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海子这段时间，一个6岁女孩的人生，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确切地说，如今这个女孩应该已经29岁了——如果她还在的话。只是，没有如果。这世间没有，草原上也没有。1999年，一位日本探险家途经蒙古，偶遇了一个当地女孩。她小小的身躯骑在比她还要高许多的马背上，眼神扫过来，像一只桀骜不驯的小马驹，更像一头傲视草原的狼崽子。后来，草原上盛开了一朵跨越国界、无视年龄的友谊之花。故事被记录下来之后，于2006年公布到了网络，并在近期被人所发掘，引发持续的感动。在女孩的身上，有人看到了命运的多舛，有人听到了生活的呜咽，有人唏嘘于贫困的苦涩，有人感慨于情谊的纯真。那些平淡中的悲喜，与苦难里的情深，无一不让人心底颤动。一开始，这是草原上一场最美的相遇。到后来，是最痛的离别。1999年10月，蒙古草原，天气晴。日本探险家关野吉晴，正在进行一场冒险。他要依靠自己双腿的力量，从南美洲南端，去往非洲大陆——这个他认为是人类起源的地方。在踏上征程的第6年，他恰好路过蒙古草原。关野骑着脚踏车晃晃悠悠，穿过秋天的风，眼前的世界空空荡荡，天空苍茫，大地旷远。关野吉晴在年仅6岁的蒙古女孩看来，与这个日本人相遇的开端，是尖锐的。女孩叫做普洁，这个名字在蒙语里的含义是——星期四诞生的天之骄女。她是当地牧民的女儿，家境贫寒，放牧为生。在她生命铺展开的六年时光里，她喂马、牧羊、劈柴、做饭、照顾弟弟……有着年龄之外的成熟与稳重，也带着无法避免的孤独和倔强。普洁在很多人的想象中，牧场是塞外天堂的模样：牛奶像河流一般流淌，云雀躺在羊群白云似的毛发上翻滚，奶牛躺在青青的草地上，头顶上是半明半暗的云。但现实是，在那个贫瘠的生活状态下，牧场往往充斥着荒凉与无助——因为草料难得，牲畜们需要足够阔大的场地来填饱肚子，牧民们因此分隔遥远，几乎与世隔绝。普洁也是如此，在这莽原之上，她的老师是厚重的草原，朋友是脚下的骏马。直到在这个10月，她在放牧途中，看到了来自工业社会的黑黢黢的镜头。彼时，普洁骑在高高的马背上，盯着关野吉晴的眼睛里带着警惕。她看了几眼这个与草原格格不入的陌生人，没有丝毫客气：“不要靠近拍照，别过来！”关野上前攀谈，想说自己不是坏人。普洁却很生气，扯了一下缰绳，怒气冲冲地往前走。天色慢慢暗了下来。第二天，天空阴沉沉的。在关野走到普洁家的蒙古包之前，这里刚刚丢了39匹马。三个月前，偷马贼光顾了这片草原。他们胆大妄为，很少会被抓到，“晚上来偷马，早上就消失”。丢失的39匹马，对这个家庭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但是这家人的脸上，却几乎看不到愁容——似乎，他们早已学会了面对莫测的命运；又似乎，只是因为无助。他们依旧按部就班地生活。早上，普洁要驱赶700多只牛羊去吃草。把羊从栅栏里放出来后，普洁还要不错眼地盯着它们，生怕它们把人吃的蔬菜也糟蹋了。她的帮手，只有年仅2岁的表弟巴萨。巴萨穿着灰扑扑的毛衣，脸蛋红红的，小手黑黑的，像一只破旧的布娃娃，脸上是孩童独有的天真。巴萨除此之外，蒙古包里还有普洁68岁的外婆，以及80岁的外公。关野提出疑问：“普洁的爸爸呢？”外婆很平静地介绍：“他去了乌兰巴托（蒙古国首都）工作，进城了。”后面关野又得知，普洁的爸爸一去不回。“那普洁的妈妈呢？”“出门找马了。”不知所踪的39匹马，牵动着全家人的命运。住在蒙古包中的一家四口找到被偷走的马匹，在这辽阔的草原上，太像是一场天方夜谭。普洁的妈妈爱登奇美，却只骑着一匹马，独自踏上了寻找偷马贼的路。这一年，她32岁。10月的蒙古，气温已经达到零下。她没有带毯子，睡着时就只能裹紧身上的外套，“冷是冷，但没事”。外出的日子里，她困了就席地而睡，或者寄宿在别的牧民家，饿了就吃自己带的干粮，“通常睡在外面，因为要找马嘛”。牧民们会互相问询，帮忙找马，但力量甚微——一个月后，她终于回来了，意料之内，一无所获。归来的爱登奇美看到妈妈回来，普洁很开心。她紧紧地黏在妈妈身后，跟着妈妈同进同出，像只小尾巴。关野问她：“你之前很孤独吗？”普洁害羞地点了点头。在普洁小小的世界里，爱登奇美既是妈妈，也是教练，更是玩伴。她在妈妈的身边学会了骑马、放牧，与妈妈一起在草原上策马扬鞭，追赶落日。妈妈懂她的小倔脾气，更懂她的远大志向——上学。普洁心里是渴望学校的，她曾小声地和关野埋怨过：“照顾牛羊根本没出息，我连学校里教什么都不知道”。在她畅想的未来里，她会是一位老师，站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给孩子们念书听”。“可是上学就骑不了马了。”关野故意逗她。“没关系啊，当上老师就不必骑马了。”小小年纪的普洁还没有长出怀念的情感，她并不留恋马背上的游荡。对于让普洁上学这件事，这个贫苦家庭所有成员的态度，都出乎意料的坚定。爱登奇美想过无数次普洁之后的人生：“上学之后，她一定会对很多事情感兴趣。”她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68岁的外婆也很支持。这个在草原上操劳了大半辈子的牧民妇女，数次对普洁说：“去上学就会有好前途，像我就只能继续捡木柴生火。”上学，就意味着能走出草原，不再被老天爷揪着鼻子走。