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张庆松：我在南京大学读书的独门捷径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庆松，1957年生，江苏邗江人。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本科毕业，后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美国史博士，出版《美国百年排华内幕》。曾推动中国标准战略的制订，又多年投身于智慧学的研究与推广。

原题

在南京大学读书的

独门捷径

作者：张庆松

一、为何选择学历史

我在南京大学上大学本科时，学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选这个专业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这是最具发展潜力、最具广泛的实用价值，也最能帮助我实现人生理想的专业。或许有人不理解，会想：学历史，跟古人打交道，有什么实用价值？而我的看法是，如果将历史作为获取智慧的一种途径，那么学历史的实用价值就勿庸置疑了。

在选报高考专业时，我考虑的不是将来如何选择一个职业，而是选择一条如何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我那时的最高理想就是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能在国家需要时为国家战略决策提供重要咨询意见，能做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能在很多领域内发挥作用，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总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高级人才，做他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我坚信的信条是：“别人能做的事情，我就不做。我要做的事情，应是别人不易做到的。”

当时学校文科种类不多，有三大传统学科：文、史、哲，还有一个较新的新闻系。反复考虑后，我确定，历史学是我最好的选择。原因是：

第一，历史的亲切感和神秘感。我们从小就接触到很多历史文化的熏陶，小人书的阅读，各种戏剧观赏，历史遗迹的参观，无不让人接近各种历史文化。历史既与我们很贴近，又离我们很遥远。古代留下了许多历史之谜，给我们带来种种神秘感。因此，我和很多人一样，从小就对历史着迷。选择历史专业，可以满足我对历史的好奇心。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求仙记”的文章，称我当初选择历史专业，也隐含一个从历史典籍中找到“长生不老”秘方的动机，当然这属于当时的奇思妙想。

张庆松上大学时在苏州实习

第二，在思维和写作方面，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没有其他文科专业的那些弱点。相对于哲学的“空谈哲理”的情况，历史学的一个传统特点是经世致用。在古代，人们形容那些能干的治国重臣的一个重要素质时往往会说“熟读经史”。中国古代君王们学习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一本参考书就是史籍《资治通鉴》。相对于中文而言，历史学的写作往往更重视事实，重视根据，重视条理，重视道理，重视社会事件，重视因果分析等等。如果说，哲学重说理，文学重华彩，历史写作则是既重说理，也重内容和事实，而华彩则是特定情况下用之。

相对于新闻学，历史学也有一点相似之处。新闻学往往报道的是当代事件，而历史学研究的是古代事件。但我对历史学有另一个特别看法，那就是，我选择历史学并不是计划将来一生都用来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来描述古人的言行。那是一个真正历史专业学者做的事情。我虽然选择历史专业，那只是我用来增加智慧的一条途径。我的希望是自己创造历史，留下新的历史素材。我学习历史，就是本着“学以致用”的精神，不是要探讨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想用过去发生的事情来研究和指导未来的工作。

第三，历史学的知识的全面性，它包罗万象，往往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科技、宗教等许多领域，学习这些领域的历史发展，有两种好处，一方面是历史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非常宽阔，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安定问题的分析能力，及寻找因果关系的能力比较强。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善于用全面综合的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历史专业的学生改行进入其他专业领域时，也因为有全面的历史知识功底而较易适应环境和创造成绩。

当处理国家层面的战略性问题时，特别需要宏观的战略视野，因为一个国家层面的战略问题往往是由很多领域内的因素如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安定、人事、地理等因素交叉影响的，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受过良好历史学训练的人有较宽阔的视野，比较容易驾驭复杂的社会问题。

第四，历史是通往智慧的途径。智慧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最高境界，是人类几千年来孜孜不倦向往和追求的目标。从小所受到的历史文化熏陶使我早就认识到，历史就是一座人类智慧的宝库，汗牛充栋的历史书籍是通往这座宝库的道路上的一块块砖头。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就可能找到智慧。

第五，历史是方法之源泉。我们找到智慧的目的，不是要消极无为（那是功成名就后才需要考虑的事情），而是要掌握克服困难，解决问题，造就事业，创造幸福的正确方法。而方法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历史的智慧宝库。在古代，当人们遇到困惑和难题时，往往会从历史典籍中寻找启发和智慧。过去人们解决问题的故事往往可以为现在提供方法的借鉴。所以，熟读历史典籍会使人增加智慧。我认为，“智慧是方法之门”，而历史就是打开这个门的金钥匙。

