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 | 我的本科岁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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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转眼进大学读书就整42年了，几天后，新一届大学生即将进入校园。这两个时间点，相隔差不多半个世纪，抚今追昔，新旧对比，激活了我的很多记忆。

诚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时尚、不同的约束，但大学必有着共同的一面，作为塑造人生的关键四年，大学本科的体验、感受是值得珍惜，应该珍藏的。

只是，限于记忆的残缺、模糊和选择性保留，很多场景都难以真实而完全复原了，文章所记下的一些事情或许还会与史实有出入，很遗憾也很无奈。只好请各位看官批评、指正、补充、包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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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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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14日，一个秋高气爽、大雁南飞的日子，我在父亲的陪同下，经过陆路水路，辗转两天，到达了杭城。两天前的那个凌晨，村里乡亲们举着火把送我出发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兴奋而激动的心情也没有完全平复。

当晚借宿在杭州大学本部的2幢宿舍，接待我们父子的是教育系的方克明老师，他是我父亲解放前开私塾时教出来的得意门生。

次日天刚放亮，父亲把我叫醒，匆匆吃了点东西就出发去杭州大学政治系报到。当时的杭州大学的政治系、中文系、生物系都不在本部校园内。生物系在文三街以北，学军中学以西，教工路以东的那个区块；中文系租借了海洋二所以北省总工会干校的校址，政治系则租借了杭州外国语学校对面、文二街以北省供销学校的校址。

我和父亲各挑着行李从杭州大学本部出东门，沿着西溪河一路向北，横穿上宁桥，到下宁桥后再走几十步左拐入文二街，就到了128号的杭州大学政治系。

行李里面，除了铺盖、脸盆、热水瓶和装着日用杂物的木箱外，还有三套书，一套四卷的《马恩选集》精装本，一套同样是四卷精装本的《列宁选集》，还有一套是五卷平装本《毛泽东选集》，这些都是入学通知书上注明必须自带的。

八点不到，我们就到了系门口，由于来得太早，大门还关着，我们只好在路边等候。大概过了个把小时，一位鹤发童颜的老人开门，我们才得以进入。这位开门的老人，看上去应该有七十来岁了，一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恭恭敬敬地叫了他一声“老师好！”没想到，他却不好意思起来。不久我就知道，他并不是老师，而是工友。我心想，一个工友，看上去都像个教授，那真正的教授岂不更是仙风道骨。

办完入校手续，住进宿舍，父亲就和我告别了。我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少年大学生正式进入了大学本科的时代。

本人入学时学生证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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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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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后的最初几天，主要是熟悉校内外环境，分班分组、推选班干部团干部、确定寝室长小组长、助学金评级、饭菜票发放、教材申领等事务，以及按照学校的安排参加新生体检。

记得当时我的身体参数是：身高147公分，体重78斤。很可能是杭州大学七八级新生中年龄最小，最瘦弱的。

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堪称稀有物种，被视为天之骄子，社会地位很高。同学们对自己的大学生身份都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爱戴着校徽去校外活动。我稚气未脱，身形瘦小，尚未发育，说话也还没有开音，一副儿童的模样。有时佩戴校徽单独到校园以外活动，常常引来市民的围观，四面八方投射过来的目光，透着好奇或者怀疑，仿佛他们遇到了一个怪物，弄得我很不自在。还有一些人爱刨根究底，七打听八打听，我每次总要费口舌解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真实不虚，迫不得已的时候，还得掏出学生证来证明自己并非假冒，这令我不堪其烦。后来凡是外出一定要拽上一个同学，为我做证，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近一年。再后来，身体发育了，长出了胡子，我干脆留起来，果然到街上再没有人问这问那了。

