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
如今，已是2020年的12月，时间进入孟晚舟被非法拘禁的第3个年头。波云诡谲的这一年进入尾声，被困他乡的孟晚舟迟迟未归。
沿着时间的河流溯回到148年前，一个埋藏在历史中的故事浮出水面，贯穿这个故事和孟晚舟的，是同一条线。
从那一年开始，120个中国孩子离开脚下苍老的土地，前往大洋彼岸。他们留着旧时的辫子，被不解的外国人称为“中国女孩”。最初，时代改变了他们；后来，他们改变了时代。
这120个孩子的故事，跟孟晚舟的故事，是同一个故事。
同样的关乎民族，同样的关乎个体，同样的关乎命运。
同样的，惊心动魄。
今天，就讲讲这个不该被遗忘的故事。1854年11月，在从纽约开往香港的“尤里卡”号轮船甲板上，一位身着西式服装的中国男人，正望着远处深思。几个月前，他顺利从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这位中国男生还引起了围观——在众多穿着西装的外国人中，他是唯一一位穿着中式长袍的东方人。这位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海外的学生，在毕业之际放弃了国外提供的优渥工作机会，毅然决然回到中国——生养他的祖国。
容闳年轻时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际，内忧外患，陈旧的制度与规章，让生活在其中的子民苦不堪言。“没有受教育以前，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自己过日子。但接受教育之后，觉得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我自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就应该使我的同胞早一点摆脱这种处境，我要为他们服务。”
他的心中在酝酿着一个计划，一个让更多中国学生出国读书的计划，但他没想到，愿望实现的过程，竟花费了18年光阴。彼时，几乎没有中国人能够接受“赴美读书”这一概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外国人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而自己则是拥有高贵血统的上等人，跟着他们学习知识，更是荒诞之谈。
十九世纪末的中国
鉴于这种思想阻碍，容闳想让中国孩子出国留学的设想突然变成了泡影。人微言轻，容闳只好退而求其次，边工作边寻找机会。他前后在香港与广州任职，边学习法律与外交知识，边想尽办法结交能帮助自己实现计划的达官贵人。转折在1863年来到，此时的容闳，正在上海做着不咸不淡的茶叶生意，在朋友的举荐下，容闳见到了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
曾国藩
对时事颇有见解的容闳，深得曾国藩赏识。在此后几年间，借着两人关系，容闳不断向其提出自己的留学计划，但每次曾国藩只是听着，不予置否。直到两人相识的第7年，曾国藩才终于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现处在何等闭塞之境，而此时，他终于开始认真考虑容闳不断提出的“留学计划”。容闳后来在自己的自传中回忆到：“当我知道自己的愿望有机会实现时，整晚都像夜鹰一样睁着双眼，觉得身体轻飘飘的，如同在云间散步。”1871年，曾国藩联合直隶总督李鸿章一同上书同治皇帝；第二日，谕旨下达，同意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学制15年，所有费用由政府承担。
李鸿章
至此，清政府拉开了这项“中华创始之举，古今未有之事”的中国教育计划。纵观中国历史，大汉王朝，蛮夷臣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在大唐盛世，物华天宝，四方来朝；在大明王朝，郑和的船队满载国威，扬名海外。到了清朝末年，一切都变了。为了选拔出最聪慧的幼童，由李鸿章制定的选派条件，也十分严苛：除了最基本的在外学成后需要回国效力外，还需要家世清白，容貌端正，姓名粗鄙者，亦需要更改。最终，被选出的120名幼童将分批次被送往旧金山，临行前，孩子的父母和朝廷签署了一份长达15年的合同。
1872年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
在船上，这些幼童们就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初登船时，他们还会因为不时出现的惊涛骇浪大声哭闹，仅仅几日后，他们就能在风浪最大时，依然在甲板上打闹。除此之外，当护送幼童的官员们对外国饮食难以适应时，这些幼童却早已对那些牛肉与面包吃得津津有味。25天长途跋涉后，在船将靠岸之际，护送幼童的大臣们从箱内拿出崭新的丝绸长袍，给他们一一换上，希望以此来展示大清国的风采。
