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组｜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层探索——以上海市宝山区罗泾镇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上海市宝山区委政法委

陈云彬、陆平、王凡荣、范文骏

陈云彬（课题组负责人）

上海市宝山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陆平

宝山区委政法委副书记

王凡荣

宝山区委党校讲师

范文骏

宝山区委政法委综治室主任

要目

一、概念阐释及相关研究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层实践背景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层实践机制
结语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市域社会以其完备的空间、资源统筹协调等诸多优势，使其在新时代的国家治理方面更好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按照党委领导、三治融合和科技经济双引擎支撑，宝山区结合城市发展的整体视角，统筹资源、城乡协同发展，探索市域社会治理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路径，为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提供借鉴。

2018年6月，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在延安干部学院培训班上首次提出市域社会治理这一概念。他认为“市域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市域层面具有较为完备的社会治理体系，具有解决社会治理中重大矛盾问题的资源和能力，是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解决在基层的最直接、最有效力的治理层级，处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前线位置”。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且被正式纳入党的纲领性文件《决定》之中。作为社会治理领域的新模式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市域社会治理”以其更灵活、丰富的资源逐渐得到政府、学术界的重视。

一、概念阐释及相关研究

“市域”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领域全新的概念，主要包括三类行政区域：副省级市、地级市（州、盟、地区）以及直辖市的区县。从空间范围来看，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设区的城市区域范围内的具体实施。设区的城市不仅有城区，也有农村，是两种社会形态的结合体，市域是统筹城乡一体化的有效载体。从行动主体来看，市域社会治理是市域范围内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经济组织、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公民等多元行动主体，不同于传统城市治理的本质特征，市域社会治理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对上承担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责任，对下又指导基层一线工作。综上所述，本文所论述的市域社会治理是指在设区的城市区域范围内，覆盖农村，城乡联动，充分发挥和利用市区层面的资源，在市域范围内统筹谋划和实施的社会治理模式。

作为一种新的治理理念，目前实务界、学界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相关方面的探讨和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比较有限，研究的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不过，纵观整体研究发展趋势，近几年对相关领域的探讨数量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通过知网数据平台相关论文分析发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相关主题在2019年、2020年处于高位阶段，体现了学界、政界对于该问题的日益重视。

为了进一步系统地总结梳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及其相关研究，深入理解当前学界当中存在的理论共识和分歧焦点，通过对近三年的研究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探讨和地方实践策略两个方面。

一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学理阐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从提出到当下，只有短短三年多时间。在近三年的理论研究中，有对概念本身的探讨，分析市域社会治理的概念要素、本质属性，通过把握市域的枢纽性治理特征，探讨市域社会治理与城市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确立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理论框架。也有以问题为导向，认为当下社会治理内卷化趋势明显，基层创新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张力难以调和，市域社会治理的提出就是要在构建治理共同体目标之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立法权限，实现社会的善治效能；同时，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也有学者认为迫切需要更好地发挥治理手段突出解决治理过程中因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形态变迁等因素带来的突出矛盾。

此外，还有学者对不同时期，市域社会治理塑造机制进行探讨。如闵学勤以新冠疫情为例，论述了市域社会治理当中的新公众参与意识的培养和塑造重要性，提出应加强公众参与能力、政社互动能力、协商共治能力、回应监督能力、数据治理能力和平台运营能力等全能力建设，促进市域社会治理的全能力建设。李友梅以社会再转型为出发点，认为新时代的社会治理要更加注重民众对于价值合理性的目标追求，后续需要更加审慎和系统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朝向“理性化”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法治化”的保障体系和公共精神的培育和支撑作用。

总的来看，目前对于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学理阐释，特别是概念界定主要是基于陈一新同志的政策定位和解读为基本依据。理论界的研究多聚焦于市域社会治理的理论探讨，其中涉及的内容包含城市社会问题、公共性建构、多元共治等方面探讨，从学理的层面对市域社会治理作出了理论性分析和应然性解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价值。

二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地方实践探索。自提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这一概念并将其纳入党的中央纲领性文件以来，全国各地结合区域特点分别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实践性探索。构建市域社会治理综合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杭州的六合指数、六和塔模式以及山西阳泉的“5+X”基层权力运用等综合治理模式最具代表性。

杭州的六合模式作为“枫桥经验”的都市延伸，成功塑造了纵向贯通联动、横向多元共治的市域社会治理“六和塔”工作体系。而浙江衢州的“党建+基层治理”的模式，按照1+4的形式，即党建统领全局，辅以网格化、科技、法规、德治的形式，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的系统化、法治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这几类较为成熟治理模式，都以“三治”或“五治”融合为基础而构建的综合治理模式。

