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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兴梅｜尤多拉·韦尔蒂《乐观者的女儿》的共同体书写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山东外语教学 Author 山东外语教学
【作者简介】
荆兴梅，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英语文学研究分会理事，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当代西方文论。出版专著3部，在《外国文学研究》《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语研究》《外语学刊》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江苏省博士后科研基金各1项。荣获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奖项。
荆兴梅 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南方女性小说研究” (项目编号：19FWWB025) 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学界常将美国南方作家韦尔蒂与地方主义相联系，却忽视她的共同体情怀和世界主义视野，本文认为这有失公允。本文以《乐观者的女儿》为例，探讨韦尔蒂如何立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南方，探寻危机年代的共同体模式。小说将共同体与南方性紧密结合，又与欧洲文化进行对话和互动，倡导植根于地方的世界主义。它回眸旧南方农耕时代的乡村共同体，铺陈新南方的转型焦虑，并寻求工业化背景下新型共同体的构建之路。由此《乐观者的女儿》重新审视 “地域主义” 标签，以此打破文化本质主义窠臼，探索多元文化认同主题。
关键词：尤多拉·韦尔蒂；《乐观者的女儿》；共同体；现代化进程
1. 引言
尤多拉·韦尔蒂 (Eudora Welty，1909－2001) 是美国南方作家，但她并不囿于南方梦和怪诞性等书写程式。她的长篇小说有《乐观者的女儿》(The Optimist’s Daughter，1972)、《三角洲婚礼》(Delta Wedding，1946)、《失败的战争》(Losing Battles，1970) 等；短篇小说集有《绿帘》(A Curtain of Green，1941)、《大网》(The Wide Net，1943)、《金苹果》(The Golden Apples，1956) 等。她以《乐观者的女儿》获得普利策奖，因短篇小说荣膺6次欧·亨利奖。韦尔蒂的创作洋溢着美国南方文化，却又不局限于此，而是融合异域文化共同审视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乐观者的女儿》中的主人公们喜读狄更斯和丁尼生等作家的作品，而他们与19世纪作家卡莱尔和莫里斯等志趣相同，都寄希望于共同体来消弭转型焦虑，这一点已经得到学者们的解读。本文在细察该小说文本线索的基础上，证明它与共同体意识契合，从而打破韦尔蒂研究的地方主义限制，寻求广阔灵动的世界主义内涵。就文化研究中的共同体而言，其概念往往与转型焦虑密不可分。其一，当历史发生重大改变之际，尤其是农业文明式微、工业文明兴起之时，共同体意识随之分崩离析，现代性焦虑应运而生。关于这一点，穆勒 (John Mill) 和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等都曾论述过。其二，共同体和社会截然不同，前者代表有机和美好的一面，后者却充斥着机械性。比如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1975) 中认为共同体比社会更具亲近感；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在《共同体与社会》(Community and Society，1957) 中强调共同体比社会更加生机勃勃；马克思 (Karl Marx)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1845) 中运用 “全人共同体” (the community of complete individuals) 理念来阐明：共同体能培育出完整和自由的人，而社会则不一定 (转引自殷企平，2016：71－72)。