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理论的精华之作 ——《宗教与文化记忆》（文字与文明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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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文明译丛

《宗教与文化记忆》（文字与文明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一本用“文化记忆”将过去和现在链接起来，讲明白文化文本和国家认同重要性的理论读物。

沃尔夫冈·顾彬为中文版倾情作序，今刊其序，以飨学林。

记忆的力量

——扬·阿斯曼《宗教与文化记忆》中文版序

文 丨〔德〕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

译丨黄亚平

记忆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没有记忆，我们永不会找到回家的路，认出我们的家人。德语中的“Gedächtnis”和“Erinnerung”尽管都是回想的意思，但它们的意义是有差别的。前者是集体性质的，它能被译成英文的memory或commemoration或者中文的jiyi 记忆；而后者是个人性质的，它不需要跟他人共享，但它能用英文的recollection和中文的huiyi 回忆来翻译。

为了证实我的观点，我想要给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我第一次来青岛是在2001年的9月，当时我在济南的山东大学任教，我被海洋大学邀请去做一次讲演。在我从青岛火车站去海洋大学浮山新校区的路上，我被美丽的八大关和海景深深吸引住了。眼前的美景使我想起了三十年前我对美丽的加州海岸的一次访问。也许是同样高远和蔚蓝的天空让我如此神魂颠倒，此后，无论在美国的西海岸还是在黄海之滨，我再也没有见过如此飘渺的天空。每当我对其他人谈起这奇妙的感觉，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们都不清楚我当年真实经历了什么情景。我在北京也讲过类似的事，当我想要给现在的年轻人描述20世纪70年代10月份至3月份之间我在北京见到的湛蓝天空时，他们都笑话我，因为他们现在看不到我从前见过的蓝天，他们出生或成长在受到污染的环境中。所以，这只是我个人的回忆，虽然这一回忆依然能给我曾经有过的美感。

像我这样的个人的回忆很难跟比我年轻但没有机会在1974—1975年之间待在北京的人分享，如果没有好运，我也不可能在事情发生将近三十年之后，在一个令人难忘的秋天里待在青岛享受美景，跟我的同胞和我的中国同事们共享记忆。我举两个跟国家有关的例子：1954年，德国队首次赢得世界足球锦标赛冠军，直到现在，任何一个德国人都把那场跟匈牙利队比赛的每一分钟铭记于心。在某些方面，战胜非常强大的匈牙利队意味着一个新德国的诞生。

另一个例子是1979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结束了其“与世隔绝”的状态，而且也开启了北京和波恩/柏林之间真正的友谊与合作。因此，这对我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大群人在去年（2012）纪念1972年中德建交40年之后让每个人都感到欢欣鼓舞的事件。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埃及“中王国”或者在“古德国”时期。

王蒙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我2002年秋天第一次来到中国海洋大学时，我跟他谈起了在德国接待他的经历和他的作品在德国的反响。这位作家把他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杂糅在他的叙述中，他让读者通过他笔下的主人公反思1949年后中国数百万人共同经历过的历史，同时通过故事主人公讲述了自己的痛苦和幸福的故事，但这些同样也不能被每个中国人所共同分享。

可是，所有这一切究竟与扬·阿斯曼有什么关系呢？自从2002年在青岛开始任教之后，我就把这位已经影响了我三十年的德国著名学者介绍给我的青岛同行。这也是几年后我把一本阿斯曼的英文著作赠给海洋大学的黄亚平后，他对这位古埃及研究专家的文化记忆理论表现出极大兴趣的原因。

可能有人还会问为什么跟我一样的一个研究中国语言文学的教授喜欢阅读一本与东亚毫无关系的同行的书？这有两个可能的答案：首先，一个优秀的学者懂得超越他或她的领域的局限，并致力于创建在任何类型的研究中能让每个人应用的理论。因此，扬·阿斯曼起初谈到的记忆和回忆在社会（例如古埃及）中的角色，帮助过我更好地理解中国。

说不清为什么，我很早就发现唐诗常常从个人记忆开始，用“yi 忆”作标题。一首诗叙述的记忆总是主人公记得的自己二十年前曾经遇到过的一个女人。如果我们不考虑特殊情况的话，这一事实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在欧洲18世纪以前没有出现过个人回忆。当然，集体记忆在更早以前扮演着比个人回忆更重要的角色，例如儒家就是集体记忆的据点。如果道教和佛教也能够被理解为集体记忆的系统，那就很容易理解为何中国从未真正摆脱“五四运动”引发的危机。1919年的辛亥革命意味着近乎纯正中国传统的终结，当年的叛逆者不再想走他们的古代大师和老师们的老路。他们想在“西方”精神的引领下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在他们的意识中，一切都已经故去，然而，他们并没有给大家建构出一套新的集体记忆。

正如扬·阿斯曼所展示给我们的，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正典（canon）、一个共同的信念和一个强烈的身份认同才能生存下去。在两千年的流离失所之后，犹太人只能建立以色列国，因为他们从未失去他们的建立在《妥拉》之上的正典和共同记忆。“五四运动”几乎摧毁了两千五百多年的中国传统，差不多放弃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幻灭和绝望伴随着他们试图建立起一个没有过去的国家。只有中国共产党通过发明一个新的正典和一个崭新的过去，帮助革命者克服其自身的危机。从2000年开始，孔夫子被允许加入社会主义改革者的行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有一天真的能用一种理想的方式把共产主义和儒家思想联系起来，那么中国的悠久历史可能会再次完全恢复。

