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大学时代
汪晶晶，1953年出生于武汉，父母均为家乡名医。1966年小学毕业后躬逢革命，其后经历复杂。1982年1月武汉大学学士，同年教育部公费赴联邦德国研究生，1985和1989年德国科隆大学硕士，博士。1992年至今德国CLW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83年至今客居德国。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
难忘我的小学妹蕾
作者：汪晶晶
星期一对所有的上班族而言，都是一个情绪低落，无可奈何的工作日，我也一样。早上，我没精打采地开着电脑，漫不经心地游览着邮箱。我的那个可爱的小学妹，比我年幼整整十岁的蕾，她竟悄无声地走在了我的前面。数学不是一个女孩子们喜欢和擅长的专业，这是大家公认的。为数甚少，能拥有不让须眉的才华，最终竟能走进数学圣殿的那些女孩子，几乎只能以聪慧著称。如果你竟还期望那些抽象思维能力高强，凤毛麟角般的才女们，同时还长得宛若天仙，那就真的是有些过于苛求了。但我的母校，珞珈山上的那所武汉大学，却绝绝对对是一个例外！我同期赴德的研究生同窗，数学系的先清，年轻时身轻如燕，一对玲珑顾盼的大眼睛，你想不怜爱她都难。我当年在宣传队唱女声三重唱时的搭档，一飞，也是数学系的。无论是身段、肤色，还是脸庞、五官，更是美丽得惊鸿一瞥。随随便便找一部电影放进去，都只会珠联璧合，大放异彩。
我的小学妹蕾，也一样。闭上眼，我能想起她齐耳短发中那张秀美的鹅蛋脸，殷桃小嘴中碎玉般的白牙，妩媚的大眼睛，笑起来忽闪忽闪的，像夏夜晴空中弯弯且皎洁的月牙。
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我并不认识蕾。我们不仅隔着一个系，隔着文理两科，还隔着一个年级。
我认识她，现在回想，应该是1988年冬季那个学期的事。
那时我在K大，丈夫在B大。周末无事，我便回B市和丈夫团聚。有一个周末回B市，丈夫说，数学系来了一个武汉的女孩子，而且就是你们学校的。这让我万分兴奋，当下就跟着丈夫去看了看蕾。1966年底，革命大串联接近尾声，我仍然跟在我大姐身边四下厮混。伟大领袖已经颁发了最新指示，说是革命大串联要终止，所有的红卫兵们都要返校闹革命。但我大姐却是个天性顽皮的孩子。她串联正串得兴起，哪甘心就这样老老实实地回武汉。大姐先是把回武汉的返程票和几个吉林大学的学生换了，决定带着我去长春。但我却害怕长春，我是一个严重的哮喘病患者，一向怕冷。寒冬腊月的跑去长春，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么！我央求大姐带我去南方。于是大姐只得再一次和中山大学的学生换票，带着我去了广州。那时当然没想到，我错过了那次机会，这一辈子，竟然一直到今天，也没去过长春。不过，回首往事，我还是忍不住暗自吃惊。我虽没去过长春，但冥冥之中，却和那座城市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大学时代，我的第一任班长，男生中几乎和我关系最密切的同窗刘迅，就是长春来的。研究生时代，我在上海同济和德国K大同窗达六年之久，来自未名湖畔的卫国，那个我在我漫长的学生生涯中难得佩服过的人，也是长春来的。后来回B市，丈夫的朋友中，我最喜欢的一对，灿如和子龙，也是长春人。甚至后来，我偶然在网上分别结识的两位文友，一位律师，一位专业文学编辑，竟然双双都是长春的那所吉林大学的同窗。那一天，丈夫带我去看蕾。我一问，蕾竟也是在长春长大的，哈！虽然我并不是天天都在B市，但我还是很快就和蕾熟悉起来。蕾的父母都在长春读书，在长春教书，但却并不是长春本地人。蕾的父亲，来自江西萍乡，出身不幸是地主。蕾的母亲在南洋那一带长大，当年为上大学和蕾的一个舅舅一起回到大陆。文革中，舅舅无法忍受那个荒诞的时空，去了香港。文革之后，蕾的父母才双双调到武汉大学数学系工作。所以，蕾虽在武汉上学，对武汉这座城市实际上却知之不多。