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浩荡：在鲜花和掌声之外的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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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鲜花和掌声之外的追忆

© 彭浩荡／文

　　2002年9月8日，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校园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中文系的庆典在一间大厅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届校友，济济一堂。我给主席台递上一张条子：“建议在庆典仪式之前，为一百年来辞世的老师和校友默哀！”会议主持者紧急商议，结果没有被采纳。
　　庆典开始了，鲜花，祝颂辞，掌声，好像一百年就是这样一路辉煌过来的，什么令人遗憾伤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切都那么美好，校园的天空永远是蔚蓝的，没有飘落过一丝丝儿乌云。1957年春夏之交，曾在校园发生过的往事，那惊心动魄的往事，令多少受害者刻骨铭心的往事，没有一点反映……然而我的思绪却无法平静更难以欢快起来，一幕幕往事一个个人物在我心头浮现，不能自已……就在此时，一位六十来岁的小个子校友在人丛中出现了，座中有几位白发校友一眼认出，惊喜地喊了声：“徐福绵”，一把抱住他，相拥着呜咽起来，这是他们由人变鬼由鬼变人的隔世重逢，万语千言，千言万语，尽在这一声呜咽之中。
　　那么我的追忆就从他开始吧。

往事一

　　徐福绵是谁？这要追溯到1958年初。
　　师大反右斗争结束，数十名各个系各个年级“认罪态度恶劣”（即不承认自己的言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学生，被送到北京西郊农场“劳动考查”，其中，年龄最小的，就是中文系一年级的徐福绵了，仅仅十八岁，但你可别小看了他，他的知识面相当广博，读过很多书，思维敏捷，言辞犀利，颇有才气，也少不了有点傲气。在这个右派群体中，我和他相处得很好，他经常笑眯眯的，没有脱去少年人的稚气，大家都把他当小弟弟看待。几年下来，“劳动考查”的同学陆续分批离开，星散四方。文革后二十年中当年的难友们相聚了两三次，惟独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新疆戈壁滩受了很多苦，且心脏常发毛病，因此我们最为牵挂的就是他了。
　　这次母校百年校庆，他作为全国特级教师，被学校特邀返校，中央电视台对他进行了采访报道。四十多年后难友们重逢，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当年的十八岁少年，而今已是满脸皱纹的花甲老人了。
　　他是1956年秋进入师大的。国庆节游行时，他要求安排到靠近天安门的那一排，当时喊“毛主席万岁”把嗓子喊哑了。1957年的一天晚上，在宿舍有两位同学下象棋，下得很晩，有人说别下了，他说了一句“再战两盘”，没想到开批判会时，同班的一个左派张×突然站起来揭发他：“徐福绵喊，‘我要战争’”，主持会议的头头声色俱厉道：“记下来，记下来。徐福绵你要老实交待，要战争干什么？”
　　他半个世纪蒙在鼓里，不知为何打成右派，就是为这一句“再战两盘”毁了他的一生。
　　61年年底他从西郊农场返校，62年摘掉了右派帽子，他深受鼓舞，万分高兴，于是自动报名到新疆去报效祖国，谁料同路的一位女同学出于同情向他透露了一个情况，中文系的女头头汪××临行前交给她秘密任务，要密切注意徐福绵的动向。他听到后，心凉了半截。到喀什二中后，他的教学受到学生赞扬，但总有一双极左的眼睛盯着他，鸡蛋里挑骨头，于64年捏造了有关他课堂上的“反动言论”。比如他说“慈禧太后很凶狠经常谩骂汉族大臣”，这话居然也算反动言论。当时他不服气，受到一女左派训斥：“右派摘帽与否，都是右派，你永远和普通群众不一样，你一辈子都要夹着尾巴做人。”到此时，一心认真改造的他，才知道自己过去太天真了，以为摘了帽就不会再被没完没了无事找事地纠缠了。
　　文革时，被勒令在戈壁劳动八年，放牧牛羊、种粮食、种蔬菜、盖房子、赶大车，有时揪回学校批判。他的“罪行”甚至包括他在大学时古典文学笔记上的内容，比如白居易的《长相思》：“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革命派在旁边加了批注：“思什么？恨什么：何其毒也！”他多次遭到毒打，轻则扇耳光，重则用汽车上铁管子拴了上螺帽往腰上抽，有一次被打后，他躺了一星期，至今还落个腰痛的毛病。70年“一打三反”中，有的揭发他对彭德怀的同情，在万人批斗大会上，军宣队队长要他讲对彭德怀的看法，他说：“我至今不能舍弃对彭德怀的怀念。”队长说：“好吧，那就再接受一次群众的帮助。”立刻上来四个人，反拧着他的手，按下他的头，一顿暴打，直到旁边有人提醒：“不行呵，这样会出人命的！”他们才住手。
　　如此挨整的徐福绵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在戈壁滩过三十六岁生日时曾写下一诗：“三纪忽忽过，世人皆欲杀。此心终不悔，苦苦恋中华”，祖国在他心中永远高于一切，他把对祖国的苦恋化成了育人的春风夏雨，1986年国家授予他“全国优秀语文工作者，”新疆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他“特级教师，”他前后获得国家级省级十多个光荣称号，他教过的学生遍布全国及欧美澳，在美国就有二三十人。
　　当年诬陷徐福绵想要发动战争的张×同学，二十多年来，也许是良心上得不到安宁，于是在1980年秋天的某一天就发生了这样一场情景：晚上，徐福绵听到有人在敲门，他打开房门，那人进来扑通一声跪下，说道：“福绵，我向你认罪来了，我的一个编造害了你一生，我到处打听你的地址，你宽恕了我，我死也瞑目了。”
　　在我们亚洲，无论是一衣带水的东邻还是敝国国人，向来是拒绝忏悔的，当年同学中诬陷迫害徐福绵的还大有人在（端坐在校庆主席台上的就有一位），我不知他们忏悔没有，但我知道其中就有人在百年校庆时故意避而不见。对比之下，张×同学的忏悔，可谓大勇，令人肃然，听说该同学已不幸去世了，在此让我们祈祷祝愿他的灵魂能进入天国安息！