换上丝绸长袍的留美幼童们
在这里，男人与女人都穿着合体，在行驶的电车上跳上跳下，钢筋混凝土搭建的高楼，像“怪物”一样矗立在道路两旁。
19世纪末的美国
他们暂时居住的酒店内，拥有可以源源不断流出热水的金属管，以及散发出温暖的暖气，而这些幼童们，乐此不疲地乘坐着酒店内的电梯——这个庞大的“笼子”可以将他们一口气从1楼送向5楼。几天后，他们将乘坐着火车离开旧金山，横穿整个美国，来到位于北部的哈特福德市，正式开启他们的留学生涯。
19世纪末美国铁路上运行的火车
而作为发起人的容闳，比幼童们早几个月来到这里，替他们处理生活事宜，他的搭档“留学监督”陈兰彬并帮不上什么忙，他不会英语，且对待国外的一切都嗤之以鼻。容闳明白，这位所谓搭档，只不过是朝廷派来监督孩子们思想的负责人，而对于这个项目，并没有太大的兴趣。
中国留学计划中的“留学监督”陈兰彬
到达哈特福德市后，第一批幼童被3人一组分配到美国家庭之中。幼童李恩富后来在自传中回忆到与“新家庭”的初次见面：“离开家时，我给母亲郑重地磕了4个头作为告别，而这位美国家庭的女主人，第一次见面就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我害羞极了，大家都在嘲笑我，这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吻。”
“留美幼童”李恩富
新鲜感散去，当离开了自己的朋友，被分到不同家庭时，这些幼童们才开始认真审视自己的生活。身处异国他乡，他们开始感到疏离，而更让人介怀的，是无时无刻追在他们身后的目光。那些美国小孩们常跟在这些幼童身后，嬉笑着观察他们的丝质长袍与垂在身后的辫子，用英文喊他们“中国女孩”。在餐厅吃饭时，偶尔会遇到一些美国人，走上前询问是否可以近距离观赏一下他们的辫子，种种的一切，都让这些幼童们感到不适。但是这些只是“插曲”，这座城市还是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孩子们，展现出最大程度的善意，在当地报纸上，他们夸奖这些孩子为：“非常年轻，极其聪明，且具有绅士风度。”为了帮助幼童们快速掌握英语，寄宿家庭采用了严厉的实物教学法：“如果在餐桌上不能准确说出食物的英文名，就不能进食。”
留美幼童与他们的寄宿家庭合影
这些聪明的幼童们很快就习惯了在异乡的生活，不到2个月，他们就迅速掌握了英语，能够熟练地与当地人对话，并分批次进入哈特福德中学。令容闳没想到的是，这些幼童不仅适应飞快，并且大部分人都在课程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许多年后，当人们回到这些幼童所生活过的学校时，会惊喜发现那几年，几乎每个班成绩最好的，都是中国人。彼时，他们仍把学习看作出人头地的方式：1876年，邓世聪和陈巨镛获得学校拼写一等奖与二等奖；1877年，在学校书法展览中，入学不到一年的蔡廷干获得第一名；1880年，霍普金斯语法学校的毕业班内，李恩富拿下希腊文第一名，周传鄂获得拉丁文和书法第一名。
除了学业，这些幼童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也迎来了重塑。首先是饮食，这些赴美幼童大多出身贫寒，在国内他们通常只能吃最简单的餐食，而在美国的寄宿家庭内，他们可以吃到最新鲜的牛奶、黄油、土豆与鸡肉，丰富的饮食让他们茁壮成长。有数据显示，这些幼童在哈特福德读书的时间里，每年很少生病。
更换西式装扮的幼童们
其次则是户外活动，长久以来中国学者都以“四体不勤”的生活为豪。在他们眼中，没有才华的人才需要在田间工作，而在国外，一个优秀的学生，不仅需要拥有敏捷的思维，更需要健壮的躯体。这些生活在哈特福德的幼童们，也开始在中学的操场上崭露头角，虽然相比之下，这些中国幼童略微瘦削，但是他们却能很好地适应外国体育课程，甚至比外国人还要优秀。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东方人棒球队”，队中的9名成员全部都是中国人，在当时曾多次打败当地棒球队，一时风光无两。在这支队伍中，包含了日后中国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以及清末外务尚书梁敦彦。
东方人棒球队
前排左起：陈巨镛、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
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忠贤、詹天佑、黄开甲
