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 | 俄国为什么能够发生革命？

金雁老师与秦晖老师，摄于友朋会游学途中

长期以来围绕“俄国为什么能够发生革命”这个老话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俄国革命当然不是一夜成熟的，它是一系列社会发展条件与人为因素的综合结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第一，列宁创造了与马克思不同的革命前提。马恩认为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这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层次的前提，而列宁把这个逻辑顺序倒过来了，称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丝毫不排斥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俄国就不是像经典马克思主义那样，先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建立起物质基础，然后使上层建筑与之适应，而是恰恰相反，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然后发展经济赶上别国。这个在理论上叫“逆向操作”。列宁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新的文明呢？”但是后来列宁在1918年5月承认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完备的物资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从这一级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级，没有任何中间级”，“从物资、经济、生产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没有走上社会主义的‘入口’”。普列汉诺夫在1918年写的《在祖国的一年》一文中说，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内容纳不下现代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时，资本主义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让位给社会主义，但是对俄国来说则是遥远的事。这头一句话就是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抄下来的，换作普列汉诺夫通俗的语言说，就是“在俄国磨成社会主义面粉的小麦还没有长出来”。列宁明白俄国革命不具备客观物质前提，但是这并不重要，此时列宁最爱用的是拿破仑的一句话：“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有整个欧洲无产阶级作为后盾，不用发愁革命先天因素的不足。

最大的特点是集中

第二，俄国革命与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论述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没有关系，俄国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1861年刚刚起步，进入20世纪还在慢慢爬坡，仍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所有的工业指标都远远落后于西欧诸国，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特征和资产阶级的突出地位还没有显现出来，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缠绕在其中，1900年俄国的工业生产只占全世界工业产值的5%，和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不沾边，与最后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更不靠谱，资本主义在俄国尚未结出文明之果，这时的俄国与其说是受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之苦，不如说是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1909年俄国的煤产量只与比利时持平，1913年的生铁产量只是美国的1/7、德国的1/4。当时产业工人只有300万，占总人口2-3%，但是最大的特点是很集中，绝大部分在彼得格勒、乌拉尔、中部工业区，彼得格勒有40万人，占12%，60%是集中在500人以上的企业，1000人以上的企业集中了工人总数的47.6%，千人以上的比例是德国的两倍，达到了世界上最先进资本主义工业的集中程度。这种集中化程度导致了它集体行动能力强，组织程度高，也就是苏联史家所说的“发动革命比较容易”，能够起到革命起点上的“先锋队和决定性”作用。有些人说俄国工人有700万，那是加上了400万分散在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者，这类人应该归于农民，因为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份地的农业收入。

 “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

第三，俄国革命是欧洲革命的冲锋号。它被看作是掀起欧洲革命的先导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只要俄国发生了革命，整个欧洲都会很快行动起来，只要俄国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上打开缺口，不愁欧洲无产阶级的整个方阵不会跟上，当时发动的俄国革命“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页）。谁也没有想到革命后的苏俄会孤立地存活。1917年8月的布尔什维克第六次党代会上的宣言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海燕已经在全球飞翔”。在这次会议上布哈林说：“我们将以整个无产阶级利益的名义进行一场神圣的战争，我们将通过这种革命战争来点燃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烽火。”他还说，在1905年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以民主的名义同农民并肩前进，在1917年革命中俄国无产阶级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同欧洲工人并肩前进。关于对欧洲革命的幻想，发动俄国革命时列宁多次重复过这一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我们一旦发起行动，就能得到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支持。”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要求苏维埃政府准备帮助德国无产阶级起义。他说“没有德国革命我们就灭亡了，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列宁选集》第3卷，第462页）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武装起义也是基于这一点，季诺维耶夫说：“我们没有权利把我们所有的牌都押在这种可能性的机会上。”他们论证说，欧洲革命不可能，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府就不可能幸存，它由于孤立无援而不得不采取非社会主义的形式，与其那时候退下来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武装夺权。

在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俄共（布）一直都没有放弃世界革命的想法，共产国际就是以这个思路为目标的。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时的宣言上写着：“只要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联邦，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就不会刀剑入鞘，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起义的党。”共产国际以后“世界革命”广为流传，在第三国际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所有发言人的结束语都是高呼：“世界革命万岁！”筹备世界革命是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为此布哈林提出过“红色干涉”的口号，他同意托洛茨基的理论，社会主义政权要在俄国站得住脚，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是必不可少的。1920年德国军人在柏林暴动，列宁认为这是十月革命即将在德国上演的序幕，他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宣告：“我们同德国的苏维埃政府一道前进的日子为时不远了”。苏波战争就是在“全世界内战”的思路下进行的，列宁主张攻打波兰，以便穿过波兰去帮助德国，以为波兰的无产阶级会像迎接亲人一样欢迎苏俄红军，但图哈切夫斯基的15万大军不仅没有受到波兰工人的响应，反遭到了同是社会民主党的毕苏斯基领导的波兰军队的重创。1919年匈牙利共和国失败以后，工人阶级在德国、意大利革命夭折，托洛茨基还制定了一个出兵印度的计划，这时弥漫着的是革命浪漫主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起着重要作用。1921年以后世界革命的希望渺茫，“一国社会主义”才开始占上风。

