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 必须保卫社会：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0.15-1984.6.25），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相关阅读：人口的安全配置：一项新型治理术；疯癫与文明；什么是启蒙）[图源：sohu.com]

内容提要

福柯试图在哲学—法律话语的表象之下重新发现作为历史—政治话语的永恒战争，后者相对于前者拥有首位性。诞生于16、17世纪之交的关于战争的话语长期以来存在于社会的边缘地带，它在力量关系与真理关系之间建立了基础的联系，翻转价值、平衡和可理解性的传统性，在社会底层寻找解释。战争话语中非理性与理性的倒置反转了以往一切试图解释法律和历史的话语，它完全在没有边界的历史维度中展开，并超越了社会中的二元结构。与此同时，这种内部、永恒纯粹的战争以及内在的种族冲突也成为社会规范化的基本维度之一。

今天是最后一次把统治权理论作为分析权力关系的方法了，也是向它告别。我想向你们指出统治权的法律模式不适于对复杂的权力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实际上，我觉得（把它全部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字），统治权理论必然要建构我所说的循环——从主体到臣民的循环，试图指出一个主体（说成是自然赋予权利、能力等等的个人）怎样能够以及应当成为主体/臣民，但这一次是在权力关系中被奴役的分子。统治权，这种理论从主体到臣民，均建立从主体到臣民的政治关系。第二点，我觉得，从一开始，统治权理论就面对各种复杂的权力，这些权力不是政治术语上的权力，而是能力、可能性和力量，除非统治权理论在确立的时间之内，在可能性和实际权力之间有一个初始的根本的统一体（权力的统一体），否则就不能把它们建构为政治术意义上的权力。权力统一体采用君主或是国家形式的形象，这无关大局；从这个权力统一体中派生出权力各种不同的形式、面貌、机制和制度。复杂多样的权力被说成政治权力，只有从这个由统治权理论建立的权力统一体出发才能建立和运转。最后，第三点，我觉得，统治权理论指出，试图指出权力的建构如何能够不根据法律，而是根据某种深刻的合法性，它比一切法律还要根本，是所有法律的总的法律，使其他各种法律作为法律来运转成为可能。换一种说法，统治权理论是从主体到臣民的循环，单数权力和复数权力的循环，合法性和法律的循环。应当承认，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当然，这是根据它展开于其中的不同的理论图式），统治权理论预设了臣民；它企图建立权力本质的统一体，它总是在法律的先决因素中展开。三重“原始性”（primitivité）就是：要受奴役的臣民，要建立的权力统一体和要遵守的合法性。臣民、权力统一体和法律：我认为这就是统治权理论运转其间的各种要素，它不仅给自己提供这些要素，还试图使它们建立起来。我原来的计划（但我马上就会抛弃它）是向你们指出政治－心理分析近三四个世纪以来怎么给自己提供这样一个工具；也就是说压抑概念（它好像被弗洛伊德主义或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借用），它实际上属于以统治权术语进行的对权力的辨读。但是，这会把我们带回已经讲过的东西上；因此，我离开这里，如果到年末还有时间，再回到这上面来。

前几年和今年总的计划是试图抛弃或者说超越含有臣民、统一体和法律这个三重先决条件的权力分析，更突出我所说的统治关系或机构，而不是统治权这个基本要素。不是从统治权中派生出各种权力，而更是历史地、经验地抽出权力关系和统治操作者。不是统治权理论，而是统治理论，这意味着：与其从臣民（或者说复数的臣民）和可以定位的先于关系的要素出发，不如从权力关系和统治关系出发，对此理论不加评论，只叙述实际事实，观察为什么这种关系本身就决定着支撑自己的要素。因此，不是去追问臣民怎样，为什么和以什么权利的名义，他们才可以接受奴役，而是指出为什么正是实际的奴役关系制造出臣民。第二点问题在于突出统治关系，并在其多样性、差异、特殊性或可逆性中对它加以评价：因此，不要去寻找作为权力源泉的某种统治权；相反，应当指出不同的权力操作者如何互相依赖，互相以为理由，在某种情况下相互加强，并汇聚起来，在另一情况下又互相否定，或倾向于互相取消。当然，我不愿意说不存在，或人们不可能达到或描述权力庞大的机构。但是我认为，它们总是在这些统治装置的基础之上运转。举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当然可以描述一个特定社会中的学校机构或学习机构整体，但我认为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统一体加以对待，试图把它直接从统治权的国家统一体中抽取出来，那就不可能对其有效地进行分析，除非试图从奴役的多样性出发（从儿童到成人，从后代到家长，从无知的人到学者，从学徒到师傅，从家庭到行政机关等）观察它们如何运转，如何相互支撑，这个机构如何确定一些总的战略。所有这些统治的机制和操作者都是由学校机构组成的整体机构的实际基石。因此，如果你们同意，应当把权力结构理解为穿越和利用统治的局部战术的整体战略。

