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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40年回眸丨翟厚良: 从“劳改释放”到高考折桂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翟厚良，安徽和县人，1948年出生。1968年从巢县一中下放农村做插队知青，1970年受冤枉入狱至1975年。1978年1月平反，同年10月考取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入读吉林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特招入伍，在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任政治理论专业教授，主编、参编教材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2008年退休。
作者：翟厚良
我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78级的毕业生。和许多同学一样，我之能上大学， 实在是来之不易。
我本是安徽省巢县一中67届高中生，理应在1967年考大学， 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上大学的美梦。在那漫漫的十年里，我先是下乡当了知青，后又入狱成了“囚犯”，考大学，上大学，只能是在梦里才有的事。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还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也就十七八岁，少不更事。因为对“文革”中出现的学校停课、高校不招生以及“打倒一切”“派性”“武斗”等不正常现象不理解，有怀疑，后又有所批评议论，这些批评议论后来在案件复查时被认定“都没错”，但在1970年的运动中却遭受到冤枉。这一年10月，我被送进巢县看守所，成了一名“囚徒”。
巢县看守所的牢房，通常又称“号子”，每间大约十五六平米。号房三分之二以上的地方是一大通铺，高于地面约三十厘米。通铺下是一条不到一米宽的长长的走道，一头连着铁门，另一头，也就是最里面，放着一只便桶。我刚进号子时，按惯例睡在通铺的最里边，也就是最靠近便桶的地方。
看守所有一套比较严格的监规、制度，比如在押人员必须按时起床、按时就寝；起床后要把被子叠放整齐，离墙十五厘米；要端坐在被子上，不得靠墙，更不能躺下，等等。号房上午、下午各有一次放风，主要是让犯人上厕所、倒便桶、打水等，时间也就是上午五六分钟，下午更只有二三分钟，事毕即回，并不能在院里随意走动。
我刚进号房时，思想之波动、精神之痛苦是肯定的。我感觉自己已断送了前程，未来无望；同时又深感对不起父母，连累了哥哥，心中很是自责不安。但我坚信自己是冤枉的，相信总有一天能重获公正，回归社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波动情绪慢慢有所平复，且能作出客观分析，感到实不必如此悲观消沉，那样做于事无补。不如平静处之，正确面对。此后，我便开始在号房内做些适当的体育运动，主要是每天早晚各做一套保健按摩操，这是我在巢县一中上学时从买来的一本小书中学会的。我想不能为坐牢而把身体搞垮了。同时我还想到，整日在狱中无所事事，坐失大好时光，倒不如找点书来读读，也可转移注意力，稳定情绪，并且还能学点理论，长点知识，这样，不亦宜乎！
开始，狱中只有毛主席著作，因为我有的是时间，“毛选”四卷我先后认真读了 五六遍，对每篇文章的内容、观点、思想乃至历史背景、文字风格等等都进行了仔细研读思考，连注释都反复推敲揣摩过。不久，又有“六本马列著作”可以带进来，我也找来阅读，其中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有点难懂，我就慢慢看，仔细想，最后也读懂了几分。后来上安徽师范大学以后，我曾跟一些同学半开玩笑地说：我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在看守所里形成的。
看守所每天还给各号房送一份《人民日报》。那时的《人民日报》每日六版， 因为我有太多空闲时间，又没有别的闲书可读，我每天便把党报从第一版到第六版一字不落地仔细阅读完。我估计监狱外的人几乎很难找到像我这样认真阅读《人民日报》的人吧！这样一天接一天，我很投入地读报，就像看长篇小说一样，倒也使我对国家时政要闻相当熟悉，仿佛自己也置身国家形势当中，连晚上做梦也常是国家大事，梦中偶尔还能与一些大人物在一起，其中竟有过见到毛泽东、陈毅等伟人的情景。直至醒来，才发现又是南柯一梦。
那一段时间的阅读与学习，使我的政治理论素养确有提高，文史等方面的知识也有所积累，这对于我后来的高考乃至此后半辈子的工作学习都颇有裨益。
因为每天看报，“九一三”事件后，我发现报纸上一度集中批判林彪的极“左”路线。此后只要有人来提审，我就向他们反映，我的问题其实是反对林彪极“左”路线的。有一次一位公检法干部说，已注意到我说的这一点。但是，1972年10月，巢县公检法军管小组还是判处我5年有期徒刑。此时我在看守所号房里已经待了整整两年了，真的很盼望能早点离开。为此我没有上诉，但仍利用可以上诉的机会要来了纸和笔，向当时的巢县县委和公检法小组写了一封信，主要内容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主要是林彪极“左”路线造成的，我对“文革”中一些问题的批评议论，其实质是反对极“左”路线的。这封信后来成为案件复查的一份重要申诉材料。