没有1905年革命，就没有十月革命

第四，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总预演。20世纪初俄国在农奴制改革以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宗法式的农村公社与市场机制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当时俄国先后有两个总理大臣：维特与斯托雷平。荷兰血统的自由派贵族维特（1849-1915）主张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配套，他从1903年开始修改农民立法，1904年起着手俄国宪政改革问题，他认为沙皇应当与自由派结成联盟使俄国从专制君主制向立宪过渡。斯托雷平（1862-1911）则主张用警察方式以铁腕解决农民问题，在保证权贵的情况下先搞经济改革，他的典型语言是“哪里富足了，哪里就会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日俄战争失败，国内的革命情绪大涨，维特忙于日俄和约在国外奔走，国内的保守派一度得势，维特被官僚贵族阶级认为太“左”于1906年被迫辞职，斯托雷平继任内务大臣。

1905年和平请愿造成的“1月9日流血星期日”事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影响，使沙皇的威信扫地。以前俄国是传统的皇权主义国家，沙皇一直是慈父的形象，强调“抑强扶弱”，以弱者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而著称。“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们对沙皇的幻想。为了调查1月9日事件，沙皇命令由参议员希德洛夫斯基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要求工人选出代表协助工作。调查委员会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律师诺萨尔·赫鲁斯塔廖夫，他提出借用“苏维埃”这个古老词汇命名调查委员会。“苏维埃（совет）”一词是一个古俄语，来自于村社议事会的协商传统，意即“以公众的民主决策”为首选。后来人们就用它命名群众选举产生的替代型权力机构。在1905年革命中，苏维埃存在了50天。

1905年革命中，维特要求群众运动克制、冷静、在法律的程序下运行，只要给他时间，他一定会尽力而为。但是托洛茨基说，“我们不需要沙皇的配合，不会同沙皇进行可耻又可怜的交易，维特的宪法是虚伪的，我们24小时就能唤起整个俄国”，号召民众从停止纳税、从银行提款（全国的提款额超过存款达8500万金卢布）、工厂罢工到武装起义，这样使俄国的变革错过了一个上下互动的绝好时机，于是沙皇下决心镇压。

1905年革命失败了，但是沙皇也像慈禧一样，镇压了戊戌变法，却成为革命遗嘱的执行者。沙皇公布了1905年10月17日法令，批准了以杜马命名的俄国议会，“它是以各国议会做楷模，具有在某些领域里使君主和政府必须服从的力量。”沙皇政权披上了立宪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看作是俄国政治现代化与国家法制化的标志。自由派曾认为，革命的理想结果就是迫使政府制定宪法，俄国多年的立宪主张已经部分实现了。

 “10月17日宣言”以后，俄国出现了100多个政党，社会主义政党都浮出水面公开活动，这十几年是革命党最好的演练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沙皇的让步为自己下台铺平了道路。沙皇提供的杜马锻炼了反对派的组织能力和宣传能力。列宁说，“没有1905年革命，就没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杜马是革命的母体和掩护所。当时的俄国评论家说，“一个不好的制度最糟糕最脆弱的时候就是他开始自我修正的时候”。沙俄在经过摇摆、迟疑、时断时续的19世纪以后终于在1905年革命之后开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虽说晚了几十年，但效果仍是及其显著的。1905年沙皇把政治权力释放了一部分，但是到1907年他又后悔了。这就是史称的斯托雷平反动的“六·三政变”。斯托雷平根据自己对付革命的体验得出的结论是：对革命实行坚决镇压，“先安定，后改革”，1906年8月19日到1907年4月20日设立的“战地法庭”判决死刑5000起，实际执行3500起，然后由于在市场经济下必须改革沙皇制度在农村的社会基础，为此他推进土地改革，以便在农村形成一个强大的富农阶层。

