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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何玉杰: 从农村考进大学, 奶奶说“祖坟冒烟了”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何玉杰，原名何玉洁，1957年出生，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武汉大学，是先历史，继经济，再广告学专业。为合肥工业大学广告学创系主任、硕士生导师。发表论文多篇，翻译、主编、参编教材和著作多部。现任安徽省广告协会副秘书长、安徽新华学院广告学科带头人、安徽现代传媒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原题
那年那月那谷场
作者：何玉杰
人生是一段长长的旅程，在这过程中，能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自然开心，能成为传奇的人又何等幸运。遗憾的是，我的青葱岁月却由许多事故构成。
1975年初春，我从一所农村中学——全椒县古河中学毕业，时年17，可谓风华正茂，却又青涩依然，属于那种见到漂亮女孩就脸红的人。那时的高中学制两年，春季毕业，没有高考，我也不知道什么叫高考。毕业后干什么呢？书都念完了，不就回家嘛，这是一个农村孩子的自然思维。
根据那时的政策，户口是有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之分的，孩子的户口只能跟母亲走。我父亲是一名农村初中教师，母亲是农民。因此，高中毕业后，我只能回到乡下当农民。说得好听一点，叫“回乡知青”，说的直接一点，就是服从命运的安排，自然世袭为一个农民。
于是，在广阔天地里，我和农民们一起战天斗地，春天插秧，夏日耕耘，秋天收割，冬季修河，“大有作为”地挥汗劳作，每天仿佛都有干不完的农活或开不完的会议，睡不完的瞌睡，但生活总是过得捉襟见肘，家中房屋破旧，生活时常油米不济。自幼喜爱文学和绘画的我渴望能有机会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但贫困就像一只巨大的铁拳将我们全家人紧紧地抵在墙角，动弹不得。贫穷也是一种力量，有人呼天抢地，痛不欲生，有人只能像温水煮青蛙般地承受到日渐麻木。
“我们都身处阴沟，但仍有人仰望星空。”尽管无尽的斗争会议、频繁的田间劳作让人疲于应付，但我的内心深处依然充满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我要广博的知识，也要浩瀚的月光。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当时认识了安徽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叫张耀辉的老师，当时他三十来岁，是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放来安徽的，我们建立了“革命”友谊。我，一个蛰居乡下的穷小子将与他的通信看作是无比荣幸、无比骄傲的事情。在我心中，他就是星辰。
1977年9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了他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国家即将恢复高考制度，可以通过参加高考的途径到大学读书。看了来信后，我又惊又喜，却又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得到官方消息），但还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说，那是为贫下中农子女准备的，我们家成分高，没有资格参加，你就别想了。顿了顿，又神情黯然地说道：“你就抛弃幻想，准备做一辈子‘泥腿子’吧。”尽管我知道父亲背“语录”是下了功夫的，但这句话还是像一盆冷水迅速浇灭了我刚刚燃起的一丝热望。此刻，我只能自哀自弃了。
在接下来的冬季挑塘和积粪的日子里，我咽下希望和长满水锈的生活，披着星光，和小伙伴及姑娘们挑着担子在田间地头穿梭奔波，以哨声为铃声，以谷场为操场，以山岗水库为桑间濮上，过着粗犷的日子。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姑娘们大都读书甚少，但她们心地善良，乐观向上，也都处于情窦初开的年代，偶尔也会冒出的低俗笑话，也会让她们自己面红耳赤。她们心地单纯、笑容明净，像光一样给人以温暖。就这样，不知不觉到了10月21日这一天，公社的大喇叭中终于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并且是“自愿报考，统一考试，择优录取”。于是，我主动报了名。
一个多月后，我来到考场。考场设在县城的一个中学之内。第一天上午考语文，很快地我做完了知识题，一看作文题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感觉容易，心想，一定要好好写，争取得个高分。于是，铺开草稿纸，列提纲，打草稿、反复斟酌。写好后，往试卷上抄写。谁知还未抄到一半，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监考老师立马来收试卷。没有办法，我只好怯怯地问监考老师：“写在草稿纸上的作文也算吧？”老师回答说：“谁叫你写在草稿纸上的？不算！”一句话真如五雷轰顶，几乎宣判了一门课程考试的死刑，对我其后的影响可想而知。
