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件冤错案背后的规律：几乎没有一件是通过正常刑事申诉平反

每一段冤案都与强权有关，我们必须将强权牢牢的关进笼子里，不要轻易将它们放出来，是要害人的。
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但是正义终究会来。它蹒跚的行走在凄凉的申诉路上，需要有良知的法律人去帮扶一把。

本文来源：西南律政微信公众号

Part 01

纵观这些纠正的冤案，人们在欢呼司法正义的同时，也引起很多思考：为什么民间会存在这么多的冤案？为什么很多冤案都是由“两高”来推动纠正的？我国法律一直贯穿“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而事实上纠正一个冤案却为什么那么难？

我是成都夏律师，每天都在思考，每天都有感悟，每天都在用心记录生活。关注我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编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权利，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确有错误的裁判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发现确有错误的裁判可以决定再审。可以检察院和法院是平反冤案的职能部门，各级法院、检察院都设立有刑事申诉审查部门，从事冤案审查。实践中，一些影响重大的冤案，极少能在司法机关通过正常申诉得以纠正，不少案件的纠正恰恰出于偶然事件，不得不纠。以下是二十件影响重大的冤案的平反情况：

从上述冤案可以看出，很大一部分能够纠正的原因主要是靠“运气”，如“真凶再现”或者“亡者归来”，否则纠正怕是遥遥无期。其次是靠蒙冤者及其家人的长期申诉信访，得以引起“两高”重视，重启复查予以纠正。如陈满案，申诉达二十余年，海南省高院、最高院都驳回了他的申诉，直到最高检抗诉才纠正的，很少受冤者有这样的耐心。上述案件几乎没有一件是通过正常的刑事申诉制度来平冤的。2017年最高检报告中提到的“假沈六斤”冤案，仅仅是一个“张冠李戴”乌龙案，将“方未社”错当成“沈六斤”被判死缓，最后都要在最高检督办下纠正的。

可以说，对于这些重大冤案来说，通过正常申诉途径纠正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像张氏叔侄、佘祥林、赵作海等都通过正常途径申诉过，但都被驳回了，他们有的早已心灰意冷，不寄希望于申诉，只待坐穿牢底，直到“真凶再现”或者“亡者归来”才出现转机的，冤案的平反有点靠“老天开眼”。刑事诉讼法设置的审判监督再审程序，形同虚设，起不到审判监督，纠正冤案的作用。刑事司法追求的不枉不纵，“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成了美丽的神话，刑事诉讼纠错程序设置的良好愿望，与现在中大量冤案得不到纠正的矛盾，越来越突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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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践中，既然法律规定了较为完善的再审纠错程序，为什么这些冤案不能通过正常的申诉途径来解决呢？

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主要负责司法指导性工作，即使收到关于刑事错案的申诉材料，也会将其移交给地方司法机关审查。因此，在现行刑事错案发现机制中，刑事冤案的发现机构主要是地方司法机关。而许多重大刑事案件的终审法院是省级以下法院，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申诉审查往往回到原来作出判决的法院。

据了解，最高检、最高法每天的申诉信访量都大到几百上千件，绝大多数申诉都被批转地方司法机关或原处理司法机关，地方司法机关通常都是驳回当事人申诉请求。

如聂树斌案，即便出现真凶，河北省高院依然驳回聂树斌母亲的申诉，直到最高法院指定山东省高院审查。申诉人都寄希望于“两高”能够直接受理，只有他们才是“包青天”，导致老百姓“信访不信法”，回到了人治的老路。其情形犹如清末的“杨乃武案”，杨乃武姐姐多次越级进京告御状，引起慈禧太后重视交由刑部再审纠正的。现实中刑事申诉案件的受理就形成了基层没事干，“两高”干不过来的怪现象。

2、我国的刑事错案申诉再审制度实际上是以“自我纠错”为主的，即一般都是由当年办案的司法机关或其上级机关去决定再审和改判。从表面上看，冤案在我国似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重视，无辜者及其家人可以随时随地到最方便的地方伸冤维权。但是地方司法机关自我纠错的弊病却是不言而喻的，趋利避害是人的基本行为模式，否认甚至掩盖自己的过错也是人的一种本能，因此，冤案的制造者往往不愿意承认错判，其中有些人甚至会想方设法去阻碍翻案。

特别是一些冤案是由公检法通力合作或者政法委协调的结果，即使那些司法机关的领导没有参与错案的制造，但是考虑到部门利益或同事关系，不愿意得罪兄弟单位和部门，往往也会采取推诿或回避的态度，不去触碰那可能得罪同事或朋友并间接损害自身利益的“烫手山芋”。