斯托雷平改革的后果

第五，斯托雷平改革及其后果。1905年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扮演着村社和民众的“保护人”的角色，当时的国策宣布，“村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村社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它是凝结俄国人民生活的水泥”。亚历山大二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口号，称“俄国的一切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当局认为，专制政权惟一可以依靠的是农民，“农民是国家保守力量的支柱”。1905年以后，沙皇丢掉“抑强扶弱”的口号，放下了为“民”做主的旗帜，改而实行“保住地主，扶植富农，牺牲贫弱，分化农村”的改革，以明显反道德的“原始积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政治上专制主义的反动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混合在一起，出现了“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1907-1914年）”，农业生产的繁荣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1913年成为一个制高点，以至于到苏联时期都没有达到——这一年，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2700万吨：11000万吨），黑麦占1/2（2500万吨：5000万吨），大麦占1/3（1300万吨：3500万吨）。

但是这场以权贵利益为出发点的改革同时也为自己种下了苦果，这就是“反对肮脏的进步”的1917年革命。激进主义的宣传总是劝说人民，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有缺陷和不道德的，在美其名曰的“大改革”当中，组织者和策划者是贵族，受益的分红利者是资产阶级，农民经过这样的盘剥平均程度还不如改革前，只有消灭了一切私有制，剥夺了贵族、资产阶级和商人，才能过上真正的生活，而1905年革命后自由主义的右转也的确印证了这种感觉，这种反资产阶级的宣传在憎恨不公正改革的土壤上很容易生根发芽。斯托雷平不公正的经济改革导致农民从沙皇的基石变为最大的反对力量。早在1914年，有一份著名的备忘录就已经预见了未来的事态发展，它的起草者是极右的保守派杜尔诺沃，他坚决反对斯托雷平改革，认为太自由化、太西化了，这场改革如果再与战争联系起来，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万一失败了，决不能忽视可能是败在与一个像德国这样的敌人的战斗中，一场最极端形式的社会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当革命真正降临的时候，统治者中有人想起了这个老冬烘的警示，但为时已晚。

一战前俄国的“黄金时代”无人能够否认，但它是以社会的紧张加剧作为代价的。二月革命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十分强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国有土地、大庄园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贵族自己不住在乡下，而是由管家经营）。农民要求恢复公社对“斯托雷平农民”（独立农民的另一种称呼）的权威，重新确立农村公社。这种战斗精神是农村本身的内部平等意识决定的，当时所说的“自发夺地斗争”，其实“对贵族庄园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经过农村公社来组织和协调的”。农民在村社的组织下不经官方许可自己行使革命权力，86．6%的乡农民执行委员会坚持革命立场自行分地，3．6%置身于阶级斗争之外，只有不到10%的基层机构听命于政府。1917年夏天确立的农民机构是由贫民和中农组成，他们完成了总数为16298起革命行动中的10210起。农民从宗法的角度接受了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加强了左翼激进主义的阵营。斯托雷平改革促使农民以一种宗法式的向后看反沙皇，与1905年革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其说农民反资本主义使他们有了社会主义要求，毋宁说农民是想回到过去的民粹主义要求，这也是很多人说十月革命是民粹主义大释放的理由——1905年革命是自由派主导的革命，争取自由的革命，1907年斯托雷平改革给了俄国“肮脏的自由”，1917年就是一场反对“肮脏自由”的不自由的革命。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村社，还有一个措施给十月革命埋下伏笔——移民政策。这在经济上的确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措施：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区过剩的人口，又可以发展西伯利亚等地的经济。但是实施过程中受到两面的夹击，瓦解村社迁出者遭到农民反对，而通过强制迁出的移民不但遭到了当地的反对，由于组织不好又出现了“回流”移民——一贫如洗和极度不满的农民，很快便成为十月革命中的中坚力量。

分裂与反抗

第六，反政府的力量逐渐扩大。除了1907年以后从沙皇基石转变为反对派的农民外，最坚决、最古老的反对力量是宗教中的分裂教徒。彼得大帝以前俄国的东正教有很多的萨满教、自然崇拜的成分，不像希腊正教那么规范，但是它的自由度大、兼容性强。1666年大牧首尼康进行宗教改革，严格按照希腊正教统一所有的宗教活动包括仪式、圣书、颂词、祈祷等。统一宗教的目的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结果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分裂运动”，出现过几万人的自杀狂潮，大批人员从中央区逃离到北方冻土地带，这批人约占总人口的1/10。“教会的分裂开始了俄罗斯生活和俄国历史的深刻分裂，俄国革命知识分子可以看作17世纪分裂运动的传人，这种内在的分裂一直延续到俄国革命。”（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第11页）分裂派始终不认同沙皇制度，他们认为真正的东正教在民间。这批人聚敛财富去资助教徒和一切反沙皇的力量。从事地下活动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很多经费就来自他们。