考虑到这些好处，历史专业的吸引力就很明显了。那为什么没有选择外国史呢？我受到大哥在海外的影响，也一直幻想着有朝一日能飘洋过海，闯荡世界。但我认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积累的文化宝库还有巨大的空间需要开拓，还有我不知道的许多内容去学习。选择中国史对于个人成长更有价值。我在中外文化的选择次序上，本着先中国，后西方的原则。首先要理解透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有好的基础进行对照比较。

选择中国近代史的原因是我认为，要想解决当前社会的问题，必须要理解这些问题。而理解当前问题的关键是知道其来龙去脉，也就是历史根源、历史背景等。而了解中国近代史正是了解现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按照对历史的这些理解，我选择了中国近代史专业。这个方面对我个人的成长来说，是很重要，也很正确的。

回想起来，我当年选择历史，确实有将自己按照“领导干部”来培养的意图。当然，我的所谓领导干部不一定指党政干部，而是泛指那种能够领导一个大事业的高素质领袖人才。可惜，现在社会上人们普遍错误地认为，历史专业毕业的人就只能从事历史研究。一个历史专业背景的学生如果不去摆弄故纸堆，而去从事其他专业的工作，人们就会大惊小怪。我就有无数次这样的经历。面对那些“历史专业的怎么来搞这个”这样的疑问，我只能苦笑。历史专业所具有的素质潜力能有多少人理解呢？又怎么能解释得通呢？

二、我在大学怎样学习的

南京大学是名牌大学，前身为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有时能进前三名之列，学习风气是很好的。特别是我们那两届学生，很多人像我一样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磨练，深知进大学机会之不易，都非常用功。

我也下决心要充分利用时间好好培养自己。直接从高中考入大学的往往会有一两年不能适应大学环境的迷茫期。而我没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一直对自己的目标很清晰。我的策略是，首先要确保本行工作，包括学好自己的历史专业，取得优秀的成绩。

在南京大学要取得优秀成绩不容易，不是因为课程难，而是因为竞争强。同学们的资质水平都很高，要在各门考试中取得名列前茅的成绩，仅靠天资是不够的，更要靠策略和方法。有了好的资质，再加上好的策略和方法，出类拔萃就可能实现了。于是，我把精力不是放在学习课程内容上，而是特别注重研究学习方法。

很多人也喜欢历史，但又畏惧上历史课，因为他们觉得历史上有太多的人名地名需要记忆，太难了。其实，只要掌握正确方法，学好历史，在历史课上拿高分，并不是难事。要取得好成绩的关键是考好期末考试。这就需要研究历史考试的特点。历史考试一般分为两部分，一是名词解释。试卷上列出一些人名和事件名，让你解释。对付这个部分的复习关键是，以重要性为判断准则。比如，一个将军领兵去进行一个战役。其过程中可能有个小的战役发生，经过多个地点。但那些都是可以忽略的，你需要记住的是最有决定性的那场战役的时间、地点和结果等信息。这种挑选重要事件记忆的技巧对于培养战略思维很有好处。

历史考试的第二部分往往是论述题。试卷列出两三条题目，要求考生进行论述。这些论述题也往往有一些规律。比如往往会要求论述某些事件的原因和影响，或者是某些事件的发展过程，还有就是一些事件的比较等等。

我用来对付这部分考试内容的方法是“十字纵横法”。一种是纵向分析，即根据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主要过程记录下要点，然后排列成时间表，使得对事件的发展全貌有清晰的轮廓。另一种是横向分析，即对与事件同处一个时代的互相作用事件进行比较分析。比如一个事件在某国发生了，为什么没有在另一国发生；或者，某国发生的一个事件对另一处地方的影响，等等。

这两个方法一纵一横，构成一个十字。这也是进行社会分析时非常有用的技巧。掌握十字纵横法的关键是抓要点。要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省略成一个提示单词进行记忆。比如，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定都天京后各王之间进行了互相残杀。我们就可以用一个“分裂”进行提示。这样就减轻了记忆的负担，便于再复习。这些学习技巧是我屡用不爽的，受益匪浅。