其三，共同体尽管具有想象的性质，但激励有识之士不断改良社会，推动人类摆脱焦虑、趋向完美之境。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1983) 中，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共同体具有乌托邦色彩。然而，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前赴后继、锲而不舍，希冀远离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走向自由大同的世界主义。
2. 现代化转型中共同体的形塑
2.1 农耕时代的乡村共同体
《乐观者的女儿》首先展示了一幅农耕经济的时代画卷，它风光旖旎、温情脉脉，以势不可挡的力量打开读者的心扉，令人对社会转型前的南方共同体颇为向往。这一场域设置在西弗吉尼亚州，那是劳雷尔母亲贝基的 “老家”。她在这里度过结婚前的所有岁月，嫁到密西西比后又频频回去小住，不仅让贝基一辈子魂牵梦萦，还使她的丈夫和女儿流连忘返。换言之，它对置身其中的常驻者和暂住者都产生吸引力，把他们牢牢地凝聚在一起。“老家” 一派田园风光，奠定了心智培育与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老家的房子盖在可以说是世界最高屋顶的顶层。外边，芬芳碧绿的露天草地上放着几把摇椅。坐在摇椅上可以看到那条绕着山脚流过的小河。只有当你顺着盘旋的山路快走到山脚的时候，才能听到河水的流动声。那声音就像满教室被施了魔法的小学生在给他们的老师背书。” (韦尔蒂，2013：128) 小说家乔治·艾略特认为，当自我处于忘我状态，对他者的一切感同身受，就成了心智健全、拥有美德之人 (Eliot，1984：349)。这种物我相忘、怡然自得的状态，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寄情于山水就是一种。大自然具有神奇功效，能激发人们的审美与哲思，提升想象力和创造力，从而达到心智培育的目的。这一点早已被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派诗人们所验证。而美国南方人跟土地和大自然休戚与共，还要追溯到17世纪南方边疆的拓荒时代。这片地域紧靠大西洋和墨西哥湾，它气候温和湿润、阳光充足、物产丰富，最早吸引了苏格兰、爱尔兰、德国的移民来开疆拓土，后来汇聚了大量英国殖民者来追逐财富梦。移民们在南方安家立业、生生不息，他们的心智受到当地自然水土的启迪，将英国习俗和礼仪本土化，形成南方绅士和南方淑女的集体文化。
《乐观者的女儿》中 “老家” 的生活方式古朴简单、浑然天成，体现了前工业社会自给自足的景象。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 (Daniel Bell) 将社会分为三个阶段，即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其中前工业社会以传统主义和土地资源为核心 (1997：138)。这一时期的人们还未领略现代机械文明带来的便利，但日常生活却尽显它诗意和满足的一面，正如贝基告诉劳雷尔的那样：“我经常骑着塞利姆去学校。走七英里路翻过那座九里山，然后再走七英里才能到家。为了让时间过得快点儿，我就骑在马背上背书———毫不费劲就记住了，亲爱的。” (128) 贝基骑在马背上悠然自得地读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性灵派文人袁枚的诗句：“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这种田园牧歌的气息沁人心脾，成为美国南方民众的向心力。马既是那个时代代步的交通工具，也是南方畜牧业中的重要物种。除了饲养业，南方农业经济还倚重于棉花、玉米、水稻、烟草、靛青、蔗糖等。棉花一直是南方的基础农作物，其产出量从 1793 年开始突飞猛进，因为艾利·惠特纳 (Eli Whitney) 在这一年发明了轧棉机。南方棉花出口到美国境内境外的很多地区，当地的人们则纺纱织布，用手工制作棉布衣服、鞋袜和其他用品，男女老幼一年四季的穿戴毫无后顾之忧。《乐观者的女儿》就出现了类似情形，贝基对旧时代深情回味：“我平生拥有的最美的上衣是自己做的，料子是妈妈亲手纺的，用商陆的浆果染成浓艳的红蔷薇色。” 她还用严肃的口吻宣称: “像这样让人满意的衣服，我以后绝对穿不到了。” (127) 实际上，并非那件衣服本身让贝基痴迷，而是它折射的美好时代让她流连忘返。亲手为他人纺织和缝制衣物，是彼此理解和信任的媒介，即使多年后斗转星移、物是人非，记忆里依然充满共同的情感。
