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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才是自由主义的始作俑者?

2018-02-18 北山浮生 北山浮生谈古论今

位于河南省鹿邑县的太清宫,据说是道家学说创始人老子诞生的地方。1997年,考古专家在太清宫发掘出一处含龙山文化遗址、西周墓葬、东周夯土基址和大型马坑、唐宋建筑基址、碑刻及明清建筑的大型文物古迹群。该遗址时代早,跨度大,保存完好,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北京和河南省的多名考古专家一致认定,发现的大量祭祀器具证明历代祭老在太清宫、祭李母在后宫,同历代文献记载完全吻合,而那次考古挖掘,被评为199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从而载入史册,震惊海内外。



河南鹿邑太清宫


出生于春秋时期的周朝皇家图书馆管理员老聃(又称李耳,即老子),被认为是中国道家学说的创始人,但实际上,老子只是根据自己博览群书的心得,将自古以来的道家思想集中阐发,著书立说而集大成者。老子著作《道德经》的问世,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但老子本人并非道家思想的创立者。


在老子之前,齐国称霸功臣管仲,西周开国功臣吕尚(即姜子牙),商朝开国功臣伊尹,乃至上古时代的舜帝的老师单卷、华夏始祖黄帝、炎帝、伏羲,都是对道家思想体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物。


向前追溯,道家思想似乎没有源头,伴随华夏文明的诞生而生,是中国人思想之根,文化之魂。


按照犹太政治家基辛格的说法:一个社会或国家常认为自己将亘古永存,并对自己的起源传说倍加珍视。中国文明的特点则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中出现。


道家思想到底是什么?


原始人类鸿蒙初开,开始思索并试图理解自身以及宇宙万物。原始人类将人类自身的精神活动抽象为“灵魂”,运用类比方法,把人生性的灵魂对象化、客观化,并推及其他一切事物,认为动物、植物、山水石等无生物,雷雨电等自然现象也和自己一样,是有意志、有灵魂的,于是就产生了“万物有灵”观念。


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每一个“灵”背后都是一种神灵在支配,这就形成了多神教;而认为一切都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在支配,则是一神教。无论多神还是一神,这个神都是人格化的神祗。


人格化的上帝


中国古人却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非人格化的宇宙规律“道”来支配,宇宙万物的创始则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指太极,“二”指两仪,“三”指三才。所谓“三生万物”就是认为天、地、人三才生万物。这就是道家的思想渊源,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道家修炼的最高境界则是“天人合一”。有关“道”的思想,在《道德经》之前的《易经》、《归藏》中均有体现。道家信仰讲究和谐相处,不说征服与被征服。


此后出现的 法、儒、黄老、兵、墨、农等诸子百家,均可以从道家找到根源,因此道家也被称为”百家之祖“。(参见《引发九州震荡的道家大火并!》)


这些流派似乎离我们现代人很远,但其实一点都不遥远。两千年的战国时代人们争论的关于“人与人”的问题,其实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解决,仍然是当代社会的核心问题。


李约瑟说,在轴心时代,古希腊人思考人与自然的问题,中国人执着于人与人的问题,古印度人钻研人与神的问题,最终西方人通过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胜出。


其实,中国的历史被断章取义得非常厉害,特别是近代世界的话语权被西方人所掌握,并按照对他们有利的方式对世界进行解释,刻意塑造东方不如西方的印象。许多中国的学者也不过是鹦鹉学舌,拾人牙慧而已。在中国,这三个问题都曾经被思想家们深入研究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与自然和人与神的问题都好解决,人与人的问题才是真正的难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其他所有问题都是白搭。


比如,很少有人知道,道家才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最初源头,而道家的内涵又远远超出了自由主义的范畴。


晚清学者严复强调说:“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严复是第一个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发掘自由主义传统的人。后来,许多西方古典自由主义者开始推崇道家思想,并把道家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自然法理论家、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知名学者罗斯巴德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在1966年9月在东京演讲时,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曾引用《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另外,有些西方学者(如《远东经济评论》总编迈克、英国哲学家JJ·克拉克等)还认为,道家思想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直接源头。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可能来源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中“低流之水”的市场机制。


也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在近代发展出的核心思想——自由主义,其实是“东学西渐”的产物,是受到中国道家著作启发后才形成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宗师——约翰·洛克,亚当·斯密等人,从思想源流上看,其实都是老子的徒子徒孙。


约翰·洛克


其实道家学说源流庞杂,包罗万象,一般人根本无法窥其全貌,往往是盲人摸象偶有心得后沾沾自喜,偏执一端施行之后酿成巨祸。


关于天道,老子有两种表述,一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二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其中前一句说的是要劫富济贫,惩强扶弱,也就是消弱豪强,扶持平民,缩小贫富差距,注重平等,《水浒传》的所谓“替天行道”正是来源于此。第二句则是:天地是无所谓仁慈的,它不会因仁慈而有所偏爱,任由万物自然运作而不加干预,也就是要注重自由。


问题是,平等和自由是相互冲突的,甚至可以说是恰好相反。道家强调“天人合一”,就是天道和人道和谐共存,阴阳相济,但很少有人能真正领悟其中的玄机。由道家衍生出来的法家和黄老两大源流,最大的分歧就在这里,导致了持续千年的大纷争,九州震荡,社稷倒悬,历朝历代不得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通过道德洗脑来规避纷争,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两大分支:强调平等的社会主义与强调自由的资本主义,表面上是起源于西方,但实际上都是“东学西渐”之后的产物,其实仍然是法家与黄老千年斗争的延续而已。


