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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40年回眸丨刘哲：登上开往春天的列车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刘哲，1961年出生，1978年以应届生考取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当过12年中学历史教师，在出版单位工作27年，退休前为安徽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国家出版基金评委，编审职称。独著或与他人合著《探索生命》《中华美学大辞典》等著述，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论文、书评近20篇。现为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原题
登上开往春天的列车
作者：刘 哲
每当我听到《春天的故事》旋律，就会想起我们四十多年前高考的经历，那何尝不是一次向往春天，希望登上开往春天里列车的故事。
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成长于“文革”的艰难岁月。小学和中学是在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度过的。1967年，我进入小学时，“红小兵”已经取代了 “少先队”，我们这些“蒙童”不仅要断文识字，学习加减，还要背诵“语录”，紧跟形势。 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每个班都要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由于我会背诵多首毛泽东诗词，又在街头常看“忠字舞”表演，能够熟练回答斜出弓步、垂指地面、紧握双拳、挥拳跺脚、向下怒视等舞步的“要旨”并模仿。老师当即让我加入了宣传队。
整个小学时代，我们没有补习课，没有课外作业，没有参考试卷，甚至没有任何“升学压力”，只是要求大家下午放学后成立 “课外学习小组”，但我们常常借此之名，释放天性，跑到与大院一墙之隔的包河去。那时候这里不是公园，几乎无人管理，包公祠已被毁坏，只有三座年久失修的桥，其中一座是桥面破烂的木桥。但这里嘉木葱茏，垂柳婆娑，杂草丛生，水波荡漾，各种植物竟相野蛮生长，更像是一片远离市井的荒郊野村，比鲁迅笔下的“百草园”大多了，是理想中孩子们的 “乐园”。我们在这里钓鱼虾，捉蜻蜓、捞沙虫，捕麻雀、找蟋蟀等，尽情玩耍，毫无约束，乐而忘返，度过了许多本应学习的宝贵时光。
小学毕业时，我通过简单考试，跳了一级，进入原来就读小学的初中，被称为“戴帽子的初中”。当时，我们做学生，不是学习琴棋书画，而是学工，学农，学军，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两次这样的安排。记得有一年去果园场抬土劳动时，我们男生个子矮些的就搬石铲土，大个子两人抬一畚箕土石到远处，劳动强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年龄的承受，许多同学都磨破了肩膀和手掌。一天下来，大部分同学累得没了欢声笑语，晚上早早睡了过去。到了第三天，不知谁说脸上脖子上有虫子在蠕动。这话像传染病似的蔓延开来，男生们顿感全身痒痒的。大家爬起来，脱掉衣服在昏暗的电灯一看：哎哟，虱子！身上哪痒手往那一摸，准摸着虱子，逮到后两手一捏，不觉过瘾，再用两大指甲用力一挤，听得“叭”的一响见血后，连笑带骂算了事。这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知识青年在“广阔天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艰辛和我们留在课堂进行学习生活的幸福。
到了初三，家长们对“戴帽子初中”教学意见很大，我们整个年级被转入合肥九中学习。这时学校已开设了“农业基础知识课”（简称“农基”），以培养学生的基本劳动技能，懂得 “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农基课与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课和生物课倒不算完全对立，农基老师把如何浸种、如何播种、如何栽培、如何培管的知识教给大家，让我们知道了不少农业方面的知识，大家都觉得这是为下乡“当新型农民”作准备，便考虑“前途与命运”了。记得初三刚毕业，班上就有男生“走后门”当兵去了，当他从内蒙古寄回站在坦克上自豪而神气的照片，许多男同学都钦羡不已。但我觉得该读一点书了！
从这时起，我开始读各种各样的书了，但是在那个“书荒”的年代找一本好书十分不易。我首先找到父亲，虽然他是海军第一航空学校（后改为海军航空兵学院）地勤专业的学历，但酷爱读书藏书，从家庭开支里节衣缩食，买了一些好书，藏于单位的仪器仓库里。我发现其中不少是文史方面的书，历史类就有：范文澜修订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华书局的《史记》等，其中前三个作者后来与吕振羽、侯外庐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都成为我上大学时被推荐的经典史书。后来我发现还有吴晗主编的通俗历史读物《中国历史小丛书》（已被撕去封面）、第一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都非常有意思，从此开启了我系统读书的兴趣。
除了历史书之外，我也通过各种办法，借看了不少中外文学作品，如中国古代“四大名著”、鲁迅杂文作品、巴金作品、茅盾作品、浩然作品等，还有像《红岩》《红旗谱》《苦菜花》《青春之歌》《保卫延安》《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上海的早晨》《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红色经典”小说。实在没有书看了，甚至还找到一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出版的《虹南作战史》，虽然内容枯燥，味同嚼蜡，难以卒读，但我还是看完了。父亲看到我喜欢读书了，悄悄做了两件事：一是买来《中国地图》《世界地图》《中国历史纪年表》挂在墙上，以增强读书过程中的时空因素；二是到省图书馆续办中断几年的借书证，以扩大家里的读书范围。
