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院）的初心 | 呼斯楞

原清华园大门
（照片拍自《陈寅恪与傅斯年》正文第2页）

为何谈及清华的初心？这是阅读《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开篇文章《走进清华园》时，心生的由衷感叹。该文讲述清华改办大学、创建国学研究院期间，校长曹云祥和院主任吴宓用心良苦，延聘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的经过。百拾年前，学界大师的加盟，使得清华初创不久即入巅峰，其办学之恳切、用人之不拘、师德之风尚，今天的清华与教育水准，实难望其项背。

不论个人还是集体，初心于风雨如晦的时代，往往易弃难守、节节败退。但陈寅恪如果放弃求知求真的初心，中国“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不知从何而来；已逾百年的国民党若是丧尽了民主初心，台湾的今日也终不可得。这是坚守初心所以重要之所在。清华大学作为中国百年名校，建校伊始是怎样的初心？这份初心，如今又是否健在呢？

一、庚子初心

胡适《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记》中写道：

西历千九百零七年十二月（注：1907年12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君咨文议院，中有一节论赔款善后事宜，其言曰：当日政府之初意，本欲俟各种损失清偿之后，即以盈余之数交还中国，以为友谊之证，云云。是为美国退还赔款之议之肇端。罗氏又云：此邦（美利坚）宜竭力助中国之教育发达，使此地大人众之帝国，能振拔以适于今日之竞争世界，即如招致中国学生来此邦留学高等教育，亦达此目的之一法也……

文中记载，根据“辛丑合约”赔款总数比例，美利坚分得约2400万美金，减去庚子一役的实际赔偿数额，剩余约1100万美金，逐年退还中国用于教育办学、选拔和资助赴美留学生。民国诸多社会精英如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吴宓、叶企孙、竺可桢……等等，都是庚款留学生。

美利坚议会通过罗斯福的“庚款兴学”提案后，清政府曾答书致谢。胡适文中记载了答谢书原文：

“本国政府久感贵国邦交之笃，而无由申达谢悃，今大国如是盛举，何可不谢。蔽国闻贵国大伯里玺天德曾有愿中国学子留学贵邦之言，且蔽国亦仰贵国教育之发达，是以蔽国政府现已决意用此退还之赔款，每年派遣学生若干人至贵国留学，已另咨贵国外务部与贵国使臣会商一切办理之法，敬布腹心，伏惟照察。”

另附一书致美公使，宣告遣送学生办法大概，谓第一年至第四年，岁派学生百人，至第五年以后则每年派五十人。

又记留学办法内容如下：

一九零八年作月三日，美国务卿鲁特邮致美国驻京公使，所议办法大略如下：一、学生全数十之八须习实业工程诸科，其十之二可习政治法律。二、学生程度，（甲）中文能作数百字论说以上；（乙）能通晓本国经史文学；（丙）英文能直入美国大学；（丁）能略晓普通科学。（余略）

得惠于“庚款”资助，1909年，清政府（外务部）辟皇家园林清华园为留美预备学校；1911年改名清华学堂；1912年改为清华学校。这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和起步。

按照留学办法内容所示，学生在通晓经史文学、英语入门、略晓普通科学的前提下，80%学习工科目，20%修习政法科目。这一办法实行前后，中国选送了大批赴美留学生，这为日后的清华大学打下了人才与学科基础。

五四新潮后，“提倡科学”、“整理国故”即“科学”和“国学”，成为当时学界对“教育兴国”的主流呼声之一。

在此背景下，1924年，清华学校启动“改办大学”程序，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创立国学研究院，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等专业，其办学目标是吸收欧美、日本学术前沿成果，运用科学研究方法，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① 国学院的创办，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吸引了顶尖国学大师的青睐和众多青年才子的报考。

从鸦片战争兴办“洋务学堂”到戊戌变法催生新式学堂，再到民国时期创办国立大学，西式教育观念已盛行中国。可以说，罗斯福庚款咨文所提“竭力助中国之教育发达，使中国能振拔以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时代远见，与当时中国学界“振兴高等教育”的殷切初衷，二者形成聚力，使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现代教育初心，在清华得到切实完整的呈现。

至于百拾年后，中国教育事业发达了多少？振拔了吗？适于世界之竞争了吗？罗斯福当年的提议是否依然掷地有声？我们当可扪心自问。

重要的是，“黄河长江没有倒流”，借助庚款助学之机，清华从一所无建制的留美预备学校，幸运的汇入时代大潮，扎实起步、延展学科、广罗人才，彻底淘汰“师夷长技”、“洋务中兴”、“西为中用”等既固步自封又要借力先进的扭曲心态，敞开心胸、接纳文明，构建了一所浸润着欧风美雨、瞻望国际前沿、重视科学方法和国家教育使命的现代高等学府。