掌握了历史学习方法，可以基本上保证学习成绩令人满意。还有一个效果是学习能力和学习质量的提高，这就使得可以轻松地完成本专业学习任务后，产生大量的空余时间来学习其他内容。为了满足课堂出席要求，我会参加上课，但大部分时间是用来阅读课外读物。基本不记笔记。往往是在期末借同学的笔记快速复习两三天。采用抓要点的记忆方法，两三天时间来掌握一个学期的课程内容足够了。

大量的课余时间产生后如何处理呢？对此问题，我有个思考。由于我已经参加过三年的工农业生产，因此对社会活动不需要花时间。将时间浪费在吃喝玩乐更是一种对时间资源的浪费。所以，我进大学，开始考虑的就是四年后怎么办？四年后干什么？进大学是跨上了一个台阶，而大学四年是为今后的一生再铺下另一层台阶。

我的一些同学进大学时也为大学后生涯定下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考研究生。我却没有将注意力花在考研上。考研就意味着将来要从事历史研究专业。可我并没有想过要一辈子从事历史研究。我学历史是将其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一条途径，是从未来应用于推动社会进步角度考虑的。我认为，写历史不如自己创造历史让别人来写。

从就业制度看，我觉得过早地将自己绑定在一个专业上也是不明智的。当时，大学生是国家包分配的。我在想，还不知道将来会被分配到什么行业去工作呢。如果把精力都花在学习历史专业上，将来用不上岂不是可惜了。

基于这些想法，我不打算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历史专业书籍上。由于考虑到未来生活将会面临无数的不可预知的挑战，和我不甘平庸，总想着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出出色成绩的性格影响，我觉得，大学四年是难得的安心读书的好机会，应该静下心来，充分利用大学资源，好好的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为将来做准备。只要自己能力强了，无论命运把自己带到何方，我都能够很快地适应环境，并创造条件，实现自己的理想。

大学里面最大的资源是书籍。图书馆里那几百万册藏书就是一个知识的海洋，智慧的宝藏。在大学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获取自己希望取得或者必须取得的知识。然而，大学藏书多，这也构成了另一个挑战，那么多书，怎么读得过来？读什么？怎么读？这些问题是很多刚进大学的学生们困惑的。这也是当今的因特网时代信息爆炸带来的一个挑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有智慧。

我在南京大学的读书时期基本遵循三条原则，多读书，读有用的书，高效率读书，统起来说，也就是“多快好省”这个原则。

多读书就是尽量利用时间，争取在大学期间把自己想读的书都读完。所以我有空就会到图书馆去读书。另一个原则是读书面要广，各方面的书都读。

读有用的书是指对自己个人成长有用，对解决社会问题有用，对克服困难有用，对提高个人素质有用。我读书的一个特点是不看小说。尽管我在小时候就喜欢看小说，但在大学时期我禁止自己看小说。因为我认为，小说都是人编出来的故事，远不如那些对个人具有实用价值的书值得看。只是到了大三下半年，因为觉得已经将想看的书看得差不多了，才抽出一些时间看些西方文学名著，作为自己个人文学素养的补充培养。不过，看了很多西方文学名著，留下较深刻印象的是鲁滨逊漂流记、基督山伯爵和福尔摩斯探案集。其他很多名著看完了也就忘记了，对后来的影响并不大。

高效率读书是指在有效的时间内要读更多的书。这往往是一个矛盾。有些人劝后代学子，书要读得少，读得精。但我认为那是在特定情况下的读书法。对于以获取渊博知识为目标的读书，就需要学会快速读书法。在这个方面，最让我受到启发的是《三国演义》。其中说，诸葛亮有几个好友，都是才子，读书务求其精，而诸葛亮则是“观其大略”。他书读得多，知识渊博，才干出众，可以当丞相，而那些善于精读的才子们则难以与他相提并论。

这“观其大略”四个字就为我指明了博览群书的诀窍。比如，人们读《周易》，往往觉得很困难。但我秉着“观其大略”的原则，注意分析其中的基本原理，不去纠缠文字细节，所以每次用时不久就觉得已经得其精髓。对周易我已经读过好几遍，每次的感受都差不多。