普洁的外婆苏伦第一次的离别，与第一场雪一起到来。关野还要去丈量更多蒙古的土地，普洁家小小的蒙古包，只是他一次短暂的住脚。分别之际，爱登奇美牵过来一匹英俊的黑白花马——这是普洁小时候的坐骑，脾气温顺。关野大吃一惊：“送给我吗？可是你们刚丢了很多马。”爱登奇美却笑了笑：“收下吧，明年春天来就能骑了。”最终，关野被这个家庭淳朴的热情所打动，收下了这匹小马，并拜托普洁帮自己先照看一个冬天。告别时，外婆的脸上挂着笑容，眼神里却透着不舍。相处了一段时日之后，她已经把关野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她嘱咐关野：“明年春天一定要来喔，春天是小羊出生的季节。”只是比充满希望的春天率先到来的，是漫长的寒冬。1999年10月中旬，蒙古草原，天气雪。在游牧民族的传统中，牛羊要在冬天来临的时候，赶到冬季牧场。冬季牧场更为开阔，气候也相对暖和，牲畜们可以用蹄子轻松扒开薄薄的积雪，寻找下面的枯草。所以，尽管失踪的马匹还没有找回，但普洁一家依旧要顺应气候，搬到冬季牧场。这是游牧民族数千年来的智慧，也是不可忤逆的自然规律。在雪地里牧羊的普洁像这样的习俗与智慧，在游牧民族还有许多。宰杀羊时，熟练的牧民会在羊的心脏处割出一个小口，将手伸进去，扯断心脏附近的大动脉。这样死去的羊，既不会有长久的痛苦，也不会流出过多的血液——在牧民看来，血液流到土地上，即是对大地母亲的不敬，更会在深夜引来贪婪的狼群。草原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与这广袤天地融为一体的旷达宽厚。他们顺应天意，敬重神明，只是神明，却没有眷顾他们。这个冬天，蒙古草原上暴雪肆虐。本来在冬天就极为稀缺的草料，在大雪的侵蚀下，变得更加稀少而珍贵。无奈之下，牲畜们只能咀嚼着零星的干草，每吃下几棵草，就要吞下大量的沙土。此时蒙古国已经转为了市场经济，不再有储存干草的公社，想要对抗恶劣的自然，只能靠金钱——牧民们哪有足够买干草的钱，有的只是数百头牲畜，与他们一起受苦。饥饿的牲畜开始啃噬死去同伴的毛皮，饿死的马甚至瘦到让人误以为是羊。这就是生命，在天地面前，全都是刍狗。牧民想要扶起倒地的马1999、2000两年间，这个草原上共有575万只牲畜死于饥寒交迫，相当于蒙古国所有牲畜的十分之一。经济的拮据和自然的粗粝，迅速将生命打磨，只剩下窄窄的希望。好在生命中并不全是悲凉。在四季更替的地球上，候鸟向南远走，虫蛹深眠大地，冬天总会过去，春天迟早到来。过年时，普洁的家人给关野来了信，她在信里一笔一划地写：“你好吗？我们都很好。有没有安然返回日本呢？我们今年冬天过得很开心。天气虽然冷，你的黑白花马却安然度过。我们还没找到失窃的马，普洁今年要上学了，她对你念念不忘。又是新的一年，祝你和你的亲友都健康快乐。请找人翻译成日文。下次再见咯！珍重。”春天要来了，普洁要上学了，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2000年3月，蒙古草原，天气阴。阔别了半年的关野，回到了普洁的蒙古包，迎接他的是箍着红色发卡的普洁。她依旧穿着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件旧外套，但表情显然有些不对劲。关野问她：“你妈妈呢？”普洁却答非所问：“外婆？她和舅舅去放羊了。”说话时，她始终扣着栅栏上的铁丝，仿佛在掩饰着什么。随后，一个沉默的男人走进蒙古包。他是普洁的舅舅赛金，今年30岁，之前一直在外放牧。关野上前与他打招呼：“普洁的母亲去哪里了啊？”舅舅低着头：“进城了。”关野又追问：“什么时候会回来呀？”舅舅避开他的眼神：“也许晚上会回来。”事情处处都透着古怪。普洁的舅舅没过多久，放羊的外婆骑马归来。只是外婆进了蒙古包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把关野钉在了原地——“她（普洁的妈妈）死了，不在人间了。”出事时，是离农历年不远的前几天。上次丢马时，有个牧民曾帮助他们找马。听闻这个牧民的母亲生病的消息，爱登奇美骑着马去探望病人。她自己骑着一匹马，手里还牵着另外一匹。马在冰面上滑倒，把她重重摔了下来，慌乱中，另一匹马踩上了她的身体。回到家后，她有些背痛，但她没有过多的在意，甚至还和弟弟一起去亲戚家拜了年。“她出门前还说要把羊赶进围栏，她还在担心这些事情。”外婆说。谁知从亲戚家回来，疼痛突然变得难以忍受。外婆她们赶忙去叫救护车，拨打了三天电话，救护车始终没有来。三天之后，在爱登奇美发生意外的第12天，他们终于叫了一辆私家车，把她送到了医院。只是，爱登奇美最终被拦在了医院门外——因为她没有保险，也没有足够支付医疗费的现金。被赶出医院后，爱登奇美当天就过世了。爱登奇美的遗照说这件事时，外婆的脸上带着云淡风轻的笑容，但噩耗远比想象的还要多。短短半年的时间，外婆送走的不仅是至亲的女儿——普洁的外公也在悲痛中离开人世。最后，她对着关野坚强地表示：“我们的习俗是不能多说，抱歉。”草原上开始点缀绿色，新生的小羊奔跑在春风里，33岁的爱登奇美却永远留在了这个春天。生活远比故事更加难捱，充满了平静的绝望和希望。草原上的风，一如既往地吹过，有些人，已成为这世上的过客。告别的爱登奇美2000年3月29日，乌兰巴托郊区，天气晴。这一天，是普洁第一次上学的日子。