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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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路遥》何志铭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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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子良为路遥扛棺的人。柏雨果摄。
（陕北说书丨贺光利：《说路遥》）
路遥之后的当代文学中，是否还有人为大地上的农民思考一条上升的道路？
《平 凡 的 世 界》
事实上，从《姐姐》开始，路遥就持续书写着地位不对等的恋爱故事，但这些恋爱关系都无法长久，只有孙少平和田晓霞是例外。当时有人问路遥，是不是因为无法处理孙少平与田晓霞的恋爱而让田晓霞死去，路遥说，不是这样的，他们的结合完全有可能。
《红与黑》是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个人反抗故事，《班主任》是以读书修复伤痕并克服异化的人道主义叙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共产主义新人锻造史。三种故事指向三种不同的主体成长方式，也关联起三种不同的精神资源。但别有意味的是，这个开头又修改了这三种故事。孙少平的吃饭问题在田润叶的体贴关怀下得到解决，他毫无《红与黑》中于连的羞涩胆怯，而是为温馨的乡情所感动。孙少平偷看的书也不是《班主任》中的《牛虻》，而是更为“正统”的小说《红岩》。而他在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最不能忘怀的是“富人的女儿”冬妮娅，甚至想，“如果他也遇到一个冬妮娅该多么好啊”！
01
“农村新人”还是“鲁滨孙”？
在小说第42章，当孙少平与田晓霞讨论毕业后的前途时，他做了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述：
我现在特别想到一个更艰苦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哪怕是在北极的冰天雪地里；或者像杰克·伦敦小说中描写的严酷的阿拉斯加……我不是为了扬名天下或挖金子发财。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希望自己扛着很重的东西，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地方，不断头地走啊走……
晓霞，你说这些想法怪不怪？我也说不清楚这是为什么！但我心里就是这样想的。我回到家里，当然也为少吃没穿熬煎。但我想，就是有吃有穿了，我还会熬煎的。
这一长段的自我剖白中，值得注意的是，孙少平想要离开农村的动力并非来自前文已经大肆渲染的、只吃得起“三等馍”的穷困生活，而是“心里和身上攒着一种劲”想要出走，即使有吃有穿也会继续“熬煎”。
类似的剖白也出现在孙少平与孙少安发生过的两次争执中。一次是孙少平希望出去“闯荡世界”，不想在家帮哥哥孙少安经营烧砖窑。哥哥指责他爱“逛”，他立马反驳：“我不是去逛！我是要出去干点事！”叙事者的声音在这里插入评论，指出孙少平离开乡村的冲动不同于另外两位离开乡村的同龄人：“ 虽然同是外出‘闯荡世界’，但孙少平不是金富，也不是他姐夫王满银！”兄弟俩的第二次争执，是孙少安在扩大经营后再次找孙少平回家帮忙，孙少平依然拒绝了邀请：“钱当然很重要……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通过乡镇企业致富的孙少安是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中典型的农村人物形象，孙少平却不是。孙少平充满着远走高飞的无名骚动，不愿继续土地上的安稳生活，这正贴近于笛福笔下的鲁滨孙。《鲁滨孙漂流记》中，鲁滨孙有着房子、种植园和家庭，却在某种“命中注定的东西”的召唤下去海上冒险。孙少平无法抑制的“闯荡世界”的冲动与之类似。
瓦特指出，和浮士德、唐璜、堂吉诃德等因“自大、异常的才能和堕落的无度”而获得自由的漫游者相比，作为普通人的鲁滨孙通过理性规划在荒岛生活中实现了“这一切理想的自由”。路遥在孙少平身上融入了鲁滨孙的元素，因此，有别于王满银和金富式的“盲流”和“逛鬼”——前者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用以形容农村流动人口的代表性名词，后者是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对于不安于土地者的称呼，孙少平是主动出走并通过理性规划在新时代获取成功的新型人物。
孙少平正是路遥试图创造一种混合型“农村社会主义新人” 的尝试。他具有比高加林（路遥小说《人生》主人公）更彻底的鲁滨孙式冲动，但一直通过乡土社会网络得以生存、得到抚慰，而非像高加林那样只能在城乡之间二选一。孙少平“严格地把自己放在‘孙玉厚家的二小子’位置上”，“敬老、尊大、爱小……人情世故，滴水不漏”，打工宁可少要钱，给奶奶买眼药水，给父亲箍窑洞，给妹妹置办行李……总之，他认可黄土地上的“另一种复杂，另一种智慧，另一种哲学的深奥”。
尽管滕尼斯想表达的是对于古老“共同体”生活的向往，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主潮中，这种对于古典与现代、农村与城市之间不同群体形态的体认被理解为古典的“共同体”需要进化为现代的“社会”，农村需要进化为城市。然而，《平凡的世界》却极力构想了两种群体生活之间的均衡性。孙少平虽是鲁滨孙式的现代个体，但依然尊崇农村的种种礼俗规矩，肯定乡土“共同体”所代表的价值。鲁滨孙的孤独处境被视为现代个体的普遍命运，预示着现代生活中“个人”与“社会”无可避免的分裂，而传统的乡土“共同体”却帮助孙少平超越了这一分裂。
