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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杨震：15岁高考后，我下乡当知青一个多月
杨震,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在南大完成本科、硕士、博士学习，在不同学习阶段跟随过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化学会特拉华州分会主席，美东学苑院长，再生元（原英特尔，ISEF) 国际科学竞赛评审组长兼颁奖人。现为全职美国大学申请顾问。
原题
父亲开后门，我成为
中国最后下乡的知青
作者：杨 震
我是1978年15岁的时候进入南京大学的。我当时的身份是刚下乡的插队知青。回顾上学前的经历，颇能看出时代变化中个人成长的奇特轨迹。
我于1963年元月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曲霞公社。当时我父亲是曲霞供销社主办会计，我母亲是曲霞公社太平小学老师。在我们当地，我们公社中学有一对老师夫妇都是大学毕业的，按家庭来说，我父母的学历应该算是不低了。
我父亲出生于泰兴县环溪镇（现在的泰州市高港区刁铺街道）。他初中毕业时，考上了南京建筑工程学校。当时他的个子还不到1.6米，我奶奶说这么小的个子怎么搬得动砖头呢，就沒有到南京建工学校去上学，而是招工到了泰兴县曲霞区供销社工作。一年之后，他被选派到上海商业学校去读书。我看过他的毕业证书，校长名字叫姜文，跟后来的大影星同名。后来每次看到姜文的电影我就联想到第一次看我父亲毕业证的情形。毕业后他回到曲霞区供销社工作，同时担任曲霞区团委委员，1959年国庆10周年参加了泰兴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群英会。
1963年元月我出生，农历是腊月里。我外公的生产队分胡萝卜，我父亲去扛，一口鲜血吐了出来，送到泰兴人民医院检查，患的是肺结核。那一年的春节和我满月那天，我父亲都是在泰兴人民医院的病房里度过的。
出院之后，他调到广陵供销社，1970年又调回曲霞。当时泰兴有43个镇和公社，几个比较出名的供销社会计都姓杨，南杨北杨东杨西杨。我父亲是南杨。1968年，他曾经借调到江苏省商业厅工作半年。一个农村乡镇的会计被借调到省厅工作，成为他后来几十年引以为豪的事情。我家里一个精致的碗里，一直放着我父亲当年从南京雨花台捡来的几粒雨花石。
1982年开始搞职称评定之后，泰兴县供销社指定我父亲作为助理会计师的培训老师，但是他自己并不具备助理会计师职称。别的人来问他之后，他才恍然大悟。1983年，他也拿了助理会计师职称。1985年，他已经调到扬州市供销社工作，要申请经济师职称。但是从泰兴搬家到扬州之后，他的毕业证书找不到了，就想写信给他的母校，让母校出一纸证明。但是岁月变迁，他都不知道母校已转化作别的什么学校了，找来找去，最终总算在上海财经大学找到了他的档案。而我后来去翻阅上海财经大学的校史时发现，60年代初，上海曾有一所上海财经学院和一所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同时并存，让人不太清清楚它们各自的渊源。
我的母亲50年代从泰兴中学初中毕业后考上了兰州化工学校。她是独女。我外祖父把她的录取通知书扣了下来。不得已我母亲在泰兴找了个小学教师的工作。后来她被选到泰兴教师进修学校上学，毕业后长期在曲霞公社太平小学教书。后来泰兴师范学校成立后，承认她们这几批在教师进修学校的学生是泰兴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所以我母亲有时戏称自己是泰师零期学员。70年代，曲霞公社每个暑假把小学老师集中在一起培训，我母亲给他们培训汉语拼音。
从有记忆的时候开始，我就是跟着我外公外婆在张匡大队程西二队，位于曲霞镇到太平圩的中间。我外婆不识字，但经常给我讲那些戏文故事。从她那里我知道了“狸猫换太子”的故事。我外公有一个没有出嫁的姐姐，我喊她老姑奶奶。她给我讲过朱元璋和汤和年轻时放牛的故事。小时候不知道我外公是富农，直到8岁时跟生产队的小朋友吵架，人家指着我鼻子骂我富农我才知道。后来大人们告诉我，我外公解放前是开酒坊的，他弟弟在上海开一个店，卖自家酿的米酒。1949年以前，外公有八间瓦房。1949年大军渡江，有一个连的部队住在外公家。1945—1949年，当时曲霞隶属于靖泰县。土改时，他们那儿人均土地0.8亩，而我外公家平均2.8亩。外公是当家人，遂被定为富农。他的弟弟不当家，则定为中农。八间瓦房被分掉了6间，只留了两间给他们兄弟两个各住一间。他们那个生产队28户，没有地主，6户富农。