匆匆考完后，从县城回到家中。父亲问起情况，我只好如实交代。父亲听后大为光火，认为不该打草稿，没有时间观念，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丢人现眼。我自己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受，被父亲这么一责备，心情更加难受。一气之下，丢下纸条，离家出走，但没有告诉家人是去哪里。那时，奶奶已经得了白内障，双目失明，但因为家里孩子多，经济十分拮据，没钱医治，全家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奶奶受着失明的折磨，一筹莫展。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奶奶从不肯歇息，整天在家里摸索着做家务活。当她听说大孙子突然出走后，十分担心，怕有意外，责令父亲向我的同学、熟人打探我的消息，同时，自己一个人哆哆嗦嗦摸索着走了一里多路，来到邻村的姑姑家找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呼唤着我的乳名。但一无所获，悲痛欲绝。其实，那天我是去了一个邻县叫苏家湾的地方（属于巢县）。独自在外流浪了三天之后，我回到家中，焦急等待、万般无奈的一家人那种欢欣之情，自可想见。我始料不及的是，自己的一次轻率行为，竟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了那么多的焦虑与悲伤，真是后悔不已。
转眼，第二年的高考报名又开始了。由于艺术类提前考，我就先报了浙江美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当时艺术类的准考证是由招生学校发的。需要报考者先邮寄自己的两到三件习作到学校招生办，经学校审查后，符合其要求者发给准考证。所幸我得到了准考证。考试地点安排在滁州师范专科学校（现为滁州学院）进行。上午考的是素描。现场坐着一个青年，画的是真人头像。完了，感觉不错，暗自得意。下午考色彩。考试铃声响后，别人开始画了，我问监考老师为什么还不发给颜料。老师回答说，颜料都是考生自己带，考场不发任何颜料。我顿时傻眼了。原来，自己第一次参加美术高考，没有任何美术临场经历，也没有同其他认识的考生交流，只是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为了防止考试作弊，考场应该只准考生带橡皮、铅笔、画笔、直尺、圆规这些简单的工具，颜料则由考场统一分发，收取费用。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无奈之下，我只好默默地退出考场。我预感到自己又要折戟沉沙了。“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进入美术院校的大门被关闭了，剩下的唯一希望只有7月份的高考。一次，我无意间读到了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的几句话：“在灰暗的日子中，不要让冷酷的命运窃喜；命运既然来凌辱我们，就应该用处之泰然的态度予以报复。明智的人决不坐下来为失败而哀号，他们一定乐观地寻找办法来加以挽救。”正是受到这句话的鼓舞，我准备全神贯注地投入到文科课程的复习之中。但是，父亲不同意我报考大学，认为不要心太大了，只要考上中专，哪怕是技校也非常不错。理由是，大学招生人数少，文科生更少，农村教育条件差，学生成绩普遍赶不上城市的孩子。所以，大学主要是城里的孩子们考的，农村的孩子只适合考中专、技校。只要考上了，一样有计划粮吃、有铁饭碗端，何必舍易求难呢？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执意要考大学。父亲生气地问：“你认为你能考上大学吗？”我心里没底，沉默以对。父亲更恼火，认为我不听话，白白地浪费时间、浪费工分是小事，到头来，考不上会让人笑话。但是，我行我素，固执己见。父亲没有办法，最后只好不问。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认真复习，争取当年考上。那个时候，许多已经从学校毕业的高中生，包括我的许多同学都已高调地回到母校或他校补习了。跟班听课、做试卷、接受辅导，身上常常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胳膊夹着白花花的试卷。而我呢，那个学校也没去，每日待在家里，只依靠父亲弄到的一套不完整的省编教材进行复习。我感到自己的数学基础较差，可能成为最大的拦路虎。于是，集中精力复习数学，这几乎占去了我一半以上的复习时间。
