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论 | 马耳他岛的史前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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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噶尔-伊姆神庙
马耳他岛的史前教堂
当你乘坐现代的交通工具来到这块位于地中海中心处的小岛时，你会看到一系列并置的事物：古老的石墙，热闹的商店和酒吧街，略显破败的居民楼，还有在仲夏时节不亚于西西里岛的热浪。漫步首都瓦莱塔（Il-Belt Valletta）街头时，你能听到礼炮在远处的高地上对着港口轰鸣，它们随时以爆炸的巨响迎接世界各地前来消费的游客。走在圣朱利安斯（San Ġiljan）的度假酒店丛林之间，你会看到成群的游客在上一家夜店和下一家赌场之间喘息片刻。可在这番景象的背面残存着的却是另一个颠倒的世界。岛上依旧矗立着医院骑士团（ordre des Hospitaliers）的奢华教堂，以及博物馆中满墙的身着黑色僧衣，挂着马耳他十字架的人物的肖像，这些古物都在时刻提醒着人们，此处曾是一片繁茂与肃穆的神圣土地。
马耳他首都瓦莱塔街头
基督教的马耳他
早在《圣经·新约》时期，这片还没有法罗群岛大的地方就已经成为了奇迹的见证者。在从耶路撒冷被押回罗马的途中，使徒保罗所在的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遭遇险恶的风暴，可谓是“白天看不见太阳，夜里也看不到星辰。过了许多天之后，船上的人终于放弃了获救的希望”。但保罗却蓦地起身，向众人宣布：“你们不会有一个人丧命的，只会损失这条船。因为昨晚上帝的天使来对我说，‘保罗，不要怕！你一定会站在罗马皇帝凯撒面前。上帝要拯救所有跟你同船的人。’”就这样，他们终于在第十五日飘到了这块名为马耳他的小岛上，风和日丽的沙湾迎接了疲惫不堪的人群。这一神奇的事迹记载于《新约》的使徒行传中，马耳他岛也因此成为了早期基督教的活的见证。如今，我们依然能在姆迪娜（L-Imdina）的街区中心看到这一遗迹：圣保罗教堂（il-Kolleġġjata u Proto-Parroċċa ta' San Pawl）。这座献给神的建筑——在二战期间因为资金短缺而没能完全恢复往日的荣耀——建于骑士时代晚期，以使徒保罗停留此地时（约公元1世纪）秘密传教的地下洞穴为基础。离教堂不远处的是圣保罗地下墓穴。在我们沿着狭窄低矮的甬道进入这片古罗马时期的墓葬群时，有将近两千年历史的虚无在我们身旁擦过，大大小小的墓穴如同死人复活的空棺，有的嵌入岩壁之中，有的经过粗糙的雕琢，但我们明白，早期基督徒的尸体，连带这些教徒生前亲耳听到过的圣人的布道，早已渺无踪迹。在这个空荡的地底空间中，我们如同身陷骷髅的凹陷眼窝，逐渐遗忘了地上的人世——那是一片终日劳苦的属人的土地。
圣保罗教堂
岛上的早期基督徒地下墓穴