所以，在大学的四年读书是最让人感到充实的。

三、个人素质的全面提升

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我认识到，仅有专业素养和渊博的知识还是不够的。我还必须培养自己的能力，将来才能够顺利应对生活的各种挑战。人们常说“一招鲜，吃遍天”。但我认为，仅有一技之长还不行，还应该追求素质全面。因为只有素质全面了，在不同的困难接踵而来时，才能有各种对应的素质储备来对付。那些依靠一技之长的练武者，一旦被素质全面的高明对手看出虚实，避我所长，攻我所短，则鲜有不败之理。

所以，在大学期间，我是以培养自己的全面能力作为读书学习的首要目标。而对具体知识的掌握我认为是次要的。

进行全面素质培养，任何老师都无法帮助，最好的老师就是自己和书籍。我的常用方法是看古书中的那些有才能的人物故事，看其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然后再反过来比较自己是不是在这方面还欠缺，然后再考虑如何弥补。由于没有一本书可以系统地列出各种素质和培养方法，我只有靠自己一点点地去摸索。当我完成这种探索，并且深切地感受到素质全面的好处时，我便下定决心：有朝一日，要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供后来学子们作为素质培养的参考。后来，我发现这些素质其实就是构成智慧的基础要素。这就是后来我开设《大学生智慧学》课程的初衷。

至于素质培养的具体内容，我们在《大学生智慧学》讲义中已经阐述的比较全面了。这里只是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在高考时，尽管自己决定了选择文科，但考虑到一定的数学能力也是一种必要的基础素质，因此并没有将其放弃。这为提高高考平均分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大学里，类似的一个例子是英语。

尽管我在中学时已经学过英语，但经过三年时间，早就忘得一干二净。1978年高考，虽然也考了英语，但不记入总分，我就没有考。进入南大后，英语在第一年是必修的。在分班时，那些曾经参加高考英语考试的被分入快班，而我们这些没有参加的就被分入慢班。

但第一个学期结束英语的期末考试，我得了98分。在班上名列前茅。同学们都从此对我另眼相看，把我看成一个聪明人。第二个学期，我就被转到了英语快班。

在第二个学年，由于我们是中国史专业，英语就不再列入课表了。照常规，对那些学英语有困难的人，这时候就正好可以从艰难的记忆英语单词活动中解脱出来。可是，经过考虑，我认为不应该放弃英语。一方面，我认为英语是一种素质，在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的趋势下，未来的英语能力还会有用处。特别是，我的内心深处还持有一丝希望，即大哥也许会有机会帮助我出国。因此，我又在英语上学习了一年时间。第三学年开始了，我将英语彻底放下。

放下英语的原因是，我在这一年内已经把大学英语本科专业的八本教材都学完了，让我觉得英语作为一种素质基础的培养已经足够了。我需要把时间用来加强其他方面。这一年中，我并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花太多的时间在英语上。我给自己定的时间是每天读书8小时，其中有一个小时是用在学习英语上。就是这么一点时间，却已经能够让我学完英语专业课程内容（当然只是指能读懂英语，会话和写作能力还是欠缺的）。这主要是我采取了一些自己发明的多快好省的学习英语的方法。

在制定的全面培养自己素质的目标中，一个目标就是学习能力的培养。总结起来，学习能力的培养有这样几个主要原则。

第一是高效率学习。主要是提高学习效率，在学习时要有意识地提高学习速度。主要方法是逐步压缩学习同一种内容时所需要的时间，迫使自己找出快速学习的方法。

第二个原则是智慧型学习，即用智慧来指导自己的学习，用智慧的方法来解决学习上的问题，活学活用，将学到的智慧理论用来改善学习品质。

第三个原则是多快好省。也就是要学得多、学得快、学得好，还要学得省。在《大学生智慧学》中，我们提出了创造时间的概念。也就是通过提高学习能力，加快学习速度，从而压缩学习所需要的时间，将原来需要的时间节约出来，用于其他工作，这也就等于为其他事情创造了时间。

学习能力培养的一个方法来源是从历史典籍中了解古代杰出人士是如何学习的。诸葛亮的读书法就是一例。有一本书介绍毛泽东的少年时代，我读了好几遍，其中有几段对我很有启发，引起我的共鸣和深思。当时还有一本《成才》杂志，从里面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著名的朱子读书十法就是从里面学到的。