蕾的父母都是数学家，都是大跃进前后毕业的那一拨老大学生。无论在家中还是在校园，那一代忍辱负重的学人，上有老，下有小，只剩下默默奉献这一条凄凉之路了。就像一首歌中无不心酸地唱到的，“照亮的是别人，燃烧的是自己”。特别是数学这个专业，你要想超群脱俗，就只能不间断地使用自己的大脑。而人的思维器官，那是有疲劳限度的。人的思维能力，其实也同样是能量守恒的。你提前把自己的精力用尽了，那就等于在缩短自己的寿命。和蕾认识并熟悉起来的那一段时间，我俩各自都是刚刚才从自己俗事的阴霾中苦苦地挣扎出来。那之前，我没有请示有关方面的领导，随随便便就擅自生了孩子（这当然是官方用语。就我自己而言，我和我丈夫明媒正娶，绝非“擅自”。而生孩子不是意外。而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和“随便”两字也毫无关系）。不幸又立即被革命警惕性过分高的某同乡同窗匿名举报揭发，随后就收到大使馆教育处的处分通知。听完我的故事，蕾睁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我。然后吃惊地说，你也真是……太胆大了！你怎么敢……现在就生孩子？我说，德国法律规定，16岁以下，34岁以上的初产孕妇，必须做羊水检查。羊水检查，是个后患无穷的检查。要想避免，只能抢在34岁前生孩子。蕾更吃惊了。你说什么？你34岁了？出国研究生不是规定不能过25岁吗？你怎么这么大？蕾比我年幼整整十岁，我怎么才能跟她说明白，我走过的这一条无论怎么去粉饰都荒诞得无与伦比的生活之路呢？蕾和她的丈夫，本是比翼双飞的一对小天才。武汉大学因为著名数学家李国平先生和余家荣先生，当年都是留法的博士，所以后来在刘道玉校长的大力支持下，珞珈山一直是中国和法国学术交流的一个中心。蕾和她的丈夫，本来夫妻双双都是公费赴法的研究生。这一对无造地设的小幸运儿，本来恩恩爱爱地呆在巴黎。忽然间，丈夫的导师要带着他一起去瑞士。这对小鸳鸯，只好暂时别离。一个学期结束后放假，蕾高高兴兴地到瑞士去探亲。本该是久别胜新婚，蕾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丈夫竟已经和另一个女孩子亲密无间了。蕾悲愤欲绝，只能选择离婚，逃离那片背信弃义的污浊。虽然这是一个电影和电视剧中几乎天天都会出现的情节，我还是忍不住地诧异。毕竟才貌双全，几乎无可挑剔的蕾，不是凡间女呀。就是只有一个学期，蕾说。根本不到半年，只有四个月，十七个星期，蕾准确地补充。你当时……干嘛不一起去瑞士呀，我只能再一次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心中却忍不住地想，天之骄子一般的公费研究生中，竟然也有这般有眼无珠的男孩子！虽然我深深知道，那孩子就学业和才华而言，应该也是极优秀的。那时的我，当然没想到，若干年之后，蕾感情上背信弃义的那种悲惨遭遇，我自己竟也会亲历。托尔斯泰大人天堂若有知，肯定会主动修改他老人家那段传世的名言，不幸的生活也完完全全可以展示同样情节的不幸！和蕾熟悉之后。只要我回B市，只要她有时间，我就到她那里去。蕾那时是B市所有留学生中最最富有的小富豪。只有25岁的蕾，不仅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还拿到德国土地上金额最高的，通常只有所谓“高访”才能拿到的，洪堡奖学金。我和我丈夫其实并不穷，我俩从一开始就双双都是公费生。而且蕾来的时候，1988年3月，丈夫做完博士，已经留在大学工作了，他的全位置工资比蕾的奖学金高一倍 （德国大学做完博士之后仍然留在大学任教的博士，通常可以从自己的导师那里拿到四分之一，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工作位置。丈夫幸运的是，他的导师用全位置雇用了他）。但蕾还是坚定不移地认为，她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算起来，仍然比我俩有钱。每次到她那里，都是她花钱买肉买菜，做饭给我们吃。我们起初还假惺惺地给她买过几次花，后来蕾生气了，认为我们如果还花钱，那就是和她见外。我们只好甩着空手去。
