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外交 | 联合国的“回头客”（下）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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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国际展览局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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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的公司

我第一次赴联合国时，中美还没有建交，中国在美国也没有办事机构，涉及两国关系的事务，都是通过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黄华与基辛格秘密会谈。此类会谈均由施燕华做翻译，而相互间的联络员则由施燕华和基辛格的助手洛德担任。

1974年，作者与妻子施燕华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屋顶阳台上。

当年施燕华和洛德各有一个代号，他们经常通电话，并且通话中不能出现黄华和基辛格的名字，也都用代号称之。每次双方会见前，都由他俩约定在什么地方，一切都非常保密。那时我和施燕华住在一起，有时她突然就不见了，不知道去做了什么，我不能问，她也不能说。

就这样，施燕华与洛德、基辛格成了熟人。我第二次来到美国后，有一次我们夫妇与基辛格偶然相遇，他向施燕华发出邀请。那时我已经学会开车，便驾车一起去了基辛格的公司。

在美国，一些外交界、政界人士在卸去职务后，自己开公司，或从事经贸方面的咨询等，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除基辛格外，尼克松时期的国防部长施莱辛格、里根时期的国务卿舒尔茨等都是如此。他们的优势是在世界各地都有广泛的人脉关系，此外还有敏锐的战略眼光和丰富的处理高端事务与应对危机的经验。

那天，我们到了基辛格的公司，基辛格放下手头的工作陪我们聊天。我问他的公司是怎么做生意的，基辛格回答：“我做的生意很简单，就是两项：一是某大公司想到某个国家投资某个项目，我替他们做一下可行性分析；二是告诉这些公司，到这个国家投资要见的关键人物是谁，并将其介绍给他们。”

跟基辛格接触，不仅能听到一些有意义的见解，还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感受这位外交翘楚的魅力和风格。我们聊天的过程中，基辛格秘书端来三杯茶，一人一杯。基辛格喝茶喜欢放糖，秘书拿来糖，却忘记给每个茶杯配一把勺子。基辛格随即给秘书拨去电话，他没有直截了当地批评秘书忘了拿勺子，而是打趣说：“美国虽然是一个穷国，但我们喝茶还是可以摆上三把勺子的。”

这次到基辛格的公司做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言语风趣幽默，在外交上建树颇丰，曾是世界级的风云人物，但并不羞于言商言利。即使不是为了某一桩具体的生意，泛泛地谈一些经济问题，他也往往能从一般企业、商业界人士不具备的大局观和高视点谈出一些独到、深远的东西。倾听其高论，让我获益良多。

从那以后，我经常想起基辛格的公司，由此想到外交与做生意发展经济关系的关系，“外交资源”这个词就这么自然地蹦了出来。如何利用外交资源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和建设事业服务，随之成为日后经常让我萦绕于心的问题。

理想与现实

《联合国宪章》一开始有这么一句话：

“We， the peo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termined to save succeeding generations from the scourge of the war， which twice in our lifetime has brought untold sorrow to mankind.”（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当初有关国家想把联合国建设成一个世界政府，最早联合国还设立了“军事参谋团”，以在必要时可动用军队。由于美苏两极对峙，“军参团”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在联合国时，看“军参团”就像看一个笑话——将军们每月一次穿着漂亮的军服去开会，然后宣布：今天没事，散会。

联合国的建立有理想主义的成分在里面，这反映了人类的一种追求。人类总要有理想，才有奋斗的目标。

最早我们对联合国的认识，概括起来有几句话：一是个讲坛；二是个废话公司，都是老生常谈，谈了又没用；三是个文件制造工厂，每天的文件堆积如山，起不了多少制约作用。

联合国的有些观念与我们的不吻合。我们当时不支持维和行动，认为是一种对别国内政的干涉，拒绝缴纳维和行动的费用。但是，我们意识到联合国是个可以利用的讲坛，可以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阐述中国的观点。

联合国内在对某项事务或决议进行表决时，历来只有赞成（yes）、反对（no）、弃权（abstention）三种表态方式。中国代表团进入联合国后，首创了不参加投票（non-voting）的方式。每次遇到连弃权都不屑于参与但也不准备使用否决权的议案，我们就不参加投票，实际上态度是介于弃权与反对之间。后来，有些发展中国家也学了这手。有人认为这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外交艺术”，结果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参加投票的方式成为三种表态方式之外的第四种正式表态方式。

我们对联合国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大体分为几个阶段，其发展过程与国内的情况密切相关。

01

应付，这段时间是从1971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5年里，由于受到“左”的干扰，我们只把精力集中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反“两霸”（美苏），其他我们不管，美其名曰“超脱”。

02

改革开放之后，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因此，从1978年到1992年间，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多起来了。过去我们对裁军不感兴趣，后来慢慢对这个问题的参与多起来；对人权也不感兴趣，我们认为是西方的价值观念，但后来我们参加了人权委员会。这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03

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调整的幅度很大，我们积极参与维和行动、裁军、不扩散武器条约和人权事务，等等。

很多人批评联合国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联合国的议事过程确实很慢，尽管其规则并不完美，但你不能不承认，世界需要联合国。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要前进、要发展，需要法制和民主，世界也是这样。从世界范围来看，什么是民主？就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富国、穷国都有发言权。什么是法制？那就是定下规则，大家都要遵守；大家参与定规则，这就是多边主义。所以，联合国正是世界所需要的民主和法制的载体。

民主是需要代价的。在民主的框架里，做什么事都不可能太干脆。

- 未完待续 -

文字 |《吴建民谈外交》（本书出版于2015年）

作者 | 吴建民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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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联合国是外交官的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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