但不足的是，古人的学习方法往往零碎而不全面，有时候在一个问题上还有两派不同的见解，使人无所适从。就拿读书范围来说，有的“大师”们主张“读书要专精”，而有的大师又主张“读书要不求甚解”。我的策略是，适当借鉴前人经验，但还是要靠自己主动开发学习能力。我的英语学习能力的提高就是一个显著例子。

在大学一年级学完英语基础语法后，在大二期间，我的英语学习就以读懂英语书籍为目标。但我发现，英语单词量不够是最大的障碍。背英语单词是最困难的事情。我的一些同学每天花大量时间在记忆英语单词上。甚至在排队打饭时，还可以看到一些人手拿小本本在那里口里念念有词地背单词。我也有难以记忆英语单词的同样困扰，但我觉得靠“苦干实干”不明智，耗费太多宝贵的时间资源。我决心另辟蹊径，找到快速克服英语单词记忆难的秘方。

由于使用观其大略读书法,我知道了当时刚在中国恢复的心理学学科中有一个研究领域是研究记忆的。于是我便找了一些心理学普通教材来阅读。当时另一个使我感兴趣的心理学研究领域是思维心理学。但关于思维的学习并没有记忆的效果来的明显。

我学习记忆心理学的方法有几个步骤：第一步是了解记忆心理学的概况（观大略）；第二步是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精读）；第三步是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第四步是根据这些准则制定具体的执行方法；第五步是在学习过程中使用这些方法。

事实上，当我明白了那些记忆原理之后，头脑就已经开窍了，清楚地知道如何快速有效地进行记忆。我把那些原理提炼成十多条原则，记在笔记本上。只要看一遍这些原理，快速记忆的方法就立即涌现。有段时间淡化了，就再看一遍，记忆效果就立即提升。

掌握了记忆诀窍后，我每天只需花半小时，就可以轻松地记上30个单词。另外的30分钟就用来阅读理解英文课文。一年下来，我的英语单词量就达到了七八千个的水平。我也不需要像其他同学那样被英语单词的沉重负担拖累着。

这个案例说明，学习能力的提高可以节省时间来提升其他智慧素质，而其他智慧素质的提升又会进一步提高学习能力。这就形成一种智慧型学习和素质培养之间的良性互动。这种思路对于目前中国教育领域内“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的二元矛盾和后者效果不彰等难题应该是一个应对良方。

除了学习能力培养之外，还能够作为全面素质培养的典型案例是我对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这是通过选修中文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实现的。

南京大学在匡亚明校长的领导下，好像是在国内最早实行学分制的。我们在校的第三年就可以选修两门系外的课程。经过考虑，我选择了中文系的《修辞学》和哲学系的《逻辑学》。

选《修辞学》是因为我认为一个高素质的人应该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有的人常引起人们反感，因为他们常常“口不择言”。修辞学可以学到修饰语言的各种技巧，可以提高自己的沟通能力和写作能力，对事业将大有帮助。

在《修辞学》中，我看了各种语言技巧之后，觉得最为有价值的是“委婉”。在期末论文中，我就选择了这个题目。我收集了很多资料，包括一些传统相声中的段子，说明了委婉的意义，委婉的种类和使用委婉的一些注意事项等。

我的论文被评为“优秀”。巧合的是，我的历史系本班同学刘云舟也选了这门课。他的论文也得了“优秀”，论文主题好像是对郭沫若一篇文章的分析。讲这门课的王希杰老师赞赏说，来自历史系的两个学生论文各有特色，和中文系学生的风格很不同。张庆松的论文以材料丰富为特点，刘云舟的论文以文采并茂为特点，都很不错，让他印象深刻。更巧的是，1982年毕业前，我和刘云舟也都同时考上了教育部公费出国研究生。我到美国继续学习历史，他到法国去学电影学。

至于选修哲学系《逻辑学》的原因是我觉得需要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思维的缜密性和条理性。在哲学系的课程中，除了那些作为政治课必修的那些内容外，我认为最值得选修的就是《逻辑学》。西方哲学对人类智慧文明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将逻辑推理的过程进行了细化，使之变成可理解、可表达、可学习、可操作的一套公式和程序，成为人类素质提升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工具。将来智慧学和预测学等新兴学科也可以借鉴这样的发展道路，摆脱玄秘的色彩，从被极少数人控制的象牙塔里走出来，成为大众能够熟练运用的工具。