蕾是北方人，丈夫也是北方人，我是弱势，只能接受她们选择的包饺子。
那之后很多很多年，丈夫在家请客包饺子的时候总是宣布，由汪晶晶煮饺子。并表扬我说，她很会煮，请大家放心。
而我煮饺子的那点小本事，就是那时蕾教我的。
最开始，蕾本是想教擀皮的。我尝试了若干张皮，她都不满意，嫌我擀得不够圆，厚薄也不够均匀。我提议擀成一张大皮，然后用茶杯摁成小圆皮。蕾又认为那样虽然园，却过分慢。随后，我小心翼翼地试着包了几个。蕾仍然不满意，认为我包的是锅贴，那不是用来煮，而是用来煎的。
最后，蕾决定，只能教我煮饺子。
蕾说，锅一定要尽可能大。除了漏勺之外，还要有一个圆头的木头勺，用来搅。水要充分地沸腾才能放饺子。饺子沸腾后要放两次凉水。用漏勺把饺子盛起来之后，蕾强调说，不能放到碗盘里，要先放在一只洗菜时用的漏盆中，用凉水冲一下之后滤着。总之，下面一定要先透气，还要来回晃悠。只有这样，饺子才会不沾。
在后来的那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我在煮饺子的时候，一直不走样地遵循着蕾当年的教诲。
只不过最后的那一道工序，也就是把饺子放在洗菜的漏盆中用凉水冲一下之后来回晃悠，我私自作了一点小小的改革。我没用凉水冲，而是倒出几小勺食油，均匀地洒在饺子上。然后再来回晃悠，这样，即使来不及频繁晃悠，饺子们也不至于会彼此沾上。
没想到我的这点微不足道的改革，遭到丈夫和蕾激烈的批评。蕾说，要是在家，可不敢用油，油是要票的。丈夫说得更严重，他说，我奶奶要是还活着，看着你为饺子不沾竟放油，会气得昏过去的！有时，丈夫周末在学校有事，我就一个人去蕾那儿。这时候，蕾便会在饮食问题上让步。她会炒一到两个菜，然后蒸一小锅米饭。除了她炒的那一两个菜之外。蕾还会摆上一只小盘，从一只瓶子中掏出一些带着红红的辣椒末的大白菜，洒上一点小麻油。我就是在蕾那里，结识了这种后来风靡国内的所谓“韩国特产”泡菜的。有一次我去，蕾正炸鱼。她知道我有哮喘病，怕油烟，把小厨房的门关上，让我坐在她的书桌边上去。书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笔记本，我一看，是蕾的日记。我扫了一眼，不好意思仔细看，就把笔放在中间，合上。我正合上日记本，蕾却端着盘子走进来了。我说，你学数学的……竟然还有闲情逸致……记日记！蕾说，这有什么奇怪，你自己的看法才奇怪！学数学的，为什么不能记日记？随后，蕾走进她那个只有半间，没有窗子的小卧室，取来另外三个本子，递给我。蕾说，要是你保证不对任何人说，也包括铁龙（我丈夫），我就把这四本日记本都借给你看。我把蕾的日记本带回去，丈夫能不知道？蕾到了小小的B大，就是一点不惨假的“忽如一夜春风来”。适龄的中国男孩子，几乎没有一个不心仪心动的。如果丈夫知道这是蕾的日记，肯定想看。那样的话，我能拦得住他吗？而且我平时不在，丈夫这里却天天高朋满座。我又怎么能保证，他能够像我自己这样，守口如瓶呢？我是一个连一丁点高瞻远瞩的技术眼光都没有的人。写论文的时候，能不用手写，用敲一个字母，啪地响一下的那种打字机，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在1988年的那个冬季学期，我根本没想到，我这辈子的后几十年，竟会有幸躬逢一个空前绝后技术革命的时代。美国的一群公费生，正在筹办后来终于成了气候的那个CND网站。不过短短几年功夫，电脑，手机，网络，竟会走入千家万户。我没有想到，我竟会去经商，而且我后来经商的生涯竟会一帆风顺。我没有想到，我竟会迅雷不及掩耳般地“脱贫”。我没有想到，我这样连一丁点技术细胞都没有的人，竟也有一天能学会用电脑去打中文。我当然更没有想到，我自己有一天竟会有闲情逸致，去写文章，甚至写小说。假如能有哪怕一点点先见之明，我那时都应该借走蕾那四本日记，回去仔细读读。也就是蕾把那几本日记本拿回卧室的时候，我看到蕾床上放着一只琴盒，里面躺着一只小提琴。我问蕾，你小时候学过琴？蕾说，没有，连线谱都没学过。我说，线谱倒不难。你学数学的，两天就能明白。