7岁的她穿上了火红的新裙子，双马尾上扎着两朵硕大的红花，在空旷又单调的原野上，像鲜花一样热烈，让人心生希望。上学路上的普洁普洁要入学的贝扬查麦小学在乌兰巴托的郊区，离牧区距离太过遥远。为了上学，普洁需要寄住在亲戚家，每天上下学，都要横穿一条车来车往的马路，但她乐此不疲。在课堂上，老师对她们说：“社会上有很多种工作，只要成绩好，想做哪行都可以。”普洁听完，很认真地点了点头——只要好好读书，她不止可以成为梦想中的老师，还会有更广阔的天地，比草原还要广阔。课堂上的普洁课堂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远在牧区的普洁舅舅，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外，和老师打过招呼之后，他悄悄进了教室，将一把糖塞给了普洁——他用这把糖来庆祝普洁上学，甚至激动到无法等到放学才给。身处教室中心的普洁、身穿一身红衣的普洁，是这个家族的希望，也是草原的希望。开学的这一天，也是爱登奇美的“七七日”，只是普洁并不能去见妈妈。根据蒙古的习俗，子女在三年内都不能去扫墓。但普洁显然无法接受这个习俗，闹了几次之后，眼看着自己还是不被允许去给母亲扫墓，她气鼓鼓地回了家：“不公平！”她不明白，她明明是如此地想念妈妈。将闹脾气的普洁送走，外婆和舅舅抱着一束雪白的格桑花，去到了草原的深处。这里有一些小小的土包，没有墓碑，不仔细看的话，很难会意识到地下还沉睡着一个年轻的生命。舅舅将蓝色的哈达铺在姐姐的墓前，外婆在女儿的耳边用录音机播放着佛经。格桑花被外婆小心翼翼地插在土堆上，像是爱登奇美生命的延续。“希望她能转世投胎。”笑了一路的外婆，终于还是流下了眼泪。孤坟静默地立在荒野中，余下的人还要背着思念，继续往前走。2000年5月，蒙古草原，天气晴。横跨蒙古、抵达中国边境之后，关野又回到了普洁的蒙古包。关野抵达时，普洁还在羊圈里与小羊斗智斗勇，勤勤恳恳地送每一只小羊到羊妈妈身下喝奶。看到关野的再次到来，普洁一家都喜出望外。尽管这个家庭刚刚经历了寒冬，他们还是决定要为关野杀一只羊。宰羊、烤肉、做血肠，觥筹之后，宾主尽欢。随后，告别也如约而至——关野就要彻底地离开蒙古草原。离别之前，关野为普洁送上了最后一份礼物，他把之前拍的照片送给了她。在照片里，普洁笑到看不见眼，妈妈温柔地看着镜头，还有调皮的弟弟，与慈祥的外婆。“妈妈、外婆、普洁都在一起。”普洁的小手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妈妈。是啊，永远在一起。告别时，晨光熹微。外婆早早地准备好了一大袋肉，用红色的塑料袋装着，嘱咐关野在路上吃。“要说再见了。”关野说。外婆眼眶里的泪，像是触到了某种开关，簌簌落了下来。这个闯进草原的陌生人，成为了这个家庭难以割舍的一份子。最终，关野还是上了离别的车，外婆和普洁的手，挥了很远很远。天色昏暗时，世界都像一场梦，唯有脚下的草原是真实的。太阳出来后，世界都真实了，唯有草原像一场梦。请记住镜头中挥手作别的样子，请记住生命中每一次的离别，有些人，或许还可以再见，有些人，已跟你见了最后一面。这一年的普洁，年仅7岁，在草原上过着苍茫的生活，梦想是通过上学改变命运。草原的过客关野吉晴，继续他的征程，前往非洲。2004年7月，蒙古草原，天气晴。关野终于完成了自己找寻生命起源的征途，从非洲大陆回到了蒙古的草原。来迎接他的，是骑在马背上的巴萨，他已经长到6岁，和普洁与关野初遇时的年纪相同。草原上的草木荣枯，鲜花遍野，仿佛与四年前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在蒙古包拥挤的供桌上，在爱登奇美的遗像一旁，多了一个少女的照片。那个像小马驹一样桀骜的、像狼崽子一样傲气的普洁，生命终结在了12岁的那一年。普洁遗像（左一）那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意外。普洁在放学回家的途中遭遇车祸，而车祸的第二天就是毕业大考，她还没来得及奔出草原。至此之后，外婆脸上，不再有笑容。这是镜头之内的故事，来源于2006年的纪录片——《蒙古草原，天气晴》。这是一部陈旧的纪录片，画质残破，镜头摇晃，从始至终没有任何配乐。它没有陈词滥调，也无关刻意煽情，只是以直白的镜头，用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向我们呈现了生命原本的残酷与浪漫。但在荧幕上充斥着各种“大制作”的今天，这部16年前生涩的纪录片，却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数千万人被镜头内那些生命素朴的鲜活与死亡打动，他们在视频的弹幕区为普洁的离世而悲痛。而在镜头之外，生命的故事依旧还在延续。离开草原后，关野把自己的公司名改成了普洁的名字，每年都资助几位蒙古的学生到日本留学两个月学日语。2010年，关野通过放映影片，为外婆募集到了123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万元）的资金，为她购买了牲畜，还将多余的钱存进了银行，当作外婆的养老金。2014年，有网友去到了普洁的蒙古包，外婆的脸上恢复了笑容。2014年的外婆2021年，外婆去世，享年88岁，她走完了自己贫苦又坚韧的一生。外婆、妈妈和普洁，又团聚在了一起。2021年9月，外婆（左三）生前家庭合照也许在午夜梦回，关野会想起两人的最后一次聊天。那是蒙古草原的春天，草原上野花一片。7岁的普洁穿着橘色的毛衣，她说着“这么美的花被吃掉好可惜”，笑靥却比花还要灿烂。初遇时，普洁威胁他：“拍照的话离远点。”分别时，他们约好，等普洁毕业之后，去看看草原外的世界。后来，普洁像阳光一样消散在草原，从此，关野心中不再是鲜花遍野，悠然蓝天。那里只有一片冬日的草原。《蒙古草原，天气晴》完整版我们都该珍惜相逢的岁月，哪怕只是彼此匆匆的过客。再见，保重。部分参考资料：