后来，他们在哈特福德的同学回忆道：“我们玩的所有东西，对他们都是新鲜的，但是令人惊叹的是，他们却都能玩得很好。”为了能够方便运动，幼童们纷纷脱下长衫，换上舒适合体的运动服装，而背后那根标志性长辫，也开始越发经常地被他们塞入帽下。眼看着幼童们日渐明显的变化，古朽的陈兰彬提出了不满。这位被官方派来的大臣，认为幼童这些举动是在背叛国家。在容闳的劝解之下，他最终让步：可以更换西式衣服，但是辫子不可以剪去——在当时的皇帝眼中，这是他们对于朝廷的忠诚。换上西式服装，把辫子藏入帽中，这群出国不到2年的中国幼童，正越来越“看起来像一个美国人”，他们甚至会用英文给彼此起绰号。彼时处于核心地位的唐绍仪，被幼童们赋予了一个他们从希腊神话中读到的英雄名——埃贾克斯。
幼时的唐绍仪（右）与梁如浩（左）
哈特福德的夏天，有着柔软的草地和清冽的河水，每年学生们都拥有长达3个月的暑假。当本地孩子们将大把时间花在游泳、打球上时，留美幼童们只能在陈兰彬的监督下，日复一日学习枯燥的课程，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严格遵守着由中国留学处制定的课程表。
除此之外，每到黄历上记载的黄道吉日，陈兰彬会把学生们聚集起来，诵读《圣谕广训》，并且下跪向遥远的皇帝行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幼童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事与愿违，品尝过自由味道的幼童们认为，这种向皇帝下跪的愚蠢姿势十分迂腐，而真正有用的东西则是在课堂：在那里他们学习数学、天文、物理与军事。1876年5月，费城世界博览会开幕，在此后的六个月中有共计900万人赶来费城，观看这场由美国打造的工业未来。
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
在现场，贝尔发明的电话机隆重登场，轰轰作响的电动机象征着美国昂扬的工业实力。人们还看到了由法国赠送给美国的自由女神像，只不过彼时，只完成了一只手——十年之后，这座雕像才制作完成，出现在纽约的自由岛。当国外正拥抱着自己崭新的科技时代时，国内唯一能见证这个钢铁王国的，只有这些幼童。
费城世界博览会上
只完成了一只手的“自由女神雕像”
负责中国馆的海关官员李圭，后来在文章中记录了这次见面。在那个信息不顺畅的年代，这位中国官员并未曾听闻过关于留美幼童的故事，而在现场，他看到了这些身着西式服装，外面却套着中式马褂的中国孩子们，他们自如穿梭在人群之中，说着一口纯正英文，没有一丝胆怯。身处博览会的李圭未曾想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将孩子们送到世界科技的最前沿，那日，他在自己的《环游地球新录》中记载道：当天经过联络，幼童们还被介绍给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一番聊天后，总统与每个幼童握手告别。目睹过现代发明的幼童们，登上了返回哈特福德的火车，他们即将步入大学，迎来新学年，在那里，有一个崭新的世界等候他们。1877年，詹天佑进入耶鲁大学，这位聪颖的17岁少年，入学第一年，就拿到了第一名奖学金，进入耶鲁大学工程学院学习。第二年，首批到达美国的幼童们陆陆续续高中毕业，顺利拿到进入大学的资格。在哈特福德中学的毕业典礼上，一群身穿礼服的美国学生中，坐着三位中国学生：蔡绍基、梁敦彦、黄开甲。
“留美幼童”黄开甲少年时期
他们身穿丝绸长袍，戴着镶嵌红色纽扣的帽子——他们将作为这个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发表演讲。其他时候，他们都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美国人，而在今天这个时刻，他们却要通过服装告诉大家，自己是中国人。在这场演讲中，幼童蔡绍基说道：“中国没有死，她只是睡着了，她终将会醒来，并注定骄傲地屹立于世界”。这位幼童后来成为了北洋大学的首位校长，并终身服务于中国教育行业。演讲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已经下台的中国幼童，不得不再次返回舞台，向大家致谢。
“留美幼童”蔡绍基（1878）
当幼童们正在校园里度过无数个安逸平稳的求学日子时，在高高的学校城墙外，一股暗流正在涌动。19世纪80年代，美国西海岸正酝酿着一股排华热潮，中国劳工在和当地以及其他国家劳工竞争过程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优势——他们勤劳，安静，从不讨价还价。这种优势引起很多人不满。华人形象被恶意丑化，有些地区甚至出现针对华人的暴乱，事态逐渐失控。
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排华浪潮”