这份初心，是时代潮流、国家时势。是人心所思、人心所向。

二、一代国学大师的初心

从清朝中后期到民国，中西文化由碰撞对抗转向交融互通，“庚款留学”是典型标志之一。满清政权倒台后，民间思想解除了专制束缚，知识界得以广泛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成果；民国学人的学术造诣得到可观提升和发挥，由此诞生了一批批追求真理、振兴国家的学者大师。

以陈寅恪精研语言学为例，除了西方语种，他的藏文、蒙文、满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均学成于欧美，而非中国本土。原因在于，西方的“东方学”涵盖了这些华裔语言专业，而中国“汉学”却死死围绕经史子集打转，由二者学科范围之宽窄，可窥当时西方学术体系的健全和发达。除了庚子助款的引导，这是众多民国青年赴洋留学的重要起因。

中国留学生在欧美精进了术业，扩展了视野，许多学成归国的有志之士，抱有重振中华文化学术、与西学一争高下的雄心。正如清华国学院初创时的人才培养目标：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② 而此等办学目标，“非第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这是曹云祥动员胡适到清华主持院务时，胡适的谦辞。胡适还建议曹校长“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等大师……方能办好研究院。”

缘于胡适的推辞和建议，曹校长委派吴宓恭请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执教清华；教务长张彭春又推荐“汉语言学之父”、哈弗博士赵元任；吴宓再荐正在柏林留学的陈寅恪，清华国学院形成名震学界的“王、梁、陈、赵”四大导师阵营。

四大导师之外，《走进清华园》一文涉及的人物如曹云祥、吴宓、张彭春和同为导师级的李济，以及后来毕业于清华的学子诸如季羡林、钱钟书、梁思成、夏鼐、王淦昌……等等，日后均成为中国历史上或教育、或文学、或建筑、或考古、或科学界的大学者，群星璀璨的民国精英，夯实了清华百年名校的底色。

“吃过洋面包”的吴宓奉请王国维出山，虽身着西装革履，但登门王府时却躬行三礼、毕恭毕敬，缓缓提及聘请之事，恳切之态征得王国维的认同，“乃决就聘”。^③ 梁启超曾为清华留美预备学生演讲“君子人格”，提出《周易》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即今天清华大学校训，与王国维态度不同，梁启超快人快语，见到吴宓送来的聘书，当场便痛快的接受了。

与国学泰斗王、梁相比，赵元任和陈寅恪尚属年轻人，赵当时34岁、陈37岁。赵陈二人又有不同，赵元任当时已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任教数年，是四大导师中唯一一位博士；陈寅恪则是无学历、无著作、无名声的“三无人员”，在吴宓、梁启超推荐他时，曹校长颇为疑虑，因而引出了梁启超评定陈寅恪的百年名句：

“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曹云祥也未曾料到，陈寅恪这位“教授中的教授”，不仅学术研究苦心孤诣，在讲堂上也深受学生尊崇敬爱，不仅清华本校教授如朱自清、吴宓、刘文典与各系、各年级学生经常听他的课，就连燕大和远在北京城内北大的学生和教员，也成群结队来清华园“偷课听”。^④

季羡林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回忆到：^⑤

陈先生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文章，听他讲课，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施，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1928年，清华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时任校长是曾被胡适破格录取的学生罗家伦，罗当年数学仅考出15分。罗家伦任清华校长后，又破格录用数学考零分的钱钟书、吴晗等。这种不拘一格的伯乐之风在民国动乱年代并不鲜见，并一度是教育界美谈，可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却荡然无存。

在王国维投湖自沉纪念碑文中，陈寅恪撰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为清华校史上无出其右的绝响。这句流传近百年的经典格言，烛照中国人文传统，代代学人笃记心间，而今却被清华雪藏于所谓学术追求范围之内，几近画地为牢，在这个仍旧极度需要独立思考、摆脱愚昧的年代，与我们渐行渐远。

2011年“凤凰自由谈”采访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如是说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1年12月3日，距罗斯福国情咨政提出“庚款助学”24年后的同一天，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发出这句广为流传的教育名言。的确，自1924年改办大学、创立国学院，百拾年前开一代之风的清华，为人称道的正是大师云集，他们的思想精神、学术尊严、人格魅力，如清风一般穿越时空，缕缕不绝，沁润着后代中国人的心灵。

今天的清华大学，占地之规模、校舍之恢弘、建筑之别致、生源之庞大，无不遥遥领先。然而，前辈们的大师风范犹在眼前、经世名言犹在耳畔，他们不浮于世的师德师风，觉醒民族的热忱理想，心向文明的初心、破格用人的苦心、振兴家国的雄心，今天的清华，承续了几分？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石碑
（江西九江庐山植物园）