但你学小提琴，绝绝对对是浪费时间。我说，你如果觉得孤独，想和音乐发生点关系，可以买个Keyboard，试着学学。蕾宽容地笑着，那意思，她根本不打算接受我的建议，不会放弃小提琴。她甚至拿起小提琴，打算拉，我立即阻止了。假如有人在我的听觉范围内练习钢琴，我倒能容忍，毕竟钢琴是有固定音高的乐器。但不完美的小提琴声，我是一定要想法回避的。那会破坏我周边的一切和谐。只有一次，我去了，蕾既没问我想喝点什么，也没问我想吃点什么。出了什么事吗？我思忖着看着她。她没看我，呆呆地看着窗外，胸脯上下起伏着，小嘴紧紧地咬着下唇。老半天，我才算搞明白，原来，B大中国留学生的小圈子里，竟有人胡说。说蕾拿到的那个博士学位是假的，只相当于德国的硕士。要说起来，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真的很有趣。这两个国家，领土相连，唇齿相依。但无论是在社会政治制度，文化风俗习惯，还是语言上，几乎找不出一丁点相同的地方。在教育制度和学位上也一样。说实话，刚到德国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是很羡慕那些有幸被派往法国去的同窗们的。法国的那些公费生，东南西北还没搞清楚，法国那些和蔼可亲的警察们就不由分说地给了他们四年的学习签证。而我们呢，别的城市不说，我去的K市，先是把我们审讯一通。然后从头到脚体检一番，这才给一个三个月的签证。一直到第一个学期结束，才算给一年。法国的中学教育，比德国少一年。大学三年，能拿到所谓三级博士学位，相当于德国的Diplom，在中文中，被翻成硕士。三级博士学位之后继续学习三年，拿到国家博士，这就和德国的博士学位平级了。也就是在像我和蕾这批，中国77级和78级这两个年级的公费生，抵达欧洲的时候，法国的学位制度开始改革。不需要三级博士学位作为前提，可以根据已经拥有的学位状态去直接攻博士。这个博士学位名叫新博士，和德国的博士学位完全同等。这一点，其实圈内的人，大家都知道。而蕾，她拿到的，正是新博士。假如蕾拿到的只是以往的法国三级博士，她是不可能申请并拿到德国的洪堡奖学金的。我问蕾，谁说你的博士学位是假的。蕾说了一个名，我认识。清华77级的，也算是我同济的低班同窗。他和我丈夫很熟，曾相当自豪地向我丈夫声称过，清华因为五年制，77级研究生中并没有纯种正宗的本校毕业生，都是些外来野生的。清华77级本校毕业的研究生，如他，全都混迹于其他学校78级的研究生中。要说那人，并不是通常人们用语焉不详的方式形容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种书呆子。而是一个城府远远超过年龄的人。而且他就是蕾同系的，平素对毫不相干的人的来龙去脉都怀有强烈的兴趣，怎么会不知道蕾拿的是新博士呢？他绝对知道！对此，我几乎可以确定。那他干嘛还要这样说蕾呢？假如允许我猜测的话，原因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妒忌！这么一想，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为此人的随口说的话去浪费时间。我对蕾说，这类问题，根本没有必要多想，更没有必要去申辩。这明显是有人在妒忌你。人的一辈子，有人妒忌是件好事。那说明，你比别人强。要是大家都同情你，你倒是该反省反省自己了。我看着蕾，欣赏着她生气时可爱的表情。心中所想，不知不觉地脱口而出。我说，遇到你，想要不妒忌你，真的……很难。蕾说，那你呢？我说，我和你……没有任何厉害冲突。但即使如此，要是让我说真话，我还是得承认，我也妒忌你！我不想再讨论这个毫无意义的话题，走到蕾的书架边上看了看。蕾的藏书，大部分对我而言绝对是天书。好容易找到一本花花绿绿的书，我抽了出来。我估计花花绿绿的图片一类……我可能能明白。那本花花绿绿的书，名叫CHAOS，就是乱七八糟的意思。我让蕾给我讲讲。蕾说，准确地说，中文应该翻成非线性无序现象，是应用数学的一个新领域。书是B大一个名叫Heinz-Otto Peitgen的教授张罗着编写的。蕾到B大来，就是在这位Peitgen身边工作。