七八级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学生，和七七级之间其实也就相差半年多时间。由于这一年高考的政审制度放松了，没有资格参加1977年高考的不少老三届学生加入了这一年的高考大军，所以，事实上这一届学生的年龄差比七七级还要大。比如我们这个政治系七八级，两年制理论专修班同学，年龄最大的好像是1942年出生的W同学，比我这个1963年出生的小同学要大21岁，简直可以做我的父辈。那一年，W同学的儿子就是和他一起考上大学的，父子同年上大学，一时传为美谈。我和老W同学关系很好，吃饭、散步经常在一起。每次和W同学到校外散步，都会被人当做是父子。遗憾的是，由于一次不谨慎的犯错，大二那年，W同学被学校开除学籍，失去了无比宝贵的读书机会。他离开学校后，就和我失去了联系，至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每次想到他，我既思念，也很唏嘘！

年龄越大的同学，人生经历往往坎坷，阅历也越是丰富。他们中，有的来自农村人民公社，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商店，有的来自部队，而从插队知青考进大学的，占的比例最高。班里同学的政治成分也就比七七级要复杂的多，相当部分同学家庭出身不好，按当时的说法，是从“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家庭走出来的。如果没有国家政策的开明，他们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家是中农成分，父亲解放前曾经加入过三民团，差一点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就因为土改时期不遗余力地为新政府工作，政治表现很好，才得以宽大，若无改革开放的好政策，我也是断然得不到考大学的机会的。所以，同学们大多数都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勤奋学习，惜时如金。

和不同年龄、不同阅历、不同成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读大学，这本身就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件事。除了我们很少几位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他的同学个个都有经历、有故事、有绝技在身。班里有三四名现役军人同学，其中有两名是海军战士，风华正茂、英气逼人，穿着海军军服上课，真是酷毙了，尤其是夏天着海魂衫，海军帽后面的飘带被风吹起来，整个帅呆了！听他们讲部队的事情，也是我们这些毛孩子的一大期盼，YU同学是东海舰队的一名电报员，因常年发报，他的食指肚面，结上了厚厚的老茧，摸着这老茧，我们既崇拜又羡慕。有的同学几乎干遍了工农商学兵每一个行当，真是见多识广。从黑龙江插队的地方考来的就讲中国东北的风土人情以及知青点故事，从汽轮机厂、叉车厂、锅炉厂考来的就讲工厂的运营，从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考来的就讲中国基层状况……，形形色色的经历和感受，不一而足。大家相互交流切磋，平日在教室里、在寝室里，就学习上的问题扯着嗓子争论，哪怕是郊游或者晚饭后一起散步，也都是争得脸红耳赤。

当时的杭州西北角，南到天目山路，西到学院路，北至文一街，东至教工路的这个区域，集中了当时浙江好几所有名的大学，杭州大学、浙江丝绸工学院、杭州电子工学院、杭州商学院、杭州师范学院……等等，是当时的杭州市大学生聚集度最高的区域。黄昏的时候，几乎每条马路上都是络绎不绝散步的大学生，此起彼伏的都是讨论问题的声音，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的黎明期，各种社会思潮已经开始复苏，长期被屏蔽在国境线以外的西方理论思潮也开始渗透进来，人心逐渐活络，思想次第解放，书本上的、时政的、社会的、人生的……，各种话题都可以拿来讨论。有的同学在插队、服役或者工作的时候就已经通读过《马恩全集》、《列宁全集》，甚至也有几位自学过《资本论》这样的硬书。他们之间的讨论，就擅长引经据典，比较深入，其他人很难插话，尤其是我们几个应届高中毕业的小屁孩，虽然亦步亦趋跟在后面，但听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更别说参与讨论了。大二后，随着自己理论知识逐渐丰富，也开始加入到讨论的行列，唇枪舌战，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一部分干部家庭出身的子弟，见多识广，喜欢传一些真真假假的时政内幕，他们爱讲，其他人也爱听。刚入校时，我们这些出身农村的天真少年，小乡巴佬，完全没有辨别真假的能力，他们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结果也闹了不少笑话。听多了，也渐渐学会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逐步会甄别哪些是谣言，哪些是事实。