在非俄罗斯地区，波兰人、犹太人、格鲁吉亚人是革命者的中坚力量。1917年俄罗斯的波兰人口2500万，犹太人530万，格鲁吉亚人口200万。这三大民族在受压迫的少数民族中知识分子比例和接触西方的人最多，出席俄国社民党二大的57名代表中，犹太人占了25名。革命队伍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犹太人，是由于沙俄长期以来的排犹传统，尤其19世纪80年代的“反动时期”统治者以“寻找民族的敌人”为借口加大了打击犹太人的力度，把犹太知识分子都推到了对立面。因此犹太知识分子更易接受革命宣传，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最早就出现在犹太人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南俄的维尔诺（维尔纽斯）、明斯克、基辅、敖德萨等地。在犹太工人中间，比任何地方都更早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

高加索与俄国其他地方交通不便，但是与革命的联系却非常紧密。俄罗斯最早发现的油田就在巴库，这是全俄无产阶级运动最大的中心。格鲁吉亚虽是山地国家，但它并不闭塞，城市化程度是当时俄国中最高的，19世纪末城市人口就占30%多，因为土地少外出做工的人很多，传播革命思想早于俄国内地，而且格鲁吉亚的民族历史就是征服与反征服的历史，它历来以反抗波斯、土耳其和俄国的统治而著称。

波兰民族主义独立运动的薪火源远流长，它的工人运动比俄国要早，它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先驱，因为它的工业类型接近于欧洲，是俄国流亡运动的中心，也是国外与俄国地下活动的桥梁。从俄国到西欧，波兰是一条捷径。革命者在这里可以受到同情和友好的接待，也很容易传递各种非法印刷品。波兰的城市人口比例远远高于俄国，所以社会党的力量比较大，产生了不少有实践经验的革命家，但是由于波兰既是俄国的国境又存在着高涨的民族独立情绪，一直是沙皇重点防范的地区，到处都有驻军，19世纪末在波兰有40万俄国驻军，华沙的卫戍部队甚至是由沙皇的近卫军来担任。

知识分子激进主义加剧社会政治紧张

第七，长期以来成功的无政府主义宣传。俄国的“文化激进主义”历史由来已久。在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巴枯宁是第一位俄国知识分子，甚至有人说，没有巴枯宁，就不可能产生以后的左倾思潮，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不可能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思想的继承人。由于俄国历史发展中专制国家的农奴制压迫形成的社会鸿沟以及分裂教派的偏执行为，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社会责任感”和“力求极端”内在冲动特点十分突出。19世纪40年代以文学批评为主导的整个过程都过于政治化，与沙皇政府相对立而产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义、无神论中充满了绝对化的政治对立和虚无主义的无根基性。文化激进主义典型的口号是“不要调和”，它与社会激进主义遥相呼应，从否定国家到否定一切秩序，在俄国思想史上形成旋风效应。向激进主义每迈出一步，就伴随着更加严厉的批判与否定，否定过程导致文化连续性的中断与思想视野的缩小，官方对知识阶层的打压和禁令，赋予了思想蒙难者圣徒般的光环与荣耀，进一步促使青年人对激进主义产生更大的兴趣，促成了革命党情结。统治阶级出于维护自己利益和对革命的惧怕实行反动政策，对革命者进行严酷镇压，又进一步导致革命情绪和行动的高涨，于是形成尖锐紧张的恶性循环。

斯托雷平改革以后，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文化激进主义与民众本能的社会激进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知识阶层在上层改革需要纠偏的情况下缺位和民粹大潮涌起时的草率引导，导致民众的政治情绪激进化，加剧了政治紧张、民族紧张和社会紧张，它像脓疮一样在俄国社会积存了数十年，而在疮口破裂的时刻，给民粹主义化的布尔什维克党提供了趁乱而起的机会，因为他们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则不具备感染民众的能力。正如有人所说，“在革命风暴中，采用温和的、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是永远无法获胜的，民主原则对动荡的革命时代是不适用的，革命时代总是那些采取极端手段的人、热衷于铁腕的人可以获胜，只有专制才能结束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从19世纪中叶以来延伸的“革命民主主义”其实只有“革命”没有“民主”，即便有民主也是宗法性的“村社民主”——小共同体的民主，和近代意义上的民主有很大的差别。革命的方向是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本主义的命。从这个谱系延续下来的“革命派”的特点是：1、反对温和、渐进、非暴力，对托尔斯泰那种“用仁爱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持坚决反对的态度。2、反对普世价值，强调俄国特殊论，认为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不如民粹派的“人民专制”适应俄国国情。3、反对资本主义，不承认它的进步性。4、“破坏的合理性”，“破坏”现实就是扫除“恶”。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坏现实的冲动，在俄国人看来是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