2022年6月22日，星爷60岁。在中国文化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在人们对星爷的记忆里，这是一个很突然的年纪。怎么就，突然60岁了……他太不像一个公众人物，距离他上次真人出现在公众视野，已经过去了太久。那是2021年的3月，他一袭黑衣，出现在吴孟达的葬礼上。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身型佝偻，悲伤的氛围笼罩在他的身旁，难以消散。“周星驰已经这么老了啊。”那个谈笑花丛的“唐伯虎”，那个忍辱负重的“尹天仇”，那个张狂肆意的“凌凌漆”，那个耍宝逗趣的“周星星”，纷纷在记忆中褪色，独留下一个扛着金箍行走在漫天黄沙之中的石猴——他功成名就、一身本领，却始终孤独。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感受到年华的逝去，无情且残忍。当一个人很久没消息了，其实他已经在跟你说再见了。有天你会突然发现，星爷已经不是以前的星爷，电影不是以前的电影，世界也不是以前的世界了。而你，也不是从前的你了。岁月好匆忙，从不等人消化悲伤，哪怕他是喜剧之王。愿你真正的快乐。曾经有人告诉周星驰：“动作做了两次，会重复自己。”周星驰不以为然：“是吗？我不觉得。”那人再回：“不觉得才危险呢。”这是1997年的电影《家有喜事》之中的桥段，也是周星驰内心，始终伴随的恐慌感。或者说，一些暗示着他多年以后英雄迟暮的印证。1995年的《大话西游》系列，将33岁的周星驰在华语影坛的地位推上了顶尖行列，哪怕周星驰的原意不过是——想拍好一部爱情故事。1995年，《大话西游》剧照2013年，周星驰导演的《西游·降魔篇》上映，相同的西游主题，自然会被对比。周星驰自己认为，重拍“西游”，这次要讲好一个“打怪兽”的故事。只是拍着拍着，又讲成了“爱情”。“电影没有情，好像是不行的啊。”他说，又仿佛是在说自己。只是这部凝聚他个人情感的作品，上映之后的口碑参差不齐，难免有人说这是周星驰江郎才尽、吃老本的“圈钱之作”。这个世界评价任何一个人的时候，声音总是嘈杂的。周星驰听过，淡淡回应：“每一天都是面对这种江郎才尽的、没办法想到东西的状态，很早之前，就已经想不出来了。

最近，新东方“双语+讲课+带货”的直播模式，让网友们眼前一亮。“山水结合，秋风徐徐，就是在那样的经典产地，才能有如此authentic（真实的），如此genuine（真诚的），如此exclusive（独特的）高品质大米。”从6月10日开始，新东方旗下的直播平台“东方甄选”8天涨粉1300万，单日销售额突破5000万，同时捧火了直播间的主播、新东方教师董宇辉等人。作为曾经的教育巨头，他们结结实实地给直播带货行业上了一课，也终于让带货主播们理解到：新鲜、有趣、动人、有营养的内容，才是第一流量。6月13日，新东方的股价涨超100%，颇为巧合的是，也是那天，曾经的新东方老师罗永浩宣布退网。曾经的罗永浩，输在天真；如今的俞敏洪，赢在人品。出身农村的俞敏洪，现在已是个花甲之年的老男孩。他从左摇右摆的命运里再次站起来，没有抱怨，没有投机取巧，也没有躺平，他拍拍身上的灰尘，带着不愿离去的员工，捐掉桌椅，离开讲台，守望麦田，精心布置了直播间。点赞和泪水，诗歌和远方，生活和梦想……这一切，在这个画风清奇的直播间里，仍在继续。纯良而努力的人们，该有光明的未来。

6月13日，罗永浩宣布“退网”，“正式退出微博和所有社交平台。”还债接近尾声，他将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创业。在这之前，罗永浩的债务问题，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2020年，他在《脱口秀大会》官宣已还完4亿，并调侃道：等彻底还清，拍一部叫《真还传》的纪录片。在擅长的脱口秀舞台，罗永浩成功洗刷了“老赖”“直播翻车”的污点，呈现出“坚强还债人”的正面形象。2022年1月，罗永浩的被执行信息清零，传言已还清债款。辟谣不久后，又有传言称他将在4月底官宣还清债款，他不得不再出来辟谣。这次“退网”前，罗永浩透露，“债务还剩不到一个亿。”由于还清剩余债款需要半年，为了避免错过创业时机，他决定提前创业，进入AR领域。上周，罗永浩正式退出“交个朋友”管理层，不过他和公司签下直播长约，将原本半年的直播工作，摊到未来三年逐步完成。钱没还完，但罗永浩说了再见。一代网红淡出互联网，故事进入新篇章。凭借“老罗语录”，罗永浩走红于21世纪初，被网友戏称为“龙哥”，对标同样喜欢吹牛炒作的“凤姐”。