此后不久，我被送到位于安徽庐江县的一家劳改农场。从看守所到劳改农场， 变化还是不小的：环境相对宽松自由了些，不用成天呆在号房里，可以在本队的院子内适当走动；每天在田间劳动，至少可以见到阳光，呼吸到野外的新鲜空气。
劳动强度不算小，尤其在农忙时。“双抢”是一年最忙的时候，早上4点钟起床， 晚上8点左右收工，午饭被送到田头。“双抢”就是抢割早稻，抢栽晚稻，都是弯腰活，时间长，天气热，确实很累。中午在田边吃饭，因要等候打饭，饭前或 饭后可挤出一刻钟左右的休息时间，倒在田埂上就睡着了。
当然农场是季节性的农活，农闲时就会轻松些，到了冬天还会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有时甚至整天不出工，只学习。冬季的集中学习又称冬季整训，简称“冬训”，犯人们要对一年改造的情况作出总结，写出“自我鉴定”，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到劳改农场以后，家里人可以前来探望了。老母亲每年都来看我2次，每次都会带来很多东西，主要是吃的，有花生、月饼、麻油等等。这些吃的有些当年属于计划供应，是老父亲想方设法买到的。我父母此时都60多岁了，从老家来这里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很不容易，我心里更加觉得对不起父母。所以每次我都跟母亲说，下次别带这多东西了，但是母亲再来还是带那么多。
父母的殷殷爱子之心令我终身不忘，倍感惭愧。母亲告诉我，有几位我的小学和初中同学问候我，也让我感到温暖。母亲每次来都会事先写信，我也有所准备，比如穿件好点的衣服，戴顶干净的帽子，讲点让老妈较为放心愉快的事，所以老人家每次来情绪还算稳定。
但是，有一次，在安庆工作的哥哥到合肥出差，突然绕道来看我。哥哥来时，我正在田里干活，匆忙起身相见，打着赤脚，剃着光头，穿着破旧的衣服。哥哥见我如此状况，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我心里也很难受。
这里的犯人，除了农忙，半个月休息一天。在休息日，可以洗澡、洗衣服，可以抽烟、聊天，可以打扑克牌、下象棋、打乒乓球，还可以弹拉琵琶、二胡。二胡、琵琶、扑克牌、象棋都是犯人自己做的。我偶然拉拉二胡，打打乒乓球，有时也打扑克，下象棋，但水平都一般。我所在的二中队通常一两个月要出一期墙报，几乎每期都有我写的东西。记得有一年春天栽秧季，墙报上有我胡诌的 一首打油诗：
逢年过节队里还组织文娱演出，我也会胡编一两个节目凑热闹，如对口词、天津快板等，都是“文革”中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演出学会的。有一年春节，我编了一个天津快板《九一三事件》参加演出，受到欢迎，后来还被选中参加了大队汇演。
因为每天劳动，来农场以后，看书的时间相对较少了，但是有空我还是比较愿意坐在那里读书。这时可以买到鲁迅的一些著作了，还偶尔买到了一本德国人海克尔的《宇宙之谜》，这些书我都认真读了。还读过其它一些书，如《共产党宣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读后也有认真思考，感觉收获良多。
在读书学习中，我认识了一位比较谈得来的朋友。他是上海插队到安徽的知青，比我还小2岁，因为在日记里写了点什么不合时宜的东西，被判了刑。他很聪明，又很正直，喜欢看书，多有见解。我俩经常在一起谈天交流，谈人生，谈哲学，谈辩证法、不可知论等等，有时谈得相当深入。他对人生的理解是积极的，正面的，从未见他有消极颓废的情绪，也未见他有牢骚满腹的言辞。我发现，与他这样的朋友相处交流，能增长知识，提高素质，相互勉励，共同向上。
我在劳改农场待了３年，1975年11月刑满释放，回到老家安徽和县务农。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久万里同志来到安徽，情况进一步好转。我心里想：还我公道的时候或许已经来到了。1977年10月初，我冒昧地给万里书记写了一封申诉信，陈述冤情，要求平反。这封信万里本人是否看到我不得而知，但肯定被批复到了巢县。很可能正是因为有此一批复， 我的案子才能及时得到复查，并且较早得到平反。这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还要早一年的时间，正因如此，才使我有幸赶上1978年高考这趟末班车。万里书记可能正是我命中的“贵人”。
1977年的高考是在当年的12月份举行的。那时我的案子正在复查，结论还没出来。案子是在巢县办的，而我这时已回到和县。作为一名刑满释放人员，我本不能参加高考。为争取高考报名的资格，我不得不在和县和巢县之间数度来回奔波。后来总算报上名，参加了高考，或许是因为时间仓促，复习不够，也可能还有其它什么原因，总之1977年高考，我没有考好，没能考取大学。
1978年1月，一纸“宣告无罪”的裁定书送达我的手上，它推翻了几年来加在我身上的不实之辞，使我得以恢复渴望已久的普通人的身份，恢复了做人的尊严。
兴奋之余，我决定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1977年高考我报的是理科。高中时我的数理化成绩不错，有道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从那时起我就立定志向学习理工科。1977年高考失败，令我反思，觉得离开学校十年，数理化已忘得差不多了，而文科知识则似不断有所积累增长。我的目标是考取大学，为了增加考取的可能，我决定扬长避短，1978年改报文科。
