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典范：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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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干货，不啰嗦
巴黎，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之一，
然而，巴黎却鲜有让人震惊的世界顶级建筑。
事实上，就这座城市整体而言，与其说是与建筑有关，毋宁说与指导19世纪规划师重建巴黎城、使之成为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巴黎的公共领域框架有关。
每当游客们提到巴黎，他或她想到的很可能是巴黎的公共场所。
这些公共领域，被暂居一周或者终生留驻的人们所共享。
也正是这些公共领域 …… 诠释了巴黎。
因此，如果说巴黎是通过“公共领域之路＂(the public realm approach)而成为了“巴黎”的，并不会令人惊讶。
早始于19世纪中叶，巴黎市的领导者启动了一个政府项目 - 公共财产投资计划 (publicinvestment in public property)，用于建设巴黎的街道、广场、交通系统、基础设施、公共建筑和公园 ……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他们投资的每项工程计划，并不是仅仅基于其实用性，而是意在塑造巴黎市民的新生活，并为可能出现在下个世纪或者更远将来的新变化而规划设计。
今日我们所了解的巴黎，是近两个世纪其诸代政府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共投资”的产物。
巴黎的巨变，确切来说最早开始于173年前的1848年。
这一年，一场革命风暴摧毁了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的政权，接着法国又为以“七月王朝”著称的财阀集团所统治。
拿破仑一世之侄路易-拿破仑 · 波拿巴从流亡生活中归国，被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
三年后，路易-拿破仑 · 波拿巴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宣称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其统治直持续到1870年。
▲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路易 - 拿破仑流亡生活的最后几年，是在英国度过的。
他返回巴黎时，带着对英国诸多事物的钦羡，尤其是伦敦的公园与广场。
他将这些回忆，运用到了即将到来的重建巴黎计划之中。
▲ 19世纪伦敦 - 海德公园
他刚回国时的巴黎极为拥挤，且公共服务领域正遭受危机。
在1848年，超过一百万的居民居住在仅次于伦敦和北京的世界第三大城市巴黎的城墙之内。
这座城市1848年的一些地标在今天依然引人注目：塞纳河、巴黎圣母院、香榭丽舍大街。
但因为露天的街道臭水沟流经阴冷的下水道，最后汇入塞纳河中，而使塞纳河发出阵阵恶臭，在1800年～1848年，它曾淹没了巴黎十次。
▲ 巴黎圣母院 - 1853年
巴黎圣母院的塔楼，是被拥挤民宅覆盖的西岱岛(Île de la Cit)上唯一能勉强看到的东西。
香榭丽舍大街起于城区西郊，它一直延伸到凯旋门(1806—1836年建成)，穿过“包税人墙”(Wall of Farmers-general，1784—1791年建成)，直到巴黎协和广场(始建于法国大革命前的1755年，历经二十年于1775年竣工)。
▲ 1848年，巴黎由在“包税人墙”内的12个区构成
巴黎很快便无力维持商业和服务的流畅，而这关乎巴黎人口的就业。
拿破仑三世(1852年路易-拿破仑接受这个头衔并宣称建立第二帝国)统治法国之时，一笔史无前例的巨款被投入到了巴黎基础设施和社区设施的建设之中。这笔支出，旨在增强巴黎工业发展的竞争力，并使居民更健康、更舒心地生活。
此项战略成功了。
政府重整了供水与分配系统、下水道、公园及交通运输网，以服务整个巴黎。政府的投资同样刺激了巨大的消费，主要是私营企业与业主建造的超过10200幢的新建筑。当人们了解到一个全新巴黎被建立起来的时间竟不足2年时，就会发现变化程度是惊人的。然而，这个成就是以一些居民和企业主的巨大成本为代价的，超过117000个家庭和350000个工商业岗位 重置，27000多座建筑被拆除。
