课后光顾那家馄饨店，听女服务员用南京话问：“呃要辣油啊？”我心里就不只是有辣味，而是五味杂陈了。

饥饿和饮食简单的经历，养成了我不讲究口味、不在乎营养的“恶习”，业已深入骨髓，至死不渝。对此各有不同观点，我却觉得省却很多麻烦。平时爱吃食堂，旅游吃遍天下，出国一切听便。后来一再听到美食家们旅游吃饭不适应、出国要带方便食品之类的美谈，我在颇为同情之余，安之若素，乐在其中。

二、不用扬鞭自奋蹄

由于被“文革”耽误而与大学无缘，因而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恰如“恶梦醒来是早晨”，对失而复得的读书机会就格外珍惜。这样的珍惜，非亲历者是无法完全理解的。

我后来对别人说，大学四年，我居然没有去过不足千米的南京师范学院（现南京师范大学）校园，闻者不是难以置信，便是无法理解。平时也曾听到有同学说，南师的校园很漂亮，有假山、花廊之类；还有人说南师有很多漂亮女学生，可以大饱眼福。这两条对于农民出身的我而言，似乎没有多少吸引力。其一，我彼时既无赏景之心，亦无审美之力；其二，要看漂亮女生，南大已经足够了，何需舍近求远？再说，她们再漂亮，对于因贫穷的我，除了饱饱眼福、浪费时光，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那时候学习的用功程度，现在想想自己都为之感动。除了吃饭、睡觉、锻炼身体、偶尔会看看电影之外，所有时间不是听课，就是看书，标准的宿舍—教室（图书馆）—食堂“三点一线”。有个词叫“如饥似渴”，用在这里是再贴切不过了。教室不固定，夜自修要抢位置，自己抢，代别人抢，请别人帮抢，是家常便饭。到图书馆借书、占座，都是先在门口等着，门一开就蜂拥而入，跟公交站台争抢上车、菜市场挤着买菜完全是同一景象。

进校后不久我就发现，我不是学历史的材料。听听课还行，一看历史书，见了那些年代、人名、地名，就要打哈欠、进而像磕头虫一样打瞌睡。但应付考试是起码的，只好硬着头皮读下去，当然考试也就成绩平平，难以出众。

对读小说却兴趣盎然。有一阵去图书馆，全是借了小说来读，有时一天就能看一本，边读边自责，却难以自拔。受当初文学热的影响，自己也跃跃欲试，偷偷地写些貌似小说之类的东西。记得花不少时间写了一篇《乡下人吴福来》，为农民命运鸣不平的。不知怎么搞的，草稿被一个同学看到了，弄得大家都知道了。我这个人从来自卑，便感到很尴尬，其实同学们也都是善意的。

在文学方面，二哥王彤华对我影响很大。他的文学才能早在1970年代就已显露，他居然在声名赫赫的《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了小说！这令我对他十二分佩服，简直是要仰视了。

记得有一次他探亲回家，包里装着一篇小说的初稿，题目叫《线路》，开头有 “银霜铺地”“寒气侵人”等文字，给我印象很深。不过那时受“左”的环境影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篇小说似乎是借电话兵铺设线路的题材，隐喻“路线斗争”之类的主题，显然是陷入了陈旧的套路与窠臼。

1981年1月，二哥告诉我，刚创刊的《作品与争鸣》上登载了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引发热烈讨论，我立即到街上的报刊亭买了一册。至于《小说选刊》，1980年10月创刊的消息是不是从他那里得来，已记不得了。反正我从创刊号起就一本本到报亭购买，一直坚持到毕业，工作后改为订阅，如今成为我保存的唯一一种一册不缺的期刊。

有一次去二哥家，他对我介绍刚刚读过的徐怀中的小说《西线轶事》，很多精彩情节和语句，他几乎就是大段大段的背诵，我听了十分佩服，也成为一次精神大餐。很巧，新出炉的《小说选刊》2019年第8期“经典回顾”栏目，再次刊发了《西线轶事》，足见其经得起历史检验。

所有这些，都对我日后的文学创作尝试以很大的激励和帮助。

后来想想，好在没有用功学什么历史，因为后来的毕业分配完全是瞎来的，根本不顾什么学校与专业。我们班很多人竟然被发配回原籍，到人事局二次分配了。后来我被扬州地委党校弄去了，另一个同学居然去了经委下面的职工教育办公室。堂堂南大“新三届”毕业生，难道真的这么不值钱吗？