结合地方实践而形成的治理方式现代化角度。此外，部分学者从“市”这一层面入手，探索地方社会治理存在的诸多难题，提出建设智慧城市需要从社会治理理论、制度、技术和大数据应用体系建设和多元治理手段的综合运用方面着手。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聚焦于市域社会治理布局的探讨，如王海从市域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的角度，强化法治在市域社会治理实践当中的重要作用。李青等人从社会工作专业参与的角度探讨了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运作及其可能。人民论坛调研组对“上饶经验”也作了比较细致的探讨，该文指出上饶市公安机关在促进自然生态系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努力打造社会生态的“绿水青山”，推进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效。

从目前实践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地方性实践探索，不少地方在第一轮的市域社会治理试点实验建设方面也的确拿出了不少可行的措施和方法，也形成了一批经验素材。然而，作为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策理念，其生命力体现在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其治理成效。因此，在这场市域社会治理地方实践“锦标赛”当中，真正能够决定胜出的并非只是简单地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布局、方式进行割裂式的展现，抑或将市域社会治理与以往的基层社会治理简单地画等号，用“市域社会治理”的新瓶装“基层社会治理”的旧酒，而是应该站在市域社会这一独特的场域高度，从中找出内在治理的规律性，甚至是可以复制的“通用性”运作机制和策略。因此，本文认为，从普适性层面来看，这就需要学界、实务界在制定政策、理论探讨抑或实践探索中，将系统和综合的方法运用到治理研究实践当中，特别是对不同地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综合归纳。从特殊性层面来看，由于我国的城市是由中心城市和周边农村场域二元结构共同构成的治理单元，虽然在快速城镇化、户籍制度、特别是乡村振兴制度、精准扶贫等多重政策制度的推动下，城乡的二元分割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但以社会治理的公正性目标为准绳，现存的一些基础性管理制度仍然没有改变”。这种二元的城乡社会结构，一方面导致农村现有的公共服务水平难以满足从城镇流向农村居住的人口需求；另一方面，既有的城乡社会治理难以满足城乡二元日益复杂的治理需求。因此，如何立足于市域社会治理这一现实背景，结合城市发展的整体视角，统筹资源、打造具有乡镇特色的基层治理实践，是充实和完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

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层实践背景

基层治理实践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实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特殊意义。作为构建城市社会治理格局的重大创新，市域社会治理自提出就具有非常鲜明的问题导向、制度导向和效能导向，力图通过创新性的制度性建设，破解社会治理当中存在的张力和矛盾，从而完善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

乡村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乡村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和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坚持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作为主攻方向”，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明确了目标和路径。

新形势下，只有始终将党管农村工作要求贯穿到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全过程，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引领发展、培育人才、乡风塑造、生态维护等诸多方面的主力军作用，才能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稳步实施，不断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农村还是占据着大部分的区域，甚至上海市郊区也依旧有上千个村庄存在，因此加快推进乡村的协同发展、共享发展、法治发展，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在此背景下，罗泾镇积极落实中央、地方相关政策安排，结合自身治理基础和治理的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努力打造“人人享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的基础条件优势

第一，具备宜居的生态环境条件。罗泾镇在其发展过程中积极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结合自身紧邻长江口，自然风光旖旎的区位和生态环境优势，村民住房依河而建，目前已有85%农民完成房屋翻建，整体上呈现农田、住宅、河道相交相融的格局，基本具备“宅宅有水、路路见水、宅天共生”的江南乡村的空间景观特点。第二，具备良好的“德治”基础。罗泾镇人文历史悠久，且名人辈出，近年来相继建成丁婉娥、沈同衡、“罗泾十字挑花”三个陈列室，组建婉娥之乡沪剧社、同衡漫画社等，推进漫画、沪剧、挑花等本土文化进农村、进学校。此外，建成市级文物保护点—侵华日军罗泾大烧杀遇难同胞纪念地，突出红色教育、历史记忆和乡愁特色。建成村级文化广场、农家书屋、乡村舞台、农家风情馆等，因地制宜开展“一鸣泾人”农民篮球联赛、“古韵新彩”民间文化节等文体活动和“泾彩志愿”“四季行动”“优美庭院、美亮村宅”创评等精神文明主题活动，丰富了乡村文化业态和百姓生活。第三，乡村治理活力凸显有成效。启动党建引领下的农村精细化管理“六治三理工作法”“网格化党建”等经验，打造“五心党建、庭院党建”等特色品牌。依托社区通、民情日记等平台，加强线上线下民情民意畅通。第四，具备浓厚的乡村治理法治基础。针对农村管理中的一些顽疾，将农村生态环境管理考核、农房违法建筑“六个必拆”和房屋租赁“五个不租”、河道管理“十不准”、党员干部“十不准”等重点工作纳入村规民约，通过农村自治共治的方式进一步规范村民行为。推进村级综治工作中心建设，完成“雪亮工程”项目，建成农村智慧社区微脑展示平台，强化辖区内治安防控水平，降低发案数。第五，具备良好的经济社会条件。深入实施“村经委托镇管”，依托各村持股的上海鑫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开展股权投资、土地厂房资源购置等工作，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村级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为契机，塘湾村进一步做大做强以母婴康养、萱草、萤火虫为主要内容的绿色产业，新陆村引进市级龙头农业企业上海景瑞农业公司，通过“生产基地+加工企业+商超销售”模式带动效应，海星村做强做大特种水产养殖业。