然而，这一神圣的岛屿事实上并不始自基督的福音。众所周知，在使徒保罗之后，是从耶路撒冷逃至罗德岛，又从罗德岛逃往马耳他的医院骑士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已然基督教化了的世界。后来，骑士团很快又被法国人拿破仑赶了出去。不过，早在使徒保罗之前，甚至在上帝出生之前——北美印第安人会为一个不死的神而感到吃惊，菲律宾岛上的人认为创世主的坟墓在卡布尼安山顶上——，就有强健到足以逼人造出巨型建筑的宗教和生命在此地生根发芽，繁衍生息了（虽然它们在原史时代[protohistory]之前就已无因地消失不见）。等到腓尼基人登上这片陆地时，已经是公元前10-8世纪。在此之后又是古罗马人纷至沓来，为原先的文化地层添上了新的沉积物。这些后来者当时看到的只有遍布全岛，但令人无法理解的巨石建筑群。那些曾经铭刻在岛人身体上的宗教信仰和献祭仪式也许只能在如今的“原始”部落中瞥见一二。
圣保罗教堂的地穴，使徒保罗在马耳他的传教地
走向基督之前的马耳他
相比于弥赛亚到来（也可能尚未到来，对于犹太人而言）之后的年代，马耳他的史前岁月中所展示的数字足以令人在思考与眩晕之间陷入迷惘。如克劳迪亚·萨戈纳（Claudia Sagona）所言，“马耳他群岛的考古记录是复杂的，而且是一个极端的记录”。根据关于马耳他岛东南部达拉姆洞穴（Għar Dalam）的考古研究可知，岛上最早的人类定居活动可追溯到7400年前。而一份由贝尔法斯特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 Belfast）的团队发布的最新考古报告显示——根据土壤分析——，“第一批居民在公元前5900年左右抵达马耳他”，这把马耳他岛有人类活动的日期向前推了大约700年。并且，根据其“突破性的DNA分析，这些居民来自地中海和欧洲的不同地区，甚至包括非洲”。显然，这里存在着年代上的重叠或断层。此外，达拉姆洞穴的猎物骨骸中还包括了生活在末冰期（即11万年前至1.2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的动物，因此，马耳他的史前史可能要比人们所设想的更为久远（也许早至尼安德特人？目前所知，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留下的最后足迹在直布罗陀，距今约2.8万年），并极有可能不在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定居生活-巨石宗教建筑的考古学框架之中。
达拉姆洞穴
这实际上就是马耳他岛在史前考古年代学中的第一个分期：达拉姆洞穴时期，它对应的是考古学年表中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马耳他岛的第二个考古时期是宗教遗迹的时期，即神庙时期（Temple Phase），大约为公元前4100年到公元前2500年。正是在这个惊人的时期，马耳他岛和戈佐岛（Gozo island）上建起了两个互为倒影的世界：地上的巨石建筑，地下的三层宫殿。可是，在洞穴时期后的将近一千多年中，马耳他是沉默的，人们至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过渡阶段留下的有说服力的遗迹和证据，岛人好像是突然受到了感召才在大地上建起了神的丰碑。
然而，这些纪念碑中有神吗？或者，换个问题，其中的神和基督教的上帝一样永在吗？还有，人们为何要建起巨石纪念碑，而不是像拉斯科的智人那样满足于洞穴的壁画？这是否意味着马耳他人在千年的徘徊后突然拥有了发达的劳动分工和等级化的政治组织，以至于他们能够担负起建设巨型建筑的工程任务？然而，洞穴壁画就必然不需要社会分层了吗？史前人类中有专业的艺术家吗？我们已然作了太多的预设......