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案，对于日后中国人进入美国，有了极其严苛的限制。一方面是强烈的排外热潮，另一方面，长久以来，李鸿章都希望幼童们可以进入美国军校，学习军事理论，但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之下，这种期望看起来似乎不再可能。而此时，李鸿章认为如果幼童们无法进入军校学习军事，那么他们此时留在美国学习就不再具有意义。李鸿章只想要一颗苹果，而容闳却想种下一颗苹果树。但显然，彼时的李鸿章只看到了那株苗，却没看到那棵树。
向美国人“取经”的李鸿章（中间）
纵使这位“留学生之父”百般努力，最终，清政府仍决定撤回所有留美幼童。在容闳接到圣旨的那天，留美幼童们正在湖边享受着自己的假期，彼时他们不知道，这将是他们在外国的最后一个暑假。
当听到这个消息时，这些幼童们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没有人想到，自己的学业在此时会被突然掐断。他们慢慢走回家，开始收拾行李。但并不是所有幼童都这么听话，早在一年前，他们中就有人决定永远留在国外。1880年，留美幼童中的谭耀勋与容揆（kuí）——容闳的侄子，因为过于西化，曾被勒令返回中国，在乘坐火车准备回国途中，两位幼童跳下火车，偷偷回到哈特福德市藏了起来，并宣布与留学事务所脱离关系。
“留美幼童”容揆
但这只是少数，大部分幼童都不得不接受清政府这一决策，提早结束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在这项出国留学计划终结时，有超过60名学生正在美国的高等院校中就读：耶鲁大学22人，麻省理工学院8人，哥伦比亚大学3人，哈佛大学1人，其余的学生分布在美国东北部的各个学校中。按照容闳的计划，他们本可以在大学校园里大放异彩，并在5年后如期毕业，顺利取得学位，可如今一切都成了泡影。
与耶鲁大学同学合照的詹天佑与欧阳庚
1881年8月8日，第一批留美幼童踏上回家的火车，他们身着西式西装，手提黑色皮革箱子，箱子外侧用英语写着“中国教育计划”的字样，在滚滚热气中，他们踏上了前往旧金山的火车，没有人知道，未来迎接他们的是什么。一个月后，最后一批幼童踏上归家的火车，他们在上衣纽扣中别上了黑白色的装饰品，哀悼着他们逝去的中国教育计划。
1881年留美幼童离开美国时最后一次合照
10年前，容闳带着120名幼童来到美国哈特福德时，他们还是刚满10岁的男孩，而如今，他们已经长成了青年。在留学的日子里，这些幼童的命运各不相同：有人在这期间不幸逝世，有人逃离了清政府的管制，有人被提早召回，而剩余的94名幼童，都草草结束学业，带着未完成的宏愿，回到了他们阔别数十年的祖国。然而越临近靠岸的时间，幼童们的焦虑也在不断加剧，他们互相安慰，自己是作为祖国最需要的人才回国的。一位幼童在寄给自己美国朋友的信中写到：“我感到很宽慰，当回到祖国时，我不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高贵、体面的男人。”
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码头
这些阔别家乡已久的幼童们，期待着下船后，能够看到自己的亲人与来自清政府的欢迎。没想到，下船时等待他们的不是家人与欢呼，却是一排排准备扣押他们的官兵。这群幼童被带到一处阴暗且充斥着霉味的房间，而所谓的床，仅仅是在椅子上搭了2条木板。除此之外，这些幼童很快意识到，在美国生活十几年后，他们中已经没有几个人敢用母语与这些士兵争论。这群归家的孩子充满着紧张与局促，偷偷用英语交流，努力想弄清楚自己为何被拘留。
第二日，他们被分批带往审讯室，面对官员们关于“为何在美国呆这么长时间，是否还忠于皇上的质疑”，这些幼童给出了近乎一致的答案：“我们是被官方派出，为了学习西方知识为中国所用。”在哈特福德，这些幼童能够用英语熟练地与美国同学辩论，但在这间闭仄阴暗的审讯间内，他们却怎么也无法让眼前的官员理解自己的意思。这群曾被称为天才少年们的幼童，此时因为“丧失交流能力”而万分沮丧——从他们嘴里说出的话，不是结结巴巴，就是突然冒出一句完整的英语。在经历了近一个周的禁闭后，这些官员终于放过了幼童们，让他们各自回家。幼童黄开甲后来在信中写到：“我与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分开，甚至没机会道别，不知下次何时才会再次相见。”而对幼童容良来说，突如其来的分离比审问中受到的屈辱更让他难过，那日，他在日记中只写下了两个字：孤独。彼时洋务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而这些从美国归来的幼童，正是被需要的人才，不久他们就被分配到祖国各地，有的进入政府衙门，有的被分去煤矿，而大多数则被分去福州船政学院学习驾船。
福州船政学堂