大约在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位也在复习迎考的陈姓同学从邻近的公社到我家来看我。高中时，他在班上的语文、数学成绩都非常出色，我们的关系也非常要好。他问：“现在复习怎么样了？”我说：“数学还不行，进步不大。”他说：“我来出两题给你做做看”。我说：“好的，我试试。”于是他出了两道数学题。我做了半天，结果一题也没做出来。他笑着说：“看来，你今年的希望是不大了。”一句话顿时让我心里凉了半截，我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1978年7月20日，由教育部统一命题的高考终于如期而至。参加这次考试的有工人、农民、民办教师、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考生从1966年到1978年共13届的高中生都有，人数达610万人，年龄从15岁到36岁不等，彼此之间的年龄相差达十五、六岁者很多，录取率只有7%。这情形真的有点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高考的前一天，我们这些回乡知识青年都从乡下提前乘车去了县城。在考试中，我对语文最满意，感觉作文简单，文言文也不难。记得所有词语填空题只有“盘桓”一词没填对，其余都对。花了最多时间的数学还是考得不好，最后一题折腾了好一会儿，也不会做。此外，还有一些做错的，以及胡乱写的。如历史试卷中的“官渡之战”、地理试卷中的“信风”等概念，在我的记忆中都是空白，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就是没复习到过。后来还是我急中生智，忽然想到《三国演义》中仿佛有一个描写官渡之战的段落。于是，不管对否，一股脑儿地答上。当时，一位邻村的许姓同学和我同在一个考场，每次考完，在回宾馆的路上，他都习惯地与我对照试题的答案，结果我俩的答案很多不同，我心里直打鼓，自认为自己错的多，感到希望又渺茫了。
不久，我接到通知，已经初选，需填报志愿学校。于是我将自己的考试情况向张老师作了汇报，请他指导我填志愿。我想进中文系，但他建议我填报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则安徽大学当时还没有历史系，二则中国人向来讲“文史不分家”。学历史要大量阅读和研究古代文献，故历史学得好的人通常中文也会好。更何况，历史学具有内在的完整性和逻辑性，不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是学不好的，不能称为科班出身，而中文则不一定。于是，我就依老师的意见填报了志愿。
此后，生活重归原样。我一边劳动，一边若有若无地等待高考的讯息。9月初的一天上午，我和一个小伙伴在谷场上用推板翻晒稻谷，约莫11点的光景，从远处的池塘边传来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玉洁考上了！”但不知怎的，我当时的心情一点也不激动，非常非常地淡定，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又似乎消息与我毫不沾边。如同没听到似的，我继续埋头翻晒着稻谷。那位伙伴凑近说：“人家说你考上了，还不快回去看看？” 我轻声答道：“不知道是真是假呢，等放工后再去看也不迟。”说毕，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又看了看四周。此时，阳光灿烂，万里无云；炊烟袅袅，鸡鸣喈喈；微风吹来，拂面摇襟。真是美好的一天！
正如英国的一句谚语说的那样，每条狗都有得意的日子。回到家后，果然看到了一封印有“安徽师范大学”字样的土黄色封皮的挂号信，我知道我真的机会来了。擦了擦头上的汗，一屁股坐到板凳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怜的奶奶听到我被录取的消息后，喃喃自语：“老祖坟冒烟了，老祖坟冒烟了！我一辈子没抹平的心给我的大孙子一下子抹平了。”说罢，她揉着浑浊的双眼，老泪纵横。晚上，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伴着白炽灯的灯光，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和我谈话。他说，做梦没有想到我们家还真出了第一个大学生，并且还是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后全公社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文科大学生。
此后，我考上大学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十里八乡，成为乡亲们津津乐道的话题。第二年，我二弟也乘着高考制度恢复的春风，进入了师范学校，后来又考上了南开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恩格斯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高考制度的恢复所改变的不仅仅是我这样一个极为普通人的命运，而是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作家刘震云说：“如果没有77年、78年高考，那我可能会像我表哥一样，在建筑工地搬砖。”更宏观地来看，高考制度的恢复也扭转了整个国家的命运。可以说，没有当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就不会有今天祖国这样繁荣强盛的局面。
光阴荏苒，转眼四十年。今天我写下这些略带怀旧性的文字，非关忆苦，亦非自矜，而是深深地感怀于迈克尔·伍德在为萨义德《开端：意图与方法》写导读时所说的那句话：“我们由衷感怀的或许不是旧时代有多么美好，而是好时代总是如白驹过隙！”同时，我也想用自己的经历与良知证明：无论你是多么平凡，只要有谷底开花、海底望月的勇气，并抱有耐心和坚韧，或迟或早，世界终会向你敞开美丽的怀抱！
安徽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