马耳他岛瓦莱塔的港口
史前考古中的问题
史前考古学总是面对着惊人的困难：一方面，一切研究都只能以挖掘出的证据为基础，任何一个新的发掘都可能颠覆原先的解释体系；另一方面，考古学的挖掘不是像挖出一块石头那样确定的事情，它更像是建模和数据分析的过程，因为考古学家无法挖出“事实”，事实是潜在的（virtual）。
其次，考古学也必须和人类学、民族志相结合，从而重新修改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我们可以假定，比巨石阵和埃及金字塔更早建造的马耳他巨石建筑可能出自一个拥有政治，但不一定拥有等级制度和政治权力的社会（根据法国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不存在政治权力的社会[la société sans pouvoir politique]）。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马耳他的国家博物馆中才会语焉不详地留下几行说明：人们一方面根据被治愈的大腿骨骨折得出了看护和友爱的社会关系，但另一方面又从骨骼分析中得出繁重劳动的悲惨生活。这一矛盾该如何解释呢？
从马耳他岛乘坐渡轮前往戈佐岛
除此之外，我们之前提到的年代上的断层又怎么理解呢？更何况，用以判定年代问题的碳十四测试本身也不得不面对有时将近千年的误差——形象地说，碳十四测定的不精确性就像是数万年之后的人（或者其他生物，甚至外星人）会以为今天的我们上午在和孔子坐而论道，而晚上就在和马克思主义者讨论共产主义社会（当然，某些半吊子的“现代人”当然能大言不惭且时代错乱地说要回到儒家社会）。不过，也许马耳他本身就蕴含着一个复杂的史前图景，就和新石器时代革命这个暧昧的说法一样。这在史前世界并非没有先例：公元前六七年前共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阿卡德人（Akkadians）；数万年前在欧洲常有接触，甚至共同生活的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就此来看，马耳他人本身就极有可能是“复数的”、多重的，尽管从建筑上来看，他们之间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从俯瞰的视角来看，这些巨石建筑都具有相似的葫芦状平面结构）。因此，关于年代断层和矛盾的社会事实，我们应该首先拒绝那种现代的观点——将文化或社会看作有生有死，适者生存，物竞天择的有机体，即混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斯宾格勒文化有机论的生物学主义（le biologisme）。实际上，文化——比如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判定的农业革命——既不是一个固定不变、均匀分布的群落，也不是一个没有直系后代就会无法遗传的物种，而是进行横向水平传播，以快速变异（文化元素的挪用或对立[比如萨林斯在星系社会中谈到的那些文化元素相互对立的社会]）方式存在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能理解农业革命的多中心起源论或单一起源扩散论。
总之，我们完全可以设想，马耳他岛上遍布的史前遗迹对于史前居民来说只是流动摊贩的小车，随招随停，随停随吃，随吃随走，它们突然出现复又旋风般消失，不留任何连续传承的文化，甚至不留任何生物学意义上的后裔。马耳他只是他们变动不居的生活中的一站，而这些居民则会像任性的孩子扔掉珍贵玩具一般遗弃自己建造的巨型建筑，或者像被禁闭已久的苦力犯冲破牢狱一般抛弃奴役他们已久的悲惨城市。我们完全相信，这些熟悉的史前陌生人作为我们的同类，同样可以拥有自主的政治意识，就像克拉斯特笔下的如政客般精明的部落成员。可是，官方一边对这些史前文化语焉不详，另一边又试图将其视为民族国家的沉默祖先......
巴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
史前马耳他的建筑-生态
无论如何，从本质上来看，马耳他独特的史前历史都揭示了人类和建筑的共生。