在本章引言部分对《平凡的世界》开头所做的分析中，孙少平对于吃饭问题的敏感近似于《红与黑》中的于连——这同样是一个典型的“个人”形象。但与于连不同的是，在田润叶的体贴下，孙少平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他也为这种温馨的乡情感动。这是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被乡土“共同体”拯救的例子。
02
孙少平的“阅读”与“爱情”
路遥的大部分小说中都有一个家境贫寒却热爱读书的年轻人形象。他的自传体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中，马建强因吃饭问题引发自卑，这一情节重复出现在后来的《平凡的世界》。但《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的读书，已经没有了赢得考试、超越家境优裕者的目的，而是直接服务于他的内心：
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
读书和尊严的联系在《平凡的世界》中显得更为“直接”。这种“直接”体现在：不是通过知识出人头地，然后才有了尊严，而是知识本身就能安定内心，建立尊严。孙少平自发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创业史》，在田晓霞的指引下阅读《参考消息》《各国概况》、杰克·伦敦、艾思奇、《天安门诗抄》《白轮船》《简·爱》《红与黑》，从诗人贾冰处借《牛虻》，在揽工时读名人传记，他的读书是业余性的，并不与功利目的相关。
田晓霞一度以为孙少平回到农村之后就会被“小农意识的汪洋大海”淹没，却没想到他一直没有放弃精神追求，这成为他们恋爱的开端。
孙少平即使在黄原揽工的艰苦环境下依然坚持阅读《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阅读名人传记的孙少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与黑》中将《圣赫勒拿岛回忆录》视为命根子的于连。于连深深眷恋那个能让底层青年大展身手的拿破仑时代，因而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充满憎恨。但孙少平没有使书中的世界映照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普遍化的“人生哲学”。这种将具体进行“抽象化”的努力，是一种高级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不止一次出现， 孙少平甚至从自己的苦难生活中提炼出了一种“关于苦难的学说”。小说特别点出，正因为这一原因，穿着破衣服的孙少平在穿着风雨衣、旅游鞋的田晓霞面前，并不觉得低人一等。
有意思的是，于连式的阅读出现在了安锁子身上。孙少平在矿井下利用休息时间给大家讲《红与黑》中的故事，当他讲到于连如何爬进了“那位小姐”的卧室时，单身汉矿工安锁子十分嫉妒于连的“好运气”，气得撕毁了《红与黑》。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孙少平的黄原揽工生活中：“萝卜花”为大家讲述自己与灵香的故事，他添油加醋地描述灵香的美和自己骚动的欲望，让揽工汉们浮想联翩、兴奋不已。
雅克·朗西埃曾对福楼拜为何要让包法利夫人死亡有一个解释：艾玛·包法利阅读了太多小说，因此将文学与生活混为一谈，想让文学中的快乐变成现实的快乐，而这是不为等级秩序所允许的。包法利夫人的阅读与安锁子和揽工汉们的阅读都是类似的。
相比之下，孙少平清楚地区分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有一个例子，孙少平在读完《白轮船》后与田晓霞出门散步。第一次与姑娘单独在一起的经历让他骚动不安，但他在春夜中感到忧伤，叹息着念起了《白轮船》中吉尔吉斯人的古歌：
有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有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田晓霞也一同朗诵起来：
没有比你更宽阔的河流，爱耐塞 , 没有比你更亲切的土地，爱耐塞。没有比你更深重的苦难，爱耐塞， 没有比你更自由的意志，爱耐塞。
小说中写道，这时的孙少平想要抱住田晓霞，却被喇叭声拉回现实之中。这是《平凡的世界》中非常动人的一段描写。使孙少平高出安锁子的，是前者没有将阅读视为轻易获取欲望快感的来源，反而是通过阅读将个人的欲望和忧伤导引向某种具有超越性、包容性的存在：山川河流，以及苦难、自由等哲理概念。这样的态度，和上面分析过的孙少平从书本世界中提炼出一种“人生哲学”的阅读态度是一致的。孙少平的阅读方式显示出一种“反媚俗”的姿态：艺术可以用来补偿现实的不足，但艺术始终是“内部”的，不被直接拉入“外部”的现实之中。
因此，我们可以从文学的意义上理解为何孙少平可以与田晓霞恋爱。事实上，虽然路遥从《姐姐》开始就持续书写着地位不对等的恋爱故事，但这些恋爱关系都无法长久，只有孙少平和田晓霞是例外。当时有人问路遥，是不是因为无法处理孙少平与田晓霞的恋爱而让田晓霞死去。路遥认为这不是无法处理的，他们的结合完全有可能。