最后，第三点，突出统治关系而不突出统治权的源泉的意思是：不要试图在构成统治关系根本合法性的东西里面跟踪它，相反应当试图寻找那些保障它的技术工具。现在概括一下，但不是结束，只是使事情至少暂时比较清楚：我认为不应要法律、统一体和臣民这个三重先决条件（它使统治权成为权力的源泉和制度的基础），而必须拥有技术、技术的异质性和它们的奴役后果这三重眼光，它们使统治程序成为权力关系和权力庞大机构的实际经纬网。不是统治者的诞生，而是臣民的制造：这就是基本主题。但是，如果说很清楚统治关系应当成为通向权力分析的道路的话，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进行统治关系的分析呢？如果说不是统治权，而是统治和统治操作者更应当被分析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继续统治关系分析的途径呢？在什么范围内一种统治权关系能够归结为或转向力量关系的概念呢？在什么范围内和什么方式的力量关系能够归结为战争关系呢？

这就是今年我有点想要面对的这类先决问题：战争事实上是否能作为分析权力关系和统治技术的模子？你们会对我说人们不能一开始就把力量关系和战争关系混为一谈。这理所当然。但是，在战争作为最紧张的那一点和力量关系赤裸裸暴露的范围内，我仅仅把它看作一个极端（情形）。权力关系在其根本上是对立关系、拼死的斗争和战争吗？在和平、秩序、财富和职权之下，在平静的服从秩序之下，在国家之下，在国家机关之下，在法律之下……是否应当看到和重新发现原始的，永久的战争呢？这个问题正是我一开始就想要提出的，但并没有无视我必须提出的一系列其他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在以后几年试图涉及的，在它们中间，人们可以简单地记下这些东西作为最初的定位：战争事实是否实际上能够并且同其他关系相比应当被认为是第一位的（不平等关系，不平衡，分工、剥削关系等）？个人或团体或阶级之间的对立、竞争、对抗和斗争现象是否能够和应该归并到战争的一般机制和一般形式之中？还有：从18世纪和19世纪人们所说的战争艺术（战略、战术等）中派生出来的概念能否自身构成对分析权力关系有用的和够用的工具呢？人们会继续问，而且应该追问，军事机关以及围绕它们的活动（广义的说是一切为进行战争而采取的一切措施）是否或近或远，直接或间接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呢？最后，我今年想要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何时起以及怎样人们开始感到或想象正是战争在权力关系之中和之下运转？人们为什么，从何时起以及怎样想象一种无休止的战斗影响着和平，最终，民事范畴（在其基础上、本质上和根本机制的意义上）属于战斗范畴？是谁把和平的言外之意理解为战争呢？是谁在战争的喧嚣和迷雾里，在战场的泥泞中，寻找秩序、国家、它的制度和历史的可理解性的根源呢？

在以后的课程中，也许直到今年底，我试图跟踪的正是这个问题。实际上，人们可以用非常简单方式提问，如同首先就我问自己的那个问题：“事实上，是谁有了把克劳塞维茨的原则翻转过来的想法，是谁想说；完全可能，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但是，政治自身不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吗？”然而，我认为问题不真正在于知道谁翻转了克劳塞维茨的原则，而是在于知道克劳塞维茨翻转的是怎样的原则，或者说，当克劳塞维茨说“但是，无论如何，战争仅仅是政治的继续”的时候，他翻转过来的是谁的原则。我认为，实际上（我试图指出它），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的原则比克劳塞维茨的原则早得多，克劳塞维茨不过是翻转了在17世纪和18世纪广为流传的一个既朦胧又准确的论点。

