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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年丨卢璐: 狂热红小兵, 设卡拦截路人背诵“老三篇”
作者中师毕业照
卢璐，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爱阅读，爱旅游，尤喜码字，且痴心不改。曾在省市级纸媒和刊物发表过逾百篇散文和小说。
原题
01
拦截路人背“老三篇”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文化大革命正进行到如火如荼的阶段，继“破四旧”之后，又大搞“忆苦思甜”、背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
一天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受命第二天一早到大队部（现在的村委会）门前的三岔路口设卡拦截路人背“老三篇”，背得出放行，背不出拦截，直至背出方准通过。
那时我们感到这是多么神圣光荣的任务呀，暗暗发誓一定要完成好。于是热情高涨地连夜制作红缨枪，我还请高我一个年级的二哥用一截木头削成棱形的枪尖并刷上银灰色的油漆，我则把妈妈平常打（编织）草鞋的麻绳染红做枪穗。
第二天扛着崭新的红缨枪站岗，竟生威风凛凛之感，还一度迸出自己就是抗战时期的儿童团员的错觉。其实回望彼时场面：几个小屁孩（还有挂鼻涕的）扛着竹木制作的高矮不同的红缨枪，站在横于路口的几张旧课桌椅的所谓岗哨前，一脸严肃得意样，实在是可恶滑稽透了。
话说那天正是县城的圩日，挑着箩筐装满辣椒、豆角、茄瓜、西红柿等各种农产品担子的村民三三两两地向我们的“岗哨”走来。也许出门前他们就在心里盘算好，今天赶个大早卖挑子里的东西能换来多少钱，又打算买些什么必须品回去，家里的娃仔好久没吃肉了，煤油灯的煤油该买了，老大老二欠下的学杂费也要交了……可哪想到等在前面的是一道对日夜忙于农活的他们来说有点难以逾越的人为障碍。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挑一挑的担子来到跟前时，我们伸出的红缨枪轻而易举就把他们拦了下来，然后不管男女老幼指定他们背“老三篇”中的任何一篇，背不出者居多，极少数得以通过。于是路边站满救火般苦背“老三篇”的人，脚下的担子也摆了一路。尽管耗时多多，最终过关者寥寥。
随着太阳的升高和光热越来越强烈，担子里的辣椒、豆角、茄子等已不堪暴晒，渐渐起皱发蔫，眼看就不值钱，无奈，被拦截的人只得败下阵来，乖乖打道回府（绕道拐大弯另找出路也说不定），敢说一个“不”字是不可能的。也有求情者，但都被具有高度革命责任感的红小兵的我们给无情回绝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背着婴儿的年轻妇女，她被拦截后，手拿我们分发给她的油印资料站一旁卡卡壳壳的背我们指定她背的“老三篇”里的其中一篇，她冒着汗在拼命背，她背上的婴儿则在拼命哭，她背多久婴儿也哭了多久。实在不行，就把婴儿从背上解下来，当她把穿开裆裤的婴儿从襁褓里抱出时，我看到那男婴一屁股稀糊的黄浆，原来拉肚子了。那年轻妈妈没给婴儿准备换洗的衣服，又背不出“老三篇”，哭丧着脸回头了。
她也许是背生病的婴儿进城看病的吧？我现在猜测。
那时，我们都干了些什么呀，简直疯了！
02
科任老师几乎向我下跪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如火如荼的阶段，学校上课也不正常了。我不记得学生是否给老师写了大字报，但却清楚记得上课时趁老师转身写黑板的功夫，朝他们的颈背和后脑勺扔事先准备好的粉笔头的事。
我就好几次亲睹班上几个平常不好好学习又经常挨老师批评的男生朝科任老师扔粉笔头的场景。上课时，他们三三两两凑在一堆，交头接耳，嬉皮笑脸，待老师一转身写黑板，他们就站起身轮番将手里的粉笔头朝老师扔去。被扔粉笔头的老师也不敢吭声，只回过头来无奈地朝下边望上几眼。老师回过头来，搞恶作剧的几个男生就暂时收敛一下，待老师一转身，粉笔头又从这里那里飞了出去。老师自知无法阻止也不敢阻止，便让粉笔头飞，坚持到下课。