南大历史系77级比我们早半年毕业，人数是我们班的一半，不到四十人，据说将近一半都分到北京中直机关等处了。而到我们毕业，全班64个人，去北京只有两个名额。试想，国家好不容易恢复高考，77、78级可谓是第一批百里挑一的人才，怎么才过了半年，国家就如此不需要人才了？就把那么多人遣回本地人事局？国家到底搞的什么名堂，至今一直没有弄明白，也没有想明白，因为太悖常理，其中必有文章！

作者（后排左二）与同学在雨花台

三、双重性格

别看我性格内向，不爱出头露面，但我的性格还有另一面，那就是“集体主义意识”强，为了集体活动常常不怕在公众场合现丑。现在想来，其实应该说是公益心强才更确切。举几个例子。

某次班里组织联欢，号召大家积极参加。我没有什么特长，歌唱得不好，也不会弄乐器。怎么办呢？有人建议我和刘金田同学一起说个相声。那时候姜昆和李文华说的《如此照相》挺受欢迎，我们就决定学说一回。我的普通话还不错，形象也比较“正面”，就学姜昆的逗哏，而刘金田东台口音浓重，长相也有点滑稽，就学李文华的捧哏。一番排练以后，正式上场了。演出效果还真不错，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呢，以至于有同学在很久之后的毕业留言中还提到这件事。

又有一次，班里要组织唱歌，也是团组织活动之类吧。一时找不到人上台领唱，好像是大家都不肯。班长点我上，因为我也是团小组长之类的角色。本来我也不想上，但这时我的“集体主义意识”发作了，勇敢地上台领唱和组织。记得唱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我边领唱边打着四四拍子，还知道是弱拍起唱，弄得像模像样，感觉还不错。因为我平时并不喜欢抛头露面，更不是爱出风头的人，故而此举令一些同学颇为意外。

还有就是系里开运动会的时候，我没有任何长项，无缘参赛。我就发挥特长，主动担任宣传报道员。记得有一次运动会写了好几篇稿子，大家都在广播里听到了。后来播音员不知是有事还是旷工了，我就和李友仁同学一起走上台去，充当起业余播音员，声情并茂，还挺像煞有介事的。

这些事情其实给了我难得的锻炼，为以后上课、演讲等公开场合活动的提升胆量和训练举止提供了很大帮助。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我的公益心。后来到了2015年，班里决定增加一次聚会，有同学建议到东台去办，但由于种种原因，东台的同学没有及时应允，情急之下，我“挺身而出”，主动提出到扬州聚会。那次虽然吃了不少辛苦，但聚会办得相当成功，也让同学们对我刮目相看。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四、音乐趣事

四哥王熳华和我一同考取大学，他去的是华东化工学院。别看他读的是理科，校园也不在市区，但他在信息方面常常比我知道得多，知道得早，给我留下了上海的大学果真领风气之先的印象。

比如歌曲，记得好几首歌都是从他嘴里得知的，如邓丽君的《夜来香》《何日君再来》，三毛的《橄榄树》等等。还有李谷一的《乡恋》引发的风波，也是听四哥讲的。（后来从陈红民同学那里听来的《南海姑娘》，还有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美酒加咖啡》《香港之夜》等，也都让我喜欢。）

应该是1980年春节吧，三哥带回一只录音机，日本产的，样子像一块大砖头，让大家感到十分新奇。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都觉得不像，因为人们平时听自己的声音，是空气传导和骨传导混合的结果，一部分声音是空气传导给听小骨，还有一部分声音是人自己通过咽喉发音传到颅骨，直接震动到内耳听到的。所以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各人反应不一，有的认为很好听，有的则相反。

我和四哥都喜欢音乐，也很好学。那时候没有渠道得到流行歌曲的歌词，我们就边听边记。然而，有些歌词很难听清楚。有一个例子一直让我很得意。我们在听邓丽君用“北国之春”曲调改编的《我和你》时，前面都听出来了，包括“我们在春风里陶醉飘逸，仲夏夜里绵绵细语”，到了“聆听那秋虫它轻轻在……”后面两个字怎么也听不出，而且这两个字和下面的“迎雪花飘满地”邓丽君是连在一起唱的。我听了几遍后，大胆判断是“呢喃”二字！四哥不同意。这里的关键是唱歌的断句与说话的断句不同，易造成错觉与误解。我试图说服四哥，但他好像没有被说服。好长时间以后，看到了歌词版本，我的判断得到了证实，难免洋洋得意。

