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协同治理视阈下商务楼宇治理现代化的探讨
张伟、马益群、荐志伟、樊燕辉
张伟(课题负责人)上海市普陀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马益群 荐志伟普陀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樊燕辉普陀区委政法委综治室主任
要目
一、问题的提出二、当前商务楼宇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三、协同治理理论与商务楼宇治理的契合性分析四、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商务楼宇治理路径选择目前本市商务楼宇有2000多栋,楼宇数量庞大、种类繁多、布局复杂,有些楼宇信息档案不全、产权归属混乱、基层治理缺位。在以往的楼宇治理中,相关部门之间、条与块之间因职责分工、管理流程、统计口径等不同,资源共享、工作联动不够,各管一段、各自为战,集成优势发挥不足,即使探索出“盆景式”亮点,也很难进一步形成系统化、常态化、制度化的治理体系。
商务楼宇的治理特点有别于居民社区,不像居民社区那样是相对固定的生活居住场所,以社区“共同体意识”维系居民关系和情感,而商务楼宇主要是由相互“隔离”的经济组织所组成的社会,经营主体往往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楼宇中人员关系通过经济利益和工作联系维系。商务楼宇“弱政治性”“强经济性”“高职业性”“高开放性”特点,决定了组织发动楼宇主体参与治理困难重重。实践中,楼宇治理仍主要依靠行政力量推进,楼宇主体参与意识不强,自治、共治力量不足,“多治融合”效果不佳。
商务楼宇内矛盾交织、隐患集聚,而且更隐蔽。早期建设的商务楼宇已然“老旧”,不同程度地存在设施落后、外观破败、智能落后、物业低端等问题;一些业主将不具备居住条件的商办场所擅自改变用途供个人居住,许多企业将员工宿舍安置其中,私拉电线、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行为屡禁不止;人口管理“缝隙”大、难度高,易引发防疫、治安、非法金融等诸多风险。实践中,商务楼宇治理聚焦于税收“亿元楼”,主要针对服务楼宇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偏重于面上治理,隐患排查深度不够,在瓶颈弱项上发力不足。
不难发现,当前商务楼宇治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把握楼宇发展的多元目标,如何建立能吸纳楼宇内不同力量参与的治理机制,以及如何有效整合楼宇各方资源。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目标、主体、资源的“碎片化”问题,因而可以借鉴协同治理理论寻求解决方案。协同治理理论旨在回应因管理主体间职能分割、多方参与主体协调缺乏而产生的治理“碎片化”问题,主张合作性整合,由单一管理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转变,从而根本解决“散点式”“单循环”“表面化”治理问题。
三、协同治理理论与商务楼宇治理的契合性分析
社会治理领域的协同治理理论强调:“覆盖个人和公共及私人机构管理他们共同事务的全部行动。这是一个有连续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的利益和由此产生的冲突得到调和,并产生合作。这一过程既建立在现有的机构和具法律约束力的体制之上,也离不开非正式的协商与和解。”根据这一定义,协同治理不是强化公共事务治理领域的行政依赖,而是试图通过协调,把更为有效的各种治理机制和治理技术引入到复杂对象的处置之中,形成主体明确、权力合理、行动协调、责任清晰、利益相容的共治状态。
首先,商务楼宇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商务楼宇是高度复杂的系统,体现在:第一,商务楼宇治理体系由复杂的参与主体构成,包括各类企业、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不同主体存在个性人格的差异性、思想观念的多样性、人文背景的广阔性。第二,商务楼宇治理体系具有多层次结构,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其价值、目标、理念不完全一致。第三,商务楼宇治理体系具有诸多变动要素,与居民社区不同,商务楼宇中的人、组织、机构等要素具有更大的随机性、不确定性和变动性。
其次,商务楼宇治理体系是一个开放性系统。商务楼宇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功能,是功能性共同体而非结构性共同体。商务楼宇成员主体独立性强、流动性大、相互依赖性低,给商务楼宇的系统治理带来挑战。同时,成员主体之间平等,企业、住户、业主和管理部门之间不存在行政科层关系,但都有其组织特性,需要认真考虑如何有效整合与回应各主体的多元诉求。此外,商务楼宇以办公楼宇为主,其主要群体是中青年白领,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学历和收入,思想和价值理念多元,诉求通常与自身经济利益、职业发展有关,参与楼宇治理的意愿和积极性不高。
再次,商务楼宇治理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商务楼宇内部是依赖雇佣合同、租赁关系、贸易往来等纽带形成的群体和组织,共同的契约关系、公司制度、地缘分布将各主体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机械统一体。它们之间的联系机制具有非常丰富的层次性和交叉的因果性。任一要素的变化都可能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且这种变化将最终影响到系统的平衡与稳定。