我肃然起敬地听着，以为这位Peitgen，一定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但听着听着却发现，蕾对这位Peitgen，其实并不十分崇拜。蕾说，数学是个很矛盾的专业。聪明人都拥挤在理论数学领域中，看不起应用数学。但理论数学，皓首穷经一辈子，说到底又没什么用。我笑了。我说，我不懂数学，只觉得这听上去有点像画中国国画。画山水，画花鸟虫鱼，其实也没什么用。但他们自认为是“真正的画家”，也都瞧不起画连环画的。什么《毛主席走遍大江南北》，什么《敬爱的周总理和纺纱工人在一起》。“真正的画家”看了只会发笑。在后来的许多许多年中，那个Peitgen果然不务正业。他先是自己当总经理办了一家和医疗器械有关的公司。公司出了点问题，他就抽身走了。B市办了一家德国土地上像稀有生物一样的私立大学。Peitgen跑去当校长，很快就把那大学搞得惨不忍睹。他只好辞职退休。但辞职后又得到一笔天文数字般的 Abfindung （合同因故未全部执行后的赔偿金），这一下又惹怒了几乎全B市的老百姓。Peitgen只好老老实实地把那笔 Abfindung捐赠了。我的只有26岁的，聪明、美丽、可爱的小学妹，年轻的博士，洪堡奖学金生，已经拿到法国里昂高师的终身教职。她在B市最后的那个，能和我一起欢度的周末，丈夫开车把我婆婆，我儿子，蕾，和我，带出去玩。那是一个颇有几分离别意境的，风风雨雨的日子。下面这张照片就是那天照的。最右面打着小白伞的，就是蕾：
我一向认为，人生在世，相逢是缘，分离则是命。和蕾分手后，我并没有和她联系过。丈夫一直在大学工作到1995年，所以他知道的蕾的信息，比我略多。大约是在五年之后的1994年，我收到蕾的电话。她开会路过B市，让我去她的一位好朋友家见她。丈夫正好在中国出差，蕾知道我没有方向感，一向不敢开车，详细而准确地告诉我，该怎么去。朋友开门，我走进去。蕾撅着嘴，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很不满意。蕾说，我知道你开了公司，经商了，有钱了！你变得爱打扮了，以前……朴素多了！蕾甚至伸出手，想摸一下我的眉毛是不是用眉笔描过。哈！多么可爱的蕾呀！我忍不住上前抱住她，在她依然秀美，依然动人的小脸庞上亲了亲。那个晚上，我和蕾聊天，聊了将近四个小时。因为边上坐着蕾的那个同样来自长春的好朋友，我们聊的都是些不重要的小事。我甚至都忘了问问，她是不是有男朋友了，是不是还在里昂。到了十点，蕾害怕汽车收班，催我快走。怕我走丢了，她一直把我送到车站。我以为，我不久以后的什么时候，一定能和蕾再见面。却没想到，那之后二十二年漫长的岁月，弹指一挥间，我再也没见到过蕾。每每从朋友，同学那里听到一星半点蕾的消息，我总是由衷地在心底为她欣慰，为她祝福。我很小的时候，我的音乐老师曾给我讲过一段萧伯纳和海菲茨的故事。老师说，海菲茨是20世纪，甚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最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萧伯纳则是爱尔兰著名戏剧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爱尔兰拥有极大影响力的音乐评论家。萧伯纳比海菲茨年长45岁。萧伯纳成名时，海菲茨还没出生。海菲茨在20年代如日中天的辉煌时代，萧伯纳已经是年逾70的老翁。有一次，海菲茨照例圆满成功地完成了他的音乐会。观众们如痴如狂，久久不愿离去。但坐在观众席上的萧伯纳，却紧锁眉头。海菲茨询问萧伯纳，尊敬的先生，请问我的演奏……有什么让您不够满意的地方吗？萧伯纳站起身，抱住海菲茨，亲吻着他的额头和脸庞。萧伯纳说，正好相反，我亲爱的孩子！我对你的演奏太满意，太放心了！你太完美，也太出色了！我只是在为你担忧，深深地担忧。人……不是神，人……是不应该完美的！人要是完美，神……是会生气的。神……一旦生气，我亲爱的孩子，人是会遇到灾难的！听我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一句话吧！