三、一流大学

21世纪岁末年初，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合并，聘请陈丹青回国执教，双方合约前后共5年，即2000年—2005年。院方成立四所艺术教学研究室，由吴冠中、张仃、袁运甫、陈丹青四导师分别主持，其中，吴、张、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无数。陈丹青则初涉教学、尚无寸功，院方予以破格委任。^⑥ 这与当年前清华国学院破格邀聘陈寅恪、“四大导师”之意境异曲同工。

然而，身为导师的陈丹青却遭遇极大尴尬——屡因双考政策录用不到优秀的学生。典型如吴雯，她考陈丹青的研究生，2002年政治和英语各差1分，2003年英语差3分，两次都没考上；而她的绘画考分两年都很高，均为90分。2003年再次落榜后，她被伦敦城市大学艺术系录取。20年过去，时间已经证明，清华拒绝了一位华人艺术家的继续深造。

百度百科吴雯简介

2004年，陈丹青在辞职报告中坦言，他与当下教育体制抱有深刻的歧异，即人文艺术学科的人才，学院教育起码的要求应当是，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即前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⑦

他还提到清华高才生用火碱溶液攻击狗熊的离奇案件，^⑧ 透出对国内大学人文教育缺失严重、不顾学生人格品德的忧虑。这与钱理群痛斥“国内高校正在培养一批批精致利己主义者”，出于同样的担忧，即：目前教育体制积弊之深，根本无法培养真正的人才。

陈丹青辞职书中指出的教育弊端之种种，字字中的、切中肯綮，现只节选一小段与本文相关的慨叹之语：

反观人文艺术百年教育史，文化得势，即使乱世也人才辈出（如军阀时期之北大清华，抗战时期之西南联大，甚至院校关闭的文革时期）；如教条横行，则盛世也学风荡然（如90年代迄今）。昔国学研究院王梁陈赵诸先贤，昔创建中美浙美徐悲鸿、林风眠诸大师若亲临视看，谅必哭笑不得。”

陈丹青

钱理群

毋庸置疑，百年后的清华以及教育界，在新式体制的束缚和浮躁不堪的世风下，难得守住民国那一代开创者的初心和遗产。离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任凭科目如何繁多，阵营如何庞大，大学徒剩大厦矣。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今教育界的个别后代子弟们，不但不“睁开眼睛看世界”，无视自身与世界的真实差距，居然还在持续上演着“世界一流大学”的荒唐闹剧和文字游戏。

四、初心何在

美国做出“庚款兴学”决定后，数年间其他西方国家悉数跟进，分别推动了类似的庚款方案，将多余的战争赔款投入到民国的教育、文化、慈善、铁路、公路等各项社会事业之中。庚款方案是情理之举、文明之举，是美国议会决策后的民意表现，绝非西方控制中国的阴谋论。不但如此，此举在今日依然值得效仿，或可斟酌应用于俄乌、巴以战后。

清华依托庚款资助改办大学，开创国学院，并发展为富有现代教育理念的综合性大学，同样是开明、远见的作为。清华虽然生于乱世，但是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倘若坚持民国时期独立自主的教育理念，虚心进取，耕耘百年，世界一流大学未尝不可染指。

今天，在曾被战争和混乱摧毁的国家废墟上，摩天大厦拔地而起，鳞次栉比，与过去相比中国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与此同时，在同样千疮百孔的精神废墟上，一代民国大师曾经被世人尊重和瞩目、推崇和敬仰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否得到重新树立？一座座曾经焕发着生机活力的现代高等学府，是否还在闪耀觉醒、智慧与文明的光芒？

一校之教育初心，一国之教育初心，荡荡然存乎于“曾经”，不亦悲乎。

（23年11月上旬，读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走进清华园》有感，写此文）

注释：

①②.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故今即开办研究院，而专修国学。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③.《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据《吴宓日记》载：“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

④.《陈寅恪与傅斯年》第五章《望断天涯路》，122页。

⑤.《回忆陈寅恪先生》，载《怀旧集》，季羡林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⑥⑦.《辞职报告附件一：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载《退步集》，陈丹青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⑧.2002年1月29日、2月5日和23日，时年22岁的清华大学机电系学生刘海洋，先后在北京动物园熊山黑熊、棕熊展区，用事先准备的氢氧化钠（俗称“火碱”）溶液、硫酸溶液，向上述展区内的黑熊和棕熊进行投喂、倾倒，致使3只黑熊、2只棕熊受到不同程度损伤。后刘海洋被北京西城警方羁押，据他自述这么做的原因是：“考证黑熊嗅觉是否灵敏。”2003年5月1日，据中国新闻网报道，西城区人民法院对刘海洋就“硫酸泼熊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刘海洋的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但考虑到他能够真诚悔罪，且其在故意毁坏财物犯罪中情节轻微，故免予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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