对于现代主义的建筑家来说（如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史前并不存在建筑，因为史前的人类空间是不成形的（amorphe），但只有当建筑空间开始出现的时候，史前史才能结束，史前的智人才会一跃进入历史。因此，可以说历史中的建筑总已经是一种不可能的悖论，它只能毫无缘由地突然出现在大地之上。我们现代人已经非常熟悉这种突然出现的“人性建筑”了，其几何形态从作为民族国家纪念碑的凯旋门，到勒·柯布西耶的建筑草图，都一直体现了人类引以为傲的直立姿态及其尊严。然而，在巴塔耶看来，建筑的这一理想形态（或eidos）在金字塔，在协和广场，在阿兹特克人的宗教建筑那里就已宣告破灭：死亡被众人置于建筑空间的核心位置，其几何形态无非是为了假装以奴隶悲惨的劳动凝结而成的石头般的永恒来冻结流逝的时间——归根结底，是运动的黑格尔和静止的黑格尔在斗争、在流血。尼采笔下，广场上的疯子提着灯笼寻找上帝的情节向我们以极端的方式揭露了这一点：疯子向人群高喊“上帝死了”，广场是上帝死讯变得昭然若揭的地方，是疯子以寻找上帝的方式而展现上帝之缺席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看，史前的人类空间确实和建筑有关，或者更准确地来说，是反建筑的（anti-architecture）。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澄清，建筑并非高度设计的结果，也不只是对自然环境的适应——在此，我们必须将马克思关于工程师和蜜蜂的寓言故事搁置一旁。
勒·柯布西耶的现代建筑
在过去的十万年中，地球气候是高度不稳定：“在最后一个冰河时代，以及随后的那个时期，气候比最近几千年要混乱得多。一般来说，气候更加多变：部分冰原的坍塌，或在之后形成的融水湖泊的释放，导致了灾难性的变化。融冰造成的冰冷的洪水冲入北大西洋，一下子改变了海洋的环流，并随之改变了邻近大陆的气候。随着气候的变化，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地区可能会重新回到冰冷的环境中。相反，冰川条件的稳定性可能会因北大西洋高纬度地区复现的温水而中断，从而给北方大陆带来令人惊讶的暂时温暖。”换言之，在末冰期以及最后的海因里希事件（Heinrich event）之后，即一万年前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气候的确变得更加温和和稳定了（根据树木年轮、花粉记录、海洋沉积物、极地冰芯的勘探结果得出）。这和考古学家确定的农业革命或新石器时代的开端基本吻合。
然而，实际上，在漫长的寒冷期和波动期中（包含十万年中将近二十多次的升温，以及一万多年前结束的新仙女木时期[Younger Dryas]），智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建造经验，如一万五千年前的拉斯科洞穴，或三万年前的肖维洞穴（Chauvet），还有西伯利亚冻土中留存的约二万多年前的猛犸象骨屋——据考古学家估算一栋骨屋至少由九十五头猛犸象的骨头搭建。在极端的气候和漫长的迁徙中，史前人类仍然留下了大量的遗迹（然而，奇怪的是，在定居生活开始之后，尤其是苏美尔人建立国家、官僚系统和簿记-书写系统之后，洞穴壁画这类艺术形式就几近消失）。为了使人们能够设想极端气候并不能绝对地限制史前人类，我们只需想一下因纽特人在极地气候中用古老技术制作的冰屋，或者用动物皮革为身体营造的微型生态。
西伯利亚两万年前的猛犸象骨屋复原图
与气候的变化同步的是海洋的巨大变化，在末冰期结束后，海平面上升了将近一百二十米，这意味着马耳他人的祖先极有可能通过陆路徒步来到这片岛屿。比七千多年更久远的遗迹之所以没被发现，极有可能是因为它们如今已被湛蓝的地中海水淹没。当然，除了改变地貌，海洋还具有巨大的气候调节作用，这无疑在更新世结束之际（即一万一千七百年前）为马耳他的史前生态提供了更加温和的条件。
马耳他的哈尔·萨夫列尼地下宫殿，距今五千多年
马耳他的史前建筑
现在，让我们看一下马耳他人的巨石建筑吧。
