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教育 | 第九届大学生世界遗产保护提案大赛优秀作品（七）
社区增权视角下民族地区遗产地旅游扶贫开发研究
——湘西老司城遗址体验式土司主题文旅综合体的构想
摘要
本研究以我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土司遗址”核心区之一湘西老司城遗址保护开发为例，结合田野调查一手数据，运用旅游社区增权理论，在区分社区增权四个维度权重基础上，开发旅游增权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并运用旅游扶贫绩效核算指标体系评估当地的旅游扶贫绩效，分析遗址所在地湖南永顺县老司城村的旅游扶贫开发现状与问题。根据遗产地村民“守着‘金饭碗’贫困”现象，提出通过整合土司文化、土家族民俗风情、民族传统技艺、特色食宿等优势产业资源，开发完善土司遗址、土家族传统村落、自然景观、科普教育等，打造一个基于社区参与、集旅游文化休闲于一体的体验式土司主题文旅综合体，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就业和增收脱贫，为当地和众多的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扶贫形成良性互动提供参考与建议。
团队介绍
神秘毕兹卡队由五位来自旅游管理专业的同学组成，我们带着“以旅游推动世遗保护与发展”的专业理想，着眼于湘西老司城遗址的保护与当地的旅游扶贫开发工作。“毕兹卡”在当地土家语中意为“土家族人”，一整个夏天的相伴相知让五位小“毕兹卡”们感触良多，我们也期待尽我们的努力让老司城的故事流传下去，让神秘的老司城不再“神秘”。
图1 队伍合照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年，若要完成全面脱贫攻坚的任务，要求扎实做好少数民族的扶贫工作。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巨大旅游优势，发展旅游业能促进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依然存在发展不充分、当地居民受惠不全面的情况。笔者经过调查地实地考察后，决定运用社区增权理论的研究，来推动老司城遗产的旅游扶贫开发工作。
1.2
研究综述
“增权”一词来源于Solomon(1976)出版的《黑人增权：受压迫社区中的社会工作》一书，最早由我国学者左冰、保继刚(2008)系统阐述了西方的增权和旅游增权理论[1]，后经我国学者邓爱民、廖潇竹（2015）解释为“主要是指经过外来的力量帮助之后，使得个人的能力增强或者增加对于自身应有权利的认识”[2]。Dimitrios Stylidis（2015）认为旅游发展的成功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支持[3]，王兆峰、向秋霜（2017）提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社区居民实现自我发展、真正摆脱贫困的关键[4]。由于增权理论是由西方引进，且适用于西方的文化背景与产权制度，若运用到我国旅游发展的实践中来，要充分与我国现实相结合，应将该理论本土化。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本研究以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扶贫攻坚任务为切入点，通过文献追踪、数据挖掘和实地访谈等调研方法来了解目前老司城遗址的保护现状及其所在地——湘西州永顺县老司城村的遗产旅游增权现状，运用增权相关理论深入分析老司城村旅游增权对该村脱贫的贡献与该村旅游“去权”所带来的危害，最后针对发现的问题从“增权”角度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笔者基于Scheyvens(2002)社区参与旅游的增权评估四维框架建立了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
图1-1 研究框架
2
调查研究设计与实施
2.1
案例地选择的依据
土司遗址是土司文化的载体，体现了中原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治统治和民族文化融合色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老司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属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至清雍正六年（1724年）永顺彭氏土司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老司城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土家族文化使其于2015年07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但与此同时，作为旅游资源，老司城于2016年5月1日作为风景区对外开放，相较其他两处土司遗址来说，景区开发开放时间较晚。作为土司文化载体，老司城遗址在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的保护预防干预措施上仍有力可出。作为土家族经济与文化的活化石，世界遗产反哺效应目前较弱，当地居民尚未乘“世遗之风”走向富裕。对于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活化当地民生、促使人民富裕亦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将作为笔者的重点研究对象。
图2-1 老司城遗址
2.2
量表设计
笔者将从社区居民与遗产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旅游增权效果与旅游扶贫绩效的关系。其中，旅游增权量表在借鉴王会战等（2015）开发的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量表[5]的基础上，为增强测项之间的差异性与对旅游政治增权评估的全面性、科学性，笔者对政治增权维度部分原有的语义相近的测项进行了修改。旅游扶贫绩效量表参考了何红等（2014）开发的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标准[6]、张朝枝（2007）开发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7]以及采取了德尔菲法听取当地扶贫办及相关专家的意见后制定旅游扶贫绩效量表。