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在这个论点之中（这个命题早于克劳塞维茨）有一个历史的悖论。实际上，人们可以说，简略地粗略地说，在随着国家的发展扩张、沿着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的门槛的进程中可以看到，战争的活动和制度经历了非常显著的变化，特点是：首先战争活动和制度越来越集中在中央权力的手中；逐渐地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事实上和法律上，只有国家权力才能发动战争和控制战争工具：因此战争国家化了。同时，通过战争国家化这个事实，社会实体之中，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人们所说的日常战争和实际上所说的“私人战争”被抹去了。逐渐地，战争、战争活动和战争制度基本上倾向于仅仅在边境，在大的国家统一体的外部边界作为实际的或威慑的暴力关系存在。而在中世纪，整个社会实体则逐渐被穿越它的这些好战的关系淹没了。

最终，通过国家化以及战争此后可以说仅仅发生在国家边界以外的事实，战争倾向于成为精密确定和控制的战争机器的职业和技术特权。概括地说，这就是作为制度出现的军队，而中世纪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军队。仅仅只在中世纪结束时，才出现有军事制度的国家，它取代了日常的，全面的战争，取代了永远充满军人关系的社会。关于这次转型，以后还必须谈到；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起码以第一个历史假设的名义承认它。

然而，悖论何在？在这个转型的同时（或者也许是紧接着），悖论出现了。当战争爆发在国家的边界时，战争行为是集中的，而狙击是发生在边境的，这时某种话语出现了：新的话语，离奇的话语。新，首先是因为我认为这是第一种关于社会的历史－政治话语，它与直至当时人们习惯使用的哲学－法律话语很不相同。而且，这种历史－政治话语在当时作为关于战争的话语出现，把战争理解为恒常的社会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和制度不可抹杀的本质。这种关于战争、把战争当作社会关系的本质的历史－政治话语诞生在何时呢？我认为（我马上将向你们指出这一点），以一种症候性的方式，它出现16世纪的国内和宗教战争之后。这种话语的出现完全不是作为16世纪国内战争的记录和分析而出现的。相反地，至少17世纪英国巨大的政治斗争之初（当时正是英国市民革命），它就已经清晰地表达出来，如果不是已经建构了的话。我们看到随后在法国，它出现于17世纪末期，即路易十四统治末期的其他政治斗争之中（保守的法国贵族反对建立官僚和集权大君主政体的斗争）。因此，你们看到这个话语马上就变得暧昧了，因为，一方面在英国，它是市民、小市民甚至可能是人民反对集权君主政体的政治组织、斗争和论战的工具。它又是反对同一个君主政体的贵族话语。这个话语拥有者的身份常常是晦暗不清和异质的，因为在英国，他们是像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或约翰·里尔本（John Lilburne）这样的人民运动领袖；而在法国，人们则可以发现这样的名字；德·布兰维里耶（de Boulanvillier）、德·福莱雷（de Freret）或这位名为德·埃司丁（d'Estaing）伯爵的来自中央高原的官内侍从。随后，希埃斯（Sieyès），还有布欧拉罗蒂（Buonarroti）、奥古斯丁·蒂埃里（Augustin Thierry）和谷尔泰（Courtet）也重新操起了这个话语。最后，在19世纪末期，在种族生物学家和优生学家……那里也能找到它。那些用手和眼在故纸堆的灰尘里翻弄的人掌握这种精细的、学术性的、博学的话语，但是确实（你们将看到），它同样地拥有相当数量的无名的民间讲述者。这种话语说的是什么？好，我认为它说的是：与历史－政治理论说的相反，战争的结束不是政治权力的开始。当战火平息时，权力、国家、君主政体和社会的法律组织和结构还没有它的原则。战争不可避免。首先，理所当然，战争决定了国家的诞生：权利、和平和法律从战场的血腥和泥泞中诞生。但是在这里不应当把战争理解为哲学家和法学家想象的理想战争和对抗：它与理论上的某种原始性无关。法律不是在最初牧羊人常去的泉水旁从自然中降生；法律降生自实实在在的战斗、胜利、屠杀和掠夺，他们都有自己确实发生的时间和令人恐怖的英雄；法律生自焚毁的城市和被蹂躏的土地；它的诞生伴随着伟大的无辜者在太阳升起时的呻吟。

