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uis Pasteur （1822-1895）巴斯德的两百年：
科学与人性
——纪念路易·巴斯德诞辰两百周年
复旦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联合培养哲学博士生，研究领域为现当代法国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哲学。在重要刊物上发表有多篇论文，译有德里达《马刺：尼采的风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鲍德里亚《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巴塔耶文集》共四卷（拜德雅，将出），皮埃尔·克拉斯特《社会反对国家》（商务印书馆，将出）。
在一个全法国都可能无限接近于工团主义者、反议会者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所设想的神话般的总罢工的时刻，在巴黎高师以支持议会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让·饶勒斯（Jean Jaurès）的名字命名的阶梯教室中，一场纪念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诞辰两百周年的大型会议正在进行。1914年，和巴斯德同为高师人的饶勒斯在巴黎二区的“牛角面包酒馆”（Le Bistro du Croissant）被人刺杀，而他所希望看到的社会主义的议会民主，在索雷尔们看来实际上早就已经如同行尸走肉，但到21世纪的现在却也终究变得“大而不倒”了。饶勒斯死了，议会民主却成了民主的标杆，以至于在人潮汹涌、金钱不眠的华尔街的多年后，我们似乎仍能听见大卫·格雷伯在人群中高呼：西方的议会民主不是民主，《联邦党人文集》中联合各州的中央政府才是主角，所谓民主，不过是裹了脚的小媳妇，藏在了建国先贤们字里行间的虚空之中。然而，巴斯德的父亲让-约瑟夫·巴斯德（Jean-Joseph Pasteur），作为一名退伍士官（sous-officier），始终对拿破仑皇帝及其帝国保持着忠心。再加上对烧炭党人的赞同，老巴斯德也反对正统派（légitimistes）和教会的政治角色（当然是在私底下，因为作为鞣革匠的他从未真正涉足过政治）。路易·巴斯德在这方面继承了父亲对波旁复辟王朝的“恨意”（la haine），我们能在他的书信中看到这一点。可无论是老巴斯德的保皇倾向，是烧炭党人的民族主义，还是索雷尔的工人阶级的总罢工，议会都不在选项之中。在这个全球都在公共政策方面试图走出新冠疫情，但病毒却仍在不断传播和突变的后疫情时代中，索雷尔和巴斯德，战争（对外战争或内战）和疫情的总和将是人类世的漫长风景。
巴斯德在巴黎高师（ENS）的办公室，现为高师哲学系办公楼。
在场的一位科学家听闻后用英语打趣道：Philosophe always gets the best！
1822年的12月27日，巴斯德出生于法国的多尔（Dole），直到一年后才迟迟接受天主教的洗礼。1843年，巴斯德考入巴黎高师（当时尚未迁入现在的乌尔姆街45号[Rue d’Ulm]），毕业后先后去到第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从事教学。在1857-1867年间，巴斯德重回母校继续研究工作。1887年，巴斯德在巴黎以私人募捐的方式创办了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巴斯德关心饮料和穿着，他职业生涯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都被用于研究葡萄酒、啤酒、牛奶、桑蚕。在他的实验室中，这些物质不是简单的生产物品，而是天然的培养皿。巴斯德就这样从酒精和乳酸的发酵问题中开辟了微生物学的新天地。事实上，发酵问题（la fermentation）事关重大。早在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那里，发酵就被视为有机体胚胎发育，甚至是其自发生成的模式。在巴斯德之后，蛋白质酶（enzyme）作为酵素的后继者，在20世纪上半叶的生物化学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但不同之处在于，酵素的生化机制得到了阐明，它不再是某种万能的解释因素（往往具有新拉马克主义或生机论的色彩），而是细胞新陈代谢的现象。巴斯德——作为化学家——关心化学物质的特殊分子构造，他将其称为“分子非对称性”（asymétrie moléculaire），并由此开创了立体化学的研究路径。这一非对称性如今有一个更熟悉的名字：手性（la chiralité）。时至今日，借助这一分子构造，纳米生物学得以建造各种纳米级的机器人（如分子马达）。巴斯德驳斥了自发生成的学说（la génération spontanée）。通过鹅颈烧瓶的实验，他论证容器中培养液里产生的微生物来自空气，由此驳斥了历史悠久的自发生成学说（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这一学说都是未受质疑的，尽管笛卡尔坚持身体和动物是机械）。作为达尔文的同时代人，巴斯德此举似乎有着“反动”的意味，因为拒绝自发生成说在当时几乎被等同于拒绝演化论。