班里的高干子弟群体，内部差异很大，有的十分朴实低调，读书也很用功；也有的奇装异服，理飞机头、留大鬓角、戴蛤蟆镜、穿细腿宽口大喇叭裤，拎着卡式磁带机，播着刚传入不久的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在校园里显摆，一幅那个时代反叛青年的标准形象。起初，对于这些流里流气的“阿飞”同学，我当时不仅心有嫌隙，简直就是厌恶恐惧，避之不及的。后来接触多了，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到快毕业的时候，发现了他们身上也有一些特殊的优点，见多识广，行为自主，思想活跃，三观时尚，待人处事开合自如，不役于人，不滞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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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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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大学才一个多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召开了历时35天的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会议之后，紧接着就召开了极为重要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反思文革，高度评价真理标准大讨论，正式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政治哲学命题。中国的巨轮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航程，驶进了新时代。

高层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校园里、课堂上，洋溢着活泼的、新鲜的、激扬的空气。教学、研究中一个个禁区被打破，原来不能公开讲的现在都能讲了，原来不允许碰的问题，现在也可以研究和公开讨论了。扉页上标注“内部印行 供批判用”八个字的那些管制书，普通学生只要到系办开个介绍信，就可以借阅。只是，这些内部印行的书，实在太受学生欢迎了，有限的复本根本满足不了借阅需求，常常是中原逐鹿捷足者先得。记得当时有人推荐我看一本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滕维藻先生翻译的节选本），我去图书馆一打听，全被人借走了，后来借者一直就没有还回去。也因此，我没有能够在大学时代读到这本著名的“黑书”。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有不少书被借走后，超期归还或者不归还，借者宁可为此缴纳罚款甚至高出书价若干倍的赔偿。我从图书馆借来了一本译者署名为绛枫的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似懂非懂看了好多遍，超期了也一直舍不得还回去，被图书馆罚了款。当时并不识得这个绛枫是何许人，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顾准先生。

学校还组织观看了一些“禁片”或者有争议的影片，如《武训传》、《山本五十六》、《中途岛之战》、《虎！虎！虎！》、《望乡》、《苦恋》等等。政治系校园边上的露天电影院里也开始放映以前被定性为反动文艺作品的老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柳堡的故事》、《柳毅传书》之类。新拍摄的，如《小花》、《庐山恋》等反映人性论、人道主义立场的电影，虽然有人质疑，但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一些以前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外国文艺作品也悄悄引进国内，供大家观赏。《简爱》、《巴黎圣母院》、《白夜》、《上尉的女儿》、《红与黑》、《被侮辱和被欺负的人》、《追捕》、《砂器》、《大篷车》、《人证》、《金环蚀》、《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故乡》、《华丽家族》。顺便说一下，那个年代译制片的水平真的是高，配音演员的杰出表现让影片大为增色，尤其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那些配音演员，毕克、邱岳峰、尚华、乔榛、刘广宁、童自荣、李梓等，真是棒极了！不少同学平时说话都爱模仿这些著名配音演员的声音，可毕竟没有那么高的艺术素养，何况又不是在贴切的场景中，听上去总觉得拿腔拿调，有些滑稽。

我们的宿舍与文二街露天电影场只有一墙之隔，在二楼走廊东面尽头，打开两大扇窗户，站到凳子上，就可以看到虽然变形但是还完整的电影屏幕-一堵刷白了的长方形巨大水泥墙。窗边这块可以看免费电影的风水宝地，满满当当可以挤下十来个人，而我们这幢宿舍，住着两百多名同学，碰到好电影，这里就挤得水泄不通。讲究的人不屑于在这里苟且偷看，更愿意买票去电影院舒舒服服地欣赏。

那个时代的电影多半根据文学名著改编，思想性、艺术性都很强，看电影并不是简单的娱乐和消遣，而是接受教化。比如，我关于真善美的很多理解，都是看了《巴黎圣母院》才超越了被样板戏形塑的简单认识；对于正义与爱情的认识，则受到了《追捕》的启发；《望乡》使我摆脱了以前大而无当的宏观视野，以新的视角来审视战争的残酷性，阿崎婆的命运让我很长时间都无法平静下来；《金环蚀》、《阿西们的街》、《华丽家族》等电影加深了我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本质特性的认识。《柳堡的故事》中解放军战士李副班长和农村姑娘二妹子的感情故事，把革命与爱情的主题做了既现实而又浪漫唯美的演绎，十分动人。在当时的我眼里，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是世界上最美的女性了，一颦一笑都拨动心弦。

