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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丨陈剑:睡在我下铺的老兄,走了

陈剑观察 新三届 2023-08-3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剑,1957年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1月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安徽省铜陵市委、国家计生委、浙江省温岭市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委等部门工作。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健康中国50人论坛执行主任,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军史研修者。 


原题

我的下铺同学大老宋





作者:陈剑


      

2023年1月27号(大年初六)晚上9点多,得知宋祖明同学已于当天下午3点去世。这一消息令人震惊。傍晚与次日零点与几位同学电话沟通后,与宋祖明同学45年交往的诸多回忆一并袭来。      
仅以这篇短文,表达对宋祖明同学的悼念和缅怀。
   
  

宋祖明,同学们习惯称大老宋。1947年7月出生于安徽滁县,1966年高三毕业生,属于正宗老三届。

      

安徽大学政治系77级105位同学,年龄跨度从1947年到1961年,前后跨越十四个年龄段。年龄中位数估计是在1954年左右,1957年后出生的很少,1960和1961年出生的同学各只有一位。其中,有十多位40年代出生的老三届同学,他们是老三届群体中的佼佼者。他们既是老三届,又是新三届。没有高中阶段扎实的基础,没有十多年的坚守,很难设想,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第一届考试入学的大学生。而大老宋,是全班4位1947年出生的同学,是77级老大哥。

      

大老宋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如果中国社会能够正常发展,或许就是一个十分有成就的音乐家。1966年6月,按照老宋话说,都已经填报完志愿了,准备报考音乐学院。文革来了。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大学推迟半年招生,那就再等半年吧。谁知左等右等,一直到1976年,老宋29岁了,应结婚了。结婚后不久,1977年高考恢复。历史与老宋开了一个玩笑,原本19岁应当入学,整整拖延了一轮12年。1978年2月进校时,大老宋已经31岁了。同年,儿子宋强出生。

      

大老宋基础扎实,估计入学考试成绩超过310分,甚至更高。正因为老宋学习成绩好,这或许是他入校后担任全班学习委员的原因。

      

同学们之所以亲切称老宋为“大老宋”,不仅因为年龄大,个头高,还因为社会阅历丰富,有个人魅力。老宋个头超过1米8,1968年插过队,1970年进入工厂(滁县化肥厂),以后又调到机关工作(滁县工业局)。再加上嗓音好,带薪入学,能言善辩,声音洪亮,不能说在77级是神一样的存在,但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望是无疑的。

      

正因为他在同学中有威望,那时,经常一些年龄小的同学,包括78级的同学都围着大老宋转,成为大老宋的跟班。经济系78级一位与老宋同姓的同学,年龄比大老宋小一轮,后来成了安徽省领导,就曾十分坦言地说,他那时就是大老宋的跟班。

      

大学第二年的下学期,在77级政治系同学集体努力下(这个“集体努力”的说法,抹杀了其中的组织者和冲锋陷阵者的功劳),政治系教职员工一分为五,77级同学一分为二。三分之一同学去了哲学系,三分之二同学去了经济系。笔者转到经济后,荣幸地与大老宋上下铺。老宋长我十岁,自然我睡上铺,他下铺。两年多的上下铺,接触多一些,了解也更深入一些。

      

老宋是一个很干净,很整洁的人,加上前面所述的各种优势,身上的优势多了一些,再加上性格上强势,在寝室喜欢教育人。我们这个宿舍7位同学,只有老宋是40年代出生,其他都是1954至1957年出生的同学。一开始受到老宋的谆谆教导,也有一些受益。但随着时间推移,随着同学的知识面拓展,教导时间过长,即使正确,也会产生逆反。


其他同学经常结成统一战线,也开始对大老宋进行教育。如果是宿舍同学群起攻击,大老宋往往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好在大老宋不记仇,寝室同学更没有仇。新的一天开始了,第二天或许继续争论。这也是这个寝室两年多时间始终保持和谐,大学毕业后多年同学友谊始终深厚的重要原因。

      

大老宋毕业后,分配回到了他的家乡——安徽滁县行署计委工作。老宋工作能力强,水平也不错,入学之前就在县政府经济部门工作。大学毕业时,大老宋已经是35周岁了,如果发展正常,大老宋的仕途应当一片阳光。因为正是国家用人之时。后来了解的情况是,大老宋在行署计委岗位上水平出众,工作努力,很快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但没有想到的是,几次提拔都遇到阻碍。文革期间或许是得罪人了,有人不断告状。这影响到仕途上的发展。


当地组织部门是坚持原则,还是不负责任,笔者不了解详情,不能妄议。但问题是,大老宋1968年插队,只有1966年至1967年在城市,那时也就19至20岁,在那个疯狂的岁月里,大老宋是否确实有一些过错不知道。即使有一些过错,又有多大过错需要一个高中生承担?难道这一过错到了可以影响一个人后半生前程吗?