广陵到曲霞只有6公里，但是在当时是很远的距离。在靖江和泰兴交界的界河里，当时有木制的交通船叫做“快船”，可是从泰兴开到靖江季市要好几天，从曲霞去广陵要花大半天时间。我每年有一段时间和我母亲、小我两岁的妹妹一起到广陵住在我父亲那里。那时候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马上上街游行。前几年一个1957年出生的老兄，6月26日在我以前公司实验室里，嘴里喊着“咚咚锵，咚咚锵，‘6·26’指示放光芒”。他突然问我，“‘6·26’指示”是什么？我马上告诉他：“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太平小学在曲霞镇西边2公里。我母亲住在小学的集体宿舍，离家1公里。1968年，我先跟我的小姑妈在刁铺上了半年幼儿园。暑假之后，我母亲把我接回来，就跟着她在太平小学当班主任的班上上二年级。当时的小学，晚上老师都是集体备课的，我就在每个老师的写字台那边转转，看着学生写的作业，从老师批改作业的对错基本上我就把小学算术的内容学会了。
金秋10月，我父亲来到太平小学告诉她，他要借调到江苏省商业厅去工作半年。我母亲收拾了行李，让我跟着我父亲去。当时南京长江大桥刚刚通车，我很兴奋，可以看见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了。我父亲对我说：“组织上是让我一个人去工作的，你如果以后有本事，就要自己到南京去。”长大后我考入南京大学，不知是不是父亲的这句“谶语”起了作用。
1968年夏天我入读小学二年级。1969年要改为春季入学，直到1970年春季第一个二年级上完。因为年龄太小，我母亲把我留在他班上又上了一年二年级。这样我从一个5岁上二年级的跳级生一下变成了留级生。我母亲让同学从二年级开始学习写作文，核心是“把想说的话写到纸上”。我二年级的作文被我一个六年级的叫刘兰芳的堂姨（和那个大名鼎鼎的说书大师同名）拿去抄了之后，竟然当成范文在她班上宣读。1969年上半年，到处在唱“满怀激情迎九大”。五一节以后，这首歌还继续唱，但是歌名变成了“满怀激情庆九大”。我无意之间，也“激情满怀”了一把。
1970年，我父亲从广陵调回曲霞供销社工作。1972年，我转学到了曲霞五七学校，以前的曲霞小学，开始招初中生之后改名为“五七学校”。太平小学也改为太平五七学校了。我在那里上了三年半，和两个班同学，和其中好几个成了好朋友。2017年，我专门飞到桂林去看望46年没有见过的发小同学陈寿荣。
2007年时，我从美国马里兰搬到特拉华。当地的华人社区在欢迎我的同时在欢送另一个叫朱学工的同胞。我一听，这和我太平五七学校的学长一个名字呀。但当时没有来得及讲话。过了两个月，朱博士回来搬家，我就问他，你的父母，弟弟妹妹是不是叫什么什么。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在我们老家鼎鼎大名啊，初中毕业辍学后1978年直接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是在江都考的，我听说后一直在揣摩听到的是北京大学还是北京的大学。终于朱博士确认是北京大学。
跟着我父亲到了曲霞之后，就开始了吃集体食堂的日子。我父母直到1984年调扬州工作之前，我们全家一直都在供销社食堂吃饭，包括每年的年夜饭。现在，南京的皮肚面非常有名，而当年食堂里的皮肚面没什么人吃。后来我从南京坐汽车到泰兴，泰兴车站饭店里的肉皮汤也是最便宜的菜。我父亲吃肉皮汤吃得津津有味，还起了几句顺口溜：“肉皮汤，则叫个香，别人不吃我来Hang (第一声）。”
转到曲霞之前，小学算术的基本内容我已经在太平看其他老师备课和改作业的时候看会了，只有珠算是到了曲霞之后学的。我父亲是供销社主办会计，我经常在他办公室看他打算盘。他的速度快得让我眼花缭乱，只听到噼哩啪啦的声音，根本看不清。珠算的基本原理我记住了，现在我还能打乘法，除法是不会打了。
语文的内容，到了曲霞之后第一次期中考试我得了100分。据说我的班主任孙云老师在语文教研组会议上说，我们学校以前没有语文有100分的先例，现在杨震的卷子上实在挑不出毛病，能不能给他100分。孙云老师后来也成了我妹妹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的班主任。1986年秋天，我和父亲从扬州回曲霞赶当地农历十月十三庙会，在泰兴转车没有买到去曲霞的车票，就到泰兴供销社，请他们派辆车送我们到曲霞。等车的时候，安排我们在一个房间里等着。我父亲说，孙云老师现在在县供销社工作，办公室就在隔壁，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当时正好电视里在播放世界男排锦标赛苏联队对美国队的决赛第五局，紧张刺激，我说等这场比赛结束后再去看她吧。可是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车就来了，我不得不匆匆赶路，竟然没能去看望一下孙老师。到现在一晃37年过去了，我再没能见到她，不知道是否还健在？心中一直颇有不安。
那时，曲霞供销社订了好几种报纸。每天中午吃过饭，我就拿着我父亲的钥匙，在他的办公室，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参考消息》统统看一遍。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离开曲霞到南大上学。1978年高考语文考试有好几个词汇填字，就是来自当时报纸上常见的文章。