贝基 “老家” 的人们诗意栖居，呈现出乡村共同体的理想境界。J. 希利斯·米勒 (J. Hillis Miller) 在《小说中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雷蒙德·威廉斯心目中的共同体无阶级性 (classless)，它最适宜植根于远离城镇的乡村 (remote villages)，所以他崇尚以哈代为代表的文学家们；而并不十分认同简·奥斯丁和亨利·詹姆斯等作家，因为他们是士绅阶层的代言人，不能够表现真正的共同体 (effective community) (Miller，2015：3)。韦尔蒂曾被冠以 “农业文学家” (literary agrarian) 的标签。比如学者格莱特朗德就强调，韦尔蒂对农村生活和大自然一往情深，崇尚传统意义上的伦理观和价值观 (Gretlund, 1994: 56)。尽管韦尔蒂本人并不接受 “农业文学家” 的头衔，但她确实将许多故事和人物设置在乡村地区，呈现家族和乡邻们的生命景观，以此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乐观者的女儿》中的 “老家” 奉行天然的情感结构和公共话语：“ ‘小伙子们’———总共有六个———为妹妹骑的小马装好鞍，然后跟她骑马上了路。苹果树下，他们躺在毛毯和马鞍上给她弹五弦琴。小伙子们给她讲了很多故事，她都哭了，全是关于只有她和他们认识的人的故事。她如果没哭，便会忍不住哈哈大笑。” (129) 山居生活缔造出亲密无间的公共领域，人们在故事、音乐、眼泪、笑声中共享人生，在相互关心和帮扶中趋向至善。这里没有警察和法院等规训机构，外来者只须拉响河岸边柱子上的铁钟，便会有小船应声前来迎接入村。铁钟也是人际沟通与合作的关键枢纽，任何紧急情况都靠它通风报信，援助和扶持一般会及时抵达。可见，山村践行宽容友善 (kindness) 和齐心协力 (mutuality) 的交往习俗，与威廉斯倡导的共同体理念殊途同归。
韦尔蒂既推崇世外桃源和农耕时代，又洞察到它在社会进程中的局限性，这是她抗拒 “农业文学家” 称号的原因所在。她的长篇小说《三角洲婚礼》刻画了众声喧哗的费尔柴尔德 (Fairchild) 大家族，营造出颇具典型性的南方庄园生活 (Manning，1985：15)。它盛行精英主义和排外主义，欠缺开放性和创造性，致使很多人受到族群过度庇护，变得庸碌一生。《乐观者的女儿》对 “老家” 的落后与闭塞也直言不讳：贝基的父亲突发穿孔性阑尾炎，她历经千辛万苦带他来到巴尔的摩医院，却为时已晚；她的母亲猝然死去，当时身边无人相伴，那只被大家寄予厚望的铁钟也未能发挥作用。韦尔蒂习惯将视觉艺术用于小说创作，认为摄影让人去捕捉弥足珍贵的瞬间，写作也同样可以做到。她追随贝基的回顾性视角，向世人展现远离尘嚣的南方神话，正是努力抓取飞逝的历史瞬间，因为社会巨变的号角已经吹响。
2.2 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焦虑
美国南方最重大的历史事件莫过于南北战争，它彻底改变了南方的政治经济和生活方式，令这一地区逐步走上现代化转型之路。这场战争让南方深陷伤痛，以至于一百多年后其子孙仍然铭记于心：“许多弗吉尼亚人和南卡罗莱那人在说到 ‘战争’ 的时候，还是指的南北战争，虽然已经发生过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他们好像还是无动于衷。” (汤因比，1986：91) 1877年，海斯总统下令不再对南方实行军队管制，南北双方达成妥协从而结束战后重建。亨利·格雷迪 (Henry Grady) 以此为分界线，在1886年首创 “新南方” 一词，提倡新南方信条来进行社会建设，呼吁农业的南方融入工业的北方。“新南方” 的蓝图虽已构想，但旧南方的田园牧歌已经消逝，新南方的理想图景尚未实现，南部地区依然百废待兴。实际上，南方的现代化之旅漫长而艰辛，远远滞后于美国其他区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转型。在这一过程中，消费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风日盛，它们形塑着民众的价值体系，也引领着他们的日常行为和命运走向。