这些与家庭分开十年的幼童们，在与家人短暂团聚后，又被朝廷派向祖国各处。1874年，正在福州马尾扬武号军舰上实习的幼童黄季良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向父亲表达了长久不能尽孝的愧疚，并附上了一张自画像：“不能一日承颜养志，负罪实深”。
“留美幼童”黄季良给父亲寄去的自画像
几天后，中法海战爆发，在这场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福州船政学堂被炮轰，800多名中国官兵阵亡，其中包括黄季良在内的4名留美幼童。这一年，按照计划，本当是他们的毕业之年，而如今，这些幼童们只能带着无尽的遗憾，将自己对国家的那一腔热忱，留在了那片海上。关于这些留美幼童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是那两位滞留美国的幼童——容揆与谭耀勋。他们在耶鲁顺利完成学业，容揆在容闳的引荐下， 进入中国驻美公使馆工作。
“留美幼童”容揆
而谭耀勋则准备前往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负责中国在纽约的部分国际事宜。未曾料想，在此时，他染上风寒，几个月后，这位11岁就来到美国的男孩，在这片他生活过12年的土地上离世。他被永远留在了哈特福德的公墓中，至死，都没有完成想要报效国家的梦想。
“留美幼童”谭耀勋
在经历了中法战争与中日朝鲜战争后，外敌的一次次入侵，迫使清政府加快国防，海防首先被提上日程。1888年，北洋海军应运而生，这是中国第一批拥有西方装备与西学人才的舰队。多名留美幼童在舰队中担任各舰的大副、枪炮官与作战参谋等职位，这一年中国海军的实力甚至上升到世界第八的水平。北洋海军的建立，意味着国家对燃料以及运输业的需求，并带动矿业、铁路业发展——这些在过去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大逆不道、坏了“风水”的事情，终于开始加速前行。而这些曾经受过西学训练的留美幼童们，也开始得到重视，逐渐崭露头角。
留美幼童在天津道台衙门合照
这期间，詹天佑北上参加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建设，这成为这位“中国铁路之父”步入成功的起点。
语文课本中的詹天佑
与此同时，陈荣贵、吴仰曾、梁普照等一批幼童进入了中国最早的矿业，并服务终生。
在回国的这6年里，这些幼童们曾因为过于西化，思想前卫被不断排挤与指责。而如今，他们终于开始活跃在铁路、矿业、外交等多个领域。虽然早已脱去西式装扮，说回母语，但是他们仍习惯在每年12月底时聚在一起，庆祝西方圣诞节。
留美幼童回国后第一次在天津聚会
比起中文，他们更习惯用英文交流，而他们之间的称呼，仍是他们在美国时使用的绰号。每当聚在一起时，他们就像回到了在哈特福德读书的岁月，那是回不去的年少好时光。当容闳的幼童们一个个走向舞台中央，他却正慢慢变老。1881年，在幼童们回国当年，容闳的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两个年岁尚幼的孩子。后来他在自传中写道：“1880年到1886年是我人生中最不幸的时期，我毕生的志愿遭到摧残，我生命中最亲近的人过早离去，顿时觉得心灰意冷，万念俱灰。”
容闳的妻子玛丽·凯罗克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的“幼童们”，并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曾经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幼童唐绍仪，担任津海关道一职。曾担任镇远号枪炮大副的曹嘉祥，被任命为天津巡警道，后来成为了中国新式警察的创办者之一。
“留美幼童”曹嘉祥
1903年，天津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蔡绍基成为这所学校的校长，也是留美幼童中的第一个校长，而北洋大学，就是当今的天津大学。当蔡绍基在为北洋大学制定校训时，他想起自己曾就读的耶鲁大学校训：“光明和真理”，于是他将北洋大学的校训定为“实事求是”。
早期的北洋大学
北洋大学的成立，似乎也正意味着，中国长达几千年的教育正站在一个全新关口。1905年，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宣告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予这些“留洋学生”们。一夜之间，留学热潮再度被掀起，30年前，这些被送出国的幼童们，大多出身贫寒，30年后，贵胄子弟带着仆人纷纷远赴大洋彼岸，开启他们的求学生涯。1904年，曾经的留美幼童梁诚，已成为中国驻美公使，在经过多次谈判交涉后，美国最终同意，将“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