市域社会治理实践的逻辑框架

在我国政府行政架构中，乡镇是处于政权的最后一级，同时，乡镇作为服务基层的政府职级，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市域社会治理是在治理层级上横跨了五个层级，横向上包含了党、政、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等主体。因此，市域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基层乡村治理并非是将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分割，而是一种“混合”式的治理特征。因此，探寻市域社会治理下的新乡村治理模式，其基本的特征就是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基础之下，坚持以乡村居民为主体，建设具有乡村特色的“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制度创新、人才保障、载体建设、发挥多元主体作用等方面推动乡村基层社会创新，从而整体上提升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如图1所示）

图1 一体两翼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创新模式

三、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层实践机制

“一体两翼三治融合”作为一项系统性治理工程，其目的就是要将基层的资源进行整合，充分挖掘基层的治理活力和能力，从而提升基层的治理效能和水平。

制度创新：筑牢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

体制机制创新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所在，因此乡村治理要强化基层的制度建设。针对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优势、切实解决好乡村当中有人能干事和干好事问题，罗泾镇主要从顶层设计、队伍建设、规范决策程序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持续深化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提升乡村基层治理的组织力和战斗力。

1.强化顶层设计

针对“基层党组织领导不足、软弱涣散”等问题，主要从体制机制方面进行谋划。一是完善治理架构。为了推进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建起了“1+10+1”推进工作小组，成立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并且根据不同村居的特点，分门别类细化了10个专项工作小组，成立了由镇处级干部带队的驻村工作组。二是发挥头雁引领。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针对乡村治理当中居村书记年龄大、学历不足的问题，着力围绕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的工作目标，选派年轻干部担任乡村振兴示范村驻村第一书记，明确工作主线，建强基层组织、推动乡村振兴、办好为民实事和提升治理水平；此外，乡镇不同于城市治理的另一个方面是村镇在集体资产处置方面有其自身的特点，为了搞好乡村集体企业的发展，通过明确职责分工，牵头村级经济发展、乡村治理中涉及的“三重一大”问题，有效发挥第一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的合力，实现了乡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与党的领导相结合的形式。三是注重梯队建设。农村留不住人，引不进人、后备干部青黄不接等问题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人才瓶颈关。因此，只有不断创新，用政策吸引人，用情感留住人，才能为党的农村事业增优配强新生力量，通过加强干部人才梯队建设，充实年轻人加入村两委班子；开展青年储备人才双向培养，提前谋划基层换届工作，吸引大学生返乡，全镇先后建立117名本科及以上在读大学生信息库，每年举办罗泾镇大学生“知家乡、爱家乡”活动，多渠道吸引人才回乡。

2.发挥人才保障作用

社会治理需要人才队伍，乡村治理因自身存在天然劣势，因此更需要培养人才队伍，运用社会治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实现乡村的良治和善治。按照专业化、层级化和精准化的模式，针对乡村治理中“有骨干、有队伍”的要求，组织了七支骨干队伍。这七支骨干队伍，术业有专攻，广泛吸纳了乡村当中的人才资源，实现了资源的活起来和动起来，让共治共享共同体建设落到实处。

夯实群众参与治理，激活基层治理的新动能

市域社会治理的行动主体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既包括党委、政府、也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群团组织，还有公民群体等。以往的治理仅仅是自上而下的传导式治理，运动式治理，而忽视了每个参与主体自身的参与意识和要求，同时也没有真正将参与主体的资源优势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社会治理关键在于激发治理主体的主动性与内生性，重塑与强化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其结果是，合作式的治理模式没有能够真正彰显，无法重新塑造“有效的，遵循群体规范的集体行动，推动公共利益的增量化，实现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的社会秩序的修复和稳固，达至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此外，乡村的治理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传统人情关系虽然式微，但是人与人交往的情感基础尚存，这就为主体间的合作以及合作的网络关系建构形成了可能，确保了社会治理能够顺利推进，因此，主体之间的合作，合作网络的建构与形塑以及民主协商机制的构建，能够更好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针对乡村治理中“有制度”的要求，聚焦村级治理难点和群众需求，制定出台《罗泾镇农村精细化管理实施意见》，实施党建引领“六治三理”工作法，建立完善党建、拆违、建房、河道、田林、村宅道路等十个方面的千分制考核细则，深化细化党支部抓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治理、党员队伍建设等农村工作任务，推动村级治理上新水平。

