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陈剑：我差点成了“反动标语”嫌疑人

陈剑观察新三届 2023-12-15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陈剑，1957年出生，安徽芜湖人。1982年1月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系，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先后在安徽省铜陵市委、国家计生委、浙江省温岭市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政府、北京市委等部门工作。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健康中国50人论坛执行主任，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成员，北京交通大学等多所大学兼职教授。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军史研修者。

原题

文革来了

——顺矿回忆

作者：陈剑

顺矿，顺风山铁矿，坐落在安徽繁昌县境内。1965上半年至1969年10月，笔者与家人在这里生活了近5年。今年7月底，在美国加州，遇到近60年前的小伙伴，也是小学同班同学，还是邻居的魏君。一起聚会时回忆在顺矿的岁月，特别是文革的岁月，由此打开了记忆闸门。魏同学的父母，与笔者父母都是三野老兵。在顺矿期间，两家关系一直很好。1949年，魏同学父亲以三野营长身份参与解放上海。今年4月，老人家在上海去世，享年百岁。笔者衷心祝愿老人家一路走好。

1965年上半年，那时笔者正在芜湖康复路小学读二年级，全家跟着父亲的步伐（父亲提前半年），从芜湖市区迁往顺风山铁矿。全家在此生活了近五年时间。在这一期间，经历了文革岁月。笔者从8岁直至12岁半，从儿童进入少年时代，开始了有记忆的时代，学习思考的时代。

在顺矿五年，自然有一些十分美好的记忆。

记忆美好的是与小伙伴在矿山乃至周边游玩。包括周边的孙村、黄浒、荻港，甚至繁昌县城。印象深刻的是与同年龄的黄同学戴着安全帽，乘着矿车到井下，看矿工在井下作业，吃着矿工才能够吃到的有四个大肉包子组成的2角3分5的矿工务勤补助。

印象深刻的是与年青帅气的矿山李叔叔和江叔叔去矿山水库游玩，他们带着汽水和游泳圈，带着我与魏同学穿山越岭去矿山水库。魏同学虽比我小一岁，但交友能力强，特别是时常戴着父亲授衔时的军帽，让我们只有羡慕。俩位叔叔的邀请，也是魏同学推荐。游泳结束后，大家喝着汽水，看着水库美景，这一情景至今仍在记忆中。

印象深刻的是1965年下半年。顺矿职工子弟小学举行乒乓球比赛，全校六个年级百余名同学，最终哥哥姐姐都进入了前三名。五年级的哥哥获得冠军；六年级的姐姐获得季军。获得小学乒乓球比赛冠军的哥哥，以后到了大学，是校乒乓球队的成员。大学毕业后回铜陵工作，曾获得铜陵乒乓球锦标赛的季军，铜陵乒乓球男子团体比赛的主力成员；获得季军的姐姐，乒乓球一直成为终身的爱好，现已过了70岁，仍经常泡在乒乓球室，一般人不是她的对手。那天，作为矿长的父亲到了学校，还作了讲话。同学们看我的眼神似乎都不一样。自然记忆美好，印象深刻。

顺矿，留给笔者更多的是文革的记忆。以下是九个记忆的片断：

满眼都是大字报

1966年，文革爆发。一天清晨，整个矿山礼堂以及礼堂旁边的报栏，都贴满了包括父亲在内的矿山领导的大字报。甚至还有在矿山卫生所工作的母亲大字报。父亲大字报，主要是批判父亲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例如“锅炉是怎样飞上天的”。以后矿山造反派还出了父亲的黑话集，收集了大量的父亲黑话。真的应当感谢当时的造反派，现已经成了珍贵史料。

大字报不仅有文字，还有一些漫画。印象中，给矿山的党委书记、副书记的大字报其中就有一些漫画。内容涉及家庭出身，反党言行等。巧合的是，当时安徽省被打倒的走资派是李（葆华）、黄（岩）、陈（登科），顺矿三位主要领导也是李、黄、陈。

第一次满眼看到都是父母亲的大字报，这对当时只有9岁半的我，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第一反应是，难道父亲母亲是坏人？这无疑难以接受。很多熟悉的、留下很好印象的叔叔伯伯也都有大字报，难道他们也是坏人，怎么会有那么多坏人？如果包括父母亲在内的这些人不是坏人，为什么会有人贴大字报？这一问题萦绕在心中，一时难以解答。但疑惑由此产生。直至70年代中期农村插队，才有了一个较为清晰认识，不是父母有问题，是社会有问题，社会生病了。