爱德华·柯克爵士（1552-1634），英国法学家和政治人物。1613年被任命为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后，又常被称作柯克大法官。他主张普通法是最高法律，国王以本人的身分不能裁断任何案件。[图源：baike.com]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法律和国家就是这些战争的休止，或者对胜利决定性的认可。法律不是和解，因为在法律之下，战争仍然在一切权力机制，甚至最常规的权力机制中咆哮。战争是制度和秩序的发动机：和平，在它最小的齿轮里也发出了战争的隆隆声。换一种说法，应当透过和平辨认出战争：战争，是和平的密码。我们处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战争之中；战斗的前线穿越整个社会，永无宁息之日，正是这条战线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到这一个或那一个战场上。没有中立的主体。人必将是某个别人的对手。

一个二元的结构渗透着社会。你们在这里会发现什么，它是很重要的，而我也试图以后再回到这里。与哲学－政治理论或中世纪对社会金字塔形的描述相对立的，与霍布斯给出组织或人的实体伟大形象相对立的，与对法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其他欧洲国家）至关重要，并继续发出某种话语的三元（三个范畴的）组织相对立的，总之，与多数制度相对立的（不是第一次，但是第一次有了精确的历史表述），是关于社会的二元概念。在场的有两个集团，两种类型的个人，两支军队。遗忘、幻觉和谎言试图使我们相信确实有三元的秩序，金字塔形的从属关系或组织，这些谎言试图使我们相信社会不是被自然的必要性决定就是被功能的要求决定，在这些谎言、幻觉和遗忘之下，应当重新发现伴随着偶然和曲折的仍在继续的战争。必须重新发现战争，为什么？因为这古老的战争（……）是永恒的战争。我们实际上应当成为战场的博学者，因为战争没有结束，最后决定性的战役尚在准备之中，这最后决定性的战役正是我们要赢得的。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敌人还在威胁着我们，我们不能通过类似和好或调解之类的东西来结束战争，而只能在我们是胜利者的情况下才能结束战争。

这就是第一个特征，当然对于这种类型的讲座来说太模糊了。我认为甚至从这里开始，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是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在自中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中，这是人们第一个精确意义上的历史－政治话语。首先是因为：操持这种话语的主体，说“我”或“我们”的主体，不可能也不企图占据法学家或哲学家的地位，也就是说普遍的、综合的或中性的主体地位。在他所说的这场普遍斗争中，谈论它的人，讲述真理的人，叙述历史的人，寻找记忆和防止遗忘的人，他必然地处于这一边或另一边：他身处战斗，他有敌手，他为一次特定的胜利而工作。当然，他也许操持着权利话语，他宣扬权利，他要求权利。但他所要求的和宣扬的是“他们”的权利——他说：“这是我们的权利”，特殊的权利，打上了所有权、征服、胜利和自然关系的烙印。这将是家族或种族的权利，高高在上或拥有优先权的权利，胜利侵略的权利或现实的或永久的占领的权利。总之，这是扎根在历史之中，偏离法律普适性的权利。如果这个主体谈论权利（或者毋宁说他们的权利），谈论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就不再是哲学上的普遍真理。事实上，这个关于普遍战争的话语，试图从和平的下面分辨出战争的话语，就是要忠实地讲述整体的战斗并构筑起战争的通史。但是，它并不就是全体性的或中性的话语；它永远是有视角的话语。仅仅在从它自己的角度出发透视全体性时，才涉及它。也就是说，真理仅仅只能从战斗的阵地出发，从争取胜利出发，可以说是在说话的主体得以幸存的范围内，才能得以展开。