在经历了长达两年半的商标之争后，2022年5月30日，“苏打绿”组合前经纪人林暐哲发布声明，宣布放弃“苏打绿”的商标权。在发布的声明中，林暐哲说：“我以为寻求法律的协助可以帮助我们把权利义务搞清楚，可惜的是法律有助于厘清事实，却也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与信任摧毁了，这是我过去这段日子最难过的事情。”对此，吴青峰始终没有回应。回头看，这几年，因为“苏打绿”商标版权的问题，吴青峰与经纪人林暐哲几次对簿公堂，过程并不体面——曾经的“伯乐”变成了“原告”，而吴青峰也无法再使用“苏打绿”这个团名和团员们站在舞台上，唱过去的歌曲。过往的珍贵情谊被全面击碎，吴青峰将这一过程形容为“跌入谷底”：“一次又一次，我终究心死了”。曾经，在一次演唱会上，吴青峰对着台下的观众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贪婪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有时候我们只能当一棵被砍的树，但是呢，要当一棵被砍掉还能再生的树，好吗？”而如今，苏打绿“再生”了。巧合的是，拿回名字的这一天，恰好也是苏打绿的18岁生日——18年前的5月30号，苏打绿发行了第一张单曲专辑《空气中的视听与幻觉》。那一年，主唱吴青峰只有22岁，而如今，他40岁了。「苏打绿」成年，吴青峰也长大了。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36岁那年，吴青峰突觉人生无常，世事难料，担心如果自己哪一天“突然死了”，甚至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留给家人。也正因为此，他希望将自己创作的歌曲版权拿回手里。在此之前，吴青峰为苏打绿创作的歌曲，绝大多数版权都被经纪人林暐哲所管理——2008年，吴青峰曾与他签署了一份词曲授权合同，中间经历了一次延期，到2018年，合同正式到期。2018年9月，吴青峰亲自去往林暐哲家，将自己想将版权拿回的想法口头讲给他听，林暐哲听后也表示理解与同意。于是，在这一年年末，两人在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了合约终止协议书，确认词曲合作终止。同时，他们还共同发表声明，宣布结束合作。声明中写道：“一直以来，我们积累了难以言喻的情份，在工作上无条件信任，在音乐上总是默契同步，像是父子，又像是好友，是师徒，有时候又密切到开玩笑说像是在谈恋爱”。这一年，是两人合作的第15年。吴青峰与林暐哲共同发表的声明后来，吴青峰反复想起，在决定解约后，他曾经挽着林暐哲的胳膊一起坐电梯，电梯里，吴青峰表示虽然已经解约，但之后还希望林暐哲来担任团队专辑的制作人。林暐哲却立刻拒绝，他说：“要断就要断干净”，吴青峰听后回应：“那你不愿意当制作人没关系，我们可以做家人。”吴青峰未曾想到，林暐哲口中的“断干净”，指的不只是工作，而自己与林暐哲不仅没有成为家人，反而成为了“敌人”。吴青峰与林暐哲在与林暐哲解约的第二年，吴青峰参加了综艺《歌手2019》，在表演中，他坚持要唱林暐哲作词编曲的歌曲《silence》。站在台上，面对观众，他说：“感谢我的恩师林暐哲”。走下舞台，面对朋友，他说：“我希望演唱他的歌，让他不要觉得孤单。”《歌手》舞台上的吴青峰然而仅仅几周后，在排练决赛歌曲《歌颂者》时，吴青峰频频崩溃大哭，在微博里，他写：上一次这么失控还是父亲刚过世。后来，人们才知道，正是那段时间，林暐哲将吴青峰告上了法庭。理由是吴青峰违反著作法——如果没有林暐哲的允许，吴青峰不得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包括使用“苏打绿”这个名字。吴青峰发微博讲述经过林暐哲称，虽然2018年9月吴青峰就已经口头和他说明想要拿回自己歌曲的版权，但是并未以“书面方式提出”，所以版权仍归他所有。而对吴青峰而言，在当时，自己之所以没有以书面方式提出，是因为尊重。吴青峰说：“凭借我们十几年的相互信任，我觉得当面口头讲是比较尊重的方式”。他未曾想到，接下来发生的故事。遇见林暐哲那年，吴青峰21岁。那是2003年的夏天，吴青峰即将从台湾政大毕业，而他所在的校园乐团“苏打绿”，也决定在毕业后就解散。18岁的吴青峰乐团成立于2001年，最初团里只有吴青峰与好友谢馨仪，后来谢馨仪叫来游泳队的学长史俊威担任鼓手，之后，吉他手刘家凯、龚钰祺，与团长何景扬陆续加入。如此之下，在政大的校园里，“苏打绿”正式成型，乐队名字的由来有三点——一是因为“苏打”两字听起来很轻盈，像极了夏日里冰凉的气泡水；二是因为主唱吴青峰喜欢绿色；三则是因为鼓手小威觉得，如果乐队名字是三个字，会更容易火一点。年轻时的苏打绿成团那两年，苏打绿活跃在各个高校的比赛上，并两次在校内“金旋奖”上拿下最佳人气奖与最佳乐团奖。课余时间，他们会在一间名叫“女巫店”的音乐酒吧里演出，随心所欲地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后来，那段时光被吴青峰形容为“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在“女巫店”演出的苏打绿2003年，毕业前夕，苏打绿打算绕着台湾举办一场巡回演出，当作乐队的毕业纪念，之后便解散。最后一场演出定在那年的“海洋音乐祭”上，台下站着的，正是林暐哲。