1.用特色制度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为了鼓励和引导村民议事协商，如塘湾村制定村民议事规则“塘湾约定”，通过方言俗语一目了然地告诉老百姓怎么议、议什么。聚焦群众关心的、矛盾突出的、管理薄弱的环节，如建房、租房、河道、田林、村宅、秩序等，相继完善了农房出租“五个不租”、违法建筑“六个必拆”、出租房“八禁止”“河道范围十不准”等村规民约，进一步发挥“草根宪法”的作用，强化“六治”工作，塘湾村民在建房租房、村宅环境、垃圾分类等方面逐步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2.融合平台健全自治机制

针对常态化制度化服务群众的问题，通过线上+党群阵地网+党员联系服务网的“三网”平台建设为抓手，结合宝山区社区通、宅头党群服务点、客堂间、农村党员户挂牌、大调研、“民情日记”、党员走访农户等平台和制度，广泛收集群众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进一步增强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同时，通过自下而上方式，上下联动的方式，切实将居民需要、需求及时反馈，让职能部门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如探索建立村委派单制度，借助网格化平台，根据日常乡村治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建立村委派单制度，形成“村委派单—职能部门接单—镇党委监督落实”的工作机制。此外，不断推进“三社联动”，培育社区社会资本，通过引入社会组织改善村级服务的方式和内涵，搭建“顾嫂坊”妇女微家、乡村振兴青年中心，组建“泾河团青护卫队”“垃圾分类团员青年志愿服务队”等，为群众参与到基层治理提供保障。

3.资产梳理探索村级新经济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当中指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因此，针对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罗泾镇围绕“理村级三资”，推进“村经委托镇管”，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村级经济可持续发展。推进“五村联动”，实现北部五村资源叠加、优势互补，形成大健康、研学教育、农旅三条产业主线。强化农业产业的功能扩展，打造大农业模式，加快推进农业旅游产业线路和品牌的打造，依托母婴产业园串联母亲花文化园、星空营地，康养等一体的休闲旅游路线等。

夯实法治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保障

治理手段是市域社会治理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城市治理的整体能力，要强化依法治理，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疾难题。乡村振兴与发展，平安是基础、法律是保障。罗泾镇在此次市域社会治理建设实践当中，积极倡导“提升区域法治能力，打造核心竞争软实力”，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通过村级综治中心和警务室规范化建设、国家级民主法治村创建、法律顾问进村、雪亮工程及智慧乡村等措施和项目，不断夯实乡村平安建设基础，有效解决了农村普遍存在的村民法治意识较弱、技防设施缺乏、乡村治理松散等问题。

1.普法宣传、法治文化建设惠及基层群众

针对农村地区村民法治意识相对比较薄弱的问题，以塘湾村创建国家级民主法治村为契机，建立法律顾问驻村服务制度，每周1次窗口接待群众，进一步降低送法进村门槛，推进农村法律援助和普法教育工作。动员和招募村里有威望的老干部老党员担任调解员及普法志愿者，一方面通过传统乡风民俗，营造乡村邻里和睦氛围，另一方面引导村民依法维权和解决矛盾纠纷，努力把农村的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本村和萌芽状态，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2020年4月，塘湾村被上海市司法局、市民政局命名为上海市“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重点培育单位，并于2021年3月，成功入选全国第八批“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其他村逐步推广。

2.雪亮工程保障公共安全

针对农村地区技防设施相对缺乏的问题，实施“雪亮工程”延伸农村项目，实现了智联网村级平台、农村主要道路及出入口联网高清监控和微卡口的全覆盖，2019年建成后，农村入室盗窃案件下降55%，2020年10月同比再下降75%。

3.立体治安防控保平安

针对农村地区治理相对比较松散的问题，罗泾镇运用智能化手段推行精细化管理，与综治信息中心同平台建成智慧乡村微脑平台。运用智能垃圾箱、村宅河道水质检测等物联网感知系统，不断健全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和完善农村公共安全体系。