韦尔蒂亲身见证了这场历史变迁，对乡村共同体的远去深怀感触，对物质主义思潮不无担忧。新南方倡导务实保守做派，糅合新兴商业主义和传统农业主义于一体。但到了1920年代，它打消了对北方工业文明的警觉，金钱主义势头越发明显起来。而此时正值韦尔蒂求知欲旺盛的青少年时期，她思索美国梦和消费主义等社会现象，为她日后书写转型焦虑主题奠定了基础。她于1936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旅行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Traveling Salesman) ，描绘了进步浪潮中的小人物鲍曼。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存活，他不得不在疾病和寒冷中疲于奔命，最终凄惨地死去。这真实再现了新南方的商业化语境：众多旅行推销员开着货车奔波在小镇和村落，为大城市的总经销商出售产品 (黄虚峰，2007：166)。当社会崇尚物质主义，人们却饱尝文化贫瘠和精神失落之苦，就构成了卡莱尔所诟病的 “现金联结” 形态，即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遭遇物化和异化，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Carlyle，1927：195)。《乐观者的女儿》以劳雷尔的年轻继母费伊为主线，营造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伪共同体，与滕尼斯视域中生机勃勃的真正共同体形成反差。这个伪共同体的成员们行事纯属利益驱动。年轻的费伊来自南方下层阶级，几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只能以婚姻为跳板获取社会地位和舒适生活。而年逾古稀的麦凯尔瓦是南方贵族的后代，拥有书香门第之余，还是颇有名望的法官和政治家。如果说他对娇妻宠爱有加，那么她对他只有索取和冷漠：在新奥尔良医院，她咒骂病重的丈夫不带他参加狂欢节，他术后不治身亡至少部分归咎于她的虐待；在密西西比家中，她要求为他安排最昂贵的葬仪，并非出于深情厚意，而是通过购买行为产生炫耀性消费 (Rozier，2015：144)。费伊的同盟军包括她父母家人、戴尔泽尔全家等群体，他们物以类聚、声势不小。费伊娘家人浩浩荡荡，不请自来地出现在麦凯尔瓦的葬礼上，个个性情粗俗、拜物成性。戴尔泽尔是麦凯尔瓦在新奥尔良医院的室友，他一门老小都嗜好消费，对彼此则缺乏关爱和宽容，却都与费伊一拍即合。可见，用金钱联结的人际关系大同小异，无不以牺牲情感和德行为代价。
这个伪共同体追逐不劳而获的财富，尽显享乐主义风气。殷企平指出：“讨论财富问题，就是讨论文化问题。” (2013：41) 而卡莱尔和阿诺德等人 “都对财富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都对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脱节的现象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2013: 44)。《乐观者的女儿》与此不谋而合，其财富议题围绕房子展开，折射出美国南方文化变迁带给韦尔蒂的危机意识，尤其是她对物质与精神失衡的考量。劳雷尔父母留下的房子承载着爱的记忆，一家三口的笑声和读书声仿佛声声在耳。然而根据遗产继承法，麦凯尔瓦的遗孀费伊一跃成为它的主人。费伊只看到它的实用层面和市场价值，完全无视其中的情感记忆和文化内涵。她对屋子里丰富的藏书毫无兴趣，忌惮贝基与当地女性们的姐妹情谊，也敌视门前那些贝基传下来的园艺成果。她占尽房前屋内的空间和物件，甚至不肯放过厨房里的木制小面板 (breadboard) 。这块面板由劳雷尔挚爱的丈夫在阵亡前制作，由她深爱的母亲使用并烹制美味佳肴，对劳雷尔来说意义非同小可。而费伊对烹饪一窍不通，对厨房里的器具 “她只叫得出 ‘油炸锅’ 这一个”，“她连怎样把鸡蛋的蛋白和蛋黄分开都不太会做” (99－100)。罗明斯认为，厨艺是当时南方女性展示自身价值的媒介，她们的秩序、忠诚、凝聚力在其中一览无余 (Romines，1992：259)。费伊游离在劳动和奉献的世界观之外，却对财富坐享其成，是功利型和物质型人群的生动展演。这类机会主义者在社会转型时尤其狂妄，也活跃在南方作家群的小说里，比如福克纳《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1929) 中的杰生，麦卡勒斯《伤心咖啡馆之歌》(The Ballad of the Sad Café，1943) 中的李蒙，都因缺乏历史担当而进入不了有机而美好的共同体。