我经历了盲哥事件后（见《那年我十岁，差点成为杀人犯》一文），不知是突然良心有了发现，还是受父亲影响，总之对老师或说有知识文化的人一直持敬重态度，没参与到这群男生的恶作剧当中。但也并非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只是所用方式有别。
快放暑假的一天，班上又进行学工学农的劳动，上算术的科任老师钟长城带领我们在校园里平整一块据说要用来建新教室的空地。那天，钟老师干得很卖力，不一会就汗流浃背了，为凉快，他把白色的衬衫脱下，光着膀子干。不一会，就在他直身举锄挖向脚前一个小土包时，我忽然瞥见他撅起的屁股上一枚现在一元硬币大小的红底金像的毛泽东徽章竟别在裤腰的后袋盖上！
那一刻，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会有如此不尊重毛主席的人，全国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像章能别在这种地方吗？太不应该了！
接下来的劳动时间，我就人在心不在了，一直在思考怎么向钟老师指出这个非同小可的问题。那时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如此冷静和理智，既没向钟老师当面指出，也没跟任何一个同学提及。
劳动在下课的钟声里结束了，钟老师拾起原先丢在地上的白衬衫穿到身上走了。我盯着他走向宿舍的背影，主意也拿好了。
第二天上午任学习委员的我照例到钟老师那里交班上的作业，以往都是把作业交到老师的办公室，但那天我却把作业本送到老师的房间。去之前我已事先写好一张小纸条，大意是：钟老师，昨天在劳动课上，我发现你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章别在屁股后头，我认为这是不尊重毛主席的做法，希望你以后能改正。本打算亲自交给老师，但那时他刚好不在，我便添上落款。把纸条夹到我的本子里，且放在一摞作业本的最上面。
离开老师房间时，我内心像放下了一块石头，同时又感到有些许忐忑，老师会怎么对待我呢？
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正想跟几个同学去跳橡皮筋，一个同学远远叫我：“卢某某，钟老师叫你去拿早上的算术作业本来发！”
作业本一般不都是老师第二天上课前由他自己拿来分发的吗？我有点猜到老师此刻叫我领作业的原因。但万万想不到，当我出现在他的房门口时，他开口就对我千恩万谢，同时弯腰作揖，说到激动处甚至差点就要跪下来。我被弄得手足无措，内心也很激动，以致他具体说了些什么也没听清，只有“实在感谢、万分感谢”的字眼灌进耳里。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钟老师面对我说话时那恳切又诚惶诚恐的样子。
没经历过那个年代，同时也不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的人，或许以为别个伟人像章在哪里就有这么要紧吗，天方夜谭吧？是的，就有这么要紧。当你知道有人曾因地面不干净顺手拿了一张XXX画像垫坐就惹来灾祸，当你亲眼目睹一个因在厕所发现别人当厕纸扔在蹲坑里的画像一角并报告给有关方面而有关方面却反把他当嫌疑人抓上台批斗时，你就不认为是天方夜谭了。
我现在想，换了是我，面对一个仅用温和方式来处理于群众专政时期捅出去就有可能招致意想不到的可怕后果的学生，也一定是诚惶诚恐、千恩万谢的。何况就在我写纸条不过几天，我亲眼见到上过朝鲜战场的教我们语文课的张老师被两个武装民兵给从办公室押走了。
那么，我做对了吗？
03
八月，我在县城
十字街头看到的一幕
假如有人问我，在我人生中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那么，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或她），那就是1968年8月的某个圩日，为吃一碗凉粉或舔一根冰棍，我执意要跟妈妈进县城了。