我的《逻辑学》课程的期末成绩也是“优秀”。很多人畏惧《逻辑学》，但在我看来，学得很轻松。这门课程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原理。这同数学的性质差不多，学习技巧主要是记忆主要原理，并用“举一反三”的方法来翻来覆去地进行揣摩，以加深理解和善于变化。

第二部分则是解决各种逻辑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最难的形式是那些给出多个条件（线索）然后依据逻辑分析来找出类似于“谁说了真话，谁说了假话”等形式的问题。能够顺利解决这些绕人脑筋的逻辑陷阱，《逻辑学》就算学通了。

经过仔细研究，我很快就发现了解决逻辑陷阱的窍门。这个窍门是我在研究预测时从《福尔摩斯探案集》里福尔摩斯惯用的“假设—排除”的破案技巧中学到的。这个技巧后来在我开发精确预测理论时提供了一个重要环节。

这个技巧在应用于解决逻辑陷阱题目时的方法是：不要试图一下子考虑所有的条件，那会让你绕很久，头晕脑胀也得不到答案。应该先抓住任何一个条件，然后假设其为真，以此为前提去验证其他的真伪，如果此条件为真，其他的条件是否还成立。如果同其他条件有冲突，那么就可以断定此条件为伪。当确定一个条件的真伪后，其他条件的真伪也就有了确定的依据，就可以排除那些伪条件。可以解题了。在得出答案后，把同样的过程用到另一个条件上，以便进行验证。如果结论一样，那就是正确的结论。

我使用这个方法来解决逻辑学考试题，十分有效。掌握了正确的解题方法，考试获得优秀就不是难事了。

我在大学期间进行全面素质的自我培养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包括向古人学习，进行个人素质自我评估，学习专业性的人才培养杂志。

向古人学习就是研究古代伟大人物的言行事迹，看他们是如何进行思维和决策的。我研究最多的是诸葛亮。《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事迹使我领悟到了很多智慧型思维的原理。另一个研究主要对象是毛泽东。毛泽东留下了很多文章，使得我们这些后人可以了解他在做重大战略决策时的思维过程，从而可以提炼出很多智慧学的原理。

有了古代人物的事迹，我就可以对照比较，看自己有哪些不足。《论语》记曾子语说，“吾日三省吾身”。我就是这样做的。不过，我的“省”更多的是对自己素质的反思和评估，如果发现不足的地方，就制订方案进行弥补。比如，我发现自己思考能力还不足，就专门花时间阅读心理学中的思维心理学的内容；发现自己对现代化管理不了解，就去图书馆找香港出版的管理学书籍读等等。

我还关注那些新出现的人才学方面的杂志。我记得当时有一本《成才》杂志，我那时每期必看。我的很多思维和学习方法就是从那里面学来的。

素质培养的另一个关键内容是学为所用。我的学习是带有明确的应用目的的，因此在学习时我始终都在考虑如何应用的问题。我发明了一个“假设性应用”的方法，来提高自己运用知识的能力。这个方法是，当看到一个有指导意义的故事后，我会提炼总结出几条原则，然后假设出另一个场景，假设自己是主人公，然后设想自己应该如何处理类似的事件。还有一个方法是举一反三。比如，当某个人成功地解决了某个难题后，我考虑的不仅是理解其方法，还要问自己：除了这个方法外，还有什么其他方法？那些方法效果如何？

我有一个关于智慧是如何形成的观点，那就是“智慧编程”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智慧的形成过程是一种类似于计算机领域编程过程，是一种对大脑思维进行编制程序的过程。学习智慧就是向大脑输入各种预制的程序，这些程序可以提供在处理问题时的原则、方法、步骤等，按照这些程序形成的决策具有正确性和效益性。经过系统智慧型思维训练的人在处理问题时会按照智慧型思维方法进行思考，体现出智慧型思维能力。当这些程序形成后，就会转变为一种特殊素质。假设性应用就是一种编程方法。