也就是说，严格依法办案的前提是不损害自己或部门的利益，不损害绩效考核和业绩，不影响单位与单位之间、自己与领导与同事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司法机关自我纠错的制度设计不符合人的行为规律，也违反了“任何人不得做自己的法官”的法律常识。

启动再审是认定和纠正错判的基本路径，启动再审的条件与认定错判的标准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而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可以高于启动再审的标准。我国的再审启动标准看起来清晰明确，但在实践中规定不够明确，所以一些司法人员在审查申诉案件时把握的标准比较高，甚至按照刑事诉讼中认定有罪的标准，要求证明申诉人无罪或他人系“真凶”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如于英生杀妻案，其妻体液内提取有他人精斑，经DNA检测不是于英生的，显然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如此疑案，申诉了十几年都维持原判，直到最高检重视才重审纠正的，也是在纠正后没几个月，侦查机关根据遗留DNA精斑，查出了真凶。因此，如果冤案一定要有“铁证”才能翻案，那么绝大多数冤案恐怕就都很难平反了。由此可见，我国法律中关于认定错判的证明标准不够明确而且容易掌握偏高，这也是导致再审启动难和错判纠正难的一个重要因素。

4、冤错案追责制度也成了冤案平反的一大阻碍。近些年，“两高”都制定了相应的《错案责任追究办法》，客观来讲，错案追究制度的推行对于促进检察人员与审判人员提高业务素质、强化职业道德素养、依法行使职权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虽然《追究办法》确立追责原则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的错案，但责任主体范围相当广，意味着一旦某一案件被认定为错案，那么此前参与办理本案的所有人员都可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如赵作海案得到纠正之后，当初负责本案审理的商丘市中院的三名审判法官与河南省高院的复核法官皆被停职接受调查。试想在赵作海案被纠正之前，与案件审理有关的几名法官怎么可能会主动向法院反映本案存在的问题，那样等于将自己变成错案追究的对象，因此，他们只会尽力掩盖并隐瞒错误而不会举报。

此外，即使由其他司法人员负责纠错，由于牵涉的人员可能具有广泛性，纠错主体也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而且负责纠错的司法人员无法从纠错中获取多少利益，利弊权衡之后，纠错人员往往能推则推，能掩则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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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域外冤案的纠正机制

任何一种司法制度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缺陷，冤错案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国家刑事诉讼制度比较成熟，同样也存在冤错案。我们了解一下欧美国家在冤错案纠正上的做法。

英美法系国家的诉讼制度设计和运作均十分强调程序法定，通过正当的程序设置来控制刑事错案的发生。根据华盛顿一家名为“死刑信息中心”的反死刑组织的统计，1973至2010年2月，美国共有139人从死囚牢中得以释放，恢复了法律上的清白之身。这样的数据似乎与人们对于美国法治状况的想象不大相符，然而美国为何会出现如此多的冤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建立了一套独特的错案发现机制。

１．美国“无辜者洗冤计划”

在“无辜者洗冤计划”创建之后的10余年中，全美各地陆续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寻找无辜者的组织，截至目前，只有夏威夷州、南达科他州和北达科他州没有“无辜者计划”机构，其余各州至少设有一个“无辜者计划”机构。此外，这一组织还积极促进相关的立法活动，从2004年至2010年，这一组织在全美范围内推动制订或者完善了与无辜者有关的70项法案。

所谓的“实际无辜”的案件与“错判”的案件的区别在于申请人是否真正的实施了犯罪。“实际无辜”是指真正的、事实上的无罪，即在押犯人根本没有实施有罪判决所述的那种犯罪，也没有实施其他相关犯罪。而那些单纯因为程序上的错误进行请的只能算是“错判”案件，“无辜者洗冤计划”对其予以受理则会十分慎重。

其次，美国的定罪后DNA检测，该项目是与“无辜者洗冤计划”相应而生的，“无辜者洗冤计划”就是通过对定罪人进行DNA检测得出新证据后帮助那些主张“事实上无罪的人”申请再审或者赦免。目前，有权提出DNA检测的申请人原则上仅限于正在被监禁的罪行严重的被判刑人。检测结果对申请人不利时，一般是直接驳回申请。检测结果对申请人有利时，申请人就有权以新发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而且法院应当批准再审申请，启动再审程序。

据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历史上已有316人通过定罪后的DNA检测得以洗刷冤屈，其中的172人是通过“无辜者计划”得以发现的。通过“无辜者洗冤计划”，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有超过1000名的蒙冤入狱者被释放。（美国俄亥俄州“洗冤工程”主任马克·戈德森）