不少历史记忆与老城肮脏曲折的街道污染一同消失。
人们常说巴黎城的重建轻而易举，因为有路易拿破仑的支持。
但是在当时的巴黎，如同在任何一个公共规划工程中一样，没有一件事是简单的。
其实法兰西第二帝国并非那种皇帝发令，就能立刻奏效的专制君主国。
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博弈中，有着大量的参与者，他们(包括拿破仑三世)都按照自己的规则做事。
▲ 19世纪巴黎的科隆布大街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被马克思描述为：“一个充斥着各种尖锐矛盾的复杂的混合体……”。
此后，在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十八年里，巴黎被一个与从前类似的易变混合体统治，这个“混合体”包括：拿破三世与他的大臣、三个国家立法机构(国民议会、参议院与被任命的国家委员会)、塞纳省省长、巴黎市政议会(Municipal Council)、塞纳省部门委员会(SeineDepartmental Commission)、法庭、十二个(后为二十个)区议会，还有许多一样的“混合体”，这还包括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立宪派、革命派与保皇派。
不过，在这个“混合体”的参与者中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此人名为乔治 - 欧仁・奥斯曼，他在1853年到1870年间担任塞纳省-省长。
▲ 乔治 - 欧仁・奥斯曼
奥斯曼是阿尔萨斯血统的新教徒，成长于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巴黎上最好的大学，并主修法律。
他22岁时，在普瓦捷(Poitiers)开始了他的行政生涯；二十年间他担任过一系列次长、省长等职。
在1853年，拿破仑三世特派其心腹大臣佩尔西尼公爵(Duc de Persigny)考任奥斯曼为塞纳省-省长。
▲ 巴黎大堂 - 1853年
施政管理从他在法国西南部的内拉克(Nerac)的第一个职位开始，他就取得了成功：
· 内拉克（洛特 - 加龙省)的街道未铺砌，奥斯曼便想方设法为修路而集资；
· 在他28岁那年，他因比其他副省长建造更多的学校而荣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d' honneur)；
· 在圣吉龙(Saint-girons)他成功地解决了来往西班牙的走私问题。
当然，奥斯曼的两位祖父曾是拿破仑一世手下的将军这件事并没有阻碍他的事业。相反，(这层关系)使他拥有优秀的“波拿巴主义”血统，并且在拿破仑的侄子1848年成为总统、1852年成为国王时还助了他一臂之力。
勤政务实的奥斯曼之才智，从未被世人怀疑。
奥斯曼任塞纳省-省长期间，实际上是此地区的首席执政官，亦负责圣但尼(Saint-denis)和索城(Sceaux)的周边地区。
理所当然地，他监管着一批数量庞大的、发挥着广泛作用的政府职员。
▲ 圣但尼
奥斯曼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公共管理者，他明白每个强大国家的首都都是依赖于庞大的官僚体系，为庞大且正在发展的工商业城市提供公共服务。
▲ 奥斯曼大街上的奥斯曼雕像
他的才智的一部分是运用职权使其下属管理巴黎，他将巴黎政府重组为16个司外加45个局，以落实这些行政单位管理的工作。
同等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些才华超群的人来管理这些机构，他们当中许多是专业人才，而且是为他在塞纳省发挥作用的。
这就是奥斯曼才能的另一面：善识人オ，将从未被充分利用中，释放他们的才干。
▲ 福熙大街 - 2019年
他的团队中最重要的成员是：欧仁・德尚(Eugène Deschamps)、欧仁・贝尔格朗(Eugène Belgrand)、让查尔斯-阿道夫・阿尔冯德(Jean-Charles-Adolphe Alphand)、园艺家让皮埃尔・巴里来特德尚( Jean-Pierre Barrilet-Deschamps)、建筑师维克多・巴尔塔(Victor Baltard)、雅克伊格纳兹・希托夫(Jacques-Ignace Hittorff)、加百利・戴维奥德(Gabriel Davioud)。
为巴黎建造一个街道与人行道系统是更艰巨的工作，其政治过程也更加艰难。
想要在巴黎这样有着鳞次栉比的建筑物的城市修建道路，需要购买建筑物的产权，而且如果谈判交易行不通，还需要通过征收的方式获得。