在课余，大家都喜欢听听歌，哼哼唱唱。同宿舍的李晓华同学，很有乐感，他喜欢把一些歌曲的简谱通过哼唱还原出来，这是有相当难度的。我也很有兴趣，曾经和他一起讨论，写出谷建芬作曲、朱逢博演唱的《清晨我们踏上小道》的简谱。两人一边哼，一边记，最后再完整地唱，修改，形成共识，挺有意思。

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评选出最受听众喜爱的前15首歌曲：《祝酒歌》《妹妹找哥泪花流》《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再见吧，妈妈》《泉水叮咚响》《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大海一样的深情》《青春啊青春》《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太阳岛上》《绒花》《我们的明天比蜜甜》《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永远和你在一道》。其中李谷一的占了四首，她的歌声人们确实喜欢。然而，有意思的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本来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可是学校广播站用它来做每天早上广播的开始曲，令我们大为讨厌。6点钟正是年轻人睡得香的时候，广播响了：“咪来咪来哆、来拉哆拉唆、唆拉拉唆咪来哆、来咪来哆哆拉哆——边疆的泉水——哎清又纯……”啊呀，李谷一啊，你唱什么唱啊?我们真是恨死你啦！当然，李谷一是带灾了，大家恨的是放广播的人，是规定6点钟要叫我们起身做早操的人。

五、两块钱的大遗憾

我们这一代人读书和生活中吃过的苦，年轻一代已经无法理解了。其实这是幸事，说明他们已经告别了那个可怕的年代。然而，如果这样的苦难就此仿佛烟消云散般地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中湮灭，那就不是幸事了。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写下来。

197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学校组织拍了毕业照。在我看来，那也是一张伤心照，因为我没有钱把它“买”下来。照片洗印前，老师说，如果哪位同学需要，就交若干钱（数字忘了），稍后可领取一张。我听后，想都没想就扔到脑后了，很简单，凡是要钱的事，就与己无关。那张合影我应该是看到了，但却没有能力得到。但愿何时能再见到这张照片，能够翻拍一张作为珍藏，然而这又是多么渺茫的事。

1978年10月，我做梦一般迈进南京大学的校门，因为历史的荒唐，大学在我心中早已是镜花水月了。仿佛做梦，我竟成了名牌大学的大学生。

发校徽了！“南京大学”的校徽，无疑令无数人向往。各人得到的校徽并不一样，应该是回收后发给我们的。我拿到的那枚校徽很特别，表面似乎是瓷质的，很光滑，不像其他的那样表面有凹凸，它显得精致而独特，让我爱不释手。翻看校徽背面，让我惊讶万分！每个校徽都有编号，我的校徽编号居然是“0001”！真是太难得、太幸运了！我心中的兴奋和珍惜可想而知，对它的百般爱护和小心保管更是不在话下。

这枚校徽伴我度过了难忘的4年大学生活。尽管一开始戴得多些，后来成为老生后就很少佩戴了（老生一般都会对新生正儿八经佩戴校徽报以揶揄），但对校徽的珍视和珍藏则一直未曾改变。

毕业前，系里宣布，校徽和学生证需要上交，但如果想要收藏也可以，只需每样交纳1块钱即可。这下难住了我！两样东西我都是很想要的，但却需要两块钱！这在我又极不情愿，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该花两块来“买”这种没有实用性的东西。要知道，我堂堂七尺男儿，读书四年，全靠助学金和二哥的资助完成了学业，自己没有一分钱的创收能力，更不谈去尽赡养年迈父母的义务，还有闲情逸致去买什么校徽、学生证作为收藏品吗？

于是，我忍痛上交了与我相伴4年的“南京大学”0001号校徽和学生证，离开了校园。

世上永远没有后悔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我自己越来越不能原谅自己这一节约的“美德”，常常只好不再去想它。可是，回顾国史家史个人史，难道仅仅应该归咎于我的吝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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