马耳他的史前建筑之所以令人关注——尽管迄今为止仍少有详细的研究面世——，是因为在几乎同时期的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已经形成了簿记和书写系统（前者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而文字则是公元前3200年左右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它们起初被用于掌握与国家形态相匹配的物流和财务系统，并在随后经由腓尼基人传入古希腊，这最终使苏格拉底的口头文明逐渐变成了哲学家们的散文创作和奴隶铭刻。然而，马耳他的史前空间中从未出现过文字，甚至就连图像也远比不上旧石器时代晚期用赭石涂鸦的壁画，我们只能看到巨石上留下的无数螺旋形几何图案，以及密密麻麻的圆点（一说这些圆点是簿记方式，但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明）。但另一方面，马耳他的建筑又是如此宏大，以至于考古学家们很难抑制自己假设它们背后存在着复杂社会组织（甚至等级制社会和暴力统治权力）的欲望。
另一方面，马耳他的史前建筑似乎本应当属于发源于黎凡特地区（Levant）的农业革命之后的历史，但实际的考古结果表明，马耳他并不存在完整的农耕和畜牧文化，尽管小麦已经是主要食物之一，但其他更多的食物都不是耕作所得。同时，与之相配套的本应还有大型定居点，但目前为止的考古挖掘仍没有发现相关的遗迹。因此，马耳他的史前公式似乎违背了新石器时代的常见组合：定居-农耕-畜牧-复杂社会组织。事实上，不符合这一模式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日本的绳文时代（公元前一万年-公元前一千年）拥有陶器、定居生活（贝壳装饰物的沉积物作为证明）、相对复杂的居住环境，但唯独没有农业。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还不止于此。马耳他岛是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下降-上升过程。在整个神庙时期（公元前4100年-公元前2500年），有着几处结构和形态保持一致的巨石建筑（具有拓扑上的相似性或呈现为分形），它们是坐落于马耳他岛中部的塔尔欣神庙（It-Tempji ta' Ħal Tarxien），南部的海噶尔-伊姆（Ħaġar Qim）和姆娜拉（L-Imnajdra），以及戈佐岛上的吉甘提亚神庙（Ġgantija）。无一例外，它们都由巨石构成，在中心处设有祭台，并具有一定的天文观测作用（或至少与史前天文学具有对应关系）。此外，这些建筑事实上都拥有屋顶，尽管现在已经消失不见，只留下残垣断壁。我们完全有理由想象，祭台上曾经举行着和阿兹特克人一样血腥的仪式，受伤的生命，流血的生命，嚎叫的生命，死亡的生命，在此和社会的运动、宇宙的运动都有着平行的关联。这也许就是涂尔干所谓的产生集体沸腾（l'effervescence）的社会化空间。
海噶尔-伊姆神庙
塔尔欣神庙
戈佐岛上的吉甘提亚神庙
不过，马耳他人并没有像其他经历农业革命（或者说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人类世）的群体一样毅然决然地告别过去，走向充满阳光的地上世界，走向定居和农耕的生活，走向国家或类似的政治组织。在与这些连接宇宙的巨石建筑几乎同时期建造的还有一个幽冥的空间，它就是哈尔·萨夫列尼地下宫殿（Ipoġew ta' Ħal Saflieni）。这个朝地心深处凹陷，而非向天空飞升的建筑空间大致可分为三层，在空间上则能被分为几个不同的“房间”，其“天花板”的构造向我们展示了地上建筑原本可能拥有的屋顶的模样：向上层叠的多层石顶。考古学家的骇人报告：在这个地下世界中，有一个“房间”存放了将近7000具尸骨。可这只是一处史前的墓穴吗？绝不。它是一座地下的教堂，就像使徒保罗传教的地洞一样，这不只是因为地宫本身和许多宗教圣地一样是依据天然的洞穴而得到开凿和拓展的，还因为地宫除了涉及静止的观看，还有听（独特的声学构造产生了特殊的音效）和触摸（光滑的石头与隆起的壁画），以及将这些感官综合起来的运动。涂满赭红色的岩壁不只是一块白板，而是依据岩石的构造来涂抹的，使人得以观赏洞穴的光源不是悬在空中几近不动的太阳，而是原始人手中移动的火把和跳动的火焰——地下洞穴的岩壁是人和地质构造之间的界面。旧石器时代的肖维洞穴中的手印早就表明，洞穴也是触觉的世界。然而，游客如今被禁止触摸，只能观看，这使人习惯了视觉艺术式的理解，顶多也就是把史前壁画看成资产阶级客厅里的装饰画罢了。可是，如上所说，对于史前人类而言，这首先绝不是审美活动，而是综合的刺激与感受，作为物质材料的丰度（abundance）而不断在视网膜上留下痕迹，最终形成更多的信号组合和神经元连接。更不用说，如今我们见到的地宫早已如考古学家写的展览导言中说的那样，是“一座被搬空了家具的住宅”，原先在地宫深处发现的著名雕塑“沉睡的维纳斯”（这个名称是否正确呢？也许不是沉睡，而是死亡）早就被转移到了马耳他国家博物馆中。但我们仍能借助民族志资料来设想这个空间中可能发生过的仪式性活动：人们在此埋葬并哀悼死者，颤抖的手中握着的火把将阴影动态地映在赭红色的岩壁上，歌声（或者是嘶吼、嚎叫）穿过墙壁上凿出的大洞，在不同的“房间”中形成共鸣，最终产生奇特的声学效果。这是瓦格纳的总体艺术加上卢米埃尔的“火车进站”，它构成了史前马耳他人伟大的自我教育的空间。