那天天气闷热，我跟挑着一担新掘的嫩姜的妈妈一大早从家里出发，紧赶慢赶到得河东渡口，也已时近中午，等到坐上由两名渡船工一前一后划桨的大木船过了融江，再上到俗称“唐码头”的大十字街路口，太阳已升到头顶，射出毒辣辣的光，妈妈因挑担子，早已汗流浃背。
正当我们准备移步左侧的街道往摆卖东西的菜市走时，忽听得一阵有点凌乱又稍带节律的“嘡——蹚——蹚——”的锣声从远处传来。我好奇，站着不动，妈妈要卖生姜耽误不得，便交代我两句径直走了。
锣声越来越近，接着就见从最为热闹的电影院方向（十字街右侧）走来一队约有四五十人的男男女女——听身旁的大人说是“牛鬼蛇神”——他们一个个头上戴了顶用白纸糊的打着黑X的大高帽，胸前也挂一块用白纸糊了表面的大纸板，每张纸板上用黑字写着“走资派”“反革命”“右派分子”“坏分子”“流氓”等各种不同或相同的罪名，黑字上一律打着红色大XX。这些“牛鬼蛇神”一边走一边用被捆绑的手敲击手上的铜锣，前有持枪的武装民兵开路，两旁和后头有手执铁棒或木棒的壮汉侍候，稍引不满就被打上一棒。
“牛鬼蛇神”来到十字街口，我顿时被潮涌的人群不由自主地推向了他们身边，这时看清一个个脸色莫不是青灰着，他们敲一下锣就颤巍巍地说一句：“我有罪……罪该万死……”或“我有罪……请饶了我的狗命……”。
我以为这些人只是被押出来游游街，游完就可回家。怎么也想不到，就在我欲转身想前往菜市场找妈妈时，耳旁突然传来一阵“嘭嘭嘭”的巨大又沉闷的声响，紧接街头的脚步纷乱而杂沓起来，人们纷纷往小五金店铺门前一侧涌，很快又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成一圈，个个踮脚引颈抢着往圆心里看，其情形正如后来我读到的鲁迅先生描写麻木的群众簇拥在丁字街头看刽子手杀害革命者：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
我个子矮小无法也无意更无胆跟大人们抢占“有利地形”，但又不无好奇，总想看出点什么来，便弯下腰从那一双双踮起又杂乱地叉开着的双脚之间瞥去——啊，我的天呀！一个不知是男是女（由于极度惊恐不敢正眼看清）的人蜷伏地上，他（或她）身边伴着好大一滩鲜红的血……
只那么一瞥，那一大滩鲜红的血从此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再也无法抹掉。
那一滩血就足以吓坏我，未料，下午还有更恐怖的场面在等着我，躲也躲不掉。
当年电影院正门上方的建筑装饰
大概三四点钟，我跟妈妈从菜市场朝唐码头十字街走过来，她挑一担箩筐在前，我跟后，我们准备穿过十字街进斜对面那家卖各种农副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的铺子买点东西而后前往渡口乘船过江回家。
此时，上午街道的嘈杂已趋平静，人流大大减少，只剩三三两两由乡下进城赶集的村民进出仅有的几家店铺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我和妈妈尚未进入唐码头十字街，就强烈感受到空气里的不同寻常，那就是跟上午人流如潮、热闹非凡的情形相比，此时却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们很快进入十字街，正朝斜对面那家日常用品店走去时，一直走在前边的妈妈突然从箩筐里扯出一把刚买的大葵扇挡住左边的视线且发话：“莫朝左边看！”妈妈一提醒，我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因之前同样在这个街头的另一侧我就曾亲见发生过什么，只是未料我离开的后来发生了更大规模的惨案。
我赶紧把脸埋在妈妈身后，双手紧紧抓住她腰部的衣服，跟着她亦步亦趋地走。尽管害怕，尽管心砰砰砰直跳，但好奇心使然，我一边走，一边还是不由自主地朝左侧望去。