     

1988年后,大老宋几次提拔不成,调到滁州驻京办工作。那个时候,笔者在国家机关工作。在此期间,和曾经在政治系同寝室的、与老宋关系密切的朱勇同学(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几次去看望大老宋。大老宋在滁州驻京办时间不长,以后他又辗转到深圳。1998年12月,估计是在仕途不畅情况下,51岁的大老宋选择了按照当地机构改革特殊政策提前离岗(享受副县(处)级待遇)。

       

现在回头看看,大学毕业时,老宋如果当时选择留校,或许是一个好的选择,也是有很大可能的。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以后10多年中断了与老宋的联系。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笔者几次接受相关机构的邀请,包括中共滁州市委、中共全椒县委、民建安徽省委等单位,到滁州作专题报告。每次都前去看望老宋,并与老宋聚会。

       

此时的老宋,虽然仕途不畅,有一些委屈也憋气。但与同学聚会畅谈过程中,感受到老宋的豁达和开心快乐。

      

让笔者感动的是,2017年到滁州,大老宋坚持陪我夫妇二人一起去游滁州皇甫山。虽然此山海拔不高(最高海拔399.2米),也没有登顶,但老宋此时已经70岁。且在1998年,即51岁时得过脑梗。后来得知这一情况,既让人感动又有一些惭愧。

     

2018年2月,是大学同学入学40年纪念。为纪念大学入学40周年,2018年3月18至20号,安徽大学77级政治系大部分同学参与了纪念活动。活动从合肥的安徽大学延续到滁州的大墅镇。在同学们邀请下,大老宋参加了在大墅的活动。这让多年没有见到大老宋的同学们十分高兴。同学们的真挚感情,也让老宋十分感动,十分兴奋。并在当天晚上的聚会引吭高歌,赢得了同学们阵阵掌声。这也是老宋最后一次与同学们聚会。

      

老宋的家庭是幸福的。夫妻和睦,儿子孝顺,并育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1月28号中午时分,与大老宋儿子宋强通电话。得知大老宋是心缘性猝死。去年12月份感染了新冠,由于有脑梗等基础病,死因估计与新冠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同一寢室的高迁同学,还有同年级哲学系的陈锋(曾担任滁州市纪检委副书记)同学,他们都来自滁州,大学毕业后又一起分配到原滁县地直机关工作。在之后40余年的岁月里,无论官场和社会环境如何变化,也无论个人仕途怎样,他们始终保持亲密而又纯洁的同学关系。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家庭关系也很好。还有78级哲学系周平同学、经济系许明同学,每遇到原安大政治系77、78级外地同学到滁,不分系别、届别,都要一起欢聚一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月29日上午,高迁代表安徽大学政治系77级同学,为大老宋送别。高迁等同学对大老宋几十年的真挚情义,让人感动!

      

大老宋的突然离去,让同学们猝不及防。同学们再也听不到老宋洪亮的歌声。整个1月28日(大年初六),两个大学同学群,几乎都是对大老宋的悼念和缅怀,这在同学群绝无仅有。现选择俩位同学的留言。

     

浙江大学教授
黄燕君同学:
     
昨晚惊悉宋祖民同学猝然离逝,非常悲痛,难以入眠。

宋祖民同学耿直,豁达,务实,热心,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学长。我们入学安大时正是十年浩劫后的百废待兴,宋祖民作为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常为开设新的课程,邀请讲座嘉宾,组织同学讨论而劳心劳力,但从无怨言。记得大二时我们需要通宵刻印钢板和油印英语学习资料,而教室正被其他专业同学占用,宋祖民带着我们几个同学与对方交涉了近一个小时小时,硬是把教室争取了过来。印象更深刻的是,在我们从政治系分立经济学专业问题上他向系校做了大量的工作。

宋祖民作为长我们几岁的学长,常与我们讨论学习和时事,他那标志性的大嗓门和激昂的表情仿佛就在眼前。
      
毕业后与宋祖民少有见面,印象深刻的是1990年秋天,宋祖民到合肥岀差,在我位于安大的家里小叙,他对当时改革开放及基层存在问题的看法很有见地,我深为他的怀才不遇而遗憾。
       
宋祖民同学永远地走了,但他的音容笑貌犹存,我们永远怀念他。宋祖民同学干古!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
周茂清同学
     
夜间翻看微信,得知宋祖明同学不幸逝世的消息,不胜悲痛!在安大读书四年,宋祖明是和我相处很好的一位同学。他性格豁达,待人热情,对待我们这些小他几岁的同学,犹如大哥哥一般。
      
大学毕业后,我一共和他见过三次面。一次是1983年3月,我在滁州参加硕士生入学考试后,被他接到家里盛情款待,记得当时席间只有他们夫妇和我三人。把盏言欢间,我们情不自禁地回顾在安大四年的同窗生涯,满怀期待地研讨未来的职业规划,一瓶酒喝完了,还言犹未尽。
       
第二次是1988年一个秋日,在南京工作的我出差北京,与宋祖明在位于西直门的陈剑的宿舍里重逢。当时他好像在滁州市驻京办工作,与陈剑来往多一些。我们三人边畅饮,边评论安大同学的一些事情,记得他很为朱勇的成就感到自豪,说朱勇是第一个获得国内法学博士学位的学者,还把收藏的登载朱勇事迹的报纸拿给我看。
     
第三次是2018年3月18日,宋祖明从滁州赶来大墅参加安大政治系77级入学4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好像他并不很情愿过来,在高迁、陈剑等同学的力邀下,最终还是来了。既然来了,老同学在一起依然很开心,其乐融融。然而未想到的是,这是我与宋祖明同学的最后一次见面。本来我还策划,待疫情过后,春暖花开之时,去滁州游琅琊山,拜会祖明老同学。可现在,这只能成为一个永远的遗憾了!
      
愿祖明老同学、老大哥一路走好!

      

我的下铺同学,大老宋今天上午走了。再也见不到个性鲜明、豁达热心的老兄了。老兄一路走好!

     

但同学们仍需努力,多关注一些自己的健康,活出精彩。并祝福每一位同学家庭和睦,子女孝顺。

     

2018年3月18日,安徽滁州全椒大墅。宋祖明(右三)与高迁(右二)、陈锋(右一)和周茂清(左一)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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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战俘,共和国的特殊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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