“爱情”是 20 世纪 80 年代人道主义话语最集中、表达最强烈的主题。20 世纪 80 年代的爱情观念以人格平等为基础，只有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人生》中高加林抛弃刘巧珍才不是一个“陈世美” 式的、贫寒才子“发迹变态”的老套故事，而是因没有共同语言而无法产生“爱情”的新故事。而孙少平的“非功利”和“反媚俗”阅读，则使其超越了《人生》里的高加林，超越了农村出身，具有一种“知识分子”人格。同样， 田晓霞也不是杜丽丽那样的典型城市青年，而是更接近“知识分子”形象。在同为“知识分子”的意义上，他们才得以拥有爱情。
如果细分，田晓霞和孙少平其实是两个时代的文化英雄。像田晓霞这样读“黄皮书”、“灰皮书”、《参考消息》、《各国概况》长大的高干子弟，曾经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公开的情书》中。洪子诚在点评《晚霞消失的时候》时指出，他们的高谈阔论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源自这些谈论是对上一个年代里“知识无用论”的背离和批判。而在将农村和农民视为“愚昧落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平凡的世界》中以“非功利”和“反媚俗”姿态阅读严肃书籍，还能从苦难中“抽象”出“学说”的孙少平，则倾注了路遥对于农民如何获得一种 “精神生活”的期待。
在路遥那里，孙少平的精神追求超越了他所身处的艰难环境。更重要的是，孙少平之精神生活的获得来自在逆境中磨砺自我。这就意味着，农村人并不会因为经济水平的落后而缺乏获得“精神生活”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正是这种艰难困苦为他们提供了磨砺精神的必要条件。那个在漏风的工地上挑灯夜读的孙少平形象，因此才无比激励人心。在农村和农民被视为“愚昧”的 20 世纪 80 年代，这是路遥为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农村青年找到的通往高贵的道路。
03
文学地图的“转移”与路遥的“浮沉”
对于路遥的评价，在文学研究界和普通读者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反差。这是一直引发人们关注的问题。
1986 年春，《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毕。《当代》杂志派来看稿的编辑周昌义认为这部小说跟不上当时标新立异、流行“寻根文学”和现代主义、讲究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的文坛，因此找借口退了稿。作家出版社的编辑看了这部小说，也认为这是老一套“恋土派”，并将稿件退还最后，《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只能辗转发表在地处边缘、抢夺稿源竞争力不如《当代》《十月》《收获》等京沪杂志的《花城》上。《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反响并不好，以致第二部无处发表，第三部也只发表在影响力并不大的山西刊物《黄河》上，直到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才一炮而红。
路遥所遭受的冷遇，据说源自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中显得过于“落伍”。事实上，他的“落伍”与80年代陕西文坛的集体边缘化密切相关。20 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文坛是高度精英化的，“新时期文学”的主导者来自城市、沿海、东南地区，农村则成为文化荒地。——面向农民的精神文化产品的绝对缺乏，正是《平凡的世界》后来热销的外部原因。
路遥接受史中最吊诡的一次变迁在于：他从被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界瞧不起的“落伍作家”，最终变成了 21 世纪批评家眼中严肃文学的良心。“文学”本身的位置变化使路遥不再“另类”，反而可能具有了某种“正统”和“典范”的色彩。而路遥在 1992 年市场经济的先声中去世，则进一步以悲剧英雄的意味印证了这种严肃文学的位置。
路遥回归了“主流”文学的谱系，但在路遥之后的当代文学中，是否还有人为大地上的农民思考一条上升的道路？
路遥在网络文学界大受欢迎，《平凡的世界》被称为“唯一一部对网络文学有影响的新时期经典”。创作了玄幻武侠小说《间客》的著名网络作家猫腻，甚至将《平凡的世界》称为他看过的最好的“YY（意淫）小说”。
人们只记得孙少平、孙兰香兄妹与高官子弟的恋爱故事，却忘记了路遥始终在强调他们在困境中的脚踏实地和精神砥砺。修仙和玄幻是网络文学里最流行的文类，更成为《平凡的世界》之后的时代里底层青年关于“文学”的新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的现实主义作品《平凡的世界》恐怕也就成了一个平民子弟修仙飞升的白日梦。
既然是“意淫”和“梦”，也就意味着对于农村青年上升可能性的彻底否认。它们是在幻象中凌空蹈虚的“飞岛”，却不是《平凡的世界》里展现出真切可能的“上升的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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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黄堡书院 书房记 梦回陕北 腾讯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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