往事二

　　首先，我想起的是中文系58届的竺亚青，在班上这位调干生大姐给我的印象是，思想活跃而深刻，善于辩论，这方面颇有点像北大的林昭。当八十年代我们劫后重逢时，让我惊悸的，是她那一头早生的白发，在师大女生中她经受的苦难最深重，被逼成精神病达七年之久。当年她也是在北京西郊农场接受“劳动考查，”农场离市区数十里，路上坑坑洼洼的，有时她晚上单独一个人步行进城，有人问她怕不怕？她凄然答道：“我已经不是人，我变成鬼了，鬼还怕什么呢？”这句话我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它一语中的，反右斗争就是把我们这批新中国培育的大学生由人变成了鬼。
　　中文系57届的雷一宁，是因为一张大字报被打成右派的，毕业时发配青海。她在给我的一封信中，真切地描绘出她们当时屈辱的境遇。这是我们男生怎么也体味不到的。信中写道：“我一直认为，如果说男右派们被戴上一副沉重的枷锁，那么女右派们的枷锁，比起男右派们是十倍百倍地沉重。被发配到青海后，我们就像一只赤身裸体的四不像动物放在笼子里展出，人们看我们的目光，就像一只饿极了的猫看着一条吊在梁上的肥鱼，不要说他们的污言秽语，不要说那不能见之言语的觊觎，单是这目光就能使被看者上吊。然而我们没有上吊，这也许是另外一个女性白毛女在给我们力量，‘我不能死！我要活。’我们终于活到了今天！”
　　一想起中文系57届的徐美英，眼前便浮现出一个活跃、健美的阳光女孩的形象。她是三好学生，学生会干部，校舞蹈团团长，校女子篮球队队长。当年有一件轰动校园的喜讯，1956年她作为北京市大学生的代表参加了北京市第四届团代会，在晚会上她荣幸地和周恩来总理跳舞。正当她的蓓蕾花季时，57年打成右派，令她愤愤不平的是，当年一些社会活动中，大家为了一展青春风采，互相借漂亮衣服穿，她也同样，但到开她的右派批判会时，便挖出这些事，说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道德败坏，把生活琐事上纲上线。毕业时她也发配青海，到了西宁二中，她打钟、刻钢板、扫地、开关学生宿舍电闸，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顶几个勤杂工，五年后摘了帽，待结过婚刚想过点“人”的生活时，又迫使她夫妻分居两地，让她一个人带着吃奶的孩子。文革开始了，学校向全校公布她的右派档案，摘帽右派仍是右派，与活佛、反动学术权威、历史反革命一起游街批斗，开始了苦难的十年。对她刻骨铭心的有一件事：有一次，突然拉她去开批斗会，两岁的孩子没人带（右派崽子也没有人敢带），孩子跟着她走，连喊“妈妈”，一直哭喊着走进会场，有几个红卫兵狠狠地把孩子拎了出来。她跪在台上，耳边不断听到孩子的哭叫声，此时她心如刀割。待批斗结束，夜幕已经降临，她看见孩子独自坐在地上倚着门框睡着了，孩子的脸上还挂着一串串泪痕。文革中，学校里多次出现了反动标语，有一条贴在离她宿舍不远的一棵大树上。于是，她成了当然的重点嫌疑对象，会上逼，会下审，要她回答群众提出的几百个疑点，甚至半夜提审，设下圈套，诱骗她承认现行反革命罪行，以致逼得她神志恍惚，抑郁愤懑。她的第三个孩子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生育和哺乳的，吮吸的奶水是苦水酸水，这就在孩子身上留下了后遗症——一度精神障碍，丧失了工作和婚姻的权利。徐美英说：“这笔两代人的精神账我找谁算呢？真是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哪！我为此终生有愧于子女，背上一副沉重的十字架，这就是女右派比男右派的苦难更深重的地方。”