面对滚滚向前的南方历史洪流，韦尔蒂始终秉持鲜明的道德立场。她在访谈中评价费伊 “是道德败坏之人” (Welty，1984：227)，足见她对精神文化的重视。这种理念也关照到她的真实世界中，变成她以知识分子身份处事的原则。她继承了父母在杰克逊市中心的房子，后来无偿捐献给密西西比州政府，因为她认为房子属于文学、文化和艺术，应该服务于大众，而不是归她一己所有。韦尔蒂是在呼唤新型共同体，身体力行地解构伪共同体，以此应对转型焦虑引发的社会众生相。
2. 3 工业化背景下的共同体构想
韦尔蒂思索社会转型之际的困境与出路，呼应了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化诉求。众所周知，英国于19世纪早期和中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均衡的现象甚嚣尘上，于是 “英国状况大辩论” (The Condition of English Debate) 应运而生。其结果是建立了一套公共话语，呼吁人们重视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并想象工业化情境中如何建构共同体。卡莱尔、阿诺德、罗斯金、莫里斯等文化学者都参与其中，提出种种社会救赎之道。狄更斯、盖斯凯尔、艾略特、哈代等作家也创作出一系列 “英国状况小说” 或 “英国工业小说”，形成蔚为壮观的文学盛景。美国南方文艺复兴运动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反思和辩论，从192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南方青年北上寻梦或欧洲留学，接触到广阔的现代主义思潮，得以用批判性眼光来审视南方现实，一大群 “南方新现实主义作家” 蓬勃而出。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共同体概念，但都立足于当下来回眸农耕时代，希冀在工业主义语境中建立和谐社会，与哈代等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殊途同归。无论是福克纳的 “约克纳帕塔法世系”，还是波特的 “米兰达系列”，都以雄辩的文风建构精神大厦。韦尔蒂也是这支队伍中的主力，她与卡莱尔等英国文人所见略同，采用工作福音、艺术福音、深度会话等策略，来构想美好生活和新型共同体，《乐观者的女儿》就是这样的典型个案。
这部小说视工作为精神支柱，认为它是人与自身、他人、世界产生文化认同的根基，与卡莱尔的 “工作福音” 理念异曲同工。卡莱尔所处的年代正逢工具理性当道，他提倡以工作福音来取代现金福音，激励人们将工作当作幸福的源泉，以此抵御拜金主义的侵袭 (唐立新，2017：160－161)。《乐观者的女儿》中的劳雷尔正是经由工作治愈个体创伤，突破了外部环境的物化壁垒。劳雷尔痛失丈夫和母亲之后不久，父亲就娶了费伊，老夫少妻的格局引发街谈巷议。劳雷尔的受伤心理与其说来自父亲对年轻女人的猎奇，毋宁说源于费伊的投机行径。于是劳雷尔离开了家乡这块伤心地，投入到芝加哥的工作中去疗伤。小说没有铺陈她的纺织品设计事业多么成功，但开篇就让她以知性高雅的中产阶级女性形象出场：“劳雷尔·麦凯尔瓦·汉德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女人，身材纤细，看上去十分文静，头发还很黑。她的衣服无论剪裁还是质料都很别致……” (3)。工作给予劳雷尔的踏实感一目了然，透露出她稳定的心理和经济状况。这印证了卡莱尔的论断：工作是自我完善的必经之途，唯有如此灵魂和躯体才能趋于和谐 (转引自唐立新，2017：161)。劳雷尔因安葬父亲再次回到家乡，对故土的热爱之情溢于言表。她的闺蜜们以及她父母的朋友们都主动前来，嘘寒问暖、忙前忙后，大家齐心协力地完成了丧事。这种同舟共济的工作伦理充溢着共同体情怀，她因深度沟通而缓解了丧父之痛。在费伊出门旅行后，劳雷尔独自在父母房子里度过三天时光，她在各个房间里思绪万千，其中就包括曾带给她火光和温暖的缝纫室。她孩提时喜欢坐在缝纫机前，用大人做衣服剩下的碎布拼成星星、花朵、鸟儿、人物等，这无形中培养了她的创造力，令她踏入与缝纫息息相关的纺织品设计行业。园艺、缝纫、烹饪都是缔结女性共同体的劳动，比如绗缝节就承载了南方妇女的共同记忆：“缝纫是创造才华和姐妹情谊的物质体现。在绗缝节上，阳光和煦，妇女们带上自制的点心，来到指定场所一起缝百纳被，成为南方农村生活的独特风景。” (黄虚峰，2007：105) 韦尔蒂通过设计和缝纫等劳动意象，以及通力合作等劳动场景，将个体体验汇入集体经验，赞颂了工作福音引领的共同体理想，为身处变革中无所适从者提供精神支撑。