“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才是好猫!”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采用何种意识形态,推动生产力发展才是王道!偏离了这一目标,无论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都是垃圾。脱离了物质基础,一切美好的政治理论都是空中楼阁,还不如宗教来得直截了当,直指人心。再配合上毒品,什么“天堂极乐”,都能给你立即实现。欧美如今经济动力不足,毒品却“合法地”泛滥,背后都有深刻的原因。


在上一篇中,讲到英美因为自由主义而走向衰落,因为可能有读者认为本作者对于自由主义持否定态度,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作者反对的是绝对化、教条化的自由主义。自由本是摆脱束缚,谋求发展的前提,然而很多人将自由绝对化,将其理解为放飞自我,这就走到了发展生产力的反面。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说,作者是总结中国历史的深刻教训,站在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向这些尝试自由主义的后辈,讲述自由主义过度泛滥的危害和教训。


从以千年为单位的历史来看,世界上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扎堆的地方,不是其他任何地区,而是中国。.



中国文化的源头,百家之祖——道家,是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能也是全世界自由主义思想的源头。古代中国人的思想是最自由的(同时代横向比较),在世界主要民族中,受到鬼神宗教等思想束缚得最少,才能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用通俗地话说,就是华夏文明曾经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不断“汉化”周围民族,说白了也是以华夏民族先进的生产力为根本,以华夏为中心的自由贸易体系为依托,在各民族中间培养自由主义“买办”。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民族的自由主义者不断倒向华夏,消灭或者驱逐该民族顽固的民族主义分子,实现华夏文明的实力扩张。


从本质上说,汉族就是一群抛弃了其原始民族特性的自由主义者的后代。在汉族形成的年代,其民族特征就是华服美食,诗歌艺术,音乐舞蹈,琼楼玉宇,各种高大上的富裕生活方式,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引发周边民族的疯狂崇拜和归化。


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国家如今玩得这些招数,什么用富裕生活吸引高素质移民,什么输出本国意识形态,什么搞自由贸易,什么进行文化洗脑,这些都是中国古人玩剩下的。西方人才玩了几十年,中国玩这套已经玩了数千年了!



当然,中国这么玩,成果是大大的,教训也很深刻,最惨痛的教训就是三次“衣冠南渡”。特别是盛唐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教训尤其惨痛,使得中国思想界进行深刻反思,逐渐抛弃了自由主义走向其反面,在明清时期民族主义思潮尤其兴盛。如今,眼看欧洲由于难民问题的不断发酵,就要掉进相同的大坑中,正所谓:


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


话题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英国崛起的年代。


从英国的经验上看,制造业强大了,军事力量也就跟着强大,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可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抢夺贸易控制权。而掌握了贸易控制权,又可以促进本国的制造业继续良性发展。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英国除了大力发展制造业变成“世界工厂”之外,还要追求生产原料、贸易路线、销售地都掌握在自己手里。接下来,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发展金融。就这样,英国建立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世界新秩序,而它自己就变成了世界霸主。


英国的崛起,开创了一个制造为王的时代。世界的历史,从此告别了过去慢吞吞的发展节奏,进入了竞相工业化、发展经济为主的历史,历史的车轮一下子大大加速了。


从此之后,世界霸权的争夺,归根结底是制造业的较量。


但掌握了最强的制造能力,并不一定代表必然会登上世界霸主的地位。虽然归根结底,物质财富都是制造业创造出来的,但是在经济体系中,制造业处于财富分配的最末端,附着在制造业之上的贸易和金融,拿走了财富中的大头。


在当今社会,人们对于这一现象已经是熟视无睹,然而这里面蕴藏着一个深刻的矛盾:当制造业实力和贸易金融霸权分别掌握在不同国家手中时,潜在的竞争者必然要向旧霸主建立的世界秩序发起挑战。


以英荷战争为开端,这种新兴制造业强国与老牌贸易金融强国之间冲突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战争规模和烈度也不断攀升,直至爆发两次世界大战。


如此看来,想要维持世界和平,恐怕只有一条路:制造业实力和贸易金融控制权始终保持在同一个主权手中。认识到这一点不难,但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困难重重。


对于落后国家来说,眼看着霸主国家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难道不会眼红?因此,只要是有条件的国家都会效仿霸主当年奋斗的路径,奋起直追,努力补上自己的制造业短板。


发展制造业,归根到底是技术的模仿,知识的扩散,只要有足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人口,并通过种种方式获取到技术知识,无论是学习也好,剽窃抄袭也罢,只要弄到这些技术知识,再通过产业政策、贸易保护政策扶植本国工业的成长,实现制造业的赶超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于是,技术的封锁与反封锁,山寨产品和原创产品的竞争,日益变得白热化。围绕着知识产权的博弈,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重中之重。


对于原霸主来说,保持制造业优势,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甚至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谁都想挣容易挣的钱,比起贸易和金融来说,制造业挣得都是辛苦钱,于是,人员资本纷纷向更容易挣钱的贸易和金融方向流动,制造业不断失血。而且随着整个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制造业成本也在随之水涨船高,保住市场竞争力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下,制造业资本向国外成本更低的地方流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毕竟,资本是没有祖国的。


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霸权国家逐渐走向金融立国,而制造业流向其他国家,使其成为最为致命的竞争对手,成为一再发生的历史轮回。


从十九世纪至今,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甚至接连爆发大战,归根结底,就是制造业和金融业争夺话语权的表现。


这一切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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