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陈益民，1960年生，江西人。下乡知青。南京大学历史系78级。曾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南开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主编《中华博物通考·礼俗卷》。
风气之先
——怀念恩师王连升先生
王连升先生
人生在世，常慨聚离无常，岁月如奔。倏忽间，恩师王连升先生仙去，竟已过去了十年！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多少次念及先生的音容笑貌，我总想提笔写下一些感怀文字，却又恐千言万语，不足以表达那份对于先生的敬仰与感念，终不免怃然搁笔，叹息而已，直至此时此刻。先生是山东青州人，1939年生。学养深厚，1964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师从名家白寿彝。白先生的学问优长在于贯通古今，其《中国通史纲要》等多部史学著作，深得学界好评。王先生显然受到白师较大的影响，他的史学研究也多在博古通今上着力。从其主编12卷本《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中国宫廷政治》《简明中国通史》《中国封建王期兴亡史·秦汉卷》等等，以及招收研究生的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可以看出他对于历史研究的定位，就如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
王先生主编的12卷本《新编中国历朝纪事本末》
正因为擅长于从宏观把握历史发展大势，也使他对于历史发展规律、影响中国历代王朝盛衰的根源，有了较深入的思考。而这也为他有一个时期能成为刘泽华先生的合作者，共同发表多篇震动史坛的论文，奠定了基石。刘泽华先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大家，他提出的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论题，已成为史学界重新认识中国历朝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的关键抓手。他在这一领域的起步，是从1977年开始的，而开启王权主义研究之初，王连升先生正是刘先生的一位很好的合作者。刘先生在“文革”前期曾成为被边缘化的遥逍派，后来“复课闹革命”，需要传道授业的教师，而那时许多老教授被打倒了，刘先生遂成为教学的中坚力量，并逐步成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术带头人。为振兴历史系，刘先生那时四处延揽人才，王先生正是在此时与刘先生结了缘。王先生研究生毕业时，赶上“文革”如火如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学非所用。后来在南开大学附属中学供职，负责教学工作。大约1974年前后，在南开大学工作的刘先生夫人阎铁铮老师，有事去南开大学附中，遇见王先生，感觉王先生学识不错，回家向刘先生推荐。刘先生在与王先生相见后也很满意，遂将王先生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王先生为此很高兴，那时经常到刘先生家里串门。俩人相谈甚欢，有许多思想火花的碰撞。思想观念的共鸣，历史视野的高度契合，促使他们二人在即将到来的历史转折年代，开始了数年共写史学论文的合作。刘先生自1976年起就已开始深刻反思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随着“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到来，他的思维火花日益迸发出来。而得益于他开阔的思路和深刻的见解，王先生深受启发，于是积极参与执笔。数年间，俩人合作写下了一系列汪洋恣肆、名动海内的史学名篇——《“四人帮"在史学领域招摇的一面霸旗——评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载《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策略——评“四人帮”的“清君侧”》，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载《教学与研究》1979年第2期；
《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
《论刘邦——兼论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清官问题评议》，载《红旗》1980年第20期；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先秦时代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关于专制主义经济基础与君主集权形成问题的商讨》，载《南开史学》1984年第1期。
《论先秦的人性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关于先秦思想文化质的探讨之一》，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刊有刘泽华、王连升合撰的《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
如果说前两篇还不免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颇有“大批判”色彩的话，那么从关于历史动力问题的研究、关于秦始皇的评价两篇文章开始，二位先生合作的各篇论文，便有了很高的立论视野和很强的学理分量，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瞩目。
一是他们敢于质疑“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说，勇敢向一二十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发难，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今人看来这一说法也许不足为奇，可是回到40多年前，提出这一论点却是需要很大的打破枷锁、走出误区的勇气的。二是认为秦始皇是历史功过集于一身的人物，他有他的历史功勋，也有违反历史发展规律、做了许多破坏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事情。这样的看法，让秦始皇回归了历史的本真，同时有助于世人重新认识和评价“文化大革命”。当时社会上一度有人认为他们这样评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无疑是“砍旗”行为，可见是刺痛了一些固守“文革”思维的人的神经。三是对君主专制有了新认识，并将其视作影响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键性因素。这对于后来“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形成，实发为了先声。此前十几年，因政治运动需要，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之类的宏论横行，影射史学成为全民介入、共同学习与批判的领域。因而，新时期史学界打碎枷锁、拨乱反正，其影响所及，就不只局限于史学领域本身了，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触及社会各阶层的思想观念。刘先生与王先生当时合作发表的上述论文正是这样，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刘先生思想深邃，观念超前，常常言人所不言，广受学界瞻望。而他愿与王先生合作那么多年，共同写下那么多重头论文，亦可见他对王先生的史识和文笔是认可的，他们二人的合作，也成为那时史学界的一道眩目风景。后来，刘先生与其门生苦心经营，在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王权主义方面，成果斐然，形成了“王权主义学派”（刘先生自认为叫“王权主义反思学派”更妥）。而追根溯源，这一学派的开山之作，则正是当年刘先生与王先生合作写下的那一系列重要论文。因而，王先生之于这一学派的产生，亦可谓启无疆之鸿烈者矣！由此看来，王先生在历史转折年代参与的启蒙思想传播，留下了他此生在史学界光彩夺目的一笔。这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曾有过这样的奋斗经历，产生过这样的影响力，那也是相当令人敬佩并值得世人仰视的！王先生主编的《中国宫廷政治》一书
王先生在教学方面也很有成效。他给学生授课，内容严谨，气氛活泼，深受学生们欢迎。他给本科生讲授中国通史和政治制度史课许多年，曾五次获得南开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中国大学的教育方式，多是老师讲、学生听的灌输模式，而在80年代后期我读硕士研究生时，王先生却时常采用开放式教学方法。那时正值思想解放、文化反思达到高潮的年代，思想争鸣的氛围非常浓厚，王先生给研究生上课，有时也采用独特的方法：他提出一个史学论题，让在座的各位同学就论题各抒己见，鼓励争论。因同学间观点不同，课堂的气氛便活跃起来。而正是在那样的争论中，极大地促进了同学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思考。当年那样上课的热烈情景，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其中所体现出的“子曰盍各言志”之风，让我非常感念王先生的为师之道。王先生还曾让我与另几位同学一起，参与他主编的历史著作的写作。我们那时的水平固然无足称道，而王先生给予了我们很好的指导，所写的著作后来也正式出版了。这种写作对于锻炼个人的学术研究能力和提升学术写作水平，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王先生在学业上的引领，于我而言，实有黑夜仰望星斗，粲然指南也。王先生待人从来都是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并且与学生打成一片。我的一位同学这样赞叹：“王老师健硕而俊朗，全无困守书斋的冬烘气，是可以深交并时时请益的师辈。他也常和我们一起打篮球。虽才气横溢，却从不端师长的架子。”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带内人拜访过先生，向先生介绍了内人的名字。而多年之后，先生犹记得这个名字，我自己前去拜访时，先生还总会顺便问及。可见先生记忆力好，也很关注我们之间的细微末节。
毕业之后，每到过年，我会上先生家拜年。但2012年初我因父亲病重，归老家照护，那年过年我就只好在电话中给先生拜年了。然而没想到的是，那竟是我最后一次给先生拜年。
那年秋冬之际，先生因病去世。真是天道何在？夺我哲师！自此不复面对先生慈颜，不复聆听先生睿言。挥泪太息，抱憾无已。尔来又十年过去，追忆先生，感喟无限。敬奉一瓣心香，对长空祷祭，谨语：
2008年2月，笔者与王先生合影
陈益民专列
陈益民：南大历史系78级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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