那天，在听完苏打绿的歌曲后，林暐哲当即跑到后台递上了自己的名片，希望将苏打绿签入自己的工作室，并且保证，会给他们相对自由的成长环境。商量过后，苏打绿签约加入了林暐哲工作室。苏打绿与林暐哲（右一）回头看，虽然之后因为版权问题，林暐哲与苏打绿的关系最终决裂，但相伴同行的那几年，他们无疑是最好的伙伴。为了帮助苏打绿发行专辑，林暐哲卖掉了自己的车与房产，利用自己手里有的各种渠道，帮他们推荐专辑。他还曾拿着吴青峰的音乐小样，去给好友伍佰听，听完后，林暐哲问对方：“这个声音特别吧？对我来讲这个声音是真爱。”当时，许多人都认为林暐哲“疯了”，毕竟，彼时实体唱片市场不断萎缩，而相对个人歌手，多人的乐团形式则更加难火。苏打绿但好在，苏打绿之后的成绩，证明了林暐哲的眼光没错。2004年5月30日，苏打绿发行了首支单曲专辑《空气中的视觉与幻觉》，发行当天，专辑就卖出了600张。之后的两年里，苏打绿连推两张专辑《小宇宙》与《无与伦比的美丽》，凭借这两张专辑，苏打绿分别获得了18、19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乐团奖。苏打绿演唱《小情歌》同时，他们成为了第一个以独立音乐人身份，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的乐团。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苏打绿之后的几年里，苏打绿保持着一到两年发行一张专辑的速度，拿下不少奖项，逐渐成为了最知名的乐团之一。吴青峰与Ella合唱《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在苏打绿成员小威的记忆里，在他与吴青峰认识的十几年里，无论获得什么奖，青峰都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唯一一次在颁奖典礼上大哭，是2016年。那年，林暐哲凭借苏打绿的专辑《冬未了》，获得了第27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站在台上，林暐哲手握奖杯，感谢着台下的苏打绿，称他们是自己最好的伙伴，而坐在台下的吴青峰，早已哭到泣不成声。对吴青峰而言，那时的林暐哲对自己而言是“如同父亲一般的存在”——可以无条件地支持，可以随时交付真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存在，才让吴青峰在日后的那次分离中，遭受了成倍的伤害。吴青峰与林暐哲在大学学姐的记忆里，吴青峰是一个“青涩的男孩”：“他是一个字迹秀美，成绩优秀，从不翘课，双主修广告学、辅修企业管理学系和教育系的学生。”出道以后，每次发了新专辑或者是举办演唱会，吴青峰都会给自己的大学教授寄去专辑与门票。念旧、重情义，认识吴青峰很多年的朋友，总会这样评价他。苏打绿《他夏了夏天》所以当被林暐哲告上法庭后，吴青峰感受到了全方面的伤害与三观的颠覆，他开始怀疑过往的亲密是否都是假象，也开始怀疑这样的事情是否是人生的真相。那段时间，吴青峰花很多时间躲在家里，不太出门，也很少看网上的讯息，好友刘家凯形容那时的他为：“看人的眼神里有一丝惧怕”。但对于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吴青峰始终不愿多谈，他说：“我一直觉得，或许不谈论，是对心中那位曾视为父亲的人，最后的尊重、宽容与一点保护”。吴青峰只在两次出庭接受访问时，回应过这件事。一次是在法院外接受访问时，面对记者的提问，吴青峰说：“我不明白我为何出现在这里，请大家去问原告。”另一次也是在法院外，吴青峰没能忍住激动的情绪，在采访中哭了出来。后来，吴青峰说：“我哭，不是因为我想博同情，而是我有真感情，我哭，是因为我至此彻彻底底死心，如同‘第二次失去父亲’的过程。”庭审完接受采访的吴青峰回头看，在吴青峰40岁的人生中，他拥有两段父子关系，一段是与林暐哲的“亦师亦父”：这段关系开局很美好，却最终潦草收尾。一段则是他与亲生父亲的多年羁绊——这段关系则是开局很糟，结局却还算圆满。和吴青峰温柔的个性不同，父亲的脾气是带刺的。小时候，父亲总喜欢打骂吴青峰，被骂的原因并没有规律，有时是因为在饭桌上放碗声音太大，有时则是因为顶嘴。幼年时期的吴青峰每次和父亲吵架过后，吴青峰都会冲回自己那间小卧室，在书桌上方的日历本上，记录下今天的“战况”——如果被父亲骂了，他会在那天的日期上画下一个三角，被打则是一个叉号。许多年后，长大成人的吴青峰再翻出来那个日历本，发现那几年，日历本上画的竟然都是三角和叉。童年的吴青峰与父亲但实际上，少年时的吴青峰从不是一个叛逆的孩子