罗斯金和莫里斯等人推崇艺术福音，成为应对转型焦虑、规划理想生活的另一种共同体实践模式，而韦尔蒂的艺术主张也与此吻合。塑造艺术型人物堪称韦尔蒂的一大偏好，既与她出生于书香门第有关，也与她本人的审美情趣有关。《庞德之心》中一身诗意、不爱财富的丹尼尔叔叔，《金苹果》中逃离世俗却浪漫依旧的金·麦克莱，《六月演奏会》中教授钢琴的艺术家艾可哈特小姐，都是韦尔蒂笔下艺术气质浓郁的经典形象。他们把艺术作为净化和感召灵魂的栖息地，自觉隔离到人心不古的氛围之外。《乐观者的女儿》呈现了一个 “艺术之家”，劳雷尔本人、丈夫、父母皆书生意气浓厚，是重精神、轻物质的典型家庭。其丈夫菲尔是建筑师，不但是设计房子的行家，还喜欢手工制作家庭用品。他在日常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喜悦感溢于言表：“我在把这些东西拢在一起的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只要有这种热诚和不倦的努力，用硬纸板也同样能建造出不同的房屋来” (149)。这印证了罗斯金在《建筑的七盏明灯》(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 中的艺术观：建筑在人类艺术中最值得称道，它带给心灵的愉悦和满足无法估量 (2012：3)。将艺术奉为最高境界的莫里斯，也从古建筑中获得感悟：它是对历史精神的艺术传承，能将过去、现在、未来融为一体 (Morris，1936：148)。小说中菲尔的建筑设计自然而然地融劳动、艺术、生活为一体，与罗斯金和莫里斯达成默契。艺术具有的精神和道德力量如此强大，致使菲尔对家人倾注满腔热爱，更萌生炽热的爱国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毅然奔赴太平洋战场。艺术让人摒弃功利主义思维，主动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靠拢，这在菲尔为国捐躯的壮举中展露无遗。
韦尔蒂还把读书视为重要的会话手段，用来形塑健康向上的公共价值观，并走出狭隘的地方主义，彰显世界主义文化立场。在美国南方工业化进程中，人们的休闲方式和娱乐品味被消费文化所侵蚀。以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1946) 为例，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南方小镇充斥着精神空虚之人，蓝月亮酒吧里乌烟瘴气、骚乱频出，连穿军装的士兵都在酗酒和猎艳。《乐观者的女儿》倡导以阅读来充实大众的业余时间，以家庭图书馆来充当亲人间的公共领域，以此缔结情感共鸣和文化归属。在劳雷尔家中，读书是最好的对话和沟通模式：“深夜，她能听到他们俩交替读给对方听的声音，从不让沉默将两人分开或打断他们，两人的声音汇成一个永不停顿的嗓音，在她倾听时悄然把她笼罩起来……一直读进她的梦境中。” (53) 劳雷尔家图书馆既有《密西西比》和《密西西比法典》，也有《狄更斯全集》《简爱》《丁尼生诗集》等。它们超越了美国南方的地域界限，参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从而拥有植根地方的世界主义特征。读书在韦尔蒂眼中是深度会话和深度沟通，它提升家庭和民族的文化素质，打破地方与国家、本土与世界的隔阂，形成多元文化认同与交汇。
3. 结语
韦尔蒂的文学书写植根于美国南方，又对异域文化兼容并蓄，其共同体意识为社会转型焦虑提供解决之道。她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度过，笔端流出的人物和场景也深具南方性，因而常被当作偏安一隅的地域主义作家。然而，她的价值观却超越了地理局限，与源自欧洲的共同体思想产生契合，形成极具开放意蕴的审美现代性。韦尔蒂关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焦虑，构想共同体来缓解文化危机。《乐观者的女儿》告诉人们：农耕时代稳固的乡村共同体已不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工业化背景下流动的共同体。不得不说，韦尔蒂具有 “在居住中旅行” 的全球化意识，这是她身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不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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