那是怎样一个惨不忍睹呀：七八具红紫（近于发黑）肿胀的尸体，在毒辣的太阳的炙烤下，横七竖八的躺着，有的仰面朝天，有的匍匐于地，脑壳开花者有之，七窍流血者有之，还有一个张开的嘴巴里戳着一根削尖的竹子直往后颈窝穿出；他们血污满身，他们倒卧的地上，鲜血一条条汩汩往街边流淌……走过他们，我闻到浓浓的血腥味，还看见纷乱的绿头苍蝇在一具具尸体上飞起又落下。
我们就这样战战兢兢走过不敢看却无法不看的不幸殒命者肿胀发黑的尸体，走进那家尸体横陈于不远处、门口到处燃点大柱大柱敬神的香和一盘一盘驱蚊药的店铺。
那年、那月，那个酷暑闷热的圩日，我本想跟妈妈进城吃一碗凉粉或舔一根冰棍过过嘴瘾，孰知不意看到那触目惊心、永远挥之不去的一幕，怎能不后悔呢！
04
乡村暗夜里的惨叫声
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走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总会遇见一个我不知该怎么称呼她的女人。
我说不上她的年纪，也许跟我妈妈同龄或比妈妈大几岁。路遇她时，她不是背上背着竹篓，就是左肩或右肩扛着一捆柴禾。
她走路，奇怪得很，头一点一点的，老往前冲，还有一条腿瘸得相当厉害，膝盖都往外翻了，她的背，也驼得十分厉害，头几乎弯到膝盖位置。
她原来并不是这个样子。据说有一年她家种的板栗结得树枝都压弯了，她爬上树去打板栗，不知怎么，摔了下来，伤医好后从此就变成这个模样。人们都说她命大，换上别人，恐怕早死了，恁高的树！
驼背女人的家，就在学校附近斜对门左侧高高的土坡上，站在校门口，抬头就能望见她家那棵朝着学校伸出巨臂的高高的板栗树。
听高我两届被我们一群玩伴称为“万事通”的堂哥阿五说，她是村里被管制的坏分子，他听大人讲，土改时她当过土匪的老公被镇压了，坟就在何家对门的黄茅岭上。
说她是坏分子，我总有点半信半疑，为何残疾得如此严重，还如此勤劳？为何在路上遇见我，总是笑着打招呼？有一次，她背着大半篓刚从地里掰回来的玉米，还说让我拿两个回家放灶里煨来吃。可听说她是坏分子，我不敢拿，也从来不跟她打招呼，尽管我不知她坏在哪里。
时光悄然流逝，我升入小学高年级了，一天傍晚时分，听父亲说，夜里，村庄三个生产队要集中在一块镇压四类分子，让我不要去。以往，村里或生产队开会，我总喜欢跟在大人屁股后头，父亲才那样说。
关于镇压四类分子，我已留有印象，也亲眼见过那血腥恐怖的场面。那今晚村里镇压的是谁？又如何镇压呢？幼年的我，越是害怕的东西，却偏又充满好奇心。于是，悄悄地跟着堂哥阿五、昌明和另外几个同伴出发了。
夜，很黑，很黑，连星星也无一颗，阿五打着手电筒，走在中间，顾得了前，却顾不了后。我的心扑扑跳着，高一脚，低一脚地随他们匆匆走到学校对门的那块大晒谷坪上。
以往村里夜间开会，会场中央总是竖起一根木头，上挂一盏亮堂堂的大汽灯，可那晚，只在地坪头一张低矮的小桌子上，点两盏火苗在玻璃灯罩里忽悠忽悠的小煤油灯，在偌大的晒谷坪，在无边的暗黑里，活像两点幽幽的鬼火。
男女老少将原本苍黄的晒谷坪站得黑压压的，没有人敢大声喧哗，甚至耳语也听不到。我夹在人群中，面对两盏鬼火，听得到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
站了没多久，一个牛高马大的人站出来说话，好像是姓何的大队长，他往桌前一站，我的眼前立刻一片暗黑，“社员同志们——”他慷慨激昂地开了腔，“今晚……”——我实在记不住也听不清他当时说了些什么（一定跟当时的形势和上级指示有关），只记得，说话过程两手一直分叉在桌面上，未几，便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领着大家高呼革命口号：
站得黑压压的村民，立刻举起手来跟着一一高呼。
我已忘记是否也举起紧握拳头的右手，跟着大人们一起高呼了那些口号，只记得，第三条口号才开始，就听到一阵哔哔啵啵风疾的脚步声，从黑暗中传来，紧接着，几个高大的人影押着一个一颠一颠的小黑影（实在看不清）穿过晒谷坪西侧一角，急急地朝晒谷坪下的河滩走去，隐约看到，那小黑影是被推搡着拽着走的。
我极度害怕的时刻终于到来。