1975年一开年，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就是邓小平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开始整顿教育领域，抵制“知识无用论”等观点，许多学校出现了老师认真上课，学生认真读书的新景象。这时我已上了高中，虽然语文水平大大提高，不再担心写作文了，但由于理化欠债太多，基础不牢，属于勉强维持。我只能将希望放在数学上了，好在我的班主任老师郭之尔是一位为人严谨，工作认真，精通数学的名师，发表过《 求一类轴对称图形方程的简便方法》等论文，很受同学们的欢迎。我开始认真听课，认真做题，到了高中毕业时几何方面的成绩已大大提高。
我们这届高中在1977年已经毕业，是“文革”期间的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当恢复高考的希望在遥远的天边升起时，许多同学一夜之间忽然都成了高玉宝——“我要上学”的念头是如此强烈。学校为了组织好“首届应届生”参加“文革”后的首次高考，没有把毕业生遣散回家，自由复习，而是说今后有考试、参军、下放和找工作几条路，愿意留下来参加集体复习的，学校欢迎，不愿意参加考试的，学校马上发毕业证。大多数同学都珍惜机会，自愿留下复习迎考。
1977年高考，全国十三届毕业生有570万人报名，对于应届生限制特别严，由于还没有文理分班，学校通知从全校9个班级里选拔5人参加文科高考，经过严格考试，我入选其中。临近报名了，教育局突然通知：只能选拔1人参加，我在“意料之中”落选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情绪。
1978年的春天催人奋进。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预示着“科学的春天” 到来了。春季一开学，学校就进行了文理分班，当许多同学还在两相抉择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班。但要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捡拾起丢弃数年没有学好的知识，完成高考冲刺，实现大学梦，感觉比登天还难。特别听说有超过10年以上的初高中毕业生要同台竞争，“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大家更是觉得压力比山还大。好在学校深知“首届生”底子差、欠账多，组织了全校各科最棒的教师，甚至把已经退休的名师也请来了。所以课堂纪律特别好，同学们复习格外认真，如同第一次上学堂的小学生。
我深知自己整体应考的知识结构还不能应对，还有一些致命的“短板”。在语文方面，虽然作文频做班里“范文”，水平名列前茅，开始以为可以凭此一搏，但到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我才知道要考语文基础知识，感觉自己还欠债太多；在数学方面，几何题目不在话下，但代数、函数方面还是稀里糊涂；政史地方面属于死记硬背，但要将知识点以专题分类细化，各个击破，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按照父亲的建议，我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复习计划，争取实现复习的最高效率。尽管1978年的夏天酷热难当，但我还是把双脚泡在冷水里连续挑灯夜战，全身心攻坚克难，直到高考结束我的体重瘦的只有90斤。在课堂上，除了语文课谈深迎老师不断看好我、鼓励我之外，历史课的杜老师和地理课的王中干老师，都以深厚的学识、生动的讲述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都使我坚定了要赶上这人生里“开往春天的列车”的信念。
1978年高考时间安排在7月20至22日，我如期来到合肥三中考点参加考试。第一天政治和历史考试我顺风顺水，感到没有什么难度。尤其是历史有一道问答题:“扼要列举周恩来同志在我国民主革命各个时期主要活动”，平时虽然没有复习过，但我凭借对历史课本的熟稔和通过课外知识的补充，很快就答出来了，后来历史成绩近90分。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开始一看是文理科同卷，心里有点紧张，但很快就从我的强项几何题开始下笔了，当我把第三大题一道14分的平面几何拿下后，剩下的几何体就不在话下了。但代数、函数方面却颇费脑筋，也不知对错如何？出了考场想，反正该得的也得了，听天由命吧！结果后来数学成绩56分，比我预料的要好。下午考地理是我喜欢的科目，除了 “信风”一题没有复习到，其他都做出来了，结果地理成绩也比较理想，没有拖后腿。
第三天上午考语文，我信心满满来到考场，一打开试卷，没想到作文是一道改写题《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缩写成500-600字），似乎和全世界人开了一个玩笑，1977年高考两个作文题选一，而1978年高考，只是缩写，我们平时根本没有练习过，思路一下就被打乱了，头上也冒汗了……当我用超过一半的时间完全作文题后，所剩时间已经不多。虽然后来听说当年许多语文老师参加语文高考也没有得高分，但我觉得在这次大考中还是栽了一个大跟头，至今感到难以忘记。
高考之后填志愿是一件“难心事”，我虽然喜欢中文专业，但语文成绩拖了后腿。这时父亲开导我说：历史专业比中文有优势。一是“文革”期间不少 “笔杆子”因文得祸；二是历史学科厚重实在，而且文史不分家；三是安师大的历史专业好（当时安大还没有此专业），有万绳楠等名家。于是我在填完志愿后，就到了三河镇。
当时我家邻居桂哥招工在镇上电影院做放映员，正好遇到《刘三姐》上映的佳期，电影院里人山人海，一票难求，我在放映室里天天听着黄婉秋优美的歌声，度过了快乐的一周。回来后不久，班主任谈老师亲自登门报喜了，当我看到他手举一张安徽师范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就知道这趟“开往春天的列车”,从眼前驶过时,我没有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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