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徐友渔老师在北京做文革口述史工作，邀请我参与。他说，我是他邀请最年轻口述文革史的作者。我口述的就是一个家庭在文革初期，即1966年至1969年所经历的磨难。我对徐友渔先生说，这是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的视野，显然不够恢宏，视野有限，但却是自然生成，也是一个成长过程。从对文革发生时充满了困惑，这些困惑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疑惑，最后引发思考，并使这种思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并影响一生。

抄家抄出了金砖

抄家是文革标配。父亲是矿山主要领导之一，首当其冲被抄家。父母亲都曾是军人，部队转业后，很长时期实行的是供给制。到了顺矿，全家只有一些简单的家俱，有些家俱还是公家配置的。记得家中抽屉有五个袁大头（银元），抄家被抄走了。还抄走别的什么，已没有记忆。但有一些人惨了。矿山有一位姓汤的伯伯，属于历史反革命（曾是国民党上校），抄家时笔者正好在现场。人们抄出了金砖——一块姆指大的黄灿灿东西。印象深刻的是汤上校70多岁的老母亲不哭不闹，非常冷漠地看着一群人在她家来回翻找东西。

其次是戴高帽游街。这也是文革的标配动作。矿山主要领导都曾戴过高帽。但矿山没有街，只能够在矿山主要干道走几个来回，也就是意思一下得了。印象中，父亲戴过几次高帽。有一次，父亲还把高帽带回家，说下次还要再用。

文革来了。小学校老师也受到冲击。记忆中，此时50多岁的小学李老师，听说是她的先生去了台湾，她自然就是历史反革命家属。一些同学到她家造反，在她家大小便，搞得乌烟瘴气。但小学校总体还算平稳，老师们大都自顾不暇，没有太多过激行为。

为什么烧皮鞋

破四旧也是文革的标配。可能是1966年下半年。一天放学后，看到同住一排房子的王叔叔在家门口烧皮鞋，且不止一双。王叔叔是上海人，工程师，他的妻子华阿姨是大夫，与母亲同为矿卫生所的同事。

这么好的皮鞋为什么烧了？我问。

这是四旧，不烧，别人就会烧我了。王叔叔愤愤地说。

王叔叔的话当时听不明白。只是感觉，这么好的皮鞋烧了，可惜了。

我也握过主席手了

文革期间，最新最高指示常常半夜发表，庆祝活动也只能安排在半夜。现在回头看，矿山虽然有些偏僻，但接受信息的速度一点也不偏僻。

党的九大，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召开。矿山也有代表参会，就是矿山选出的全国劳动模范王同志。4月24号党代会闭幕。可能是4月25号晚上，全矿估计有上百人，傍晚6点多就在矿山的大礼堂附近的路口欢迎王模范胜利归来。天已经很晚了，大家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但人们都很有耐心。大概是晚上十点多钟，迎接王模范的小车终于出现了，全场一片欢腾。王模范被人们簇拥着下车了。领导先让王模范说几句话，王模范话不多，但精彩的是，这次参加九大，不仅见到毛主席了，毛主席还与他握了手。这时全场情绪达到了高潮，大家争先恐后地与王模范握手。印象中，当时矿山所属的一名职业技术学校的女同学在和王模范握过手后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也和毛主席握过手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情景难以忘怀。

一些书看不懂

文革期间，还真看了不少书。那时矿山工会，有很多图书。工会负责人是一位熟悉的叔叔，这为看书提供了方便。特别是大量的红色书籍，例如，小说《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平原游击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等，还真都看过。四大名著也翻阅过。但《红楼梦》真的没看懂，也没有兴趣。最有兴趣的还是《三国演义》，至少看了两遍。一些苏联小说，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看起来费劲。印象深刻的是看了不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丛书，特别是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包括对抗战期间正面战场的回忆，兴趣较大。笔者对抗战史感兴趣，作为业余爱好也写过十多篇抗战的文章，或许就是文史资料丛书看多了的缘故。

此外，可能与父母亲工作有关，要求党员干部看的书，也看了不少。包括毛选四卷，刘少奇《论共产党的修养》等。特别是毛选四卷中注释，看的格外认真。此外，文革期间，九评文风盛行，不仅看过九评，一些文章还反复读过。上个月，笔者在常态发展公众号撰写“九评必须彻底否定”的文章，有人对我观点不认同。来言，“你看过九评吗”？我没有回复，心想，我看九评时，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

又跑反了

1967年，文革进入高潮。矿山很快分成两大大派系。父亲成为矿山两大派系矛盾的焦点，一派是保，一派是反。父亲夹在其中就比较难受了。自然也有一些倾向性。那段期间，父亲经常东躲西藏。家中的天花板，也打造成具有藏人的功能。