总之，从山村到城市，从样板戏时代一步跨入全新的文化多样性时代，我内心发生的反应是非常强烈而深刻的。

大学第一学期，我们开始上《中共党史》课程，这是每周六学时的大课。我记得并没有正规教材，系里只发给我们一套党史教研室老师编著的油印讲义，到第二学期，又补发了八厚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汇编》。大名鼎鼎的《联共布党史》也曾成为我们的参考读物。胡华教授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是一年以后才出版的，这时候《中共党史》这门课程已经上完了，我们这个年级就没来得及使用。授课老师是黄汉升和王学启，黄老师是政治系七八级的年级主任，他是上海崇明人，对同学关心备至，可是面相冷峻，重眉沉脸，平素嘴角紧抿，不苟言笑，我们每次见都有点怕他。黄老师烟瘾极大、讲课乡音很重，北方人是很难听懂的。王学启老师在党史学界已经崭露头角，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在上课中结合了自己的研究，对江西瑞金红色政权、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延安整风、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等都做了不同于主流观点的大胆讲解，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内容，却与当时的主流观点迥异，给我们极大的震撼。课后，同学们之间的讨论也异常热烈，实在不亚于解放思想的大讨论。

1979年，北京的民主墙和年底开打的那场自卫反击战战争，也是我们这些同学极为关注的事件。记得当时杭州大学各系科有十来名同学自费创办了一份刊物--《思考》，他们自己筹集资金，组织稿源，刻钢板，油印，发行，在校园各处的宣传栏张贴。上面刊登的文章对我们这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农村娃来讲，那是相当火爆的，有揭露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的、评论时政的，还有一些新的文学体裁作品，朦胧诗等。舒婷、北岛、顾城、芒克、食指这些新派诗人的作品也是首次从这些校园刊物上读到的。

我本来喜欢文学，大学报的是中文系，但因为高考语文成绩不如政治，服从志愿调配，被划到政治系录取了。内心一直有一个文学的梦，对各种文艺题材的作品都有兴趣，这些新诗引发了我深藏于心底的“诗人梦”，大学时代的四年，也试着写了不少。当时是敝帚自珍，后来再读觉得十分可笑，简直就像是记录下来的梦话，乏善可陈，很讶异于当年自己的沉迷。现在这些所谓的诗稿都已经不知所踪。

1980年，随着潘晓那封名为“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著名信件发表，全国大学生中掀起讨论人生价值、人生意义的热潮，我们学校自然也不例外；这个讨论催化了存在主义哲学在中国青年中的大流行，萨特、加缪等人的作品开始广受关注。

另外一个全国性争论，则缘起于我们年级的XU同学，他与女友的故事，被《中国青年报》做了长篇报道，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个特殊年代婚恋自由的事件所引发的大讨论前后持续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因为就发生在身边，我了解的情况就更多，感受和体会就更深切生动。可以说，全国的青年人都对此十分关注，围绕XU同学的言行，支持和反对的两派组成针锋相对的阵营，彼此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大批书信从四面八方寄到XU同学这里，传达室的老师傅都疲于应付了。不同信仰体系、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人生经历、主观偏好和感受各异的大学生，积极参与了这样热点话题的大讨论。有些同学还写信去《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甚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表达自己的意见。报纸和电台的“读者来信”栏目的内容，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

我这个稀里糊涂混进七八级的、来自闭塞山村、少不更事的所谓大学生，刚进大学时，三观简单，是非感强烈，评论人和事，非黑即白，非对即错，嫉恶如仇。几年下来，哥哥姐姐们自身的阅历、感受、思想、行动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使我逐渐学会理解各种复杂的人与事，认识到社会历史潮流下人类个体命运的确定与不定，对多元价值持有越来越深刻的同情与包涵。

可以说，三观方面的反思与深化，是我大学本科时代的一个重要进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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