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辑录近代日本民众学习汉语官话方言的教科丛书 丨《近代汉语官话方言课本文献集成》自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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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乔全生主编、余跃龙编著的《近代汉语官话方言课本文献集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汇集了近代日本汉语教学中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六十五种，时间跨度大，且部分文献版本珍贵，为国内所无，对我们了解汉语变迁及日本近现代汉语教育发展史大有裨益。

我们将分上、下两期刊发本书自序，以飨学林。本书为繁体字版，故正文遵照原文使用繁体字。

《近代漢語官話方言課本文獻集成》自序

文丨余躍龍

《近代漢語官話方言課本文獻集成》（下文簡稱《課本文獻集成》）是喬全生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的結項成果之一，得到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世界一流學科建設”支持計劃資助。《課本文獻集成》所收録的課本文獻是主編與編著者2013年4至6月在日本熊本學園大學圖書館、同志社大學圖書館、京都大學圖書館、神户大學圖書館等近十餘家圖書館收集整理的，共收集漢語官話方言課本文獻65種。文獻涵蓋從日本江户時代（1703年前後）到昭和時代前半期（1945年）約240餘年，大致相當於清康熙年間到抗日戰爭結束。《課本文獻集成》所指的課本類文獻主要是近代由日本人編寫的、用於教授日本民衆學習漢語官話的課本。部分由中國人編寫、日本出版社刊行的漢語官話方言課本也在本書收録範圍之内。《課本文獻集成》在日本學者六角恒廣《中國語教本類集成》（不二出版，1991—1998，共10集40册，下文簡稱《教本》）基礎上，遴選了數十部全中文或是漢日、日漢對譯編著的，反映漢語官話方言的課本文獻。按照《近代漢語方言文獻集成》系列叢書的收録原則，本書未收録《教本》中以日文爲主編纂的課本。此外，《課本文獻集成》還增補了編著者在日本收集的其他漢語課本文獻，如唐話課本《小孩兒》、《鬧裡鬧》（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官話問答便語》、《白姓官話》、《學官話》（藏于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等。

所收集官話課本文獻分屬於日本四個時期：（一）江户時代課本文獻（10 種）；（二）明治時代課本文獻（6種）；（三）大正時代課本文獻（12種）；（四）昭和時代課本文獻（37種）。

這些文獻的篇幅一般不長，内容較爲淺顯，主要記録中國的地理、人文、物産、衣食起居和日常生活。其文獻的排列次序是以該課本文獻刊發年代先後爲序，便於讀者較爲清楚地把握不同時期課本的編纂情况和特點，也便於瞭解近代日本漢語官話課本文獻的編寫史。每種課本文獻前都附有該文獻的提要，以介紹該書基本情况，包括版本、著録、内容、體例以及學術價值等，方便讀者有針對性查閲或研究。

一

《課本文獻集成》收録的漢語官話課本文獻的編寫時期主要是“近代日本”時期，這個時期包括日本明治維新時期（1868年—20世紀初）和日本殖民侵略時期（20世紀初—1945年）。由於所處時代歷史背景不同，“近代日本”時期漢語課本的編寫目的也不相同，大致可以分爲以下兩種。

（一）以學習中國文化爲主要目的編寫的漢語課本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正從封建幕府走向資本主義。日本國内開始重視教育，專門設立文部省以發展近代資産階級性質的義務教育，并積極向周邊國家學習先進的文化。中國作爲日本的重要鄰邦，歷史上一直是日本學習的主要對象，日本國内對中國文化的學習和借鑒首先是從學習和研究漢語開始的。在這一歷史背景下，日本國内開始大量編著漢語課本，并將這些課本作爲各級各類學校學習漢語的主要教材。從明治九年（1876）開始，日本的中國語教學從學説唐話（以南京官話爲主體的漢語官話）轉到了學習北京官話方面。早期日本編著的中國語課本多數是以會話和談論形式爲主，課本中記録的主要是漢語的簡單生活會話和交際用語，缺乏對中國文化的介紹和宣傳。20世紀30年代左右陸續出現了一些既講授漢語知識，也普及中華文化的課本，但是數量十分有限，如《支那語讀本》（倉石武四郎，1939）等。這些課本多是由熟悉中國文化的日本學者編寫，也有部分課本是由中國文人編纂，其描寫和反映的漢語以北方官話口語爲主，如《日清韓三國千字文》（荒浪平治郎，1900）、《華語萃編初集》（作者不詳，1916）、《華語常用單語急速暗記法》（吴主惠，1937）、《華語教程》（吉野美彌雄，1939）、《華語基礎讀本》（魚返善雄，1941）等。