经过几个世纪以来的奋斗，知识分子在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变得焦虑、急迫和不计后果。他们以为，新的社会制度当然要有物资保证，但它是通过破坏来达到的，只要从少数占有财富的人手中剥夺这些财富，还给另一部分人，自然就获得了物资保证。

上述特点决定了俄国知识分子“坚定有余，宽容不够”。文学界喜欢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如果掌了权，很轻易地可以成为“新沙皇”。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革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造一个沙皇”。托尔斯泰倡导的宽容是个例外，因此他为整个俄国知识界所不容，甚至被开除教籍。19世纪后半叶革命民粹派“恐怖主义”在俄国盛行，1874至1880年的6年间，沙皇流放的“民粹派恐怖分子”就达1．7万人。他们宣扬“破坏的合理性”而不屑于做温文尔雅的理论家，称“干革命”比“宣传革命”要重要的多。仅在1905-1907年革命的两年半时间里，社会革命党就搞了200多次恐怖活动，以至于这一时期，沙俄的政治苦役犯与流放者中，该党成员占了大部分。带有温和色彩的孟什维克和“社民党化”的社会革命党都难成气候。俄国的孟什维克就其思想渊源说，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原本思想的一批人，它可以说是一直没有“本土化”、“民粹化”的马克思主义派别，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最坚决的政党，但是在俄国也是最吃不开的人，到如今都没有恢复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

十月革命前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关系最密切，他们是抱着十足的决心推翻临时政府的。十月革命后两者距离的拉大，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发生了变化，而是无政府主义对自己以前的盟友非常失望。布尔什维克在每一个领域里恢复等级高压控制，无政府主义也在镇压之列。

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

第八，社会主义的分化组合。当时被革命形势推向前台、成为俄国最强大政治势力的，是两大左派（当时通称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这两党内部都有明显分化：社会革命党传统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义”推进“人民专制”起家的极左党，但这时它的主流已经在斯托雷平时代“社会民主党化”，只有其坚持原教旨民粹主义的支派，即所谓“左派社会革命党”还带有“人民专制”色彩；社会民主党本是传统的“革命宪政”主张者，其中的孟什维克此时仍然持有俄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革命宪政理念，而布尔什维克尽管已经在“超民粹主义化”的路上走得很远，但仍然保留有社会民主党传统的“革命宪政”话语，其“激进”主要表现在不断指责别人拖延宪政进程，列宁本人当时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认为“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53页）。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列宁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选举，但并没有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也不大。后来他两度提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但其含义只是：首先，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来承担筹备召开立宪会议的责任；其次，排除以立宪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党主导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亦即左派多党联合政府。他并没有说要用苏维埃取代立宪会议，相反他仍然强调苏维埃只应该在立宪会议之前临时掌权。

因此，经过斯托雷平时代的政治分化与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后，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革命党（即俄国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分野已经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戏剧性的分野：两党的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派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结盟，反对两党各自的另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与社会革命党主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前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以民意党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义或超民粹主义传统，而后者更多地体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开创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正统，但是在1917年内，双方都还没有脱离“革命宪政”话语。

战争导致社会瓦解

第九，战争加剧了破坏的社会心理。沙俄在1904-1905年输掉了日俄战争，不到十年又投入到一场更大的赌博。以“战争来驱散俄国革命的毒气”是沙皇历来的做法，适得其反的是，“战争及其他所造成的疲惫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为爆发社会革命提供了土壤。”

军队的崩溃导致千百万逃兵的出现和前所未有的犯罪的猖獗。俄国军队丢弃了前线，跑回了俄国，武装力量像一股狂潮涌回家园，没有希望，没有食品，没有纪律。战争又使流氓心理扩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数百万士兵、水兵、逃兵和从德军占领区逃出来的难民。苏汉诺夫在《革命的札记》一书中说：“目力所及，到处都是愤怒的人群，随时会把我们撕成碎片”。在这样一个社会土壤中，无政府主义倾向迅速增长，软弱的临时政府无法进行有效地抵制。

战争导致社会结构瓦解，动摇了政权的权威，暴力法则取代了法律的威力。人民大众冷酷无情地拿起枪杆，他们习惯了杀人不受惩罚。到处都是带枪的人，他们从前线回来剥夺地主的财产。国家处在农民和士兵暴动、醉汉们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秩序、保守、温和、法律都成了骂人的话，妥协、让步、协商都成为贬义词，理性温和的政党逐渐丧失民众，拥护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人增多。所有这一切，为实现“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目标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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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于：《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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