1967年上半年，两派武斗激烈。正常生活已不可能。基于这种情形，全家六口人一分为二，父母走不了，奶奶带着姐姐、哥哥和我投奔到芜湖的姑姑家躲避。姑姑全家，五十年代末期，当时苏北农村太穷了，就从江苏淮安老家迁到芜湖郊区务农。我们四人过来逃难，受到姑姑全家的欢迎。虽然条件有些艰苦，但有近郊农村特色。姑姑享受烈属待遇，不仅给生产队养牛，还自己养鸡，养鸭，门口一大片池塘，还可以捕鱼，充满乡村情趣；后任姑父曾经是39军老兵，参加过抗美援朝，50年代中期退役后与姑姑一起到了芜湖，每天走街串巷挑货郎走百里讨生活，勉强能够糊口。奶奶把这种逃难，用江苏淮安话说是“跑反”。她一生经历过多次跑反，特别是在抗战期间。而这次又跑反了，前后四个多月。这四个多月，也是芜湖两派武装最激烈时刻，“三筹处”与“联总”矛盾不可开交。住在芜湖郊区，几乎每天都能够听到枪炮声，特别是芜湖的“七一三”武斗，更是震惊全国。当时看到的芜湖电校《为人民》小报，印象深刻。现在回忆，应当是文革时期办的最有特色的小报之一。虽然是跑反，虽然有一些胆战心惊，但姑姑一家人热情相拥，与俩位表哥，特别是与年龄相近的二表哥一起快乐玩耍，留下了诸多美好的回忆。

送饭送烟

跑反四个多月后，顺矿两个对立的造反派组织实现了大联合。形势相对稳定，我们又回到顺矿。大概是1968年上半年，矿山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军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父亲作为走资派，也作为伸入另一派的黑手，听说还有一些历史问题没有查清（没有找到入党介绍人），被隔离审查。

很难想象，当时，只有两千多人矿山（不包括当时的鸡冠山分矿和叶山工区的职工），最多时候居然关押了300多人。这其中主要是地富反坏右，还有一些现行反革命，还有父亲这样的走资派。这或许与矿山职工构成有关有关。有来自上海和周边城市遣送到矿山的无业人员，1965年陆续从省城合肥发配到矿山的与国民党有关联的一些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我的几位小学老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陆续调到了矿山小学）；周边劳改农场劳改结束后转到矿山的人员，等。我的大学同学，安徽大学77级中文系哈同学的父亲——抗战时期第五战区著名的上校新闻官，也在此时从合肥发配到顺矿，且一直到1979年才回合肥。

上述关押人员，几乎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历史问题。但脑海中始终有一些疑问。例如，小学同班的一位女同学，他的父亲只有35岁，因为是地主被关了起来。此时已经是1968年，解放已经19年了。也就是说，他16岁就是地主了？细想一下，不是没有可能，为什么16岁就不能当地主呢？

父亲被专政大队关在一个8人的平房，睡的是地铺。父亲被隔离审查，相对安全了，反而不再担心害怕了。在隔离期间，父亲幽默的天性表现淋漓尽致。他给室友讲笑话，在隔离室表演翻跟头。很多年后，一位叔叔——当时的室友对我说，与你父亲关在同一室，是不幸中之大幸，你的父亲乐观天性，让我们增添了活下去的动力。

父亲被隔离，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父亲当时患有较为严重的胃病，这完全是工作所致。经请示，矿革委会领导宽宏大量，同意让家属每天送饭。全家商量，这个任务我完成比较合适。主要是我年龄小，别人一般不介意。在那期间，几乎每天，或是中午，或是傍晚，奶奶准备好每天送的饭菜，我负责给父亲送饭。好在父亲被隔离地方离家不远。由于父亲胃不好，送饭主要是面食。

饭是不能直接送给隔离人员的。必须通过专政队员转交。送饭还必须审查。送饭时，大多数队员，由于都是支持父亲一派的矿工，一般不会刁难，有的还特意关照，多给父亲送点好吃的。但也有个别专政队员，很认真地要我把饭盒打开看看，他要看看面条下究竟藏了什么。确实，面条下可能藏着鸡腿，或肉块，但我也只能比划一下，装作把面条下的内容都捞上来了，还真不能让他们看到面条下面究竟有什么。