不要演奏得太完美，一定要出一点点小错，一定要留一点点小纰漏。让神知道，你也不是完美的！据说，萧伯纳不放心，回家后专门给海菲茨写了一封信，让这个“亲爱的孩子”，每天晚上抽出一两分钟，在神面前胡乱演奏一下，以证明自己的不完美。在我的心目中，蕾太优秀，太出色，太完美了！即使俗世间没人妒忌她，上苍也会不高兴的。老一辈的人不是常说，天妒英才吗？我的优秀，出色，完美的小学妹，只有53岁的蕾，已经驾鹤西去了。我不知道蕾是突然间病的，还是已经病了一段时间。我只是坚信，她……是累死的。蕾并没有意识到，她的优秀不仅是偶然，也是非人的。她把自己的出色和完美视为生活的常态，在她留下足迹的所有地方，她都力求尽善尽美。蕾中学时代跳过三级，进大学才15岁。当年计算数学专业的必修课普通物理，蕾三个学期的成绩是100、99、99。在学习上，她几乎没有对手。在家中，蕾刚刚成年就失去父亲，不到20岁就反过来回报母亲，甚至帮助哥哥。蕾在代表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中国科学·数学》中，是凤毛麟角般的女性编委，还是难能可贵的60后。而她同时在母亲床前是孝顺的女儿，在异国伴侣身边是温柔的妻子，在一儿一女的面前，又是慈祥的母亲。我知道，我写下这几行字，已经没有别的用了，我至多只能为蕾送送行。惟愿蕾一路走好，在人世间了无牵挂，在天堂中安宁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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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我的小学妹蕾
（补记）
周末和丈夫一起到Heidelberg南部，美丽的小城Schwetzingen，参加他们原DAAD奖学金生的小聚会。77级和78级DAAD的奖学金生，人数不多。但也因此，聚会气氛比我自己所在的政府奖学金生那些大而空的聚会要融洽得多。因为彼此谁都认识谁，就省去了我们那类无趣的，次次重复的，姓甚名谁，何处高就，假惺惺的自我介绍。几年前他们赴德三十周年的那次聚会，我去过，和我同属政府奖学金生的迪弟也去了。所以，除了一位25年前去了美国的同窗之外，丈夫其他的同窗，我都见过。新是60后，在武汉最好的那一所工学院的校园中长大。当年从上海交大毕业，作为同年级考上出国研究生唯一的女生，新才只有22岁，真是羡煞我和丈夫。遥想我们22岁的时候，还天天都在跟着伟大领袖“继续革命”。新聪慧且率性。把两个儿女养大成人后，她开始寻找一切有趣而曾被自己错过或忽视的东西，从两河流域的古文明，到大都会博物馆中的印象派杰作，一一去重新认识，重新学习。吃饭的时候，我和新相邻而坐，边吃边聊。聊着聊着，我忽然听到新和饭桌对过的同窗说起蕾。我这才大吃一惊地发现，新和蕾，竟是好友。新曾带着家人去法国蕾家中做客。蕾也曾带着家人到美国去看望过新。几年来，新一直在周游世界，美国、中国、欧洲，甚至中东，处处都留下她的足迹。但她和蕾，却一直到微信时代都保持着来往。新知道蕾患病，知道她动手术。正因为深深地为蕾的病担忧，新在蕾做化疗的间歇中，不顾蕾的阻拦，执意飞到巴黎，专程去看望了蕾一次。离开蕾之后，新走到任何地方，都告诉蕾一声。传给蕾她的照片，她的画作，她的游记。最开始，蕾都一一回复。蕾甚至计划，身体稍好，能乘飞机旅行时，再去一次美国。新暗暗祈祷，希望老天爷能给蕾这个机会。希望她自己也还能有这个机会，陪着蕾，漫游美国的山山水水。但几个月之后，从差不多2016年中国猴年的春节开始，蕾就再也没有力气写了，只能在微信上对着新娓娓诉说。蕾轻轻地感慨，轻轻地叹息。轻轻地言谢，轻轻地祝福。2016年的四月份之后，新再也没有收到蕾的消息。新没有气馁，在那之前，她已经告诉过蕾，不用写也不用说，看看就行。就这样，一直到不久前的2016年6月，新还在不断地给蕾发着微信。新不知道，在她自己浪迹天涯的时候，蕾已经在2016年4月1日那一天，去世了。我和新，无言地坐在饭桌边。