（二）爲殖民侵略進行思想和軍事準備而編寫的漢語課本

日本明治維新推翻了幕府的封建統治，同時也標志着以天皇爲絶對權利的軍國主義的形成。20世紀以後，日本進入殖民侵略時期。這個時期日本人編纂漢語課本目的性十分明確，就是爲了鉗制日本青年思想，爲日本侵華作思想準備。這一時期的漢語方言課本向讀者大量灌輸武士道精神，宣揚大國主義、殖民主義思想。這些課本的編纂者除了日本學者外，還有部分得到日本政府資金資助的團隊和組織，如隸屬日本外務省管轄的東亞同文書院、文部省普通學務局、軍事普及會、臨時臺灣户口調查部等。有些漢語課本本身就是爲侵華日軍進行軍事偵察、收集情報、特務審訊提供便利而編著的應急教材，如《廣東語新會話》（楊良，1939）就有專門的“軍事用語（必要單詞）”“廣東省沿海城市及港灣”“廣西省城市”“雲南省城市”等章節，《標準支那語會話編》（著者和時間不詳）第一編“軍事編”中有軍事偵查、巡查審問等相關内容。《最新日支會話速解》（鈴江萬太郎，1925）、《現地攜行支那語軍用會話》（杉武夫，1940）、《軍用支那語大全》（武田寧信、中澤信三，1943）等課本的服務對象就是日本軍隊，是爲日本全面侵華的政治目的而編制。此外，有的漢語課本中還存在粉飾日本侵華戰爭的言論，如《支那語講座》（松田儀一郎，1938）等。這一時期編寫的課本大多依然反映北京官話的特點，也有部分課本記録了東北地區官話口語，如《滿洲土語研究》（1936）、《標準支那語會話》（橋本泰治郎，1941）等，也有部分是反映北方官話的，如《日華對譯鐵道會話》（大地亮平，1927）、《最新支那語教科書時文篇》（宫越健太郎、清水元助合編，1934）等。

二

一直以來，學界對日本漢語課本文獻較爲重視，一方面是因爲這些文獻可以佐證清代至民國時期漢語（主要是北方官話）的語言狀况，另一方面這些文獻對日本漢語教育史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書收集的日本漢語官話課本的學術價值主要體現在如下幾點。

（一）漢語官話課本文獻作爲語言學文獻的價值

漢語方言文獻對研究漢語史的重要價值不言而喻，近代日本編著的漢語官話方言課本文獻也是漢語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這些課本文獻雖然主要目的是教育學生學習漢語，并非爲了專門研究漢語本體，却從客觀上留下了當時漢語的歷史面貌，其語言學的文獻價值具體體現在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

在語音方面，漢語官話課本反映了當時日本學界對漢語官話語音的基本認識，如《急救篇發音》（善鄰書院文求堂，1935）用十餘頁的文字詳細講解了漢語的聲調，特别是列舉了因字義不同而聲調有别的情况（四聲别義現象），反映了日本學者對漢語聲調及音高變化的認識。書中用片假名、威妥瑪式音標、注音字母分别爲漢字對照注音，爲漢語學界研究當時官話語音提供了難得的對音資料。《華語基礎讀本》（魚返善雄著，1941）在《發音》章節主要探討了北京官話的母音（韻母）、子音（聲母）、母音結合（聲韻結合規律）、聲調（四聲）、語勢（重讀）和聲調的變化六個内容，并在文中專門論述了漢語官話的輕聲現象，爲漢語官話語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