1972年夏天暴雨季节，有一天大雨之后上午学生一到校学校就宣布停课，不住在镇上的周围村的同学由老师送他们回家。有一位叫高彭庆的老师在护送同学过一个被水淹没的低坝的时候,和同学一起掉入水中淹死了。高彭庆的哥哥高彭寿也是曲霞五七学校老师。他们的父亲陈遐林是曲霞供销社职工，常住在泰兴县城家里，负责供销社在泰兴的进货。供销社的一些职工去泰兴时就住在他们家里。我也在他们家住过。高彭庆老师出事之后，安排我父亲去接陈遐林伯伯。当时汽车只通到离曲霞6公里的毗卢寺。从曲霞到毗卢寺的路上有5、6处坝桥都淹在水里。我父亲不会游泳，每过一处都战战兢兢。学校举行高彭庆老师追悼会的挽联，是我父亲写的。后来高彭庆的妹妹高彭兰在曲霞插队，高考的时候是住在我家里的。
那几年，在曲霞镇上，有几个爱好文学艺术的青年经常在一起聚会交流。我父亲在他们几个人中年龄居长，就成为他们的召集人。其他几个人，有的擅长美术，有的擅长书法。后来任作家出版社副主编的秦文玉是他们当中的小弟弟，在镇上(当时叫公社)写作组工作，已经发表了不少文章和作品。还有一个是插队知青，回了常州之后设计了金狮自行车的徽标。我父亲总是带着我参加他们的聚会。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让我跟其中一位叔叔去学画画。他是画国画的。我第一次到他家之后，他让我磨了两个小时墨。以后呢？就没有以后了。我告诉我父亲不想再去了。我父亲说，那你想学什么呢？我说，跟秦叔叔学习写文章吧。我父亲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后来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在《新华日报》《扬州日报》《扬子晚报》上。他自认为水平比不上秦叔叔，但喜欢给我出作文题。随后的两年，就是每个月我父亲出作文题，我写完拿给秦叔叔，他再帮我批阅修改。1973年，秦叔叔被推荐去上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他离开我们镇之后，我差不多每个月写一篇作文，寄给秦叔叔帮我修改后再寄回，直到1977年我复习高考。
1974年，秦叔叔寄给我父亲一套竖排版的《红楼梦》。那时候我还小，第一次拿起书来看了没几页就读不下去了。第二年黄梅季节之后，我父母把家里的藏书拿出来晒，让我在旁边看着。我坐在三十几度的太阳底下，居然沉浸其中，把这套《红楼梦》拿起来看，竟然差不多能把前五章都背下来了。而平时，从父辈们聚会时的聊天中，我也学到不少东西，“三言二拍”的很多故事是那时候听来的。
当时的供销社是个香饽饽，大家都想挤进去。我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在太平五七学校，每个周末到曲霞来。虽然只有两公里，还是很不方便。1974年，我父亲到县商业局找了人把我母亲从小学老师的国家干部身份改成供销社的营业员职工身份，人事关系人事局转到了劳动局，别人口中的“刘先生”变成了“刘会计”。
我母亲到供销社，在最没有油水的图书柜工作。我母亲没有到供销社之前，我就喜欢在供销社图书柜仓库里读书。供销社只有30多人，每个人都认识我。我每次到图书柜台上和营业员说一下,他都让我进书库看书。我母亲调到图书柜工作之后，我就名正言顺地帮助她看柜台，坐在那儿的时候就把柜台里的书一本一本拿出看。当时的其他学生都非常羡慕我有那么多书可以看。我上高中后，有一个同学称我是“卖书的那个伢儿”。
供销社图书柜上级的对接单位是泰兴县新华书店。我父亲和泰兴新华书店的人很熟。每次去泰兴，就到他们的封存库里去找书。那些书找回来是留在我们家里的。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套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武松》。还有一次搬回来几十本被淘汰的《欧阳海之歌》。看完之后，我就把这类书用来擦屁股，擦了好几年。后来评《水浒》，几种版本的《水浒》和野史版也都读到了。到了后来复习高考的时候，“数理化自学丛书”非常紧俏，母亲到县新华书店订了几套。当然第一套是给我了，高考复习的时候派了大用场。
我们那个年代是不读书的年代。小学的时候“批林批孔”，初中时“反击右倾翻案风”。报纸上那些什么评法批儒的文章，我很感兴趣，篇篇都读得很认真。学校里布置要写批判文章，我写得很快。但是别的同学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就发挥我的特长，帮这些同学写了。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假期，帮近十个同学写了。开学之后回到学校，孙云老师选了几篇优秀作文让同学读。读了两篇之后，孙老师一听，就知道，全是杨震捉刀代笔的！
当时批判“师道尊严”，我写了好几篇批判老师的大字报。但是我的胆子没那么大,都是我写完了，让班上几个调皮的同学贴出去，然后他们还去告诉老师，说那边有你的大字报，你去读吧。我回家向我父亲要钱买写大字报的纸、毛笔和墨汁。我父亲说这是革命行动，你应该拿到学校去报销。我到学校找到高彭寿老师报销。他还真的给我报销了。
1974年小学毕业的时候，学制又从春季入学变成秋季入学。这样我的五年级也读了一年半。当时我们镇上有两个初中，在河对面隔河相望，河北是曲霞中学的初中部，来自周围大队的同学都在那儿读。我们曲霞镇的同学在曲霞五七学校的初中部。我们的班主任叫赵国平，是曲霞中学73级的学长，1977年和我们一起高考。后来担任泰州市商务局局长。2018年我回国时和他通过电话。
