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董事长汪建的传奇故事
去年年中的时候，公司出了点状况，有的业务线上不能推了，我也就空下来了。正好那时候公司开了个读书会，领导说他平均每天读一本书，已经读了差不多有一万本书了，我惊叹不已。
那次读书会回来，我就想尝试下，看每天读一本书是什么样的体验。其实光读书可能还好，关键我喜欢写读后感，这样一来，读书的压力陡增，因为如果没读进去，读后感几乎是写不出来的。
就这样我坚持了一百天，不过一百天下来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厉害，反而是对领导的敬佩又添一分，因为我发现实在太难了，我也只能坚持到一百天为止了。
要说读书厉害的话，我脑海里第一个跳出来的人是毛主席，第二个是罗振宇，他曾表示自己平均每天要读两本书，再然后就是我们公司领导。至于我，只能在普通人当中算比较喜欢读书的一个，读过的书也就几百本而已。
坚持读了一百天书后，我调整了下方向，从读书、写书评，调整为写医疗相关文章，有条件的话尽量做到每天一篇。然后就这样从去年的12月1日，写到了现在。至于能坚持多久，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只是在工作之余，主要是下班后回到家里写写。
之前忙的时候，我晚上在家也是忙工作，主要还是看工作的需要。当然，我个人还是希望不要过于忙碌，忙到没有生活。
最早写文章我只想取悦自己，毕竟也没什么人看，不必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当看的人开始多起来以后，反而创作多了一点顾虑，少了一些自由。因为经常会有朋友提意见，需要越来越多的照顾到读者的体验。
我有时候也会羡慕那些活了一辈子，几乎从来都不用考虑别人目光的人，一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这样的人通常都还有大的作为，比如今天的主人翁汪建，华达集团董事长，也是华大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关于华大创立之前的汪建的记录不是很多
1954年，汪建出于湖南怀化沅陵县。
1976年，在湖南医科大学（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疗系学习。
1979年，大学毕业。
1983年，进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
1986年，毕业获中医结合学科病理专业硕士学位。
1988年至1994年，先后在美国德州大学、爱荷华大学、华盛顿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91年，主导成立西雅图华人生物医学协会，策划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引回国内。
当时华盛顿大学有一帮人都在基因组计划这个领域里面，在那三四年里拿了三四个诺贝尔奖，整个学校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就大手笔布置了几个前瞻性的东西：一个是蛋白质组学，一个是基因组学。
然后又忽悠比尔·盖茨给了一大笔钱，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系。所以九十年代初的时候，西雅图的那个基因组中心是世界上最好、最大的中心。汪建是从那个时候觉得，应该把它搬回来。汪建一起有好几个人在那里面，汪建负责生产队伍，先回来看能不能落地。
1994年，回国创建北京吉比爱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积极推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
对于在美国呆了六年，突然回国做一家新的公司，汪建是这么解释的，“一个是当时美国政府有一个乳腺癌的项目派我回来，我回来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看到中国当时的状况，觉得再不回来不是傻子吗？另外一个是因为基因组项目也需要一些前期的启动，我来探探路。”
当时国家正好大规模地发生戊型肝炎，汪建就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来做。结果第二年发现艾滋病是更大的事情，就做了两年这个。
这个小公司做了两三年就赚了上千万，但马上就回答不了一个问题：吃饱撑着后干什么？
那个年代的科技创业，对于美国留学回来的汪建而言并不困难。真正让汪建不习惯的反倒是商业领域的勾心斗角，所以汪建确定了“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打法。当时艾滋病四千块钱一个试剂盒，汪建做出来后就定价四百，当时就是希望把艾滋病快速消灭。
