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拥华、朱国华《诺贝尔时代的终结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重建》

蓝诗玲认为,中国的诺贝尔奖情结关乎中国现代性的一个关键问题:怎样回应一个同时需要民族意识和超民族意识的时代?她的看法是,只要民族国家仍然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凭借,民族本位的思维就会压倒国际主义的思维。此种说法未免画地为牢,事实上,至少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上,民族本位与国际主义一直保留相互成就的可性。

以中国为例,中国文学传统与外来文学资源一直在互动之中,将中国与西方截然两分已经价值不大。

前面说到汪曾祺,重要的不是诺贝尔奖是否有能力领会汪曾祺文学语言的古典韵味,而是它如何评估汪曾祺熔铸古今中西的创造性。汪曾祺并不仅仅是一个中国士大夫,他并非简单地回归传统,而是以其独到的才情与智慧,为当代中国小说闯出一条新路。而且,汪曾祺并非只是在语言上用力,其语言的背后是中国人独特的人情之美,而这种美又并非一味的诗意,而是在“极左”语言的灰烬中抢救出来的一种灵明,是温润如玉却潜藏着丝丝裂纹的优雅,是从洞明世事的悲悯中释放出的生气。如果诺贝尔文学奖没有能力对其进行评估,那就需要更恰当的奖项来承担这一使命。但无论如何,问题不能被简化为要民族性还是要世界性的问题,既不能偏激地认为中国文学不需要在意来自他国的奖项,也不能简单地搬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行话作为文学的评价标准。

就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来说,立足传统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恰相反,诺贝尔奖所代表的卓越性标准之所以能够为某一民族国家严肃的文学人所尊重,是因为它可以成为一种有益的刺激,用来疗治民族与个人盲目的文化自信。诺贝尔文学奖的诱惑如此强大,这诱惑不仅来自于奖金,更来自于从“国民作家”一步跃进为“世界文豪”的无上荣光。鲁迅当然明了这种诱惑,所以他在拒绝诺贝尔奖提名的信中把话说得十分严厉,他说“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在鲁迅看来,中国作家认为自己不配,比认为自己足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更好。这似乎缺乏文化自信,其实却是从中国文学的主体精神出发。倘若我们不是埋头做自己的事,而是一直将“中国人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多远”当作最大的问题,对诺贝尔奖孜孜以求,这个奖的存在就会成为破坏民族文学发展生态的因素。

对于鲁迅的这一告诫,中国文学人一直心有戚戚,不过时至今日,情况又有所不同。一则,在后殖民 的语境中,第三世界国家似乎应当放下“国民性批判”的包袱,何况,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渴望未必就超过其他国家,我们不必责己太过;二则,中国正处于全面、高速的发展时期,完全应该在未来获得更多国际奖项,以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鲁迅自有低调的理由,那时的中国整体地被西方无视,但是此一时彼一时,莫言的获奖或许预示一个辉煌时代的开始。而更进一步的想法也许是:将来是否有可能出现更适合于中国文学且有能力与诺贝尔文学奖抗衡的国际奖项?是否有可能出现以中国城市为首都的新的文学世界共和国?我们的关键诉求,其实是让各类文学奖百花齐放,它们不是复制诺贝尔奖,也不是以地区 垄断者的身份进行竞争,而是共同应对当今世界多向度、多层次的中心与边缘的矛盾。使不同地区的作家追逐单一奖项,必然会使原本参差多态的文学世界共和国呈现出极不对称的供求关系,使缺乏相关文化资本的国家产生强烈的匮乏感,从而导致对新殖民主义秩序的强化。

让文学创作立足于地方经验,立足于特定时空中人们的欢乐、苦难与抗争,这是我们对文学之为文  学的期待;让文学不仅仅关心地方,亦能自然而然地关心远方和他人,同样是我们对文学之为文学的期待。而要使这类期待成为可能,首先是要在具体的命运共同体的内部以及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找到富有文学生产力的沟通方式,使具体的“我们”能够通过文学不断扩大自身。这既是作家和文学研究者的使命,也是国际性文学奖的责任。

(摘编自汤拥华、朱国华《诺贝尔时代的终结与文学世界共和国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