任何房产的获得都必须遵守1810年、1841年和1852年颁布的法律。
▲ 为建造歌剧院大街进行的拆除 - 1877年
根据拿破仑一世批准的法律：国家只有基于道路通行的需要且在给予公正补偿的条件下才得以征收房产。任何异议，都必须服从司法审查。
由路易・腓力国王制定的法律要求，对地产能否提升流通量(拓宽街道或者校正它的准线)或公共建筑、军事设施、运河及铁路的建设是否必要，要有一个公众判定。更重要的是，需要取得法律许可。
▲ 歌剧院大街 - 19世纪
剩余地产是个问题，因为在被搁置的土地上想尽心建设是很困难或者不可能的。
拿破仑三世在1852年以发布法令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法令中拓宽了合法获取的范围，涵盖了为周边地区健康的再发展所需的闲置和毗邻的地产。这一法令，还规范了审批和审查程序。
奥斯曼传奇般的智慧，百折不挠助其克服了这些困难；并建造了一个将全巴黎连接在一起的整体街道系统。
▲ 左岸的重建 - 19世纪
奥斯曼在左岸重建“大学城“的方法，是他运用能力促进全市运输畅通的典例。
拿破仑在奥斯曼担任寒纳省-省长前，发起了一项工程：使主干道穿过巴黎。
学校大街(Rue des Écoles)是最初的新街之一，现已成为大学城的主要街道之一。
然而，奥斯曼欲将塞纳河左岸同巴黎的其他地区连接起来，并将它从一个处于孤立状况的地区改造成全国经济中运行良好的地方。
他认为：拿破仑三世视为区域再发展必不可少的72英尺(22米)宽的学校大街不足以承担穿过此地区的交通压力。而且，这条街道也没有通向该区成以外的些其他重要地点。
奥斯曼打算：让98英尺(30米)宽的圣日耳曼大道成此地区的主干道；此举将使拉丁区与其他地区连成一体。
他始终持上述观点并最终说服了皇帝，让其放弃使学校大街成为左岸主干道的计划。
▲ 圣日耳曼大道 - 2007年
因此，圣日耳曼大道就成了巴黎市中心环线的一节。
从右岸上的巴士底广场出发，然后沿着新亨利四世大道(New Boulevard Henri IV)继续前行，穿过圣路易岛(ÎIe Saint-Louis)和苏里桥(Pont de Sully)，路经左岸再次到达右岸环形大道附近的协和宫(Place de la Concorde)与协和桥，最后回到巴士底广场。
而且，为了连接大学城与南面的街区，奥斯曼使用了另一条地区主要干道——圣米歇尔大道(Boulevard Saint-Michel)从左岸的建筑格局中穿过。
这条南北向的大道是塞瓦斯托波尔大道(Boulevard de Sébastopol)的延伸，它提供向北的通道，穿过右岸，到达城市的北门。
这些主干道打破了大学城的隔绝状态，并使之成为巴黎行政中心构成的一部分。
主干道系统受到关心改善货物运输，建造通往市郊的通道以及减少巴黎交通拥堵的选民的支持。将这些参与者招进规划博弈中，对于实施奥斯曼的议事计划是关键的一步。
许多评论者认为：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设计的穿过巴黎老城区的大街，既宽阔又笔直，有军事方面的考虑。
他们指出：“在1827年到1851年，巴黎的街巷有九处被筑起街垒路障”。同时，他们还以“宽阔、未遭破坏的街道是及时控制骚乱的 最好手段”为依据。这种精妙的设计，当然会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所采纳。
但这只是设置街垒路障诸多原因中的一个。道路修筑工程，经常也是基于军事的考虑而被提倡的。
在奥斯曼的巴黎全图中，皮埃尔.皮农(Pierre Pinon)为拓宽街道提供了五个理由：
1、为了从南到北或从东到西横贯巴黎；
2、为了连接如火车站、桥梁、关键的路口等重要地点；
3、绕开巴黎市中心；
4、修筑宏伟的轴线串联主要建筑物，如凯旋门、巴黎歌剧院等；
5、为了开发1860年兼并的八个区的房地产。
其他理由还有：拓宽现有的主干线，拓宽交通拥堵的街道，改善与周边地区的流通，与进出巴黎的公路连接。
奥斯曼修筑道路的基本原理，不仅仅是基于车辆交通运动或者任何一个单独的目的。他的动机就像遍布巴黎的街道的最终用途与使用者那样是各式各样的。
对于林荫大道而言，经常被忽略的一个解释是，提供一个居民和来访者都能建立方位感的设计结构。此外，还有大量新街道的设计意图是没有被认识到的。
其中一个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大十字”，一条东西向横贯巴黎的通衢，与条相同的南北向大道相交。
▲ 大十字路 - 19世纪
自1616年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édicis)把日后成为香榭丽舍大街的小径从伊勒里花园向西延伸至园外，“大十字”就在这里逐步扩展。