　　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徐美英，复出以后，把全部心血倾注在青海的教育事业上，她要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来证明自身的价值，我不是牛鬼，我是精英。81年起她担任青海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十多年，被评为学会优秀工作者，对青海省中学语文教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有四所大学聘请她兼课，在十年中，她完成了从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三级跳。她所培育的学生至今遍布全国和世界，当她执教四十年之际，学生们联名在《青海日报》登报祝贺。就此机会让我们说一声：“徐美英好样的！你所取得的成绩就是给当年整人者的一记响亮的耳光！”
　　以上三位女同学历经劫难，但总算活下来了，难友相聚时令大家唏嘘不已的是中文系的57届的沈巧珍同学。
　　巧珍天资聪颖，后天勤奋，1953年北师大中文系在武汉只招了五个名额，巧珍榜上有名。为帮助党整风，她在班级鸣放会上发言，被打成右派，毕业时安排到四川自贡七中“工作考查”。巧珍的姐姐怀珍大姐告诉我，当时巧珍积极争取摘帽，她向家里表示，不摘掉帽子就不会回家看妈妈。60年1月摘帽了，立即给妈妈寄去一信报喜，信纸上只有七个大字，“妈妈呀，我归队啦！”欣喜之情可见一斑。64年巧珍结婚，先后生下一女一男。安稳日子仅昙花一现，两年后文革开始，66年7月23日她被隔离，此时她的第二个孩子才三个月，尚在哺乳期，但头头宣布，不许回家喂奶。作为母亲的巧珍一心惦记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忧心如焚，强烈的精神刺激导致胃部痉挛，食道堵塞，连水都吞不下去。第三天中午，趁老师们在午休，巧珍从后门溜出去到了釜溪河边，慢慢走进河水深处，死时年仅32岁，抛下了一岁多的女儿和三个月的儿子，巧珍的尸体火化后，学校作出了抗拒改造，畏罪自杀的结论，吓得家属连骨灰都不敢去领取。当时远在武汉的怀珍大姐做了一个梦，梦中一身黑衣的巧珍嘱托姐姐把两个孩子带大。可厄运并没有结束，巧珍的女儿后来患上了郁忧症，有一天突然走失，不久人们在河边发现了她的尸体，她幼小的魂灵寻找妈妈去了。而巧珍的小儿子长大后，也存在一定的精神障碍，一九七九年八月，巧珍的家属收到了《关于沈巧珍同志死亡再次复查结论》，千篇一律的干巴巴一段话：“沈巧珍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错误路线的迫害下，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含恨去世，过去对沈巧珍同志死亡，历次作的结论无效，以此为准强加给沈巧珍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推倒。”悲夫，两条人命，一纸空文！
　　行文至此，我们怎能不伤心欲绝，巧珍呵，如果你有坟墓，同学们一定会相约带着鲜花来你墓前祭奠，但你的骨灰不知随风飘散到哪一个角落里了，我们只能泪眼仰对苍穹，透过清明节潇潇雨丝，呼唤魂兮归来，巧珍同学啊，你灵魂的永恒栖息地，是难友们的内心深处！