1998年任中国科学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执行主任。
华大基因的建立为汪建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
1999年，为代表中国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汪建与杨焕明、刘斯奇、于军在北京空港开发区一栋旧厂房里，共同创立了华大基因。
当时对于加入人类基因组计划，争议比较大，汪建怎么也说服不了科技部。这时候科学院突然说，你上这儿来吧，就在科学院挑了一个突破口，挑个1%吧。现在的卫生部副部长当时在广州，他提出来做三号染色体短臂那一段，那一段跟中国鼻咽癌有关系。汪建就想，又可以做科学，又可以做产业，干啊。
2000年6月26日，人类基因组计划草图完成，华大承担了其中1%的测序工作。
在经营华大吉比爱的时候，汪建实行了一种工业规模的做法，认识到工业模式在质量控制、成本控制以及效率方面，和实验室的不一样。所以在做这个1%的时候，实际上是把工业模式搬到基因科技研究里面来了，把工业模式和基因科技全部结合起来，实现全面突破。汪建轻而易举就接受了，然后整个团队和整个领域就一步切入到世界最前沿了。
不过对于这个时期，华大的研究队伍和其他国家研究队伍的比较，汪建表示，“我们的队伍肯定不如人家，因为我们不是国家行为，我们是草台班子、乌合之众啊。所以要先把人手凑起来，门口水田里面干活的，擦擦手擦擦泥就来干了。”
但是反过来讲，把一个复杂的生物学的研究过程分解成为一个一个可以控制的工业程序的话，确实是很容易培训熟练工的，这就是早期争议的根本——他们认为华大的队伍就是一帮洗洗手离开了土地的农民。但这就像深圳一样，也就是洗洗手、擦擦泥，只用了四十年就把深圳堆起为一个全球有名的城市。
2003年，汪建带领团队首个破译了四株SARS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在全球首个公布SARS诊断试剂盒。并向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捐赠30万人份，为抗击非典作出重要贡献。
SARS才三万个碱基，当时华大刚完成的水稻项目，是一个五亿的基因组研究。所以汪建不失时机的小露锋芒了一下，当社会发生变革的时候，当一些科学技术刚刚发展的时候，如何敏感地冲上去，不被原来的惯性和路径所束缚，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
只有我们时刻保持学习和探索的状态，才能在每一个毫无征兆到来的机会面前，具备足够的敏感度，也才能有足够的能力充分把握这些机会。
二代测序仪的诞生加速了汪建的事业进程
2006年，第二代基因测序仪诞生，由于其测序能力十倍提升，测序成本却下降十倍，形成“超摩尔定律”之势，令汪建看到了基因测序的商业化前景。于是，华大决定批量购买新一代的测序仪，从事基因测序的商业服务。
技术变革必然带来产业和科学的双重机会，没有工具的进步，不可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然而在这种变革面前，大家基本上都无动于衷，认为这个跟我的日常工作、生活都没有关系，无非是隔壁邻居家的一个变化。但是汪建当时就觉得这个跟他们的理念非常契合，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所以华大那时候实际上是机会主义者。
当时最早反应过来的是美国以外的英国。英国人和美国人始终是在最前面领跑的；德国是因为“二战”的“纳粹优生学”的阴影很大；法国太浪漫，太市场经济自由化导向，所以政府不太愿意参与，科学家自己也搞不起来。
日本跟着美国后面跑，当时也是它财大气粗的时候，它觉得可以做一点什么，但它当时定位的是引领某个领域的发展，人的领域肯定没戏了，于是就做了水稻。汪建把这几个国家跑完以后觉得，这对华大可能是一个机会，而且中国也需要这样的东西。加上汪建原来工业化组织的经验，就觉得这个可以干，所以就决定快速地冲上去。
2007年，华大基因彻底脱离了中科院体系，回归“民营科研”的身份，并将大本营南迁深圳。当时的汪建预测到，随着高通量测序仪的面世，基因测序市场即将爆发，但中科院方面并不这么认为。
关于脱离中科院体系的原因，汪建等人曾解释，一方面批量的基因测序需要人手，中科院编制无法容纳；另一方面中科院不可能同意购买大批新机器。
汪建创办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现“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以及之后的科研、教育与产业体系。之后在他的带领下，年轻的华大团队完成绘制第一个亚洲人基因组图谱，以及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人体肠道菌群元基因组参考基因集构建，等研究工作。
2010年，华大从Illumina购买了128台测序仪Hiseq2000，一举成为全球最大基因测序机构。这也是Illumina迄今最大一笔订单。此前，华大基因拥有20多台测序仪。