在力量关系和真理关系之间，这个话语建立了基础的联系。也就是说，让·皮埃尔·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曾经指出真理属于和平，中性和不偏不倚的地位对于希腊哲学，至少是从某个时期开始的哲学具有怎样的合法性基础，而这个基础解体了。在这样的话语中，一方面，人们说得和真理同样多的是人们处于战场之中。只有从属于某一种阵营（边缘化的地位）才有可能辨读真理，揭露幻觉和错误，正是通过幻觉和错误，人们（你的对手）使你相信我们的世界是和平有序的。“我越偏离中心，我越能看见真理；我越强调力量关系，我越斗争，真理就越能展现在我眼前，展现在战斗，幸存或胜利的视角中。”反过来，如果力量关系解放了真理，真理就轮到自己运转了，只有在它事实上可以成为力量关系中的武器的范围内，真理才能最终被发现。或者真理发挥力量，或者不平衡的真理强调不对称并最终使这一边而不是那一边取得胜利：真理是力量的加号，正如它只能从力量关系出发才能展开。这类话语已记录：真理本质上属于力量关系、不平衡、边缘化、战斗和战争。这种和平化的普遍性从希腊哲学时期开始就永远可以假定为哲学－法律话语，但是，它在深层次上或者被提出疑问，或者简单地被犬儒主义地忽视了。

有一个历史的和政治的话语（在这上面，已被历史地扎根和政治上的边缘化），从力量关系出发并为了它的发展而追求真理和合理的法律，其结果是排除了谈论法律—哲学普遍性的主体（谈论法律和寻找真理的主体）。这个说话者的角色不是立法者或哲学家，而是战场上处于梭伦（Solon）和康德（Kant）梦想的地位的和平使者和调停人。在两个对手之间，在中心和上方给每个人强加一个普遍的法律，建立一个调解的秩序：它指的不完全是这一切。它实际上提出一种倾斜的不对称的法律，建立与力量关系相联系的真理，建立真理－武器和特殊的法律。说话的主体是（我甚至不说是论战的）战斗的主体。这就是这类话语之所以重要的最初原因之一，它可能导致从千年以来（甚至比千年更早以来）掌握的真理话语和法律话语之中的裂隙。

康德《永久和平论》封面书影，1795年版。[图源：douban.com]

第二点，这种话语翻转价值、平衡和可理解性的传统性，并在社会底层寻找解释。但这个底层，在这个解释中并不必然是最清楚的和最简单的。从底层开始的解释同样是通过最含糊不清的、最晦涩、最混乱的和最依赖偶然性的解释；因为应当作为辨读社会及其可见秩序的原则的，是暴力、激情、仇恨、愤怒、怨恨和痛苦交织的混乱；同样，捉摸不透的偶然和所有细微的外部环境都会造成失败和胜利。这种话语向不存在的战神实际上要求的是照亮永久的秩序、工作、和平和正义。这是对和平和秩序的狂热要求。

那么它确定的历史原则是什么？首先，是一系列原始事实，可以称之为肉体－生物学的事实：肉体的精力、力量、能量、种族的繁衍，另一边的软弱，等等；总之是一系列偶然和意外；失败，胜利，造反的失利和成功，密谋或联盟的成功或失败；最后是心理和精神因素（勇气、恐惧、轻视、仇恨、遗忘等）。身体、激情和偶然交织在一起；在这种话语中，正是这些构成历史和社会永恒的经纬脉络。在这种身体、激情和偶然交织的经纬之上，在阴暗骚动、有时血腥的群体之上，将建立脆弱的表面的某种东西，不断增加的合理性——计算的、战略的和阴谋的；以及技术程序的；用来维持胜利，使战争在表面上默不作声，用来保持或翻转力量关系。随着人们建立它和它的不断发展，这种合理性将事实上越来越抽象，越来越与脆弱和幻觉相联系，越来越与那些人的狡猾和凶狠相联系，他们暂时取得了胜利，为了在统治关系中得到利益，想尽办法使游戏不再继续下去。