1667年，古典园林建筑师安德烈・勒・勒诺特尔(André Le Nôtre)将香榭丽舍大街变为一条通往杜伊勒里花园的林荫道。
1724年，路易十五将大街延伸到星形广场(今天的戴高乐广场)。拿破仑一世延续了它的发展轨迹，它现在看来是向东延伸的大街；而在1801年拿破仑一世授权修建的部分，后来成为了如今里沃利大街的第一部分。
南北向的大道，则几乎完全是奥斯曼的杰作 - 即今天的“塞瓦斯托波尔大道”和纵贯西岱岛向南延伸至“圣米歇尔大道”。
大多数身处巴黎公共领域的人，都没有察觉到“大十字”或者三条“环形大道”。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阿尔冯德的与众不同的街道设施，其中的大部分已被当代的设备代替了，只有广告牌保持着15世纪风格。
现代巴黎的公共领域是围绕着标志性建筑的高度和风格、咖啡馆、林荫道、公园、广场……构建的。
▲ 为巴黎增添特色的行道树、长椅和广告牌
在19世纪中期，巴黎就有对建筑高度和退台的要求，这可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
· 当初的规则是为狭窄街道的城市考虑的，而一旦奥斯曼和他的团队将宽阔大道穿过这个城市，就需要新的规则了。
· 在1859年，巴黎采用了一种综合性建筑规章，它允许视街道宽度建造不同高度的檐口。
· 现在，在超过65英尺宽的街道上，建筑物的高度可以达到65英尺，退台在此高度以45度角上升。
▲ 塞瓦斯托波尔大道 - 2007年
新建筑物的高度适合了当时没有电梯的情况，人们不愿意将家具和物件搬到太高。
街道宽高比也确保了在行人高度拥有充足的光照和空气。
建筑规章在1884、1893、1902年做了些许的改变，但是基本原则一直保持到1967年，那时，巴黎的建筑轮廓已经形成，并且历史文物保护法也已就绪。
对于巴黎的完整性、变化性和视觉冲击力来说，一个人从街道层面看到的街景和街道旁的墙壁是同等重要的。
巴黎有许多交通干线，像雷恩大街(Rue de Rennes)或者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为去往近在眼前的目的地 - 如去火车站等提供了捷径，但是这样的道路是相对稀少的。
▲ 博马舍大道 - 2010年
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形、收购问题、政治对抗或者一些建筑物需要维持原状等一系列困难，让奥斯曼的团队难以打造统一的建筑物立面和在法国美术学院(Ecole des Beaux-Arts)中流行的无尽笔直道路。
那些通行权方面的意外之变，使巴黎免于沦为一个以千篇一律的立面为完美轴对称街景架构的城市，并且确保了巴黎人在某个弯道或者一些纪念碑后面，就能发现一片充满了意外惊喜的公共区域。
在奥斯曼做塞纳省-省长时，他的政府修筑了90英里的、宽度在65到100英尺(19到30米)之间不等的新街道，和长达700英里(1127千米)的宽阔的砖石人行道，这些人行道为全城遍布的咖啡馆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就像众多街道一样，巴黎咖啡馆的出现也比奥斯曼上台要早。
第一家咖啡馆于1689年在塞纳河左岸开张，到了1848年，在右岸时尚的大林荫道(Grands Boulevards)也布满了受人欢迎的咖啡馆。
随着新街道在全市20个区铺展开来，咖啡馆也遍地开花。它们确实提升了巴黎人特有的娱乐品味:在那里，一边同友人闲谈，一边细细品尝一杯小酒，一杯滴滤咖啡，或是一罐啤酒，抑或只是静观世界的脚步。
没有奥斯曼，巴黎不会有这么多的咖啡馆！
当然，若没有这些街道和咖啡馆，在二战之初，奥斯卡・汉默斯坦(Oscar Hammerstein)也就不会将巴黎描绘成一个可以：“在每个街边咖啡馆，听见她心中笑声”的地方了。
19世纪中期，巴黎政府所追求的资本投资战略，使这座城市步入了一条走向更具可持续性环境的正轨，并且提高了公共卫生和市民个人健康状况。
但也许其最重要的作用，是提供了一个吸引私人投资和振兴房地产业的公共领域框架。
当他们修建用于现代工商业社会所需的商品服务流通的道路时，也非常细致地调整了街道的范围、布局和配置，从而使它们发挥了更多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单一功能规划的否定，对于刺激互补性房地产开发的公共投资策略的采纳，为21世纪提供了依然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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