我翻着新的手机，欣赏着蕾可爱的小女儿画的原本就如诗如画般美丽的山水，凶猛威武，栩栩如生的老虎，细细地端详着病中的蕾依然秀丽的脸庞，依然赏心悦目的身段。新告诉我，蕾患的是癌症中预后极差，发病也格外凶险的胰腺癌。蕾的发病，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她是2014年底在一次急腹症的诊疗中被发现患癌症的。感谢体贴她，珍惜她，深深爱着她的丈夫，感谢她那一对聪慧而善解母意的儿女，蕾最后的那一年半生命时光，能有尊严，有期盼地度过。新去看望蕾，是2015年的年底。行前，新问蕾，还能不能走动，还想去去什么地方。蕾说，巴黎近郊，离着她家不算太远的地方，有一个公园。没病的时候，她常去。不用刻意地去看什么，只随意地走走，便心旷神怡。只不过，因为身体的虚弱，蕾不敢许诺新，一定能陪着新去那个公园走走。蕾现在住的地方，新没去过。蕾详细地向新解释，怎样去她家，还截屏了彩色的地图。于是，在那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新顺利地找到蕾的家。有朋自远方来，蕾高兴极了。虽然虚弱，蕾还是陪着新，去了她一直想去却一直没能去成的公园。蕾穿着雪白的外套，戴着雪白的帽子，依然美丽得让人心灵颤栗。下面这两张照片，就是那一天照的。一张是蕾和她丈夫，另一张则是蕾和新。
聪慧的蕾，对自己所患疾病的凶险，一本全知。她对新说，她最难过的是，儿子恐怕要和她自己当年一样了。这话新能明白，蕾自己当年就是还没成年，就失去了父亲。而且她父亲的英年早逝，也同样是因为这该死的癌症。新说，蕾五十三载不算太长的生命历程，堪称步步充实，可歌可泣。在确诊癌症并做完了大手术之后，她并没有向新诉说她的病情。传给新看的，是她为悼念一位杰出的美国数学家而写的文章。那篇用英语写的文章曾刊登在美国国家级的数学期刊上。感谢上苍，让我们有缘结识蕾，能永存一段和她共有的美好记忆。
谭蕾教授， 江西省萍乡市人，生于1963年3月18日。谭老师研究方向是复分析。在该领域，谭老师取得了一系列深刻而且重要的成果，这些成果大都发表在Invent.Math, Commun.Math.Phys, Ann.Scient.Ec.Norm.Sup, Ergod.th.and Dyram.Sys, Sciencein China,Transaction AMS等这些著名期刊上，将近30多篇论文，对复分析特别是复动力系统的发展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谭老师兴趣广泛，与人和善，和复分析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关系融洽，对她的学生经常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她又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奈何世事难料，谭老师因病于2016年4月1日在法国逝世。1978年9月-1982年7月，在武汉大学攻读学士学位。1984年9月，谭老师成为Adrien Douady 的博士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12月-1988年3月，在瑞士Geneva任助理教师。1988年4月-1988年8月，在德国Bonn的Max-Planck 数学研究所做博士后。1988年9月-1989年9月，在德国Bremen大学做博士后。1989年10月-1995年8月，在法国Lyon 高等师范学院担任讲师。1995年9月-1999年8月，在英国Warwick大学担任研究员。1999年9月-2009年8月，在法国Cergy-Pontoise大学担任讲师。2009年9月-2016年4月，在法国Angers大学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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