四、考上出国研究生

对我大学素质自我培养效果的检验是研究生考试。

在南大学习的大部分时间，我并没有考虑考研究生的事情，也没有未来的具体目标，只是有一个明确的想法，那就是全面培养自己的素质，以便将来能够应付一切生活挑战。到了大学三年级末时，我觉得系统的自我培训已经基本完成，于是便用业余时间读一些文学名著。

进入最后一个学年后不久，同学们开始讨论毕业后的去向问题。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并作出决定是在1981年的10月份。决定考研有几个因素。一方面，当时我觉得参加毕业分配，命运不能由自己决定。不如考研究生，继续依靠自己能力来选择自己未来发展方向。另一个是自己觉得素质虽然全面，但侧重“博大”，缺少“精深”，也就是那种专业研究能力，在某个领域成为顶尖专家的素质。这是一种由通才转为专才的道路。如果考研成功，也可以成为大学生“又博又专，先博后专”发展模式的一个示范，证明博学并不会妨碍专业发展，反而能推动之。

如果考研究生，选择什么专业呢？通过四年中国近代史专业的学习，我认为自己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具备了足够的基础素养。但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了解还不够。我还应该了解西方文明的发展情况，以便将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看，对西方发展史的研究可以为未来中国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所以，我决定报考外国史的专业。

近代以来，曾经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我的学习道路也体现了这种思想。我先学中国史，主要是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进行自我素质培养，使中华文化成为我的知识主体。然后再把目光投向西方文化，为了将来的社会应用而进行比较研究。

那么，在外国史内选哪个专业呢？这又费了一番思量。当时的南京大学外国史有几个在国内享有盛誉的专业，包括英国史、国际关系史、美国史和欧洲近代史等。经过考虑，我决定选欧洲近代史。主要原因是我考虑到，考研肯定会与那些具有外国史专业背景的考生们竞争。如果考“国别史”，那些考生都很熟悉其内容，发挥空间不大。就拿我们同学来说。有几个同学在入学后不久就定下了考研究生的目标，而且几个同学还形成了一个外国史研究生小组，经常在一起学英语，为考研做准备，还进行了分工，每个人确定了一个方向。要想同他们竞争，就必须避实就虚。

王觉非教授的欧洲近代史专业涵盖了英、法、德、俄、西等国家的历史，覆盖面宽，考起来比较难以准备。这就给我这样缺少西方史专业背景的人提供了“后发先至”，增加战胜那些外国史专业考生的机会。而且，西方工业革命就是从欧洲开始的。了解工业革命的历史对中国将要走的工业化道路会有一些参考价值的。因此，我选择了最为难考的“欧洲近代史”专业。还有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是，欧洲近代史专业有两个名额，一个是南大名额，另一个是替教育部代招的公费出国研究生名额。这样，考欧洲近代史不但使得录取机会增加一倍，而且还有可能考上出国研究生。那我就可以依靠自己的能力实现“飘洋过海，闯荡世界”的梦想。

方向确定以后，我便默默地开始准备。在这个考虑过程中，我没有同任何人商量，所以也没有人知道我要考研。在整个准备考研究生的过程中，我也没有依靠同学的任何帮助，也是完全依靠个人的能力。在日常生活中，我也没有显示出任何特别之处。以至于我已经准备了三个月之后，没有一个同学知道我在突击准备考研。好几个同学都劝我说“你很聪明，不考研可惜了”。我也只是一笑。当报名开始后，我突如其来地宣布报考欧洲近代史研究生，这让同学们都吃了一惊。

他们觉得难以置信，因为我要跨专业报考，而且这时距离考试只有三个月时间，能考上吗？很多人心里肯定有疑问。在考试结果揭晓之后，我才帮同学们揭开了他们心中的谜团。在宣布考研前，我已经秘密准备了三个月，而且进展顺利。在宣布考研时，已经有了很强的信心。这让同学们印象深刻。在我的毕业纪念簿上，有多位同学留言说，他们注意到了我大学四年期间的性格变化，从刚进学校时的言行随意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城府很深”的人。确实，我自己在大学期间也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性格进行复合型训练，做到收放自如。我们的班主任金老师在毕业前还特地找我谈话，对我的性格转变给予了肯定。

我为考研进行的准备主要使用了四种素质，分别为意志力、计划力、高效率和预见力。

第一种素质是意志力，也就是毅力。我在确定考研后，就给自己下了死命令，在六个月中以考研为唯一使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必须要全力以赴。我决心在此期间摈弃一切娱乐活动，不看电影，不看电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准备工作上。

