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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于1947年，Formes et couleurs（形与色）Georges Bataille：Œuvres Complètes vol.11室友的兽性，职员的烦忧（充满着贫乏的愚蠢），人类的被熟练掩盖的自满，“皮手笼里的小狗”【指路易十五时期，宫廷里的妇女喜欢把小狗放进毛皮袋里的时髦做法——译注】所说出消沉的、不可言明的东西——简言之就是没有丝毫成果的逃避（fuite），它在消散，但却是普遍的——是努力得来的吗？.....我们驯服了最狂野的力量。动物和流水、植物和石头都符合我们的欲望。但是，当力量达致顶点的时候，我们却屈服于一种不明的疾病，我们逃开了：我们所支配的自然的劳作迷失在了一些人矫揉造作的粗野里，迷失在了另一些人的烦忧与喜剧里。这些被积累起来的资源（商店、房屋、服务）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仅想要留在需求的庇护下，还想留在一切扰乱、唤醒或骚动着的东西的庇护下；我们想要逃避令人震惊之物，它们突然将我们暴露给了自己，并把我们等同于宇宙的宽广。我们曾将自然化约为我们的力量，但循着这些被化约的事物的步伐，我们将会变得和蠢女人、制糖厂、登记簿一样。我们会冷笑，会让自己同庸俗隔开，会昂首挺胸。但接受高贵之名的东西和剩下的其他东西一样都是间接的：如果庸俗躲开了由高贵所设定的可能的话，那么高贵就躲开了由谦逊所假定的劳作，并将虔诚与害怕弄脏双手混为一谈。这就像是一场噩梦芭蕾：厄运将小流氓和老女人团结在了存在者（ce qui est）的共通的不安之中。这个“存在”，或者不如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未知者”（inconnu）——我们更喜欢以一种逃避的方式（就像眼睛躲开太阳一样），带有偏见地看待它——，它本身就是恐怖的或令人不适的吗？这是可能的。“我存在”（Je suis）、哲学家的“存在”是最为中性化的事物，也是最没意义的事物，它们有着白纸一般的纯洁。然而，轻微的震惊将它变成了疯狂：这个“存在”——它看见了红色，却无感于它会命名的对象那分明的冷静，但突然的冷漠也为这冷静揭示了暴风骤雨、闪电与哭号的可能性，这个“存在”就是震惊之所是——同时也是能够像闪电一样倾泻的能量，是对来自于能量之倾泻的致死危险的意识。夸张来说，存在实际上并不是沉思（被动地），它也不是行动（如果是因为行动的缘故，我们就会为了至高的目标而放弃自由行为），而恰恰是爆发（se déchaîner）。因而，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更喜欢一无所知，喜欢胆怯地远离我们自身，就像我们会使眼色那样。但是，出于相同的理由，我们被自己所见到的、但却不属于我们的爆发所触动，然而，我们也让人知道，爆发能成为我们的东西。Francis Bacon
three studies for a crucifixion
面露惊讶的孩子——在铺有铁轨的马路上，看到有一匹脱缰的马在追着一列风驰电掣的电车，他嘴角的白色唾沫干涸了，母亲们的大叫伴着嘲弄的语气——对存在者的可能的爆发具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这副画面明显是有深意的。孩子无法沉浸于人们强加给他的有效性与有条理的行动的世界之中。但是，蹄子的碰撞声会不断地在其颤抖中向舞台后边的人宣告着非-意义的晦暗的可能性。这种动物的可能性并非是带有任何有利评论的对象，它们也没有被揭示为一种危险：因为脱缰野兽的转瞬即逝的那一面位于人类限度的彼岸。这种无限度的倾泻毋宁说属于梦的领域：它定义了一种神圣的可能性。在最遥远的时代，神难道没有把动物神话同人类尺度对立起来吗？它的本质就是神圣的、可怕的、不可把握的存在：一种悲剧性的慷慨为它奠基，这慷慨挑衅着，并将一切引向死亡，它超越了本质。只有暴风雨的威严和马的绝对的疯狂拥有这种耗尽光、闪电、无度的散失的能力。《双峰：与火同行》里出现在房间里的马。
脱缰的马一般来说在人类生命中并不具有杰出的尊严。习惯上来说，马会被化约为套在车上的仆从这个身份......无论退化到何种程度上，人（马是对人的最高贵的征服）的态度中总还有一种保留。人们所奴役的是动物中最不谦逊、最不胆小的物种；甚至是，这种动物的主人将它同自己的荣耀联系在了一起。《圣经》让人对上帝说（它想对人，对约伯表明上帝权能的宽广）：“是你给了马以力量与勇气吗？是你为它的脖子装饰了随风飘动的鬃毛吗？它跳得像蚱蜢一样轻盈，它的嘶鸣是可怕的声音......”向马保证了无法被奴役所削弱的高贵的东西，正是这强烈的敏觉，它像溶解为疯狂的非理智一样。因此，马在人类的世界中有着极高的地位。动物的驯化从整体上来说最终变成了一种崩塌。野蛮让马避开了认识。马有着在人类中间维持动物性本质（不如说是生者）的特权，这本身是不可被化约的。