詞彙是語言中最活躍的因素，也最能體現時代的變遷和特點。漢語官話課本文獻中記載了門類齊全、數量衆多的漢語詞彙和短語，爲漢語官話詞彙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語料，如《華語萃編》（東亞同文書院編，1916—1933）以詞彙、短句或對話問答、短文的形式記録漢語日常口語，并以此講述中國文化、中國教育、農村振興、商業發展等内容。《實用日清對話》（湯原景致，1905）每條詞彙、熟語都采用中日文對譯形式，上列中文，下列日語譯文。《警務必攜臺灣散語集》（作者不詳，1896）是20世紀初臺灣方言詞彙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語言接觸和語言融合，反映了漢語的近代特徵及方言之間的互相影響，爲研究當時語言接觸及融合提供了珍貴的語料。

漢語官話課本文獻中還有專門講授漢語語法的課本，如《支那語語法編》（倉石武四郎著，1938）以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爲基礎，選取典型的漢語詞彙和語法例句，分20課講授了漢語官話的詞類、句類、句型（單句和複句）以及“來”“去”“有”的特殊用法。該書是研究漢語官話語法較爲全面的一本教材，在日本漢語語法教學史上具有較高的價值。《簡易支那語文典》（奥平定世譯注，1939）分三個單元，第一單元文法大綱，包括《冠詞》《人稱代名詞》《目的格》《所有格》等十課。第二單元語法概要，包括《單語論》和《文章論》。第三單元組織的語法，包括《名詞》《形容詞》《代名詞》《副詞》等十課。每課都用日文對相關漢語詞彙、語法特點進行講解，并附有練習和思考。該書稱得上是一本詳細講解漢語官話語法的教材。

（二）漢語官話課本文獻作爲歷史學文獻的價值

日本漢語課本中記録的漢語官話反映了大量中國的社會政治，爲中日兩國同時期的歷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史料參考。這些課本文獻雖然是漢語教育文獻，但仍然記録了近代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狀况，記録了中日之間的文化和商貿往來等，涉及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日本明治時期就有以職業應用爲編寫目的的軍事和商業類漢語課本，上述課本雖非專門服務於“軍事”或“商業”，但仍保留了大量有關軍事和商貿類實用内容，如《實用日清會話》（湯原景致，1905）、《户口調查用語》（1905）、《最新支那尺牘》（井上翠，1922）、《日華對譯鐵道會話》（大地亮平，1927）、《日滿對譯礦山用語集（各工廠篇）》（1935）、《新興北支會話》（岩井武南，1938）等。這些課本的編著目的是爲日本不同行業快速掌握行業用語的漢語説法、加强控制中國作準備，書中記録的内容客觀上反映了當時中日兩國的軍事、商業狀况，對研究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歷史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這些課本文獻雖不是專門的歷史文獻，但所記録内容也可作爲正史研究的有益補充。（未完待续）

· 图书信息 ·

《近代汉语官话方言课本文献集成》

乔全生  主编

余跃龙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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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汉语官话方言课本文献集成》辑录了大量珍藏于各文化机构的官话方言课本，涵盖一般语言教学以及职业用语教学等多个领域，除个别无法考证年代者，其余课本年代大多在1700年至1945年间。《集成》以刊印本为主，作者大多数为汉学家。文献所使用的文字以汉字、日文为主。这批文献所记录和研究的方言以北京方言及东北官话方言为主，兼有其他官话方言。其口语程度高，内容较为丰富，包含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清末及民国时期北京方言及东北官话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及其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也是我们了解近代北京及东北等地文化教育、民俗信仰弥足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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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

主    编  

乔全生，山西人，陕西师范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语言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中心特聘核心专家。《北斗语言学刊》主编，兼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理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近代汉语方言文献集成》。连续四年作为首席专家主持教育部、国家语委重大语言文化项目“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山西汉语方言调查”。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专著11部。荣获第十三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

编著者  

余跃龙，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音韵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会员，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省部级项目5项，已出版《阳曲方言研究》《清徐方言研究》《浮山方言研究》等专著，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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