二是当时父亲抽烟很凶，一天至少一包烟。有人传话说，父亲需要烟。问题是，怎么能够把烟送给父亲呢，隔离期间是不允许送烟的。那时，父亲每天都去矿山工地劳动，专政大队队员则在一旁监督看押。按照父亲提供的信息，我悄悄上山到父亲劳动的工地附近，把烟用旧报纸包好，再用一个破包装上，放到父亲指定的地点。第二天再去送饭，通过隔离室窗户，看到父亲会意的笑容，知道任务完成了。

在父亲被隔离期间，几乎每隔一段期间，都要完成一次送烟的任务。直到父亲结束隔离审查。现在回过头看，不排除早已被人发现，只是好心人没有举报。

我在文革期间送饭，特别是送烟的表现，很多年来，一直受到父母和家人的夸奖，说我立场坚定，表现良好。这让自己很受用，胜过单位领导表扬。

我成了反标嫌疑人

父亲被隔离，成了坏人。一些人看我们的眼色不同了。一些与我们家有往来的人也中止了往来。记忆中，有一个姓王的叔叔，是一位矿山职工，说是江苏淮安老乡，与奶奶走动频繁。父亲被隔离后，有一天突然来我们家，把一个碗丢到家中，二话没说就走了。后来了解，奶奶曾经送他一碗自制的腌咸菜，但那个碗一直没有还。此次他来还碗是来划清界限，说不接受我们的拉拢。

我也曾被矿山的一位叔叔，在矿山礼堂莫名其妙地打了一耳光。那年我11岁（1968年）。虽然这位叔叔受到在场多人谴责，但他嘴里始终在嘟嘟个不停。

印象深刻的则是公共厕所多次出现的反标。一天早上，矿山礼堂右侧，离家最近的一个公共厕所被人用绳子围了起来，说是又发现了反动标语。这也是这座厕所连续第三次发现反标（后来人们回忆，这个厕所前后四次出现反标）。这个反标不同寻常，是把报纸上的字剪下来，贴在一起成为反标。矿山革委会、保卫科查了几次也没有查出所以然。直至今日，也不知道破案了没有。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工作20年的我，从北京回铜陵看望父母，遇到了一位曾经在矿山工作的老人。他告诉我一个让我吓了半死的信息。他说矿山当时也把我列为反标嫌疑人。但有人反对，且年龄小，后来又否决了。至今我也不知道这一信息是否确切。

告别

1969年4月，党的九大胜利召开。以后，一些干部陆续得到了解放。父亲的历史问题也基本上查清楚了（但入党介绍人还是没有找到）。在这一期间，父亲参加全省干部培训和省委党校学习，不久得到了解放。1969年10月，父亲调到铜陵市革委会工作。印象中是1969年10月2日，父母亲告诉我，明天不去学校了，跟父亲一起去铜陵。

1964年下半年，父亲到顺矿工作，比全家早到半年。回忆父亲在顺矿工作五年，实实在在的工作只有前两年。几十年来，父亲干一行钻研一行。在顺矿的前两年，父亲努力工作，矿山的工作得到冶金部和安徽省冶金厅的表扬。

父亲十年前去世，笔者存有父亲的一份珍贵遗物，是父亲在矿山期间写的厚厚的检讨书。父亲写了多遍，检讨书才通过。这个检讨书，与其说是检讨书，不如说是父亲对自己前半身的一个详尽的总结。其中包括在顺矿工作几年的总结。

父亲在矿山工作，为矿山奉献了一个指头。那天情景仍历历在目：父亲隔离结束后，仍经常去矿山工地。一天，矿山工地出了事故，父亲被矿石砸断了一个指头，被紧急送往矿卫生所。父亲神色坚毅的站在矿车上，手被高高举起，车旁站有几位护送他前往卫生所的矿工。

1969年10月3日上午，全家六口人一分为二，我和奶奶跟着父亲去铜陵，姐姐、哥哥与母亲继续留在顺矿。记得那天送行的人很多，但有一部分送行人，不是来送我父亲，而是来与我的奶奶告别。

父母亲在矿山都有很好的人缘。奶奶在矿山人缘更好，不仅吃苦耐劳，还十分宽厚大度，得到左邻右舍的人们高度认同。印象中当天来送祖母的，有住在附近的周科长的70多岁的母亲，有矿山李书记的母亲等。还有一些与我们家走动较多的左邻右舍。特别是周科长的母亲拉着奶奶的手说，咱们这一别，不知道下次还能再见？说完两个老人泪眼汪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已经没有时间与自己小伙伴和同学们告别，自此离开了生活五年爱恨交织的顺风山铁矿。又要开始新的生活，继续我的小学学业。

陈剑专列

共和国特殊群体，

1700万知识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