往事三

　　师大百年校庆，每位校友都能领到一本装潢精美的纪念册，其中记叙了师大走过的百年历程，翻开第一页便是一长溜解放初期教授的名单，还有四张单人肖像照片，真个是名师荟萃。
　　教授的单人照有四位：傅种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武兆发的照片上，西装领带雄姿英发，一派学者风度。武兆发是生物系教授，没给我上过课，所以生前我不认识他，但是这名字四十多年来一直印在我脑子里，因为当年那一张张大字报声讨他的情景太可怕了。
　　那是反右斗争开展以后不久，教师中的右派也一个个揪了出来，据我记忆所及，有数学系傅种孙教授（副校长），生物系武兆发教授，俄语系胡明教授，历史系何杰教授，政治经济学家陶大镛教授，逻辑学家朱启贤教授，而中文系打得最多，18位教授中有8人打成右派：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彭慧、启功、陈秋帆、俞敏。18个助教中有9人打成右派。而当时北大中文系教授中被打成右派的仅仅只有1位。因此后来流传一种共识，总结为四句话：在全国数北京最左，在北京数高校最左，在高校数师大最左，在师大数中文系最左。完全可以说，师大中文系是反右斗争的重灾区。当然，重灾区远非只此一家。
　　我记得有一天，在数学楼的墙上新贴出十多张大字报，全是声讨武兆发的，在武兆发的名字上用红笔打了一个大叉，旁边是触目的斗大的字：“顽抗到底”，“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抗拒改造”我这才知道，武兆发死了。这是我校反右斗争以来自杀的第一位教授，在火药味的空气中我闻到血腥的气味了。当时我的心怦怦地跳，人被逼死了，还要这样“声讨”，还要扣上“畏罪自杀”，“抗拒改造”的罪名。他本人永远闭上了嘴，无法申辩，而整人者却把逼死了的罪责抖落得一干二净。太可怕了，我当时想，今后不管遇到怎样的绝境千万不能自杀。再往下细看大字报，我更加感到整人者的卑劣了，他们编造了武兆发生活中种种的“丑闻”，称武兆发这位“切片专家”为“窃片专家”。要打倒一个人，先要把他搞臭，揭人隐私，百般丑化。这种伎俩是否是反右斗争时的重大发明，我不知道，但反右斗争运用最多，以后广泛采用屡试不爽，操练得更加娴熟自如，也是中国特色吧。
　　后来，我在网上搜到武兆发的资料：武兆发，1904～1957，细胞学专家，组织胚胎和细胞生物学权威，擅长于制片技术，是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一级教授，中国海洋湖沼学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不知武教授在天之灵知否，您被百般妖魔化和被逼死的往事人们早已有意忘却，而仍用您的资历装点着百年名校的辉煌哩！