“呯嘭，呯嘭……”有节奏的乱棒声骤然响起，与此同时，一阵“哎哟！哎哟！”直把人的灵魂刺穿的尖厉的惨叫声，撕破了夜空，我的心揪得紧紧的，人几乎缩成一团，直至惨叫声由大而小、由呻吟逐渐消失，我才喘过气，回过神来。两个堂哥跟着一大群人跑下去看，我却直往后退，我很后悔不听爸爸的话。
那晚过后，我走在路上，再未遇见驼背女人。
没有多久，驼背女人的家荒芜了，她唯一的儿子也不知所踪。
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一个残疾得不成样子的不幸女人，她到底因何罪名而遭此劫难？
唯愿这种事，在我的村庄，在别的村庄和所有地方，都永远永远地过去，祈愿——也许我可以称她大婶或伯母的驼背女人，灵魂得以安息。
05
那双悲哀的眼晴
我从没见过一双像那样悲哀至绝的眼睛。是的，我的确没见过。关于堂哥昌荣的事，我是听年龄比我长已是成年人的堂侄阿文跟村中另外几个年轻人说的。
昌荣55年前被大棒加卵石打死于公社附近南溪江畔河滩的那一天，阿文也去了。他说，他走在通往南溪江畔的田边小路上，快走到一半时，昌荣等19名“罪犯”从他身边经过，个个头戴高帽又被绳索五花大绑，昌荣看见他就停下脚步，哀伤地说：“阿文，麻烦你回去以后记得交代我家人来替我收尸。”见阿文点头，好像有点放心地继续往河边走。但，阿文习惯性地用手抹一下嘴角，“那眼神却悲哀得很！”
接着阿文便讲下面发生的事情——实在太残忍（想想，被打死的人中有一名据说是已怀孕六个月的妇女），就让我略掉吧。
直到现在，听人讲起昌荣，我还会想起甚至似乎看见阿文提到的那双我不曾亲见的悲哀的眼睛。
怎能不悲哀？昌荣被打死的头一天，作为“缓期”执行者和陪衬者，他亲眼目睹了我叫二叔的他的父亲等八名“地、富、反、坏”分子被专政群众用乱棒打死在大队部（村公所）那座回形的二层木楼不远处的草坡上，之后又亲手草草掩埋了自己的父亲和其他七名惨死者。我不想去、也不必去分析他父亲被打死那天和次日他大难临头时的心理状态，稍有点联想和想象能力的人都能揣度得到，那么，也就能看到那双悲哀的眼睛。
几十年过去，我也不明白昌荣（包括他父亲）因何获罪而致于死。我能想到的只是他不幸生于富农家庭。
在我幼年的印象里，昌荣是个表现积极上进又好学的青年。大学“老三篇”和大背《毛主席语录》那阵，他爬上高高的梯子，站在仅一根手臂粗的横杆上，一手拿油漆罐，一手拿毛笔，在宗族共享的堂屋先刷了一层石灰浆的黄泥墙上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写毛主席语录，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两条。一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另一是“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
他曾一连三年考县城唯一那所高中，每次考完他都感觉良好，但次次不见入学通知书。也许他至死也不知道因家庭出身不好而落榜，也许后来终于得知，死心了，放弃了，学校因武斗混乱也关门了。
他在朝气蓬勃得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时期，被无端或以莫须有的罪名剥夺了生命，十年后，一张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白纸印着黑字的平反通知书和一张领取七十元赔偿金的通知单一并送到家里，他弟弟忿忿地说：“人死都死了，要这几十元钱干什么！”于是把连同他父亲那份一共四张印着黑字的白纸，气愤地扔到当时给他带回平反通知书的大队干部家中的黄泥地上。
在文革时期，一些人，尤其出身不好的人，其生命贱如蝼蚁，随便一句话，一个借口，就可将他们从地球上轻轻抹去；后期，随便一张白纸印了几个黑字，再加几十块钱，便能了结一切。这样的历史，难道我们还应该让它重演吗？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昨天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