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国不得不西化，但勿忘最终还是要回归传统！
2对现代化实与文不与
晚清诸大儒起初提倡现代化的目的是保种保国保教保文明。(其实这个教和文明是等同的，保教无异于说保文明。这个教表现于方方面面：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科技物质文明形态等等之中（这是教稀疏存在的外围区域，从前向后依此更外更稀疏），非仅存在于个人信仰、学校书院、教育学术以及经典及其解释系统之中也（这是教密布存在的核心区域）。
若无此意识，开始在最外围看似与教无关的地方如科技形态方面(其实是有密切关系的，科技形态是一个教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处于教的最外围，常被误认为没有特定文明属性的客观共法)开了一个口子，最后终至于连经典也不保了；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从魏默深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康梁戊戌变法，可能都未意识到此点。)
但一开始这中间就存在一个深刻悖论，即保教保文明却是以逐步放弃这个教和文明为前提和手段。开始的现代化提倡者们似乎未意识到这一点，后来的人则放弃了保教和文明。后一种作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这个办法带来了更严重的新问题：
首先，若现代化的前提是必须放弃我们所视若生命的中华文明，以西方文明取代之；这种现代化真地可欲吗？
再者，教和文明是团聚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最根本也是最强大和持久的力量，儒教和中华文明对于作为文明国家的中国和文化民族的中华民族而言更是如此；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放弃了我们的教和文明，这样现代化可行吗？能够让我们保住自己的国家和种族吗？
我们看到，那些彻底放弃了自己的教和文明的亚非拉国家（许多连语言都放弃了）都未见其现代化的成功，只见其一直动乱贫穷，国和种仍在危险中。土耳其又是一个明显的教训：对其伊斯兰传统实行激进主义做法（其中最激进的一点是取消伊斯兰文字，代之以拉丁字母：这样做的结果是让读不懂传统书籍的新一代与传统彻底失去了联系；联想到中国，简体字和白话文的推行所起到的作用是类似的，程度上轻一些而已）的结果是土耳其现在成了一个精神分裂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和伊88斯88兰世界都不把它看作自己人，想融入西方成为真正的西方国家不可能，想退回去重做伊88斯88兰国家也难上加难。
相反，一些较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等都没有对传统进行过激烈的否定，事实上这些地方保存的儒教和中华因素要比大陆和台湾都多。我们放弃了儒教和中华文明，使爱国主义失去了实质（中国作为文明国家的本质在于中华文明）民族主义成为无根的。这样只依靠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政治强力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国家民族凝聚力是非常弱的，一旦有变（如经济出现问题加上国外敌对势力捣乱），不免要重蹈苏东的覆辙。
(对传统持激烈态度的苏东国家其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凝聚力和稳定性是建立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之上的；而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非是能较资本主义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故能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外部面临资本主义阵营的重压又不能出海广泛占有海外生态参与世界市场情况下，这样的国家稳定性是多么脆弱可想而知；所以当苏联经济被军备竞赛拖垮生活水平达不到人民的预期，整个国家的上上下下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共产党政权丧失了信心。加上外部势力的推动，于是国家解体了，民族分裂了。所以苏联国家的瓦解不能不将其对传统的激烈态度归为一个重要原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都曾经对传统持激烈态度，中国八8888九8888风8888波和苏东巨变后，都吸取了教训有所转变；中国官方采取了对传统稍为积极一些的态度（但还远远不够），原苏东地区则普遍复兴了东88正教和天88主88教。)
所以丧失了文明自性的现代化道路是尴尬的：即使富强了，也总觉低人一等；面对美国的普世价值、双重标准和铺天盖地的文化战争，尚欠招架之功何有还手之力？丧失了文明自性的现代化道路也是危险的：以彻底放弃文明自性为代价来追求富强，将适得其反，富强是求不到的，即使求到了也不能长久。
所以保教保文明终究不能放弃。这样，这个追求现代化的目的是保教保文明而现代化本身却又要求放弃固有的教和文明的悖论依然是绕不过去的，今天是到了彻底解决这个悖论的时候了。
我们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对现代化实与文不与(此是春秋书法之一：与即赞许，实与即从现实时势方面肯定赞许之；文不与即从正理和理想方面否定批判之。)。这是高明圆通的春秋智慧，远超非此即彼的西式理性思维之上；是吾人认识评价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一个总原则。
从长远和全人类的生存看，现代化实有莫大之弊，如不加以妥善对治它终将导致人类的毁灭；故吾人文不与现代化。
但为了保存华夏不亡，进而在这个以实力说了算的西方主导的世界上获得作为发言权的实力，据此引导世界走出邪途而回归正道，出于权宜又不得不暂时这样做；故吾人实与现代化。
就是认为现代化和西方化乃是出于现实的时势上的不得已；而非理想的正理上的当然。要求人在采取当下的现代化措施时，要知此乃出于现实时势所逼迫不得已而为之，时刻不忘心中更高的正理和理想。
也就是严分手段与目的：只承认现代化有手段的价值而不承认其有自足的价值。即现代化只是吾人保教保文明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样，能让我们心中时刻保持对现代化的清醒认识和严厉的批判态度，时刻不忘保教和文明的理想。
一旦条件允许，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废弃那些可以废弃的现代化措施而有步骤地全面复兴固有的文明。这样现代化就真地可以成为我们保教和文明的手段了，而终不会成为我们的教和文明的凶手。从而以上的悖论就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完满地解决。