量表评分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相应的旅游增权效果评价与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从5分到1分代表由高到低。如表2-1、表2-2。
表2-1 旅游增权量表
表2-2 旅游扶贫绩效量表
2.3
调研实施过程
（1）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询问当地世遗相关单位、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及游客。
（2）以采访的方式闻讯当地政府、扶贫负责人等。其中重点闻讯当地世遗相关单位及旅游公司。
（3）将回收的问卷剔除错答和漏答后，运用 SPSS21.0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最后整合调研的情况和预期，得出结论。
图2-2 调研现场照片
2.4
样本调研情况
调研概况与样本特征分别如表2-3、表2-4所示。
表2-3 样本点调研概况
表2-4 样本的主要人口统计学特征
3
调查结果分析
3.1
整体旅游增权效果评价
社区居民对旅游社会增权和旅游经济增权效果的评价处于中等位置，对旅游政治增权效果的评价则最低。
图3-1 老司城遗址周边居民对不同维度的旅游增权效果评价
3.2
旅游经济增权效果评价
当地政府与老司城遗址旅游开发管理处为当地村民提供的就业机会主要为安保、清洁、考古以及参与非遗表演等工作。这些工作虽能为村民带来较为稳定的收入，但提供的岗位毕竟有限；考古、参与非遗表演虽需要的人数多、频率高，但为短期工且工资较低，无法满足村民长期的就业需求。与此同时，由于近年来游客量较少，当地几乎没有从事经营小商品店或向游客贩卖农产品的人。
图3-2-1 我收入的一部分来自本地旅游业发展
图3-2-2 本地旅游业的发展使我有了稳定的工作
图3-2-3 本地旅游业使我的生活水平提高
3.3
旅游心理增权效果评价
老司城遗址申遗成功对村民心理自豪感与自信心的构建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许多村民表示申遗成功后人们都感到“非常地开心，甚至激动地睡不着觉”“由衷地为村子感到自豪”。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近年来老司城旅游开发的“不温不火”，加之2020年疫情的影响，较为“惨淡”的景象与申遗时村民们较高的期望形成了巨大的对比落差，使得部分村民对老司城旅游发展“都没得什么信心了”。
图3-3-1 我为自己是一名文化遗产地的村民感到自豪
图3-3-2 我想给游客讲讲与本地文化遗产有关的知识或故事
图3-3-3 本地文化遗产的高知名度增强了我的自信
3.4
旅游社会增权效果评价
老司城村社会治安良好，民风淳朴，在调查访谈的过程中有超过一半的村民表示“村中人们的关系一直都挺好的”，景区旅游开发后土家族非遗表演等活动也使部分村民认识到了更多的人。但对于测项“本地旅游业发展给我提供了参与村集体事务的机会和场合”，分别有16.7%和30%的村民“非常不同意”或“不同意”该观点，表示村中并没有组织相应的集体活动。
图3-4-1 本地旅游业发展使我与村中其他人关系更紧密
图3-4-2 本地旅游业发展增强了我的集体主义观念
图3-4-3 本地旅游业发展给我提供了参与村集体事务的机会和场合
3.5
旅游政治增权效果评价
由于老司城景区的所有权、管理权均归国家所有，当地村民除了在涉及旅游征地问题时尚可凭借土地和政府做博弈外，更多时候面对当地旅游的发展，基本处于失权无语的状态。但值得庆幸的事，近年来随着申遗成功与扶贫工作的推进，老司城村正在逐步完善村民自治的相关制度与机构建设，并逐渐有村民参与到反映本村民情、维护老司城村村民利益的工作中来。
图3-5-1 我可以参与有关本地旅游发展方案制定
图3-5-2 我有对本地旅游发展提意见的途径
图3-5-3 我了解村民参与本地旅游具补贴政策和技能培训政策
图3-5-4 本地旅游业发展中不良行为得以规范且村民利益有保障
3.6
旅游增权与旅游扶贫绩效多元回归分析
为检验旅游增权与老司城村旅游扶贫绩效之间的关系，笔者尝试采用多元回归的方式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检验分析。首先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对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为0.703，大于临界值0.7，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各方面增权效果对于旅游扶贫政绩均起正向效果，且心理增权效果与社会增权效果对旅游扶贫效绩有直接显著影响。说明社会增权视角下民族地区旅游扶贫的特殊性。
表3-1 旅游增权效果对旅游扶贫效绩的影响系数
3.7
调查结论与发现问题
前文中笔者了解了老司城村的旅游增权与扶贫开发现状：老司城遗址的申遗与旅游开发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景区知名度的提高较大程度上增加村民自信心与自豪感。
但与此同时，结合以上调查结果，笔者发现当地旅游扶贫开发存在以下三大主要问题：
（1）村民的旅游利益分红问题尚未得到良好解决。
（2）村民对旅游开发的信心与支持度正在极速下降，社区村民参与度严重不足。
（3）遗址景区的行政管理和经营管理存在“多头管理”的困局。
4
保护与活化：老司城遗址体验式土司主题文旅综合体的构想
4.1
设计理念
针对以上旅游扶贫开发存在的三大问题，笔者以老司城遗址历史悠久且丰富多样的土家族土司文化为灵感，产业植入为关键，消费拉动为重点，提出通过整合土司文化、土家族民俗风情、民族传统技艺、特色食宿等优势产业资源，打造一个基于社区参与、集旅游休闲消费于一体的体验式土司主题文旅综合体，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就业和增收脱贫。
图4-1 设计理念
4.2
项目实施与策划
4.2.1
非遗表演活动常态化