上初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把那些批判文章写成大字报。现在我在美国的中文学校担任书法老师，我的一手说得过去的毛笔字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练习的。我自称自己的两大爱好是写字和码字。写字就是写文章，码字就是书法涂鸦。我外公的生产队要出大批判墙报文章，有时也把我抓去写。
初中的学习还是挺快乐的，当时叫做“开门办学”。物理课、化学课变成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从镇上医院请来了一位会针灸和懂中草药的朱医生。从他那里知道了足三里、少商、曲泽等穴位，也知道了车前草、金银花等中草药。用等比三角形的原理，测量公社电视机的几十米高的天线高度。到面条加工厂，看着齿轮的咬合计算反比例。到生产大队学习开拖拉机，同时学习蒸气机四冲程。
数学学的三视图让我们自己做模型。我们那里都是沙土。砌房子用的砖头的粘土是用船从苏南装回来的。我们班有一个同学认识砖窑上的人，我们几个人就骑车骑了2公里到那里装几十公斤粘土回来，每人分几公斤做成数学课上需要的工件模型。做完之后放在屋顶上晾干。那天我要到我外公家去，没有带我4岁的弟弟去，其实是我去的时候没有找到他。我走了之后，他用竹竿把我晾在房顶的模型捅下来摔破了。我再怎么用水重新调，也达不到原先的效果。我就一巴掌搧到我弟弟脸上。他眼泪汪汪地捂着脸，也没敢哭出来。平时我母亲都是护着我弟弟的。只有这次看着我弟弟一声不吭，后来还好几回提到这一次弟弟眼泪汪汪的样子。
曲霞供销社有个食品加工坊。每天秋天做月饼的时候，原料中用到核桃，需要手工一个个砸开。我父亲就去领几麻袋核桃。每袋差不多是25公斤，我在家砸回后交给加工坊15公斤还是17.5公斤核桃仁，拿了工钱，多下来的核桃，还能自己吃上一点。每年秋天放秋忙假时候，食品加工坊要腌萝卜干。初一的时候，我去和女工、童工一起削萝卜尾巴，每天五毛钱。初二的时候，我父亲让我和强劳力一起在腌萝卜的缸里使劲跳，把萝卜踩实，每天可以拿一元钱。农历10月的时候，天已经很冷了。第一天回家，我的脚冻得通红，完全麻木了。我母亲帮我用温水慢慢泡暖和。第二天花了4.5元给我买了一双高筒胶鞋，结果到了盐水里，上面的胶一天就全部掉了。
我们那时候家里大多数时间吃食堂，但是有时家里也开小灶烧点饭菜。一开始烧煤球，后来有了蜂窝煤。但是每次从县城里买几十公斤要找船把它运回来，很不方便。父亲从哪里搞了一套蜂窝煤模具，做蜂窝煤的任务就是我的。37度大夏天，我真的体会到挥汗如雨是什么滋味。蜂窝煤里，也不知道是加进去的水，还是我身上的汗。
我父亲为了锻炼我，还在供销社院子靠河边的地方找了一块5到10个平方米的地。从刨地，播种，浇水，到公共厕所里捞大粪施肥，直到收获，全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实在是不喜欢干这些事情。直到现在我看到地里的事情，一看就头大。
我还跟我外公学过一点木工活和篾匠活，会用刨子、锯子、凿子、木工钻，还能把竹子劈成三层。当然了，我外公可以劈成九层。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我在那一年到曲霞中学开始读高中。7月份唐山地震后，江苏发出了地震预报。所有人都住在防震棚里。曲中把我们新入学的的高一分成了两个班。我们一班在东风大队蒋家八圩的一个树林里上课，二班在曲水大队一个竹林里上课。同时，学校在校园的沿围墙的空地上建防震棚，用油毛毡做房顶。从我家到我们班的教学点要从中学在建防震棚的围墙外边走。路上生产队农田里的红薯（我们当地叫山芋）和河里的的菱角都熟了。我们几个男生手发痒，刨了山芋，掐了菱角吃了。这是生产队的东西，偷吃是违法的。
有一天，我的班主任刘奎老师把我找去，问我有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我就把我们几个人偷吃山芋和茭角的事讲了。哪知刘老师脸色一变，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有比这个更坏的事。我心想，完了，我当了叛徒，把老师不知道的坏事交代出去了。那刘老师问的是什么事呢？后来我才知道，学校防震棚屋顶的油毛毡上面有了几个洞。有同学举报我们路过学校校园的时候，在路边拿着泥巴从校园围墙顶上往里摔，怀疑是我们几个人把防震棚屋顶摔破了。
防震棚建好之后，我们回学校上课了。我们的数学老师王鹤君上课的时候喜欢在过道里走来走去。他走到后面的时候，我们坐在前排的王克利同学就站起来，学着王老师的模样做鬼脸。大家哄堂大笑。王老师从教室后面往前走的时候，克利同学又坐下去。王老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头雾水。
我们的物理、化学两门课都是叶兴邦老师教的。当时的化学概念，正好在把克分子改成摩尔。以前的老教科书都不能用了。克分子跟摩尔之间有个换算的关系，理解的时候有点复杂。叶老师有的时候算得不一定对，我就说出我的见解。叶老师很高兴。我们慢慢把这个概念搞清楚了。