真正被驯养的动物（只要我们奴役了它）可以说就成了一个物，野性的动物是非人的（inhumain）。马本身被贬低了，它不再保有一种权能的尊严，也不再有那么多的道德价值了：它处在阶梯的底端。但它被拴住了，就像人被拴在了任务上一样，出于愚蠢和颤抖，它会挣脱已有的铁链。它的拒绝因而是不可化约的：它并非出于对痛苦和薪水的算计而这样做的（人们可以改正这个错误），而是来自于齿轮与使用齿轮的机器之间的本质差异。这真理只有一种神话式的意义（类似于艺术作品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马承载着要被控制的危险能量，它是任性的，它每时每刻都倾向于一种转瞬即逝的爆炸。仅在这意义上，这就是动物之总和。如果人类是一位“拥有记忆的堕落的上帝”的话，那么最为沉重的马就参与了爆发的那一部分：人们可以计算其劳动力，并使用它；战争的猛烈、负载、能量，突如其来的、总体的耗费（没有什么能阻止它）都依然同马所体现的某个种类相关（就算本来并不能同这样一个个体相关）。马也许会屈服于人类活计的重担，但它在算计与削弱的世界中依然维持着存在的原则，但如果它不爆发的话，它就什么也不是了。
Pablo Picasso
Colombe volant l'arc en ciel
被设想为转瞬即逝的力量运动的存在（而非一个稳定的屏幕），关于它的形象也许是矛盾的。宣告这一点也是矛盾的：就算不是对对象的分明的意识，对存在者、对存在同世界一起进行的游戏的敏锐意识同爆发的可能性是有关的。这些令人吃惊的真理依然建立了人兽之友谊的深刻含义。保存、限制、逃避，最终在某种禁闭的虚幻中都是一些绊脚石，它们给人类投去了这回避的目光、这双手与牙齿的贫乏，后者宣告了共同的弃权。马与人之间牢固的协约至少维持着爆发性力量之最大张力下的生命。马术并没有确保一种没有它就不可触及的品质。但是，事情的确如此：只要同动物结成了松散的关系——就算动物本身没有某种突然的发作，它也会深深地对此感到害怕——，骑士就会不断地向其可能性敞开。他的视野就是这敞开，也许，这就是给牛仔或高乔牧人（gauchos）——就像给哥萨克骑兵或卫士那样——以其高于徒步牧羊人的优越性的地方：但是，在这里，杰出难道不是马的事实，而非人的事实吗？
根据巴塔耶的说法，拉斯科岩洞中的艺术标志着从尼安德特人到智人的过渡，标志着以艺术-游戏而非劳动为重心的人性的诞生。
人类的态度至多是模棱两可的：对控制的操心统治着人。平静的意识（对象就像清楚地显现在屏幕上那样对它显现出来，但最后却变得不可把握了）要求我们不要对疯狂做出让步。如果我们让步了，我们就不可能对事物做什么。我们不过就是动物。但如果我们行动了，如果我们在变得清晰的意识中反思了这一系列的对象（同它们的关系安排了一个可理解的世界），那么我们就过上了一种被悬置的生活。于是，我们积累——我们并非真正活着，或者说，我们至少只是半死半活着——对生命有用的保存，但生命只是对这些保存的耗费。因而，烦扰、逃避、谎言，甚至一种假装的兽性，也都是在根本的人类态度中被给出的，后者尽其所能地让存在避开了在它面前的可能的敞开。这就是为何从人性上来说，价值总是具有犯罪的性质。这就是为何在两种意义上悔恨之于人就像空气之于鸟。在这些情况下，道德从来都不是一种规则，真正说来，它只能是一种艺术。同样，艺术也只能是一种道德，并且是最急迫的道德，如果它的目的是打开某种爆发的可能性的话。但是，作为最纯粹的道德所要求的艺术也是最具欺骗性的：它所打开的可能性，实际上，它只是在“图像”中，在对景象的“反思”中打开了它。反对这诱惑是徒劳的：这些穿着得体的男人和这些矫揉造作的女人（戴着闪亮的钻石），作为反对爆发的法则的同谋——如果他们坚持对“表演”悲剧无动于衷的话——，他们并非艺术的绊脚石，而是其条件：平静的参与无非只是最终反思存在本身（为了清晰之故而被排除掉了）的清晰意识。这就是谎言的王国，与之相反的是对简单性的欲望：但人类恰恰就是这谎言王国，逃跑依然是避开的方式之一：对艺术的恨通常意味着疲劳，艺术最可怕的敌人就是粗俗和做作。的确，诗人想要回应他所接受的要求，他至少会向疯狂敞开自身，但他的疯狂（为了真诚）从一开始针对的却是对并不疯狂的东西的意识，它一开始就把这平静的意识叫做其反面（如果这意识不逃避的话，它就不会存在）。由此就有了悔恨与“飞马”（它并不真实存在，其绝对的爆发不以任何东西为目标）的好笑品质。达达主义显然在这悔恨中同自己达成了一致，但达达还是达达吗？或者说，它难道只是一出喜剧吗？它那对立的极点并不比动物的赤裸更让人可以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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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 介 / 系 / 列 No.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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