四、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商务楼宇治理路径选择
协同治理视阈下,商务楼宇治理的基本逻辑是:党政部门通过行政力量深入楼宇,整合社会力量,引导职业群体、各类企业实现有机联结和良性互动,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商务楼宇治理现代化的思路框架是:一个硬核三大支撑,一个硬核即楼宇治理的行动主体,由基层党组织、政府职能部门、楼宇业主、入驻企业、属地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构成,且需要构建资源、平台、制度三个支撑系统。
加强党建引领,就是要让党组织发挥统筹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商务楼宇的治理对象虽然可以简单地分为组织和个人,但其内容极其丰富,情况五花八门,诉求千差万别。楼宇党建需要避免陷入事务性“服务”思维,不能仅站在服务楼宇发展的角度开展工作,而应着眼全局、秉持“引领”思维,统筹推进商务楼宇的系统治理。
一是科学划分党建“责任田”。根据商务楼宇性质特点和分布情况,划分党建责任网格,按照“支部建在楼上、党旗插遍网格”的原则,不断强化组织领导。如近年来,普陀区建立了楼宇党委,由街道选派专职“两新”工作者驻楼担任书记,街镇分管领导(楼宇楼长)任“第一书记”,包楼联企协调重大事项。楼宇党委实行“一楼一委”或“多楼一委”,重点楼宇单独组建,同一产权方或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相邻楼宇联合组建。二是构建基层党建“大格局”。建立完善“市-区-街镇-楼宇”四级联动的组织体系,街镇充分发挥“轴心”作用,将职能分解下沉各个片区、楼宇,打破基层各自为政状态,将不同类型、不同隶属、不同挂靠关系的党组织整合在一起,以片区、楼宇党建助推城市基层党建。如普陀区已形成“区党委→街镇党委(社区党委)→楼宇党委(党总支)→楼宇企业党组织→楼宇党员群众”的纵向传导链,使党的领导更加上下贯通、执行有力。
一是“楼委会”建设。将楼宇治理委员会(简称“楼委会”)建设纳入楼宇党建的工作范畴,实现党建引领下的楼委会规范化建设。赋予党组织在楼委会组建、换届中的“结构建议权”“人选建议权”和“资格审查权”。党组织通过法定途径,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楼宇党组织成员、楼组长等兼任楼委会成员,确保新换届或新组建的楼委会中“交叉任职”比例。二是“共治体”建设。搭建楼宇协商议事载体,发动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由党组织牵头开展定期交流,协商解决问题,形成多元共治格局。如普陀区楼委会由街镇、职能部门、楼宇、物业、企业、员工等多方主体共同组成,明确其在楼宇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制定推出《“楼委会”工作职责》《“楼委会”议事协商规则》等一系列规范,建立议事会、协调会、评议会“三会”制度,围绕楼内公共事务、行业事项、市域重大活动共商共议。三是“排头兵”建设。在物业服务企业中开展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岗等评选,调动党员参与楼宇治理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物业服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根据楼宇青年群体的诉求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在活动中挖掘积极分子,用好青年在楼宇中的关系网络,以“滚雪球”的方式引导青年群体参与治理。如普陀区近铁广场开设了“蓝骑士加油站”,为外卖骑手提供休憩、阅读、用餐空间,给他们讲党史、普法律、宣传见义勇为典型,引导其积极参与公益服务、结对帮扶社区老人,并有20余名青年骑手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商务楼宇入驻的主体多元,一栋大型商务楼宇主体的业务范围可能覆盖教育、医疗、法律、文娱、环保、咨询等各个领域。而商务楼宇的内部往往相互“隔离”,导致信息沟通失灵,开展合作失机,资源配置失效。楼宇治理主体应对症下药,通过主动邀约、上门拜访、会议座谈、电话沟通等方式,详细了解入驻企业的资源情况和合作意向,开列包括人力资源、实物资源、场地资源等在内的“资源清单”,把跨行业、跨楼层、跨楼宇的各类资源有机统筹起来,实现资源优势互补。
以白领为主要群体的商务楼宇主体需求多元化、个性化,“一刀切”式的服务难以有效满足白领群体的需求。推动楼宇主体参与治理,摸清个体需求是关键。要通过联合党建、政企座谈、企业走访、问卷调研、活动观察等多种形式开出“需求清单”,在此基础上提供精细化、个性化的服务,有效激发个体参与自治的热情。
精准对接“需求清单”与“资源清单”,设计成若干具体项目,开列“项目清单”,充分利用楼宇内主体的业务资源开展活动,如由环保类主体开展环境整治,商务服务类主体开展法律咨询、政策讲解,社会服务类主体组织公益宣传、志愿服务,传播策划类主体协助推广治理方案等。此外,要有效利用楼宇外部资源,调整和拓宽街道社区己有社会组织的服务范围,将政策咨询、文娱团建、亲子育儿、困难帮扶等公益服务延伸至商务楼宇,促进“街与楼”“楼与居”之间的互通、互利、共赢。
要用好互联网思维,推动线上交流共享,建成政企之间、企业之间、个体之间的联结网络,确保楼宇全部个体“一网覆盖”,便捷获取楼宇资源信息、活动信息、管理信息,畅通问题沟通渠道、建议提出渠道、诉求表达渠道、治理参与渠道,在长期的交流合作中逐渐形成共同意识、寻回公共精神、达成文化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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