元旦后要期末考试了，数学老师王鹤君把我找去，说数学考卷需要刻蜡板。你的学习好，考试不用担心，刻蜡板的任务交给你。我把我们的考题拿出来，叫了几个同学，在王克利同学家后屋里一起做了一遍。考卷印好之后，要把已经印过的蜡纸处理掉。我去处理的地方，又看到了初一班，就是我妹妹那个班的数学考卷。我就把她们班的考卷蜡纸带给我妹妹。她把考题告诉了几个同学，结果有一个同学听说这件事但没有拿到考题，就到学校去告发了。最后查下来我是罪魁祸首。处理的结果，把我的优秀团员拿掉了，保留三好生的荣誉。
当时已经对文化课的学习比较重视了。在农业基础知识课结束的时候，王树森老师进行了总复习。我那堂课正好在写班级的年度总结，心想，反正我都会，怕什么呀。到了考试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向后转，在后面的课桌上进行考试。我还真碰到了不会的题目,就转身到自己课桌里把教材拿出来看了。考试时坐在我后面的同学以前是住在我家前面的女生印同学。前面有几次考试，她让我告诉她答案，我没理她。这次被她逮到了。她就到王老师那边去告发。结果王老师根本不相信，他说杨震成绩这么好，怎么可能作弊呢？你不要自己学习不好就诬陷别的学习好的同学。
那学期学校还搞了灭鼠运动。每个同学抓到老鼠杀死后，把老鼠尾巴切下来带到学校交给老师。根据上交的老鼠尾巴的数目统计比赛结果。那天放学后我跟着刘奎老师去了他的办公室，看着他把收来的老鼠尾巴放在了办公室抽屉里。过了一会儿，刘老师说要上一下厕所。我就趁机打开他的抽屜，抓了一把老鼠尾巴塞到口袋里，第二天我再将它们交给刘老师。结果靠这点小伎俩，我居然成了我们班的“灭鼠冠军”。
1977年暑假，曲霞中学把我们几个城镇户口的同学叫到学校，给校班工厂组装按钮开关。工资按组装的开关数量计算。我和上一届的王维萱同学老是第一第二，比其他几个同学多出来的钱就被起哄拿去买冰棍给大家吃。曲霞镇的户口情况有点特殊。本来镇上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城镇户口。50年代的时候，来了一个26岁的区委书记吴荣富。农历四月初的一天，他在街上走，一位妇女在包粽子。吴书记讲，怎么这么早包粽子呀？现在离端午节还有一个月呢。这个妇女讲，我们是居民户没有事情干，不包粽子干什么呢？这位吴书记的老婆是农村户口，他心想我老婆在地里都干活，你们在这边闲着。一怒之下，把曲霞这些居民户统统下放成了农村户口，只剩下两口子都是国家干部和职工的家庭保留居民户口。直到1979年以后，这些家庭才又恢复成城镇居民户口。
听老一辈人说，吴书记在曲霞工作，其它方面口碑都不错，就是这件事情背了几十年的骂名。我们当时高中两届中居民户口同学可能不到10个人，做校办工厂的临时工，也就成了我们几个同学能享受的特殊待遇。
第二排老师：左二王树森、左三刘奎、右六蔡文凤、右三叶兴邦（我的物理和化学都他教的，高考时这两门拿了172分）
1977年下半年一天早上上学的路上，从新闻联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去问刘老师，我应该考文科理科呀？当时都在宣传科学家，而且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作为教语文的班主任，刘老师说：“你成绩这么好，还考什么文科呀？”刘老师这句话，决定了我高考的方向。
后面马上就是秋忙假了。听说县城的泰兴中学要搞高考补习，我父亲就联系了高彭寿老师的父亲陈遐林，让我住在他们家到泰兴中学去听课。泰兴中学那一年的补习是在学校礼堂里进行的。多少届的毕业生都在听。在泰中大礼堂里听了两个星期的课，我第一次学习到物理课的速度、加速度、牛顿定律和很多其它知识。
我去泰中参加补习的时候，曲霞还没有通汽车。两周后回来的时候，曲霞已经通汽车了。从那以后去泰兴就方便多了。
回来以后，曲霞中学也组织了高考补习。把我们原先的班级打乱，分成文理两个班进行补习。很多往届毕业生也回校和我们一起听课，过道里、窗台上都站满了人。学校选了我和王宏生、王克利、虞斌、叶霞林五个同学作为在校生参加1977年的高考，很遗憾都名落孙山了。
我们就老老实实准备下一年的高考吧。从冬天开始，学校要求我们晚上一定到校晚自习。当时的供电还不太正常，经常断电。我们的校长王庆余让学校准备了汽油灯挂在我们教室里。那个灯的原理我不太明白，但是非常亮，相当于大瓦数的电灯。曲霞供销社食品加工坊，每年冬天晚上加工年货时，院子里挂着汽油灯，所有地方都亮堂堂的。
当时许多“文革”前的老电影被拿出来放映，同时也新拍了不少电影。曲霞影剧院刚刚建起来，进去看是要买票的，也有很多电影是露天放的。在曲霞看露天电影是扛着板凳去的。去周围大队看的时候，都是走过去站着看。春天的时候有一天，有人告诉我，靖江某个离我们4公里的村里放《小铜锣》。我就和镇上的一群小伙伴一起去了。从曲霞镇到靖泰边界差不多2公里，这些地方我比较熟悉。过了界河那边从来没去过，我就不认识了。吃过晚饭跟着小伙伴们去的时候天还是亮亮的，到了那儿天黑了开始放电影。放完电影，一个小伙伴也看不见了,只有我一个人。
我的心有点发毛。幸好那天有月亮。虽然是阴天，厚厚的云层在月亮下面，走路还能看见。我根据大概的方向，揣摩着走了一两里之后，后面的路慢慢认出来了，我也就放心了。防震抗震之后，因为家里地方比较小，我还住在院子中间的防震棚里。半夜到家时，喊门之后有人把院子大门打开。我回到自己住的防震棚里。我爸妈以为我那天去学校自习了，我也没吭声。直到上了南大第一个寒假回来，我才告诉我妈妈。我妈妈说，“鬼死伢儿呀，要是夜里头迷路了，不要到天亮才能找到家呀！”