深化德治润化基础，推进乡风文明本土化

新技术促进了社会治理效能的大幅度提升，但同时也会形成“精细过度”“缺乏人情”“标准刚性”“隐私泄露”等问题。罗泾镇属于纯农地区，乡土气息较为浓厚，传统的“差序格局”仍然在村民当中发挥作用，因此，强化市域社会治理的乡村实践，不能简单地强调治理的刚度，还要强调治理的温度，充分发挥“道德、心理”等手段的作用，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实现市域社会治理在乡村振兴发展当中的“齐之以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复合治理手段。

1.教育示范推动德育入心

围绕解决乡村德治中“有阵地”的问题，罗泾镇加快完善便民服务点建设，村干部“下楼”办公，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规土所等部门服务下沉，赵芸家庭医生工作室入驻村级卫生服务站。实施好“惠民工程”，落实好村民春节慰问、免费发放大米、困难群众补助等15项实事项目。成立红白理事会除陈规陋习，设置文化墙、法制宣传长廊、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宣传阵地，定期开展科普教育宣传、“送法上门”“乡村故事汇”等品牌活动，打造罗泾镇红色旅游线路。

2.家风传承示范引领入行

围绕解决乡村德治中“有载体”的问题，罗泾镇开展“两榜一模范”创评，打造党员光荣榜、村民荣誉榜和道德模范“乡贤廊”，引导党员干部在基层治理中走在前、做表率，树立乡贤典型，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同时，按照“推窗见绿，移步换景”的整体布局，开展“优美庭院”“美亮村宅”创评；开展“好家风好家训”评选展示，弘扬慈孝家风。通过“党员户、文明户、优美庭院、家风家训”亮牌展示等德治载体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乡村文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

夯实智慧服务，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内容不断多元化对于治理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加强数字化治理既是城乡发展转型的重要领域，也是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支撑。乡村治理需要充分发挥村委会自治功能和社会力量协同作用，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创新利用各种平台和技术手段，力求做到扁平化、信息化、精细化推动乡村治理效能的跨越式提升。

1.强化技术平台的功能最大化实现

按照“把趋势看准，把底数摸清重点聚焦于市域治理领域高频急难问题，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数字治理’始终，让百姓在数字化转型当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参与感”。围绕“智慧治理”，用好“大调研”“议事厅”“村务公开”“乡村振兴”“乡愁乡音”等版块和单元，畅通线上问题收集线下解决渠道借助社区通拓宽社情民意渠道形成实事项目引导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振兴和村级治理。挖掘农村居民中的贤人、达人、能人通过社区通积极参与乡村治理，围绕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美丽乡村创建等重点工作，违章违建、环保督查等难点工作环境卫生、治安管理等民生热点畅通网上议事协商操作链，群众自下而上提出议题、形成项目、订立公约。深化议题反馈及问题解决自治范畴问题由村引导解决；超出自治范畴问题，由网格化平台派单；历史遗留问题，约请相关部门联动解决。

2.强化信息的集成利用

聚焦于“两网”的建设依托智慧社区微脑展示平台，不断细化强化在农村治理中的功能应用推动村级信息中心在平安建设、环境保护、交通出行等方面发挥实效实现数据汇合、系统整合、功能融合。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场景运用方面始终坚持“应用为要，管用为王”。比如疫情期间，利用鹰眼监控、车辆识别等做到了村内重点区域24小时布防为疫情防控和管控现场实时跟踪提供了有力支撑。协调推进社会管理和民生服务功能接入，打造涵盖基层党建、网格化管理、社会治理、雪亮工程、民生服务等综合性智慧乡村信息平台，不断提高市域社会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明确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这为当前及今后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然而，作为一项治理政策和实践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还处于试点阶段，这种治理模式既打破了传统的“国家-社会”的二元模式又不同于传统的县域治理模式抑或基层以“社区”为单位的治理体制而是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治理单元—以市域为区域发展中心的治理的共同体从而增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向心力和制度执行力。

2020年4月宝山区成功申报成为第一期（2020年-2022年）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试点城市成立了以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区委政法委作为市域社会治理的牵头单位牵头成立了平安宝山建设协调小组市域社会治理专项组，形成了横向协同、纵向贯通的组织架构并按照《工作指引》推动全区32家试点任务牵头单位开展任务分解和阶段目标。罗泾镇的乡村治理实践是宝山市域社会治理试点的一个缩影，有着其自身的特点和意义作为市域社会治理背景下的新时代乡村治理试验，实现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三治”的有机融合、科技+经济的双引擎支撑为今后更好地破除公共资源配置的城乡二元分割推动条块的协调和联动继而实现城乡融合、根本上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效能和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积极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宝山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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