但实际上，演化论没有处理生命诞生的问题——这是演化之外的时刻，是遗传物质（无论是DNA还是RNA）都尚未存在的时刻。另一方面，巴斯德对自发生成说的拒斥也隐含着神创论的影子，因为他认为培养皿中的微生物来自于一个事先存在的微生物，至于生命体本身则是不能自发产生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可能通过自组织涌现出来）。然而，巴斯德事实上从未思考过这个事先存在的微生物是从何而来的。巴斯德关心传染病防治。从饮料的变质研究中发现的微生物现在也被视为疾病的源头，而在此之前，人类长期以来都无法解释传染病的成因。1880年，巴斯德在偶然中发现，导致母鸡霍乱的微生物的陈年培养物虽然已经失去致病性，但却能保护母鸡不被同样的毒菌感染，他利用这一衰减原理开发了一种抗炭疽的疫苗（即减毒疫苗）。此外，更不用说闻名世界的巴氏杀菌法了，这是一切乳糖耐受者至今都在享受的技术。当然，我们现在清楚，细菌和病毒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其具体的致病机制要等到20世纪的免疫学及其抗原-抗体概念的发展之后才能得到澄清：抗原-抗体之间的特异性在于两个分子之间存在的完美的结构互补性（就像钥匙和锁一样，二者在分子结构上是相互匹配的）。可以说，巴斯德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充满微小有机体的世界。对此，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在当时，微观世界中的生命体既包含了微生物，又包含了病毒（如噬菌体）。直到20世纪40年代，巴斯德研究所的卢沃夫（André Lwoff）还在溶源性研究（lysogénie）中将病毒视为同蛋白质酶一样具有类似“适应性”机制的生命体，从而解释噬菌体在细菌体内的遗传和感染现象。第二，在巴斯德去世一百多年后，新的生物学（从细菌学到生态学）向我们表明，细菌世是人类的先验条件，它们不仅在植物的光合作用前就为远古地球制造了氧气，还参与了其他元素的循环（碳、氮、硫等），从而作为地质力量永久改变了生态。这是人类世之前的风景，无论这一人类世指的是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革命还是现代技术的行星化。最后，巴斯德留下的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也是生物学的前沿阵地：在培养和合作研究方面使法国分子生物学学派的诞生成为了可能。从埃米尔·杜克洛（Emile Duclaux）——巴斯德的学生，研究所的第二任主任——到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酶适应研究都是重点，因为它涉及到关于大肠杆菌（E.Coli）细胞中酶合成的机制。最终，在1961年，莫诺和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çois Jacob）一起提出了操纵子模型（l’opéron）——该模型随后进一步被莫诺阐述为微观控制论。这是巴斯德的微生物学向分子生物学，甚至日后的系统生物学发展的过程，尽管莫诺从一开始就不满于研究所内充斥着的新拉马克主义以及柏格森生机论的氛围。
巴斯德在巴黎高师的实验室
巴斯德在科学上是革命的，但有时也宛如行了“神迹”。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将巴斯德的发现归咎为这一公式：时代的野心和转变+个人的天才，但这是不够准确的，它忽略了对巴斯德本人著作的考察，忽略了实验室中的微生物、巴斯德个人的宗教信仰、与同行的有时甚至带有恶意的竞争等等。在这里，一桩著名的新闻值得一提。从西伯利亚赶来的处于狂犬病潜伏期的患者希望法国人巴斯德能够为其及时接种狂犬病疫苗，而巴斯德则如同耶稣行了神迹，治好了在漫长旅途后仍活着的那些人。但不同的是巴斯德靠直觉和推测大概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虽然现在看来是不准确的，毕竟当时的生物学家们连病毒是什么都不知道），而耶稣则不需要知道，他依靠的是从原始巫术以来的接触性原则：传染就是接触。神圣的治愈性力量和毁灭性力量皆以此方式在人和物之间传播。因此，这样看来的话，生物学的科学到底是什么？我们重弹一下黑格尔的老调在这里是不错的：生物学的科学不是提出一个永远为真的命题，也不是找到能够分析的最小单位，更不是在“学好游泳才能下水”的情况下开展研究，而是一个不断自我检验、自我驳斥、自我创造的系统，这个系统事实上在大部分时候都不需要明确的定义就能开始运作和演化，比如生物学家往往不需要事先定义什么是生命体（le vivant），什么是病毒，或者也不需要明确生命体的最小单位就能开展工作，生命是什么的问题通常是形而上学的领地，或者是在NASA航天局寻找地外生命时为了进行辨别才提出的问题。总言之，生物学的科学不是追求真理的完成，而恰恰是走得更远，在走得足够远之后，人们也许才能开始模糊地意识到一路上发生了什么。人性也是如此。这是巴斯德办公室墙上的铭文“科学与人性”的真正含义。
2023年1月19-20日在巴黎高师举办的巴斯德200周年诞辰会议
阵论 | 生命·病毒·动物
写 / 作 / 系 / 列 No.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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