历史上，起初晚清那些大儒们（从魏默深到康南海）确是想通过现代化来保教，因为他们自己从出生就浸润在这个教和文明里，他们珍视它如同生命；可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现代化西方化和保教保文明的悖论，没有提出对现代化实与文不与的分疏评价；也就没有注意提醒国人现代化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不要忘记了保教和文明的初衷。
这样可悲的事发生了，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与固有的教和文明渐行渐远的人们，已经全然忘了晚清诸大儒的初衷，彻底把现代化当成了目的和正理本身。从此至今在主流文化的认识里，现代化和西方化高踞于正统的宝座，成了主体，儒教和中华文明成了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古代文化和客体，要依据形形色色的现代化和西方化的标准来评判和切割，其结果，上焉者尚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下焉者是全盘打倒再踏上一只脚。
若一味任此下去，我们的教和文明真得就要因现代化而断绝了。所以今天我们提出对现代化的文与实不与，对于吾人恢复久已丧失的文明记忆，重新学会以中国世界观看世界，都是非常必要的。
以这样分疏的办法去评价历史让我们能够居于全面圆满把握理与势、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的中道：
一方面避免象那些只讲理和理想的清流派和教条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者那样，顽固保守原有文明的一切，对一切现代化和西方化都加以反对，认为是历史的大错。
另一方面，更避免了象各种西化派那样，认为现代化就是一切，是历史的进步和未来的唯一方向；差不多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前者能够对现代化站在正理和理想的立场加以严厉的批判，非常难能可贵，值得赞叹；但是一味坚持正理，不知权变，终究不能指出保教和文明的现实途径。
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暂时起到了救亡的作用，亦值得肯定；但是，这种丧失了自性和固有文明记忆的现代化是极为可悲的，也是脆弱和危险的，连救亡亦难以真正实现。这种中道的认识让我们既保有了历史连续性，对一部近现代史多了同情的理解和肯定，又指出这些都还只是过渡性的阶段，都只是复兴中华文明过程中曲折的步骤，从而明确了未来的真正方向。
保有实与文不与见地的前提必须是斯文不断，这就给我们划定了现代化西方化实与的界限，即止于器物和治道层面；超出此界限，而欲在价值信仰和政道层面上取消中国的文化和教，即属过度的现代化西方化，不在实与之列矣。(过度西化是出于被动和迷暗的业力，可实与的现代化则是出于主动和清明的慧力。前者是错误应对，后者是正确选择。)
也就是说，不管如何现代化和西化，这个作为一个文明之核心的价值信仰以及文明最高体现和保障的政道一定要坚守，只有坚守住斯文，吾人才能保有不断的文明记忆，才能在时来运转之际，抓住失不再来的历史机遇，措置得宜地恢复固有的文明。
另一方面，也只有坚守住斯文，吾人才能不失国家民族的根本团聚力，达到保国保种保教保文明之目的。
(日本侵华是中国的国家和民族陷于四分五裂的直接后果，而国家民族之所以陷于内乱正是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些过度现代化摧毁了中华的政道和价值信仰，从而摧毁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凝聚力之所致。抗战期间，原先对传统持激烈态度中国的知识界忽然集体改变了做法，正是由于许多人都意识到全盘反传统弄不好会将国家民族搞亡的缘故。辛亥至新中国建国这一段的内忧外患极其惨烈，实与都不可得的过度现代化对于传统的教和文明的过度破坏是其亲因，这段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值得后人永远记取。)
坚守中国文化基本价值不动摇的有限度的现代化西化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中体西用。
在我们的理解中，体指教育学术的内容方法和政治制度，用主要就是指科技物质文明形态。
又，中体西用里的中体其实是中学和中政为本西学西政为末。从教育学术的内容看，对于一个人的学习过程而言是先打下坚实的中学基础后继之以西学的学习，对于共业而言，小学阶段以中学为主，中学加大西学的分量，大学以后以西学为主；并非是只有中学没有西学也（此可参见晚清的钦定和奏定学堂章程）。政治制度方面，在政体政道上坚守中华本位，具体治道措施参以西政。
对中体西用的批评一般是说中体必发中用，西用自有西体，故中体与西用二者存在矛盾与不协调，因此中体西用理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
其实批评者犯了两个错误，首先，他们一般都是西化派认为现代化西化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永久的归宿；其次他们只会运用西式的非此即彼的理性逻辑思维。
我们说，中体中用和西体西用由于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一致，故为稳定长久的形态；但现代化的定位本来就是权宜之计，是过渡性的阶段，故根本没有必要求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完全协调一致。换句话说，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现代化，其内部要素间有些矛盾不协调(由于吾人所说的用主要是指科技物质文明形态，这在中华文明中处于最外围，特定的文明属性最为微弱，故在这方面换上西方的形态，所造成的矛盾不协调以及对固有文明的冲击都是比较小的。)都是完全正常的，根本没有关系，这正是一切过渡性阶段不可避免要有的特点。
正如上文吾人已指出作为资本主义文明与中华文明之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也存在内部要素的矛盾不协调一样。能认识到以上这些的就只能是曲成包荒灵活圆通的中国见性智慧，呆板片面一味追求普遍必然的西式理性思维对此难以梦见。
牟宗三先生的良知坎陷说，不出以上错误。正是因为牟先生以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是中国文化的长久归宿，并非只是一短暂的权宜过渡阶段，所以他才设想出让良知坎陷来与这新外王相协调。但是良知坎陷了，中华文明最后的坚守也失落了，所以牟先生以良知坎陷为前提的内圣开新外王说就是一种变相的全盘西化说。牟先生对于曲成包荒灵活圆通的中国见性智慧也没有梦见啊！(牟先生的见地与思维方式已深度西化。)
——摘自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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