人教版教材插画争议出现后，郑渊洁在微博里写：“不止插画有改进空间。不止数学课本有改进空间。比如人教版教材有某主编不知羞耻夹带私货，将自己的文章塞进语文课本，吃相太难看。编写教科书这样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大事，应该由德才兼备的专家完成，同时在出版前通过公示社会面征求各方意见。”这不是郑渊洁第一次对教材产生质疑，他始终认为，“教育”不应是“约束”和“管制”，而应该是一种正确示范与正向引导。因为心中对于“教育”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郑渊洁和儿子郑亚旗先后选择与学校“决裂”。在当年，郑氏父子的退学行为被评价为反叛的、不值得被提倡的，而如今再看，或许并非全然是错误的。“我的童话不公主，不王子，是预防针。”“童话大王”郑渊洁谈人教版教材在郑渊洁的记忆里，自己做过“最惊天地泣鬼神”的父爱举动，是教儿子郑亚旗在小学毕业考试时，故意考取一个刚刚及格的分数。这个恰好通过合格线的成绩不会耽误儿子毕业，“却可以把全班平均分拉下来”，让郑亚旗当时的班主任倍感难堪。对于郑渊洁父子来说，这个故意的举动是一次隐忍了多年的“复仇”，同时也是一次必须完成的“反抗”。郑渊洁第一次冒出要“报复”儿子班主任的想法，是在郑亚旗上小学二年级时。那天郑亚旗放学回家与父亲闲聊，讲起老师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他“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郑渊洁听后大惊失色，赶忙回应道：“你别听老师的，那玩意儿凉的也能吃”。又过了几天，郑亚旗拿着一张空白卷纸找到郑渊洁，告诉他老师将期末考试的题目提前透露给了同学。他认为老师的行为是错误的，希望父亲能向校领导举报，可郑渊洁拒绝了，理由是“孩子是家长在老师手里的人质”，他不敢公然和老师“对着干”。父亲的反应让郑亚旗十分愤怒，他极为直白地和郑渊洁说：“如果生活在抗战年代，我觉得你会是汉奸。”这是郑氏父子第一次产生“信任危机”，此后为了挽回形象，郑渊洁与儿子承诺：以“60分”为基础，郑亚旗以后的考试成绩越接近及格线，那就会收到一份礼物。靠着这个约定，郑亚旗得到了一架价值1万多元的遥控直升飞机。郑渊洁与儿子郑亚旗那个时候郑亚旗所在的小学每周上课6天，郑渊洁每个周五都会以“肚子痛”为由帮儿子请假一天。利用争取来的假期，郑渊洁什么都不干，只是带着儿子“玩”，只要孩子喜欢且不违法、不危险，他愿意陪儿子做任何事情。《变形金刚》特流行那会儿，郑亚旗很希望能得到一个周边手办。北京没的卖，郑渊洁就跑去广州买。返程的路上他跟送机的朋友说：“你记住这个玩具的样子，如果飞机掉下来了，就照这个再买一个寄给我儿子。”郑渊洁陪着年幼的郑亚旗玩玩具小时候的郑亚旗喜欢看电影，为此郑渊洁专门买了一台录像机。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带着年幼的孩子到家附近的音像店租碟片，遇到儿子特别喜欢的，他还会录下来，方便以后反复观看。郑亚旗6岁时，有一次跟着父亲到音像店租电影《异形》的碟片，店主觉得他年纪太小，担心他会被其中的限制级人物形象和剧情吓到，说什么也不肯租，站在一旁的郑渊洁连忙帮腔：“他要看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吧。”回到家后，郑渊洁先是自己看了一遍影片，在确认其中没有什么“不太合适”的剧情后，又陪着儿子看了一遍，后来以同样的方式，父子二人共同观看了包括《星球大战》在内的多部科幻电影——这些在日后都成了郑亚旗对科幻电影的启蒙。或许因为父亲给予的自由太多，郑亚旗在重视“纪律”的课堂里显得格格不入。有一次考试他的成绩是79分，远超过父亲定下的“不留级，及格就行”的标准线，但在班级依旧位列倒数。公布成绩时，老师习惯从第一名依次向后喊名字，待念到“郑亚旗”时，同桌忽然说：“你考这个分数，对得起你爸吗？”郑亚旗一时语塞，“说这话的人还是我很好的朋友”。郑亚旗童年照虽然郑亚旗不会主动和外人“炫父”，但学校里所有人都知道他“背后的人”是谁，老师不敢针对他，但对其他成绩不好的“差生”倒毫不留情。郑亚旗就曾见到班主任对一位“差生”冷嘲热讽，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郑渊洁听后便立马给成绩排在班级后二十名的同学，每人送了一本书，里面还写了鼓励的话。成绩应该展现的是教学质量，而不是孩子的个人能力，“学不会不是学的人笨，而是教的人笨”，郑渊洁不仅要为儿子撑腰，还想为每一名“差生”正名。青年时代的郑渊洁以传统教育模式的发展路径去看，郑氏父子是天生的“反叛者”。这点学校知道，郑渊洁更知道。郑亚旗参加小升初入学考试时，郑渊洁跟着陪考。在考场他看见监考老师在几列相隔甚远的书桌间来回走动，眼睛还时刻紧盯着每一位学生。他不知道孩子们在这样的注视与监督中，能收获多少学习的乐趣，日后又能否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他忽然想起了儿子极为痛苦的小学时光，也回忆起了班主任为要一个漂亮的分数，向全班同学漏题的往事。在他的认知里，这样的老师只能教育出“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而他坚决不允许儿子成为那样的“大人”。他不愿让100分的成绩，把孩子的童年变成100岁。郑渊洁与郑亚旗那次小升初考试之后，郑渊洁为儿子办理了退学手续。当时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还未完善，对于家长不让孩子念书的惩戒措施，尚停留在“教育”层面。“不违反法律的，那就是正确的”，郑渊洁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郑亚旗去学校念书？