这样，我们在这个解释图式中就看到了一个上升的轴，它的价值取向我认为与传统的非常不同。有一个轴，在其基础上是根本而且永恒的非理性，野蛮的赤裸裸的非理性，在这里爆发出真理；在上层是脆弱的暂时的理性，永远与幻觉和凶狠联系勾结在一起。理性属于短暂、狡猾和恶人一边；在另一边，在轴线的另一端，是基本的野蛮（brutalité）；全部姿态、行动、激情，厚颜无耻的赤裸裸的暴怒；你们看到的是野蛮，但野蛮属于真理这一边。真理在非理性和野蛮这一边；而理性反过来属于暂时和凶恶：因此，解释法律和历史的话语在此就完全反过来了。这种解释话语努力归纳出本质上与正义者和善良人相联系的根本的和永恒的理性，但这种理性本质上恰恰捆绑在与错误相联系的所有暴力和表面的偶然上面。我认为解释法律和历史的轴线翻转过来了。

今年我想对这类话语的第三个重要性做一点分析，你们看到这种话语完全在历史维度里展开。它在没有边界、没有结束、没有界限的历史中展开。在这样的话语中，并不是要把历史的平淡当作一种表面的安排，应当用根本的固定的原则来重新组织；也不是判决政府不公正、滥用职权和暴力，将其与某种理想的图式（可能是自然法、神的意志和基本原则等）进行比照。相反，它要在被命名的正义者的、强加的秩序和得到承认的制度的形式之下确定和发现过去可能已经掩饰起来但仍然被深深记录下来的被遗忘的真实斗争，实际的胜利和失败。它要辨认出在法典中已干的血迹，因此就不是在历史的转瞬即逝之下寻找绝对的权利：不是用历史的相对性来比照法律和真理的绝对性，而是在法律的稳定性下辨认历史的无限，在法律的形式下辨认战争的叫喊，在正义的平衡下辨认力量的不对称。在历史的领域中，甚至人们都不能说这是相对的领域，因为它不与任何绝对发生联系，只有历史的无限性可以说是“非相对化”的，即对力量、权力和战争这些机制和事件的永恒分解。

你们会对我说（而我认为这也是这种话语之所以重要的一个原因），这可能是一个忧伤阴暗的话语，它也许属于怀念过去的贵族和图书馆里的学者。实际上，从它产生之日直至很久以后的19世纪和20世纪，这种话语同样依赖并扎根于非常传统的神话形式。精确的知识和神话共生在这种话语之中，我不说它是粗糙的，却是基础的，沉重的和超载的。因为无论如何，一个这样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到它怎样能够联系（你们将看到它已经联系上了）在一个宏大的神话之上：〔已逝去的伟大祖先的时代，新时代即将来临和千年的复归，新王国的到来将抹平过去的失败〕。在这个神话中，人们说巨人们的伟大胜利已一点一点被遗忘和掩盖；天神们曾经历过衰落；英雄受伤或死去；国王长眠在无人可以涉足的洞穴里。还有这样的主题：最早种族的权利和财富被入侵者蹂躏；秘密的战争仍在继续；重新密谋以再次发动这场战争来赶走入侵者或敌人；明天早晨伟大的战斗将最终翻转力量关系，百年的败将将最终成为胜利者，但这些胜利者不知道也绝不会有仁慈之心。这样，在整个中世纪和以后，与这个永恒战争的主题相联系，有一个伟大的关于复仇的希望在不断叙说，等待末日的皇帝、新的首领和头人；想象第五世王朝或第三代帝国或第三代Reich，这既是启示录中的怪兽又或是穷人的拯救者。这是迷失在印度的亚历山大的回归；这是在英国等待已久的听告解者爱德华（Edouard le Confesseur）的回归；这是长眠在墓穴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复苏并重新发动正义之战；这是两个费德里克（Frédéric），巴布鲁斯（Barberousse）和费德里克第二，在他们的墓穴中等待他们的人民和帝国的苏醒；这是迷失在非洲沙漠的葡萄牙国王回来进行新的战斗，新的战争，来夺取这次决定性的胜利。