华大开始更广泛地被国际承认，但掉过头来就被供应商坑了，被武器坑了。华大扛着人家的洋枪打洋战，觉得自己很牛，后来发现没有子弹了。所以后来汪建专门去了趟刘公岛，细细品味甲午战争。
2010年5月22日，56岁的汪建与王石、陈芳、洪海等从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刷新了国内登顶珠峰“最年长团队”纪录。
2011年，在汪建等人的呼吁下，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正式批复建设国家基因库。
对CG的收购标志着华大集团的崭新起点
2013年，汪建带领团队排除万难将硅谷的Complete Genomics公司纳于麾下，成为中国第一个收购美国上市公司的民营机构，被国际大佬、国外媒体纷纷冠以“中国创新的典范”。
2016年9月，深圳国家基因库正式建成投用，由华大旗下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现更名为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负责组建和运营。
2017年7月，带领华大基因在深交所上市，汪建在上市讲话中表示要用科学、产业做造福人类的事情。
2017年12月20日，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在接受腾讯视频采访时明确表示，针对部分女性选择美国或香港等地去接种宫颈癌疫苗一事，持反对意见。
而在汪建看来，接种HPV疫苗是在没必要。“5年打一次，你本来是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机会，当然你钱多了没事干你去打没有问题，普通老百姓去打那个还不如去做一个检测就完了。”而对于疫苗的经济效益，他也有自己的一本帐，“疫苗4000块钱，5年打一次，你做早期检测，50块钱，3年检测一次。”
甚至对于疫苗的实际意义，他也持保留意见，“外国人的亚型和中国人不一样，不一定适合中国人，不能信它。”
2018年5月28日，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在出席贵阳数博会论坛时称，公司员工不允许有出生缺陷，并要求员工活到100岁。为此还制定了三项规定，包括不能坐电梯等。
华大基因发布的公告称，董事长汪建所言是基于科学界对平均寿命的预测，对员工提出相关愿景，系基于汪建先生高度重视员工及其下一代健康状况下，表达出来的美好愿景，是属于他对员工健康长寿的期望。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
2020年1月25日，汪建率队逆行武汉，与一线团队共同作战，并倡议将精准检测与诊断提到与临床同等重要的位置。他亲自指挥团队，仅用10天时间快速建成日检测能力达万人份的武汉“火眼”实验室，为防控新冠疫情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2021年，汪建随“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下潜至万米深渊，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最深区域进行科考作业。并与其他参航科学家团队共同发起《马里亚纳共识》倡议，建立深海科考标准化平台体系，实现深海科考样本和数据的长期保存与共享，支撑深海国际大科学合作。
2023年3月23日，胡润研究院发布《2023胡润全球富豪榜》，以310亿人民币财富位列榜单第668位。
不被生理年龄束缚，心态永远年轻的汪建
未来是生命科学的未来。人类基因科技的“存、读、写”技术已经越来越发达。随着对出生缺陷的预防，肿瘤基因的治愈，人类的寿命将会越来越长。这一代人，活不到120岁，你都对不起你自己。少关注人工，多关注人生。
汪建有“狂人”之称，经常会发出一些惊人言论，比如，未来5~10年，人类可以合成任何生命。任正非说：“汪建是个有争议的神人，不知他说的会不会有下一个突破呢？不妨宽容一些。我们对不明白的东西，只要大致对准主航道，我们就多给一点宽容。”
关于深圳的房地产问题，汪建则说道，“（高房价）是一种扭曲的市场经济行为，我自己没房，也不主张员工去跟风买。”
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有一次找到政府，说在这个领域，华大基因每年发的论文数量在国际上占60%，政府直接把预算划一块给他们就可以。当时深圳市长许勤的回复是：华大不也是从六七个人搞起来的？言外之意，深圳还是会鼓励小公司创新，而不是把资源都给到已有的成功公司。
汪建说莎士比亚不重要，鲁迅也不重要，甚至他女儿的内心感伤也不重要——只要饿上两天，她就知道什么才重要。
汪建：虚荣心是希望变成张三丰啊，九十岁的时候给你们打一个太极看一看，一发功给你们打俩跟头。
得到，《李翔知识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