在此之前，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从1977年11月起，我已在一所农村中学担任代课教师，教初三物理、化学。于是，我一边尽力帮助一帮农村孩子学习物理、化学迎接中考，一边挤时间复习文科准备高考。那时农村的条件差，没有电，蚊子多，晚上我只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把两条腿放在装满水的桶里，拼命复习。
1978年的高考是7月20日开始的，天气很热。在和县中学的考场里，监考老师似乎发现我答得不错，对我比较关注，经常在我身边走来走去，还特别去考场外搓了毛巾给我擦汗。22号上午最后一场考语文，当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我和其他考生带着几分疲惫走出考场，想着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时，一位可能是监考组负责人的老师拦住了我，说是我的孩子病了，我妻子抱着孩子找到考场，被他给拦住了，怕影响我的考试。现在考完了，让我赶快去医院找她们。
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当时还不到7个月大。我急忙赶到和县医院，她们母女俩已不知去向了。那时大家都没有电话，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得知，妻子已带着孩子赶到了巢湖四康医院。孩子得的是肠套叠，不及时手术有生命危险，而和县医院做不了这种手术，妻子于慌乱中拦车去了巢湖，当时她身上只带了7元钱，但也已做了手术。等我赶到医院，手术已做完， 总算为孩子捡回了一条小命。后来我想，若不是那位监考老师拦住了妻子，我上大学的理想或许又泡汤了。
此次高考，我发挥得不错，数学得了满分100分，历史90.5，总分429.25， 据说这个分数在全省也是比较靠前的。照理说录取一所重点大学应该没有问题， 结果却未能如愿。我填报的重点大学第一志愿是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来听说这个专业当年在安徽只招一人，录取了一名较为年轻的同学。那时农村消息闭塞，填报志愿时，我对所有这些信息都一无所知。非重点大学第一志愿我报的是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就这样我总算被安徽师范大学录取了。
1978年10月，我终于跨进了安徽师范大学的校门。从一名“囚徒”一下子变成了人人羡慕的大学生，心情之愉悦可想而知。据说1978年高考，整个安徽省 只招收1万人，而考生有20万，其中文科招收3千人，考生9万，录取率是1：30。所以我们这一届同学 (当然还包括77级)，是集中了文革十年的精华，人人可称精英。对于我来说，从相对落后封闭的农村来到美丽的大学校园，和这么多有知识有品位的青年朝夕相处，成为同学，觉得眼前的世界一下子开阔了起来， 感到无比的快乐和欣慰。
大学这四年之所以令人兴奋愉快，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家的形势一天天好起来，人们的生存环境和政治氛围越来越和谐宽松。上大学后不过2个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旗帜下，开始摒弃“文革”及其之前的极“左”路线，走上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
在这四年里，几乎每天都有好消息传来。比如：否定“两个凡是”口号，宣布“文革” 结束；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分田到户，农民生活大改善；等等。
那是个社会大变革的年代，那是些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恢复高考，令成千上万对上大学向往已久的青年学子，从几乎无望到最终圆梦的生动史实，正是这场大变革开启的突出体现和真实写照。
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同学们都倍加珍惜。大家都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 恨不得把天下的知识都据为己有，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毫不为过。无论上课还是自 习，教学楼里那间属于我们的大教室总是座无虚席，图书馆阅览室更是一座难求。给我们上课的老师，有许多是德高望重、学富五车的知名学者。他们也是刚刚从 “文革”的阴影中走出，带着一种使命感，重新走上大学讲坛，把给我们传道授 业当作一种事业来做，倾注了全部的心智。
1981年国庆节前后，我决定报考研究生。我的英语不好，必须用至少一半的时间来学习，剩下专业课的复习时间不多，必须加班加点。为此，我平时特别爱看的电影不去看了，中午也不再午睡，每晚都复习到12 点。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番刻苦努力，我有幸考取了吉林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
我的那位农场的书友没能赶上高考末班车，但他也很快得到平反，返城回到 上海，顶职进了银行。后来我去上海出差几次和他相见。这时我已研究生毕业特招入伍，成为一名人民解放军大校，军队正师职干部。他也入了党，当上了科长，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改革开放不但使国家面貌发生深刻变化，也使许许多多个人命运根本改变。我庆幸，在历经磨难之后，终究还是赶上了那个伟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