马耳他的地下宫殿
可以说，马耳他的地下宫殿和拉斯科、阿尔塔米拉、肖维的一样，是史前人类的精神顶峰，因为正是洞穴空间塑造了智人。关于这一点，考古学向我们表明了一个关键的差异：尼安德特人和智人虽然在相同的地区活动，但二者对洞穴的使用则截然不同，尽管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更大，耗能更高，尽管他们也会埋葬死者，制作乐器和工具，甚至创作音乐，但却没有更复杂的组织形式，没有建造房屋。事实上，解剖学表明尼安德特人拥有和我们几乎一样的发声系统。但考古学家始终没有发现他们有任何足以支撑象征性文化的庞大基础设施，只有非语言的信号系统——这一信号系统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混同均衡，这使尼安德特人不再能对更多种类的信号作出不同的反应。此外，尼安德特人的技术也几乎没有太大进展：二十五万年前制造的工具和三万年前灭绝时几乎完全一样；末期出现的手工艺品模仿的是新进入欧洲的邻居智人。出于谨慎的考虑，我们能够指出的是，在智人逐渐占据欧洲大陆时，尼安德特人也就开始消失了。原先被尼安德特人存放石器、猎物骨骸、同伴尸体的地方被后来的智人所占据。后面便是熟悉的故事：智人在洞穴里作画，搞艺术，可能还有像古希腊悲剧一样的集体狂欢......智人，可以说是塑造了洞穴，同时也让洞穴塑造了自身的人。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说地上-地下是一组对立的项，地宫中也不存在着严格的二元结构，而是一个不断延伸、变换的拓扑空间。地下洞穴总是一个有别于日常生活的空间，但它不是日常生活的反映或倒置，更不是其升华。也就是说，洞穴不是社会的反映，而是相反，洞穴是构成社会的积极元素本身，一如火山并非岩浆运动的反映，而是地球能量的喷发。哲学家们不喜欢这个阴暗的空间，这个史前的构成性因素。柏拉图的洞穴里只有幻象和双手被反绑的奴隶，在这里，洞穴只意味着被束缚的状态，它阻碍了作为理念源头的太阳。可对于史前人类来说，洞穴的物质丰度构成了第二个环境，反倒是日光让人眩晕和失明。只有太阳（善）的世界将是一个灾难的世界，伊卡洛斯的世界。
总之，马耳他人建造的是地下宫殿和地上世界的共同空间，正是这两种空间的组装构成了马耳他的史前社会。此后的吉萨金字塔（Giza Pyramids）和乔鲁拉金字塔（Cholula）也“无意识地”遵循了这一法则：建立在天然地下空间之上的巨型纪念碑，换言之，即扎根地下，指向天空（尤其是夏至的太阳）。更不用说基督教的教堂了，就连它们也会把圣人的遗体存放在教堂的地下密室中供人瞻仰。
吉甘提亚神庙的巨石
未来的过去
史前的终结也许并不始于文字记载历史的出现，而是始于人类彻底告别洞穴的那个时刻。我们也许可以如此重新理解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不是哲学或理性在世界主要文明中的同时兴起，而是分布各地的人类开始告别不可理喻的献祭和充满迷狂的洞穴。人类的经济从耗费转向积累、占有、等价交换。不要忘记，荷马史诗中的危机也是英雄的危机和献祭经济学的危机，归根结底是英雄所主导的馈赠与再分配的经济制度的危机。
自此，顶峰从塌陷处涌起，直至变成插入虚无天空的教堂尖塔和摩天大楼。马耳他人也许就是在这一彻底离开地下，并在地上建起显然超出水平层面的建筑空间的趋势中丧失了自己精神的高度（特殊的空间、社会性的教育，以及集体的迷狂体验，在第二期新石器时代中被拟人化的雕塑、明确的地上建筑群、成规模的耕种与畜牧所取代，大型传染病也始自这个人畜居于小小一隅的时期）。这也从侧面揭示出，离开其物质装置的人类会迅速退化，沦为为温饱或权力而斗争的“野兽”。关于这一场景的描述，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其实是对的，但他们选择忽视的是，正是资本主义以稀缺为本质的经济产生了这一恶性且无解的局面。具有统治和命令力量的政治权力因而永恒化了......独裁和经济剥削由此开始全面接管人类生活......