往事四

　　1951年元月，一个十三岁的少年，从南方一闭塞县城来到北京，首都在他面前展开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世界，万千印象扑面而来，他敞开所有感官吮吸着，接纳着，于是他开始写诗了，1952年入了团，1954年考人师大中文系。在建国初期新中国如日东升的生活感受中使他迷上了马雅可夫斯基，从此学校的集会上能经常看到他朗诵的身影。1956年12月的一天，在共青团中央礼堂举行的“北京诗会”上，他朗诵了自己创作的歌颂第一辆解放牌汽车的诗《我们的》。这个热情如火的小伙子，担任了北京市少先宫诗歌组辅导员，是北京市大学生合唱团团员，师大野草诗社成员。这小伙子就是我，在1957年5月之前较为宽松的政治气氛中，痛饮了青春与缪斯酒杯。
　　那是1957“五一”劳动节清晨，师大学生的游行队伍从西城步行到东城，准备在上午十点往天安门进发，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就在途中原地休息时，我接到一张散发的当天的报纸，头版头条《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赫然人目，当即很快读了一遍我想我是一名共青团员，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当然应该帮助党擦去身上的污垢，让党更加纯洁先进。
　　三天以后，为纪念“五四”青年节，在师大操场举行营火晚会，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一堆熊熊烈火，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映红了操场旁边的“小树林”。教务长丁浩川在会上讲话，勉励同学们继承“五四”青年的光荣传统。卫之祥唱了一首歌，我朗诵了《青春进行曲》。这是一个燃烧着青春激情的夜晚在同学们眼中，那熊熊的火焰就是民主和科学的火把，今天已传到我们手中，那熊熊的火焰就是我们的青春，在为壮丽的共产主义理想燃烧。就这样，这群从未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在营火旁张开幻想的翅膀，憧憬美好的未来，但谁也没有料到，这竟会是校园里最后的一场青春的盛宴。
　　也就在两个多星期后，校园里出现了大字报，有批评某个校领导乱搞男女关系的，有批评“肃反”中伤害无辜者的，有批评宗派主义表现的，有提出民主办校的，所揭发的事情让我大吃一惊，感到我们生活中确实有不少不合理甚至阴暗的东西，而这种畅所欲言的气氛，让我充分感受到民主带来的生机和独立思考的可贵。
　　为了给鸣放提供场所，我和几个同学在阶梯教室设立了《群众论坛》，其中我主持了一次俄语系主任胡明教授的鸣放。北大“百花学社”来我校参观大字报，我参与了接待，还参加了学校主要社团“底层之声”召开的各社团联席会议。以上这些活动，我的初衷是出于正义感，出于帮助党整风的善良愿望，因此到了后期，听说党内有人反对毛主席提出的鸣放而主张要收，我竟天真地说：“要保卫毛主席”。
　　没过好久，《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风向突变，反右派斗争开始，各个班级揪右派，开批判会，我班的由静林同学就是那时投湖自尽的。我的噩梦开始了，一夜之间从共青团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写不完的交待材料，挖不尽的家庭根源、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昨天还亲密无间的同学立刻变脸，划清界线，有一同学以前曾主动送我一张照片，此时板着脸硬要了回去，这深深伤害了我人格的尊严。此时我陷入极大的困惑，我拿出以前的诗作来申辩，结果被当作认罪态度恶劣，送往农场“劳动考查”的根据。
　　58年3月，一起去农场考查的有几十个各系的右派学生，先在农场本部，不久转到上庄，农民师傅带领我们培育蔬菜，收割麦子，搭建温室。和我们相处最久且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广才师傅了，他比我们只大五六岁，朴实敦厚，干得一手好农活，至今我们犹记得他手握木杈扬场时那虎虎架势，他和我们同吃同住，每天早晨安排农活。在他眼中，我们是有文化知识的年轻学生，干活也卖力，不是坏人。在那个不把我们当人的年代里，他把我们当人看待因此，上庄也就成为温暖了我们心灵的圣地，这就不难理解，三十年后当各地的难友来到北京，一致约定要去上庄，而当我一眼看到李广才师傅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哭起来了，这是庇护过我们的大地，宽厚朴实的大地呵！