永恒战争的话语并不仅仅是一些长期处于边缘的知识分子伤心的创造。我觉得它使哲学－法律的宏大系统发生短路，这种话语实际上与失去控制的贵族的知识、神话的巨大冲动的知识以及人民热烈的复仇情绪的知识相汇聚。总之，这种话语也许是西方第一个反对的哲学－法律话语的完全的历史－政治话语，在这种话语中，真理清楚地作为争取信徒自己的胜利的武器来发挥作用。这是阴沉的批判的话语，但也同时带有强烈的神话色彩；它属于痛苦（……），但同样属于最狂热的希望。根据其基本的要素，它完全不同于哲学－法律话语的伟大传统。对于哲学家和法学家来说，它必定是外来的和陌生的话语。它甚至不是作为对手的话语，因为它们不与其进行争论。这种话语必然被贬低，人们可以也应该把它拒之门外，这正是因为它作为先决条件必须取消，以最终使正义和真实话语（在这些对手之间和之上）作为法律开始说话。因此，我谈到的话语，信徒的话语，战争和历史的话语，在古希腊时期也许在狡猾的雄辩家话语的形式下表现出来。无论如何，它被看作有偏见的幼稚的历史学家的话语，狂热的政治家的话语，被剥夺财产的贵族的话语或包含没有设计好的请愿的粗糙话语。

然而，相对于哲学家和法学家来说，从根本上、结构上处于边缘的这个话语，我认为，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中期非常确定的环境中（相对王权来自民众和贵族两方面的反对），在西方开始了自己的也许是一个新的历程。从此开始，我认为它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直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它的范围扩张得很大很快。但是不应当认为辩证法可以作为这种话语的哲学变形。初看上去，辩证法完全可以是矛盾和战争普遍的和历史的运动的话语，但我认为它完全不是这种话语的哲学结果。相反，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作为哲学－法律话语在古老形式中的复苏和置换来发挥作用。事实上，辩证法把斗争、战争和对抗在逻辑，或者所谓的矛盾的逻辑中编码；它把它们纳入整体性的双重程序并建立了一种最终的、根本上无论如何也不能推翻的合理性。最后，辩证法通过历史保证了普遍主体的建构，得到调和的真理建构和法律建构——在其间，所有的个体都最终有自己被安排好的位置。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一切跟随者都应当被理解为（这正是我要给你们指出的）哲学和法律对作为社会战争话语的记录、宣告和活动的历史－政治话语进行的殖民和专制的和平化。辩证法对这种历史－政治话语进行了殖民，后者在欧洲几个世纪中，有时在闪光中，经常在阴暗里，有时在博学中，有时在血泊里，走过了它的道路。辩证法，就是通过哲学范畴或者也许通过政治范畴对这种信奉根本战争的苦涩话语的和平化。这就是一般的参照范围，在这中间，我今年要给自己定位，来重新讲述一下这种话语的历史。

现在我想跟你们说如何进行这个研究以及从哪里出发。首先，要远离某些人们习惯上给予这种历史—政治话语的错误亲缘关系。因为，一旦人们想到权力/战争关系、权力/力量关系，两个人的名字马上就会出现在脑海中：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我想跟你们指出完全不是如此，事实上，这种历史－政治话语不是也不可能是君主政治的话语，或者是绝对统治权的话语；实际上，这种话语只可能把君主视为幻觉、工具或者至多是一个敌人。这种话语其实要砍掉国王的头，无论如何要摆脱君主并将其废黜。其次，在远离错误的亲缘关系以后，我想向你们指出这种话语产生的时刻。我觉得因为一些重要的特征，应当试图把它定位在17世纪。首先，这种话语的两次诞生：一方面，在1630年左右，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的英国，它出现于民众或小市民的请愿那一边，这是清教徒的话语，这是平均主义者的话语。你们会看到，50年以后在法国路易十四统治的末期，在相反的一边，但仍然作为反对国王的话语，属于痛苦的贵族。然后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从那时也就是说从17世纪开始，认为战争构成历史绝无中止的经纬脉络的观点以一种精确的形式表现出来：在秩序和和平下进行着战争，战争加工着我们的社会，并把它分为二元的模式，这实际上就是种族的战争。马上，人们就发现了组成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保证其维持、继续和发展的基本要素：人种的差异，语言的差异；力量、强力、能量和暴力的差异；原始性和野蛮性的差异：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征服和奴役。社会实体正是建立在两个种族之上。根据这种观点，社会从头至尾遍布种族冲突，从17世纪开始，它就作为人们研究社会战争的面目和机制的各种形式的模型提出来。