当然，建筑是那个可以被史前人类不假思索地抛在身后的东西。但对于国家之人、君主之人、民族之人来说，建筑必须假装成永恒的东西，无论它是象征千秋万代的君主，永垂不朽的民族精神，纯粹抽象的几何形式，还是沦为今日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金融交易品。然而，却没人愿意相信这一点：建筑总是有寿命的，建筑是易耗品——所以海德格尔会认为只有语言才是存在者之家？德意志的语言，古高地德语才是德意志民族忆回存在（Seyn）的条件？在《筑·居·思》里，住房和建筑问题不在于建造，而在于居住，在语言中居住——，民族国家的纪念碑，金融资本家的摩天高楼，债务奴隶们的房产最终会成为新的贫民窟，从而以讽刺的方式崩塌为未来的史前废墟。而反倒是史前废墟在后来的历史中仍不断焕发新生，马耳他的史前地宫那迂回曲折的通道，与不具现代几何形态的建筑空间包容了公元后荣归天国的死者，也在二战时为幸存的人们提供了躲避德军轰炸的防空洞。
圣保罗教堂地下的战时防空洞
在现代主义建筑家那里，史前的前-建筑（pre-architecture）在现代的战争废墟和城市的战后重建中产生了奇怪的回声——前-建筑虽然不是建筑，但却可能是建筑的一个开端性条件。在这里，废墟，或建筑的毁灭是重新思考建筑的一个前提。可如果情况反过来呢？也许，从考古学的目光来看，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留下来的遗迹是经过驯化的物种和人畜共居的拥挤城市，战争的人类世留下来的史前遗迹是遍布西欧海岸线的地堡，而当代的史前遗迹将是从未有过人类居住痕迹，只有作为金融产品才能“真实”存在的烂尾楼。那么作为现代城市双生子的城中村和贫民窟呢？亚马逊的无人物流仓库呢？谷歌的如军事禁区般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呢？由于不再依靠人类员工，它们甚至都不需要窗户和灯光——建筑至此完全脱离人类的现象学式建筑。还有，元宇宙中有建筑吗？元宇宙是不是本身就是一栋巨型虚拟建筑？用以挂羊头卖狗肉式地展览NFT的（在线）画廊空间呢？或者说NFT还是否需要一般的建筑空间用以自我展示？在未来的史前，遗迹将以何种形式呈现？唯一不成问题的一点是，如今，绝大部分建筑都早已经摆脱了地下洞穴那“不成样子”的幽冥，但同时也成了现代社会的粪便、垃圾，和监狱。迄今为止的诸多事实已经表明，在个性化定制的移动终端设备的武装下，这些建筑将会逆转为关押和埋葬赤贫务工者、可悲城市中产阶级的坟墓。
谷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高密度住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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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 作 / 系 / 列 No.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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