但是在大学期间各种活动是很多的。如何能够在进入图书馆或者教室进行自习时就集中精力完成学习任务呢？我摸索出了一种调整思绪的方法和步骤，通过排斥杂念、逐步引导、回忆内容、预先思考等步骤，几分种内就能调整到良好的学习状态。

所以，拥有智慧型素质的人要有很强的自我控制能力，不但能下决心，还要能够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抵制和克服各种干扰，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二种素质是计划力。我在决定考研后，就根据考试的情况制订了严密的计划。这个计划也体现了纵横分析的思路。所谓“纵”是指时间进度的安排。准备时间为六个月，我为每个月都规定了进度。每个月的开始，我又为每个星期安排了进度。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我要为该星期的准备安排星期进度。每天我又会将时间按小时分配学习内容。这个计划要经常考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些调整。

“横”是指将要考的几门功课分别制定规划，明确学习的目标、范围、文献等，将学习内容按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分配到各个复习阶段，包括在每天的学习时间中所占用的时间段和进度指标。

在这种严密计划指导下的复习，可以做到心中有数，知道在考试到来前自己的学习状态，每日有明确的目标，没有任何的不安、迷惑和压力。

第三种素质是高效率，这方面对英语的复习最有典型性。欧洲近代史需要考两门英语，一门是普通英语，第二门是专业英语。很幸运的是，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并没有放弃英语，而是通过短期高效突击，使得英语阅读能力迅速提高。但不利的是，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复习英语了。在为了考研而重新拿起英语书后，发现一些最基本的单词都已经忘记了。

为了攻克英语关，我制订了英语复习计划，其大致安排是，前三个月攻克基础英语关，后三个月攻克专业英语关。在基础英语复习期间，我制定的目标是每天至少记忆50个英语单词，其余英语时间就用来阅读课文和学习英语语法。由于这些单词以前都记忆过,恢复起来较为容易。有的时候一个小时就可以记忆100个单词。因此，三个月掌握七八千单词量按期完成。

专业英语考试内容主要是翻译。要在规定的两三个小时内翻译好几页的英文历史文献。在专业英语复习期间，我使用了读原著的方法，将剑桥的英文中国近代史原著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精读，每一个不认识的单词都要记下来进行集中记忆。三个月下来，我已经可以顺利地读懂英文原著了。我又采取了过去常用的“高强度模拟考试”的方法，来解决翻译的压力问题。

第四种素质是预测力。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我还使用了在素质培养过程中掌握的预测的方法。我的这种预测是依靠智慧，我称其为“智慧性预测”。我的预测主要用在最难的欧洲近代史专业考试。这门考试主要包含两大内容，一个是名词解释，另一部分是论述题。考完试后，回顾了一下，大约十道题目中，我预测中了九道题。

这种预测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个是对名词解释的预测，从大量的历史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信息中，筛选出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进行准备，主要依靠战略判断能力，需要善于提炼和对重要性的判断能力。

对于论述性考题，主要的方法是收集过去三年中的考试题目，研究其中的规律，然后预测本次考试的出题思路。比如，通过分析，我发现过去三年的题目涵盖了三个国家如英、德、法，每年一个国家。那么，本次考试肯定是这三个国家之外。欧洲近代史的重点是英、德、法、西、俄这五个国家。所以，西班牙和俄国将会是最有可能。而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革命是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我便将俄国农奴制革命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准备。结果，考试的论述题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

这六个月的紧张学习，使我的眼睛受到了伤害，成了近视眼。但经过刻苦努力和精心策划的准备，我终于成功地考取了南京大学代招的教育部公费出国研究生。考研的成功，证明了我在大学期间学习思路的正确，证明了自我素质培养的成效，证明了智慧对个人命运的巨大影响。有了全面和卓越的个人素质，自己可以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可以将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这是我大学四年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

我觉得，我从历史中探索出来的这些学习和自我培养方法是独特的，应该传承下去。因此，我定下了一个人生新目标，那就是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把自己摸索出来的学习本事传授给更多的中华学子。这是我后来一直念念不忘的一个使命，也一直在为实现这个目标做积极的准备。

作者在美国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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