当时最缺的是复习资料，学校老师能提供一些，我父母也通过自己的关系去寻找这样的资料。后来找到了“文革”前每年高考试卷和1977年各省的高考考卷。从别人那里找到资料后，父亲帮我复写手抄这些资料。我自己留一份，另外一份带到中学给我们老师。我到现在还记得，有时停电的晚上，在油灯下，我和父亲面对面，我父亲在抄复习资料、我在学习的情形。学校的老师当然找到更多的复习资料，这时候我就有新的任务——刻蜡板，为老师分担部分事情。这些资料很多是我和另两位同学刻蜡板印出来分发给大家的。
大概到了1978年3、4月份的时候，我父母从泰兴新华书店订到了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这套书的影响之大，后来很多人都知道了。当时是一本一本出的。每个乡镇供销社，只能分到一套。曲霞的第一套很自然地就在我手上了。过了一个月，又开始订第二套，我母亲主动告诉王校长，这一套给曲霞中学。
不知道曲霞中学通过什么途径，常常能搞到泰兴中学的模拟考试的卷子拿来让我们考，并且告诉我们泰兴中学高二成绩最好的周同学考了多少分。周同学的母亲是泰兴教育局的秘书，我父母是认识的。这样，我每次考试也就有了标杆。有一次，他们带了一张泰中高一物理卷子给我们考，说是泰中那个班最好的同学考了94分。我那次考了90分。我们曲霞中学高一的同学也考了那份卷子，最高的同学考了76分。我们每次考试的情况也传到泰兴中学。这次传成了泰中高一的卷子给我们曲中高二的考，最高考了76分。高考拿到分数之后到泰兴，有人问我，你们高二考人家高一的卷子，最高的人只有76，你总分怎么能考这么高的呢？
端午节前一天，我父亲在焦荡镇出差。焦荡中学有一个非常好的物理老师朱炳荣是太平圩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朱学工的堂叔。我父亲听说朱老师第二天上午半天物理要专门讲一个专题，就托人带信告诉我，让我第二天到焦荡中学去听朱老师的课。我和王克利同学两人骑了一辆自行车，骑了6公里来到焦荡中学听朱老师的课。听了四个小时，我把那一部分内容基本理清楚了。上完课之后我父亲带我们到焦荡供销社吃中饭。那顿端午节的中饭吃得特别香。后来拿到高考分数之后，我在曲霞去太平圩之间的公路上碰到过一次朱老师。我很高兴地告诉他，物理考了83分。您讲的内容里面有10多分，我都做对了。朱老师说，我们焦荡中学物理最高的同学只有80分。
忙碌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高考前三天，学校放假，老师让大家好好休整几天。而我的任务却又来了。曲霞考场分为文科和理科考点。文科在曲中，理科在曲小（曲霞五七学校）。两个考点都要出大字报墙报，要写什么“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接受国家挑选”之类的东西。写文章和写大字报的任务，我都是老师的首选。第一天先写了一篇在曲小考点的文章，第二天上午抄出来了。下午我想，直接把文章写到大字报上去吧，反正就是那些八股内容，如果考上了，就高兴地接受国家挑选，如果考不上就插队劳动，广阔天地里扎根一辈子。奇妙的是，后来上大学和插队这两个选择我都做到了。第三天上午，到两个考点和别的人一起把准备好的刊头画、横幅一起贴到墙上。下午总算有了空余时间，把几门课的内容在在脑袋里梳理了一遍。
7月20日是高考的日子。我父亲从7月19日开始出差了。临走之前他告诉我，他以前在广陵工作的同事的小孩要到曲霞参加高考。总共有4个人，中午的时候让我把他们带回家来吃饭。7月20日上午，我准时来到了考场。准备进考场的时候，我们班一个小个子同学在考场门口被拦住了，检查准考证的人说：“这是考大学的地方，你小孩要玩到别的地方去玩。”我们这个同学拿出了准考证。原来这个同学太矮了，才1米5多一点，被人家误为小孩子。我当时是1米61。而过了几年再见到这个同学的时候，他已经长到1米8的大个子了。
进了考场，我那个教室的监考老师是我外公的邻居，其实他们家住的房子就是解放后分的我外公的。他是泰兴中学66届的，被班里公认为学习最好的人，只是当年废除高考，让他与高考无缘。十余年后的1977年，他已结婚成家有了小孩，仍未能参加高考。他先是程西二队政治队长，然后在1978年初被安排为小学老师，后来转正了。2015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他的退休工资比我母亲要高很多，这倒也可聊以自慰了。
上午考试结束，出来时已经有3个人在外面等我了，就是我父亲在广陵工作同事的小孩。他们告诉我，我们4个人来考的，3个考理科，另外一个考文科。我是走路去考试的，他们从广陵过来是骑车来的。我们到了曲中一起碰头后，一起走到了我家。高彭寿老师的妹妹高彭兰这几天也住在我家。我母亲做了一桌子菜，吃完后大家一起聊了一会就回考场继续参加考试了。本来从上高中开始，我就有睡午觉的习惯。到了高考这几天因为要陪着他们，我反而没办法睡午觉了。
考完之后，大家都在对答案，估算自己能得多少分。我估下来每门都应该在70到80之间。我们曲霞1977年一个人都没考上，但是根据我的这个分数和1977年的各省公布的录取情况，这个分数应该有大学上的。