土家族儿女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大量独具土家族民族特色、反映土家族古老风俗的民族歌舞与节庆风俗，土家族摆手舞、茅古斯舞、土家年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已传承千年。作为老司城遗址的主人，老司城村的村民是这些传统民族歌舞的亲历者，更是再现历史的最好人选。
图4-2 土家族非遗表演年历
图4-3 可进行表演的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4.2.2
传统手工艺品驻点、驻家化
可以与老司城旅游管理公司对接，发掘并培养一部分村民专门制作类似竹篮竹筐、木雕、土家族织锦、染布等工艺品，直接在村民的家中为其打造相应的传统手工艺展示点，向游客展示甚至体验土家族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过程，制作好的产品一部分摆放于展示点向现场游客售卖，一部分定期卖给旅游公司，由旅游公司经过包装后经网络等渠道统一出售。
4.2.3
打造老司城IP文创产品
旅游公司可以专门为司城村设立一个logo，打造“老司城”的品牌与IP形象，利用新技术创新旅游特色产品，包括司城村的土特产、一系列衍生的文创产品。
笔者以土家族特色的喜字花纹样为灵感，为老司城设计了如下文创产品，其中不同配色分别代表不同风格，蓝色经典，红色喜庆，白色素雅，充分展示了土家族土司文化特色。
图4-4 喜字花纹样图
以下为衍生产品举例：
（1）帆布包
采用刺绣或扎土家族手工特色织棉技艺，精致而具有民族特色，实用性强。
图4-5 喜字花纹样织锦帆布包
（2）马克杯\茶杯\餐盘\碗筷（餐具套装）
图4-6 喜字花纹样餐具套装
4.2.4
创新文旅项目，打造老司城精品旅游路线
游客多数认为老司城旅游项目单一，且旅游线路可选择性单一，性价比低，因此当地政府与旅游公司应充分发掘当地人文特色，开辟特色的旅游项目，设计多样化的旅游线路，让游客有多元的旅游选择。如图，以下为笔者设计的老司城精品两日游路线。
图4-7 老司城精品两日游路线图
4.2.5
因地制宜，开展特色景观农业和休闲农业
可以开发农耕文化体验项目，如在稻田体验插秧、挖竹笋、采摘果子、河边垂钓、种菜及喂养家禽家畜等项目，可提高游客的生活趣味性和参与度。
4.2.6
针对当地民族节庆习俗、艺术文化开展普及文化品牌推广
老司城周边各个社区，民族特色的保持与体现大多在相对孤立的农村，县城和城市逐渐趋于同化，民俗文化传承的重任大部分担在了农民肩上，这需要更加系统的学习和更大力度的培养，了解自身文化。
图4-8 土家族传统民俗节庆活动
4.2.7
培养本土非遗传承人和村民讲解员
老司城旅游主要涉及到文化及历史典故等，如果全靠游客自行感悟，很难抓住老司城文化的精髓。可以通过讲座、问答、知识普及影音转播等方式向村民宣传普及旅游知识、提高接待应对游客的技能。此外，还可以策划选拔出“老司城民间形象大使”“老司城代言人”“非遗继承人”等优秀代表，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文化传播力度。
4.2.8
打造土家族特色民宿
基于当地政府对于建筑的重视与保护，利用独特的吊脚楼建筑风格可以开发土家族的特色民宿。
图4-9 老司城村中独具特色的土家族吊脚楼
4.2.9
利用“互联网+”拓宽宣传途径
可以由政府策划、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节事活动和热点盛事活动，以增强本区域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被关注程度。也可以将老司城的景色、文化、民俗活动制作成短视频投放到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以点带面，实现引流。
5
结语
老司城遗址坐拥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其旅游可开发性极高。然而，从居民自身能动性不足到社区与政府的协调问题使得老司城旅游业未能走向成熟，当地稀缺高素质劳动力资源和相对匮乏的经济问题是老司城的痛点。对此，打造一个基于社区参与、集旅游休闲消费于一体的体验式土司主题文旅综合体，以土司主题文旅综合体为基础，明确收益分配制度，弘扬发展民俗文化，创立流行文创品牌，打造精品旅游路线，使各个零散的个体户居民与企业、政府相互协调，形成一个有机土司文化产业整体，带动当地贫困人口就业和增收脱贫，这对于老司城来说是一条紧跟时代且因地制宜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左冰, 保继刚.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J]. 旅游学刊, 2008(04):59-64.
[2] 邓爱民,廖潇竹.增权理论视角下的少数民族旅游社区发展——以云南泸沽湖地区为例[J].武汉商学院学报,2015,29(06):5-9.
[3] Dimitrios Stylidis. The Role of Place Image Dimensions in Residents' Support for Tourism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15.
[4] 王兆峰,向秋霜.基于MOA模型的武陵山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扶贫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06):94-102.
[5] 王会战,李树民,刘洋,李梦.中国情境下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结构与测量——基于个体感知的视角[J].预测,2015,34(04):34-40.
[6] 何红,王淑新.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旅游扶贫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4,35(08):74-79.
[7] 张朝枝.世界自然遗产地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及其应用——武陵源案例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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