　　在劳动中，尽管对自己的“罪行”一直想不通，但仍是虔诚地在劳动中改造自己。59年下半年，我第一批被减轻处分回校继续完成学业，没有想到随下面的班级就读的60届是最左的一年级（把徐福绵打成右派的那个年级），噩梦中最难熬的阶段开始了。当时年级里有一批整人者，如王×、张××、马××，一个个很凶，每个毛孔里都冒出一股极左的杀气，而王×、是整个年级四个班的总头儿，她的棉上衣敞开，不穿在身上，而是像佐罗的斗篷一样披在肩上，显得威风凛凛，我们几个右派的生死簿就掌握在她手里。当时“三年大饥荒”开始影响到高校，吃饭时凭饭票定量供应了，有一次饭后我无意中嘟哝了一句：“没吃饱”，不知是谁听到汇报上去了，结果第二天全年级集中，王×披着上衣走到讲台前大声宣布：“右派分子彭浩荡攻击党的粮食政策……”。“攻击”这两个字一下子把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让我感到极度惶恐。在平时，我们经常处于一种人格受辱的境地，例如刚上完课时，王×走到讲台前说道：“右派分子离开教室，同学们留下来有事情交待。”我们几个右派就在全年级歧视、敌视的目光中狼狈离开。又有一次，饭厅餐桌上摆着一张大家看过后扔下的“参考消息”，我拿起想看一看，立刻有一同学一把从我手中夺下，喝道：“右派分子不许看。”就这样，任何人都可以欺负你。而最折磨人的就是思想汇报了，时时要汇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更要汇报。（因此，78年摘帽后我感到最大的解脱莫过于不要汇报了）。这种孤独压抑的状态持续了几个月后，本来活泼开朗的我开始异常，精神恍恍惚惚，思维断断续续（精神医学上称为“思维破裂”），尽管处在病态中，但我记得清一个人对我厉声咒骂，几十年后犹响在耳边，这人便是周××，他属一般群众，但“左”得突出，是典型的奴才（这在当代中国知识阶层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他想通过极左的表现，取得主子的赏识，从而毕业分配可留在北京，安排个好的单位。百年校庆时我听到同学们说，当年反右派斗争他批判崔月蓉、徐福绵时，表现得非常恶毒，凶狠。
　　60年8月临近毕业了，我被几名同学押送到内蒙。一位好心的右派发现我的病态后，告知了我远在上海的母亲。母亲把我接到上海精神防治医院治疗，夏镇夷教授诊断为反应性精神病，出具了证明称该病是周围压力造成精神紧张所致。
　　在母亲身边休养了两年，我的精神恢复了正常状态，当时同一街道里和我情况相似的，有翁文生，北大生物系学生，前额宽阔，苍白瘦削的脸上深嵌着双大而亮的眼睛。他身体文弱，和母亲相依为命，寄居在外婆家里。我和他来往过几次，有一天他对我说：“每次从广播中只要听到‘右派’这两个字，心里便会咯噔一下。”这的确道出了那个年月里右派们心惊胆战的心态。后来我有好久没见到他，一打听才知他自杀了。一天晚上他洗过澡，换了衣服，到厨房里打开了煤气开关，唉，如果事先他能向我透露一点自杀的意图，我一定会劝阻的。我完全能想像出，第二天早上，他妈妈面对独子冰冷的尸体时，会怎样嚎啕痛哭啊！
　　文革开始了，我们母子俩人被红卫兵遣送到千里之外的湖南农村，又是噩梦的继续。在这里，我亲眼看到了人为的阶级斗争，人为的制造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仇恨。右派和地富反坏归在一起，被称为“黑五类”，他们的命运比不可接触的贱民还要悲惨，死了一个五类分子跟死了一条狗差不多。有次，五类分子还被勒令戴上白袖章，我不禁联想起德国纳粹强迫犹太人佩戴黄色标识的情景。此时，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住在一间茅草屋里，母爱发出的慈光庇护着我，在狂风恶浪的民族大劫难中，这间草屋成了我的诺亚方舟。
　　在湖南农村经受噩梦的同时，我也接触到了大地，那片宽厚朴实的大地。挑粪的，烧窑的，拖板车的，成了我的患难朋友，他们也认为，我是有文化知识的大学生，不是坏人，这也就不难理解，几十年后，当我重新回到当年的生产队，设宴感谢这批朋友时，我举着酒杯说：“在摧残人性的年代里，我在底层找到了善良美丽的人性！”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漫漫的“无期徒刑”终于熬到了头，1978年我接到右派改正的通知，21岁打成右派，42岁改正，当中最宝贵的20年青春年华就这样葬送了，用浙江诗人沈泽宜先生的话来说：“我是一条只剩下头和尾的鱼。”
　　1979年八月号《诗刊》发表了我的诗《是我在敲门》，同学们才得知我还在人世。难友范亦豪来信说：“二十年前一别之后，先是听说你被逼疯了，‘史无前例’中传闻你死了，我心里早已把你祭奠了几次。及至见到你发表的诗，才确信你活过来了，我又看见了当年的你，而不同的是灾难给了你以前所缺乏的深刻的东西。”
　　铁丝网……几十个人在默默劳动，我也在其中……高音喇叭……整人者的面孔……右派帽子仍扣在头上，遥遥无期……。几十年后，我仍不时从这梦境中惊醒，一身冷汗，心怦怦地跳着，我问自己：噩梦真的过去了吗？噩梦真的过去了吗？

　　四周的欢声笑语打断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我的思绪又回到庆典大厅。恍惚中，我见到了鲁迅先生的身影，还是当年在师大中文系执教时那样，一身长袍静然肃立，脸上神情，依然忧愤深广，他冷峻的目光穿透吊诡的历史，一直在审视着今天，此时，我忽然感到惟有他和我们站在一起，却在鲜花和掌声之外。

　　本文选自《不肯沉睡的记忆》，俞安国 雷一宁／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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