8月上旬，刘奎老师把我找到学校，说自己参加了高考语文阅卷，有标准答案，让我对估算语文分数。我拿着刘老师带回的标准答案，不清楚的地方又和他讨论一下，算出来应该能得85分。我自己都有点吃惊，我有这么高吗？后来实际分数下来是87分。
杨震（前排右一）后来与他的大学同学
过了几天，我父亲晚上回到家，把我和母亲叫到一起。他说他和我们这儿很有名的老干部苏明一起吃饭了。父亲因工作关系常在外边吃饭，以前回来从不讲和谁一起吃的。我们曲霞有一个著名的烈士叫印达，1947年新四军北撤时是曲霞区委书记。后来被国民党抓住之后牺牲了。他所在的村被命名为印达大队。现在是全国著名的文化旅游村，上过中央电视台。我们从小学到高中，每年清明节都要到印达墓上去扫墓。苏明是印达的老战友，每年都是由他介绍印达的事迹。
我父亲说：“苏明要调回省供销社去工作了。他现在是我们泰兴县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我在省商业厅工作时，他就认识我。那时候省供销社和商业厅是合并在一起的。今天就是我们曲霞的干部欢送苏主任回省里工作。秦主任和何主任也一起吃饭了。”这个秦主任是供销社主任，是部队团参谋长转业回来的。何主任是他爱人，是曲霞公社知青办公室主任兼妇联主任。我父亲接着说：“我跟他们讲了你考大学的事情。苏主任说，假如确有把握能上大学的话，可以先安排你插队。我们当地的政策，是每家留一个工作指标。你去插队了，这个留城工作的指标就可以留给你的弟弟妹妹了。何主任也觉得这个主意好，她可以帮忙办一下手续。”
当时虽然上山下乡还没有停止，但是77届高中毕业生还没有办插队，都呆在家里。我从小是计划好插队到我外公生产队的，然后通过自己写文章的特长争取成为工农兵学员。我父亲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办，除非我们曲霞又和去年一样，一个人都考不上大学。即使大家都考不上，你明年再努力还是能考上的。”就这样，把我的户口转到了张匡大队程西二队。
在那里，我还真的挣到了一些工分。以前生产队的会计来找我父亲到供销社买农药、化肥、柴油等生产物资，我父亲都要帮忙买的。我成了他们生产队的社员之后，这些事情就落到我头上，当然也挣到了全劳力的工分。同时，我还领取了40元安家费，正好后来用来置办上大学需要准备的被褥行李和衣服。
我进南大没多久，1979年元月开始，知青就大规模回城了，我这个1978年9月插队的人就是最后一批下乡的知青了。而我当时对这事也没当回事，差不多把它忘了。直到后来工作后知道，知青是算工龄的，而我有了这个一个多月的插队经历，不仅上大学期间可以算工龄，而且比没下乡的同龄人长了一个月，在单位分房的时候工龄排在所有78级的高中应届生之前。
8月中旬，曲霞还出了一个很蹊跷的事情。曲霞的老街是青石板铺成的。老街西头有条河，河上有一座石桥，当地人称为“西石桥”，是明朝末年建的，走了几百年。曲霞从明朝末年开始才有人居住的。可以说这座桥伴随了曲霞的历史。但是年头长了，边上栏杆有一段已经坏了。曲霞新建的公路1977年通车的时候，只到镇西头通往泰兴的方向。1978年开始修建向东通往广陵的公路，是和老街平行的，在那个河上新建了一座水泥桥。水泥桥建好之后，上午通车，下午那个老西石桥就轰然倒塌了。冥冥中好像在告诉我，我将另走他乡，那条过桥的老路，不再是我来来回回行走的道路了吧？
又过了些天，一个下午，一位从泰兴回来的人说我高考得了400分。我记不得这位报喜的人是谁了。这比我估的分数要高了一些，我还在嘀咕，是不是学习同样很好的同学王宏生或者杨天宝的分数呢？王宏生的准考证号跟我最后两位数字是颠倒的，一个46，一个64。杨天宝同学来自肖榨五七学校，也姓杨，别人可能不知道他，安到了我头上。第二天下午曲霞公社负责文教的朱学泉副主任从泰兴回来，来到我母亲的图书柜上，拿了一份他在泰兴抄录的的曲霞所有获得体检资格的考生的总分和单科分数的单子。上面共有19人。我的总分是400分，政治63，语文87，数学78,物理83，化学89。
这是曲霞历史上高考上线人数最多的一次。那一年我妹妹也参加了中专入学考试和高中入学考试，也都上线了。并且她成为我们曲霞公社唯一一个考上泰兴中学高中部的学生。我父亲也在那个时间提拔为供销社副主任、主任，过了几年调任扬州市供销社业务科科长。后来我母亲告诉我, 那几天好消息连续不断, 她接连好多个晚上想想都高兴得醒了过来。
两天之后，我的小姑妈从泰兴最西北的刁舖骑了将近50公里自行车来到我们家，问我的高考分数。她知道我的学习一贯很好。那时候没有长途电话，她就骑车过来询问了。我父亲兄妹几个，对这个小妹妹的感情最深。我9个月的时候，祖父去世了，当时小姑妈还在上初中。祖父临终时，给我父亲留下两条遗嘱：第一，不许打我，所以我从小到大只被我父亲打过一次屁股；第二条就是，把这个小妹妹照顾长大。我小姑妈初中刚毕业的时候没有工作，我父亲就让她住在我的外婆家，也就是我小姑妈嫂子的娘家住了将近一年，直到她找到工作才回到刁铺。1968年我5岁的时候，跟着小姑妈在刁铺上了幼儿园。她对我特别好。晚上跟着她从乡办厂下夜班的时候，街上的小摊上有五分钱的油炸麻雀和油炸蚕豆瓣。我知道我父母是从来舍不得给我买的。我就和小姑妈讲，跟人家讲买半包吧，她就买了半包油炸蚕豆瓣给我吃，令我印象深刻。她的儿子蔡扬1983年上了泰兴中学。1986年高考的时候，蔡扬的分数是清华、北大、人大都能录取的，但是因为我在南大，他最终也上了南大。