扬·阿斯曼不是第一个发现记忆和回忆对一个国家和个人的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性的人，但他是第一个能够把记忆转变成可用于任何一种学问的理论系统的人，这在他之前的一百年里都没有做到，即便在中国学研究中也是如此。这就是我在过去写过许多解说唐诗和孔子格言一类的文章的原因，因为在我的背后有扬·阿斯曼的理论。跟我一样，阿斯曼是一个德国人，我俩都必须面对德国的历史和过去，还有大屠杀的残酷事实。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历史，德国的历史，我们的历史。而且我们从不允许自己忘记曾经以德国的名义发生过的历史悲剧。无论谁，只要强大到足以审视过去，就已经能够进行哀悼和反思，即便他或她并没有犯罪。因此，所有的德国人都生活在大屠杀的困境中，这意味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年对他人造成的恐怖和屈辱。

记忆有一个宗教的背景，这对埃及、欧洲和中国都是如此。任何种类的文字系统都以庆典仪式和宗教秩序为基础。这里，让我们单独谈谈中国的情形吧！祖先们用甲骨文告诫他们的后代子孙，这是以一个萨满或祭司身份出现的国王向他的神圣祖先卜问做什么或报告什么，因祖先的缘故在地上取得的成就。只有那些记得他们的前代祖先的人才能从上天找到帮助，并跟那些长眠地下的祖先们共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后孔子“发明”的礼仪在某些方面取代了甲骨文的实践。这些仪式保证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但为了体现权力，它们需要传播。因此，一个叙述是必需的，一位大师的叙述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一个没有记忆的社会是不可能或者不能够存在下去的。我们现在理解了“五四运动”之后“儒家团体”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一个新儒家社会的回忆只能用一个新的面貌展现出来的原因。回忆需要书写，需要正典和节日。现在每年都在曲阜纪念孔夫子的诞辰，这是帮助儒学再次复兴的第一步。

1938年，扬·阿斯曼出生在吕贝克（Lübeck），一座位于德国北部的城市里。来自上海的作家王安忆曾经在这里待过，还写过这个华丽的城市。从文法学校毕业后，他从事埃及学和古希腊研究。1960—1962年在巴黎期间，阿斯曼开始熟悉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的作品；1963年，在乌普萨拉（Uppsala），他开始利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古埃及建筑；之后，他的论文和后来的专业学位（1971）使他成为海德堡大学的埃及学教授（1976—2003）。自2005年以来，他是康斯坦兹大学宗教史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

扬·阿斯曼研究的重要性有三个方面：

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的记忆理论与作为国家和个人基础的回忆在其系统化建构方面获得了国际影响。

2. 他懂得宗教和庆典仪式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基础。

3. 他看到了一神论宗教和强力或权力之间的联系。

具体来说，他发展出一个国家的存在需要群体通过其文字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和政治认同的观念。必须记住什么和必须忘记什么不仅仅关乎一个国家的存续，更关乎其发展和福祉。历史或历史书写是现代人对过去存在的重建，它需要一定的纪念形式，诸如节日、仪式、重复等。一旦一个国家失去了她的经典记忆，她注定要衰亡，除非她能够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组织自身的记忆，并以此具有现代性的可能。

扬·阿斯曼的许多著作涉及观念史的研究的各个方面，他是一个克服了自身专业领域局限并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转用于国家的重要性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理论家。

沃尔夫冈·顾彬于维也纳

2013年9月29日

  图书信息 

《宗教与文化记忆》（文字与文明译丛）

〔德〕扬·阿斯曼  著

黄亚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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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篇幅不大，却内涵丰富，基本包含了扬•阿斯曼先生不同时期的思想精华。文化记忆理论在“经历”的语言学框架内探讨“过去”的文本性，并将人这一理解的存在物看作是可以进行记忆的。扬•阿斯曼之后，“文学与记忆文化”“有文字和无文字社会”“文化记忆”等概念成为当今西方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影响极为深远。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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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译者简介 

本书作者

扬•阿斯曼，国际知名埃及学专家，现为海德堡科学院院士，兼任德国考古研究所、德国历史人类学研究所等机构研究员。从20世纪70年代起组织有关记忆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开创“文化记忆”理论，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本书译者

黄亚平，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长期致力于文字学理论建设，倡导“广义文字学”研究，为此开设了《文字学名著翻译实践与训练》等硕士课程，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文字学英汉翻译经验。

丛书信息

-   “文字与文明译丛”第一辑   -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划时代的伟大进步，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于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圣书字和中国黄河流域的汉字，是公认的三大代表性的古典文字。三大古典文字经过向不同地区和国家传播，又形成了多种语言的文字书写符号体系，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汉字研究历史悠久且成果丰富，至少公元1世纪前后中国文字学就已经产生。国外19世纪以来对古文字研究也取得许多成就，然而中外学者的研究彼此交流却不多。中国学者在汉字和民族古文字研究方面取得的许多新成果，外国学者并不是十分了解；而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们在原始文字符号解读的理论和方法上取得的新进展，在我国近几十年来也很少得到介绍，一些代表性的论著尚没能被译介出版。当前，进一步推进中外学者在文字与文明研究领域的交流合作，对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文字与文明译丛》，以满足国内外学者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合作的需要。截至2023年1月，《文字与文明译丛》第一辑的七部译著已全部出版。它们分别是：《古埃及圣书字导读》《文字起源》《文字系统：语言学的方法》《宗教与文化记忆》《文字的历史：从表意文字到多媒体》《印加结绳符号》《美洲印第安人的图画文字》。

【往期可戳☞“文字与文明译丛”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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