2．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

总之，该委员会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和方法在最大范围内收集证据和材料，其它机构和个人应该无条件予以配合。调查完毕后，委员会不仅可以根据申请提起再审，还可以直接提交案件要求再审。从1997年到2009年，该委员会已经向上诉法院移交了444起怀疑判决有误的案件，其中有290起案件的有罪判决被撤销。

在申请再审的方式上，要求申请人应当将再审申请寄送至最高法院刑事判决再审委员会（由5位法官组成），通过该委员会审查后再提交至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当事人直接提交至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的不予受理。委员会可以驳回所提出的再审申请。在此情况下，案件即告终结。委员会也可以认可所提出的再审申请，将案件提交最高法院刑事庭受理。刑事庭作为再审法庭对所提申请作出作出驳回申请或撤销原审宣告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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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构我国的冤案申诉审查机制

前述我们分析了我国的冤案纠正机制，是建立在检法两家“自查自纠”式程序设置基础上的，弊病突出，成效低下。实践中大量有影响的冤案纠错，都是依赖于偶然事件或者长期信访，人治因素突出，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所以，我们有必要反思我国的冤案申诉机制，借鉴英美的冤案申诉制度，建立起符合我国特色的冤案申诉审查机制。

民间机构毕竟财力有限，加上没有立法上的保障，像调取原审案卷这些基础工作都十分困难，政府也不可能为此投入司法资源，这些民间洗冤机构职能通过网络呼吁、研讨论证等方式，即使有专业人士的帮助，也完全不能和我国公检法联合在一起的公权力相抗衡，要想说服法院启动再审依然很难。因此，借鉴英国的方式成立一个独立于司法权和行政权之外的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会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

刑事案件复审委员会可以作为人大法工委的内设机构，对人大负责，但人大不能干预其具体工作，以保持该机构的独立性。刑事案件复审委员只设立在省和地市一级的人大法工委之下，申请人对哪一级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不服便可向哪一级复审委员会进行申请。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由法律专业人士组成，同时可以聘请律师、法学教授以及其他法律人士参加。该机构负责统一审查所属辖区内提交的申请，财政方面由国家提供支持，同时也要通过立法来赋予其一定的调查权力或者申请司法机关取证权，如提出重新鉴定，调取案卷，要求提供证据材料等，尽可能地克服证据收集难的问题。

通过刑事案件复查委员会的申诉审查，形成冤错案救济的长效性机制，使得我国的冤案纠正从依赖偶然性事件和长期信访的救济方式转向制度性、法治化的救济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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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湖南麻阳的警察近一半都参与了这起案件。警察认为，碎尸这种案件，凶手要么是医生，要么就是屠夫。

警察思维就盯住了这两类职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医生对象，于是作屠夫的滕兴善就成了警察注意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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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再清白的人，只要进了警察的审讯台，太监都能审出来强奸犯。腾兴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进去没多久就全部招供了，承认杀了人。滕兴善招供的那天晚上，一瘸一拐地回监，摸着自己伤痕累累的手脚，对同室的陈功良说：“他们这样整我，轮流审问，连打带骂，不让睡觉，谁能受得了呀？我顶不住了，只好承认自己杀了人。”

当年的怀化地区(今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1988)刑一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书》中，对案情有生动的描述：“1987年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被告人滕兴善与与其有暧昧关系的贵州籍女青年石小荣在其家奸宿后，发现丢失现金，怀疑系石盗走，便追赶石至马兰洲上，将石抓住，石呼救挣扎，被告人将石活活捂死。尔后用刀和小斧头等工具将石的尸体肢解成6块，分别抛入锦江河中灭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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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问，为什么不请律师？

1989年1月28日，滕兴善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临刑前，执行人员问他还有什么遗言，滕兴善大声说：“我没有杀人！我是冤枉的！”他想挣扎着起来，但很快被强按住跪在地上。他无限留恋地看着面前的青山绿水，然后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砰”的一声枪响，滕兴善倒在了草丛中。当天下午，律师匆匆忙忙从长沙回到麻阳，得知滕兴善在上午已被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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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春节，妈妈突然对女儿滕燕说：“燕儿，有件事我想告诉你，那个石小荣根本没死，你爸爸是冤枉的！”

滕燕立即聘请律师，决定为父亲洗刷罪名。湖南省高院在接到滕燕、滕辉姐弟俩申诉后，于2005年7月成立专案组，9月，当年涉案人员已被隔离审查。2006年1月18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滕兴善故意杀人案做出再审判决，滕兴善被宣告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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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7日，最高院公开宣布，2013年至2016年，全国各级法院共依法宣告3718名被告人无罪。共受理国家赔偿案件16889件，赔偿金额为69905.18万元。

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但是正义终究会来。它蹒跚的行走在凄凉的申诉路上，需要有良知的法律人去帮扶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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