过了几天，曲霞中学把我们所有上线的同学召集在在一起填志愿。我的语文单科成绩87分，超过了当年江苏省总分第一名(根据现有资料，也可能是全国状元）的萧柏春，萧的语文单科86分。我的化学分数最高，只是那时候数学家陈景润是大家心目中的英雄，我便填第一志愿为南京大学数学系，第二志愿是化学系。其实后来知道，我的数学、化学分数都不算高。化学尽管是我各科中最高的，但是在我们班江苏考生里，我是唯一一个没有到90分的。我连分子和离子当时都搞不清楚。后来大一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无机化学助教老师刘效兰说我概念很清楚，我大喜过望，知道自己也是能把化学学好的。后来我化学方面的科研论文被诺贝尔奖获得者引用了十几次，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
高考体检是在泰兴人民医院进行的。我们曲霞的考生是全泰兴最先进行体检的。我的第一项是视力。第二项是听力。医生站在5米的地方小声地说几个词。她说的时候我都听到了，但是没听清楚这几个词的发音。4米的我都听清了。她就在表上准备填上4米。这时一个领导模样的人进来说，体检要为我们优秀考生创造条件，能够通过的尽量让他们过。这个医生又退到5米的地方，提高音量说了几个词。这一次我都听清了。听力这一下就变成了5米。
南大的通知书那一年发的特别迟。高中比我高几届的曲小老师耿晓梅，很早就拿到了兰州大学的录取通知。很多普通院校的同学也都拿到录取通知了。每天一早，我就跑到镇上邮局去等通知。终于有一天到邮局时，邮局的人说我的通知被我父亲拿走了，是南京大学催化化学专业。入学之后我知道了，我们专业的正式学科名称是物理化学。“文革”中为了和生产实际相结合，改成了催化化学。虽然化学是数理化中的“小三”，学这个专业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到家之后，我父亲对我说，你现在有能力自己去南京了。这时我想起了1968年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
拿到通知之后，我父母摆了一桌菜请曲霞中学的校长、主任和教过我的老师。我把父亲名单上的人都请了，唯独漏过了政治老师蔡老师。说实话，我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我的政治分数为什么那么低。蔡老师是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的，是曲中老师中毕业的学校最好的。其他老师我知道的，都是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扬州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江苏农学院。和我们一起考的往届生们的政治分数也不低，但是就是我们应届生总分最高的两个人，我和王宏生（总分392）政治勉强过了60。
我和我们学校的老师，不管教过与没有教过我，感情都很好。去老师办公室的时候也经常跟我讲话，还主动教我一些东西。不知怎么的，只有这位蔡老师，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任何问题。只是在路上碰到的时候喊一声蔡老师。所有人都到齐了，就缺了蔡老师。我父亲就问我蔡老师呢？我说没叫蔡老师。我父亲说为什么不喊，快去喊他来。
我很少跟我父亲顶嘴。这时候我说：“我不去。如果我每门课都考得跟政治一样，你还有今天的这顿饭吗？”后来别的老师来打圆场，派人去把蔡老师喊过来了。不过，后来想想，我把自己政治没考好完全归咎于蔡老师，其实也是很不妥的。
有一天，我到泰兴中学78届一个同学家去。她们院子里也有一个同学录取了南京大学。当年泰中有四个同学录取了南京大学，其中有两个和我一起录取到了化学系。泰兴中学那位学习最好的周同学成为我们泰兴唯一一个录取到清华大学的同学。我在泰中这个同学家里的时候，她父亲的一个同事正好到她家来。大概泰中那几位录南大的同学的分数都在三百八九十分。他就问我，你考了三百几呀？我当时一下卡住了。怎么回答呢，突然冒出了一句：“我考了三百百。”意为300加100，不知他明白没有。
那天晚上，我在陈遐林伯伯家洗澡的时候，听到外边有人说：“听说你们家来了一个15岁考上南大的。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 陈伯伯就隔着气窗喊：“杨震，你快点洗。有人要看你。”
10月16日，我父亲带着我坐上了长途汽车，到了南京中央门汽车站。当时我父亲38岁，看起来比老三届的同学大不了几岁。南大接待站的老师跟他讲，是你来上大学吗？你不能带小孩来的。我父亲很自豪地说：“不是我，我是送小孩来上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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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新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