担任“驻美公使”的梁诚
清政府将皇家园林的清华园作为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预备学校，后学堂改为清华学校，曾经的留美幼童唐国安任校长。1909年，留学计划重启，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赴美，有趣的是，他们到达美国所走的路线，与40年前那120名赴美幼童走的路线如出一辙——坐着火车横穿美国，在马塞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下车。而在那里迎接他们的，则是当年选择留在美国的幼童容揆，多年未见，再见面时，他已经成为了中国驻美使馆的秘书。
1909年第一批庚子赔款留学生
当载着这些留学生的火车在美国土地上奔驰时，中国第一条由自己建造的火车，也正在关键的验收阶段。1905年，中国决定兴建一条从北京至张家口的铁路，也就是“京张铁路”。消息一经放出，日本、俄国与英国纷纷致函清朝政府，想要接下这块“肥肉”。僵持之下，清政府最后与各方达成协议，如果中国能够不借外债，不用外国工匠，那么他们便不插手。这一年，曾经的哈佛天才儿童詹天佑44岁了，这位曾经立志要成为铁路工程师的幼童，被任命为“京张铁路”项目的总工程师。
中年时期的詹天佑
彼时，没有人相信中国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建造出一条铁路，外国人甚至嘲讽，建造这条铁路的中国工程师可能还没有出生。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詹天佑只用了4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条原计划需要6年建造的铁路。1909年的秋天，京张铁路正式通车。这是第一条，中国人自己建造并投入运营的铁路。
京张铁路验收仪式
与此同时，詹天佑曾经的同学唐绍仪，正在外交界大放异彩。三年后，这位曾经留美幼童中的“核心人物”，在促进新中国成立上做出重要贡献的唐绍仪，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唐绍仪与孙中山（1921）
也是在这一年，曾经带领他们走向美国、为国家崛起而奔走半生的容闳，在公寓内孤独离世。
容闳晚年时期
1919年，曾经的留美幼童都已年近60，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当年他们从美国回来登陆的城市——上海。这年秋天，前海军将领吴应科与蔡廷干因公来到上海，唐绍仪宴请曾经的同学们一同聚会，吃饭中他们惊喜发现，饭店紧邻他们当年赴美国前读过的预备学校。时间好像回到50年前，他们刚满10岁，远离家乡，在一个全新的国度里展开新生活，时间一晃而过，这些幼童们已步入晚年。他们仍旧说着英文，吃着西餐，叫着彼此在美国留学时的名字。吃过饭，几位老同学来到学校旧址前拍了一张合照，并给照片命名为《千岁》——照片中的这些“留美幼童”们，加起来的岁数已有1000岁了。
“留美幼童”在曾经的学校门口拍照留念（1919）
50年前，他们背负着帝国最后的希望，漂洋过海，以期学习国外先进科技，以回国报效国家。50年后，虽有坎坷，虽有生离死别，但是他们中还是有人完成了最初的梦想。
120名留美幼童部分名录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活跃在铁路、电报、海军、外交等领域的幼童们，成为了那个帝国最后的曙光，也为后来的中国奠定下了不可或缺的地基。
“留美幼童”最后一次在上海聚会（1936）
前排左起：钟文耀、温秉忠、丁崇吉、唐绍仪、周寿臣、吴忠贤
后排左起：周传谏、容良、邝炳光、苏锐利、陶廷赓
故事总有落幕之日，随着年岁渐长，这些“传奇幼童”，在时间的洪流中开始走下舞台。1965年，最后一位留美幼童邝荣光去世，这一年，他103岁。在他去世那一晚，透过房内黄暗的灯光，他望见了床头那张自己赴美前的合照，这是他第一次拍照，亦是第一次离家，那年他10岁，身边站着的，都是他日后最好的朋友。回忆着往事，这位百岁老人阖上双眼，属于这120名“留美幼童”的故事正式落幕了。时间回到一个世纪前，这些幼童们即将远行。启程前，他们在轮船招商总局前拍下一张合照，照片中他们脸庞稚嫩，目光坚定，属于他们的故事画卷正要铺开：“此去西洋，深知中国自强之计，舍此无所他求。背负国家之未来，取尽洋人之科学。赴七万里长途，别祖国父母之邦，奋然无悔。”部分参考资料：
1、央视纪录片《幼童》
2、马修·米勒《幸运儿》
图片来源：网络、纪录片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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