从这种种族理论或者说种族战争的理论开始，我想在法国大革命中，特别是19世纪初，随着奥古斯丁·蒂埃里和阿美德·蒂埃里（Amédée Thierry）追踪它的历史，观察它如何经历了两种变形。一边是完全的生物学变形，但它还在达尔文之前很早就已开始，后来借取达尔文的话语，包括所有的基本概念和词汇用于唯物论的解剖－生理学。它同样依赖某种语文学，这就是历史－生物学这个术语意义上的种族理论的诞生。这个理论一度非常含糊不清，有点类似在17世纪，一方面与欧洲的民族性运动和民族反对国家机构的斗争相联系（主要是奥地利和俄国）；另一方面，它也与欧洲的殖民政策相联系。这就是种族斗争和永恒斗争理论的第一个变形（生物学的）。接着，你们将看到第二个变形，它的运转从社会战争的宏大主题和理论出发，从19世纪的最初几年开始发展起来，它要抹杀一切种族冲突的痕迹来把它们定义为阶级斗争。这里有一个主要的分支类型，我试图给它重新定位，它回应了在辩证法的形式下种族斗争分析的复兴，并回应了在进化论和生存竞争理论中种族冲突主题的复兴。从这里出发，优先跟踪这第二个分支（生物学的变形），我试图指出生物学－社会种族主义的整个发展情况，以及这个观念（它完全是新的，并将使这个话语以另一种方式运转），另一个种族实际上不是外来的，不是某一时期取得的胜利和统治地位，而是长期不断地渗透进社会实体，或者在社会组织中，并从其出发不断再造出来的。换一种说法：我们看到的极性和社会的二元分裂，不是两个种族外部的冲突；而是同一个种族分为一个上等民族和一个下等民族。或者：从一个种族出发，复现它自己的过去。简单地说，种族的背面和下面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

种族主义的冲突可能源自同一种族内部不同的分裂。[图源：shutterstock.com]

从那时开始，人们就将看到它的根本后果：这个种族斗争话语（在17世纪出现并开始发挥功能的时候，主要是在边缘化的战场上进行斗争的工具）重新中心化并正好成为权力的话语，中心化的、集中化的、集中的权力话语。这场战斗不是发生在两个种族之间，而是从一个确定的真实的唯一的种族出发，它掌握权力，并且是规范的持有人（titulaire de la norme），反对那些相对规范来说走入歧途的人，反对那些组成对于生物学的遗传构成如此重大威胁的人。你们将看到在那时所有的关于种族退化的生物－种族主义话语，同时也能看到社会实体内部所有的制度把种族斗争话语当作种族清洗、种族隔离和社会规范化的原则来发挥作用。从那时起，这个我要为其讲述历史的话语将放弃它开始时的基本表达：“我们必须保卫自己对抗我们的敌人，因为国家机关、法律和权力结构不仅不保护我们对付敌人，反而是被敌人用来追逐我们，奴役我们的工具。”这种话语现在要消失了。再也不是：“我们必须保卫自己对付社会”，而是“我们必须保卫社会来对付另一个种族、下等种族、反种族的生物学上的危险，它们是我们正在构成的，虽然我们并不愿意”。在这时，种族主义的主题不再是作为一个社会集团对另一个集团斗争的武器，而是用来服务于社会保守主义的整体战略。这时，出现了〔对于我限你们讲的这种话语的目标甚至最初的形式来说，都是一个矛盾〕国家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社会把它运用在自己、自己的组成部分和自己的后代身上；一种内部的，永恒纯粹化的种族主义，它将成为社会规范化的基本维度之一。今年，我想涉及一下种族战争和斗争话语从17世纪直至20世纪初国家种族主义出现的历史。

*本文节选自福柯《必须保卫社会》“1976年1月21日”，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标题为社会学会社自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及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阅读原文。

**封面图为圣巴托洛缪大屠杀之后法国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视察成堆的尸体。[图源：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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