“孩子应该由最了解他的人教导”。退学之后，郑亚旗被父亲带回家中进行“私塾”教育。为了方便教学，郑渊洁把家里的一间房改成了教室，墙上挂上黑板，并在暖气管道上挂上了国旗，每个周一的清晨，父子都会举行升旗仪式。在家中“上学”时，郑氏父子一天的课程通常从下午开始，上午郑渊洁写作赚钱，郑亚旗则可以睡懒觉、看电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身为父亲，郑渊洁乐于尊重儿子的每一个意见，包括那些“一听便知道是错的”。郑渊洁给郑亚旗买过一辆自行车，某天他看见年幼的儿子正在往车筐里倒牛奶，“因为汽车需要加油，那自行车也要‘吃饭’”。郑渊洁十分欣然地接受了这个理由，并纵容了儿子此后每天往车筐里倒一杯牛奶的举动，试图以“不干预”的方式保护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不是每一个小孩都渴望知道“真相”的，因为很多时候“真相”是残酷的，“现在只要让孩子感受爱就行了，残酷的事儿，以后再说”。“郑氏私塾”刚开始时，郑渊洁把多位名校退休的老师“返聘”回家，对儿子进行一对一辅导，在发现传统教材里的内容总是“把简单的东西往复杂里说”之后，他又辞退了各科老师，开始亲自为孩子编写专属教材。化简为繁，这是郑渊洁对于课本教材展现出的第一个不满，多年后在网络上回答读者留言时，他又说出了另外一个——就在前段时间，一位读者问他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在读课本时总是注意力无法集中，他回答：“可能是教材味同嚼蜡，不能寓教于乐，没有激发孩子的兴趣。”兴趣与乐趣，两个在郑渊洁看来极为重要的儿童教材组成部分，在其为郑亚旗编写的教材中，得到了极为全面和精准的展现。在详细翻阅、研究了所有初、高中课本、教参之后，郑渊洁以写童话的方式，编写了一套名为“郑家菜”的教材：《五角飞碟折腾数理化世界》为理科教材、《舒克送你一支神来笔》为文科内容、《皮皮鲁和419宗罪》是刑法课程、《鲁西西和苏格拉底对话录》讲的是哲学……理论之外，郑渊洁发现当时全国没有一所学校开设教孩子待人接物的课程，于是为了弥补这一空缺，他又为儿子加上了法治、安全教育课程。比如，《罗克为什么不是狼心狗肺》就是“郑家菜”里的道德篇，在那里他告诉儿子：在所有竞争中，唯有道德值得众人不遗余力地争取第一，因为缺德的人注定成不了大器。多年后，一个极为简单的故事展现了郑渊洁在这门课程里的教学成果：汶川地震时，25岁的郑亚旗主动找到父亲，希望他能以“童话大王”的身份做点什么。郑渊洁想了想，最终决定把当年凭《皮皮鲁总动员》系列丛书赚来的38万全部捐出，成为了当时捐款最多的中国作家。2年后，玉树地震，郑亚旗再次要求父亲捐款100万，待郑渊洁汇款结束后，郑亚旗送给他一辆名贵跑车作为“鼓励”，“那是他自己挣钱买的”。这些之外，郑渊洁同样看重生理卫生知识，“因为我在这方面吃过亏”。郑渊洁曾说，自己对于父母唯一的“不满”，就是他们没有及时地对自己进行性教育。2岁时，他第一次问母亲“我从哪里来？”，母亲回答他“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此后十几年，他都认为所有的孩子都是被父母“捡”来的，直到成年后因病住院，他才在医生的口中得知生命是如何诞生的。“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郑渊洁看来，家长闭口不谈“性”，或者以一个漏洞百出的借口搪塞孩子，都是在助长“性”的“神秘感”，而在孩子的成长中，“神秘感就是万恶之源”。郑渊洁认为儿童的性教育最晚不能超过3岁，所以郑亚旗出生后，他就一直在思考该以怎样的方式告诉他“人”的由来。郑亚旗3岁时，某天夜里北京下了很大的雨。郑渊洁抱着儿子在客厅里看电影，郑亚旗忽然问他：“爸爸，到底是先有雷，还是先有雨？”。郑渊洁没有急着解释，而是随手拿出了一个甜甜圈和香蕉对儿子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告诉你，你的‘起源’”。那天郑亚旗安安静静地听完了父亲的讲述，最后开口问道：“那你现在能告诉我雷和雨哪个先出现吗？”。“它不神秘了，孩子们也就不去探索了”。把“孩子不应该去做的”替换为“让孩子早点知道的”，这也是郑渊洁教育的特色之一。郑亚旗18岁之前，郑渊洁发誓要让儿子“心想事成，应有尽有”，所以对于孩子他近乎“言听计从”。在还需要拨号上网的年代，郑渊洁每月缴纳近7000元网费供儿子“网上冲浪”。有一段时间郑亚旗极度痴迷网络游戏，整日盯着电脑屏幕，郑渊洁就要求他每隔两个小时到窗前看看远方，“放松一下眼睛，担心他近视”。几天后，郑渊洁连这个“唯一的要求”也放弃了，“人到死的时候，视力依旧是1.5、2.0好像也没什么意思”，他对儿子说：“和你获得的快乐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不久之后，郑亚旗就不玩游戏了，因为“玩多了，感觉不到乐趣了”。由于儿时近乎“为所欲为”的经历，郑亚旗从未经历过“叛逆期”。泡夜店、飙车、喝酒这一类被归结为“放肆”的行为，他统统不喜欢。“从小老郑就带着我去台球厅、到酒吧看演出，那些事儿我老早就经历过了。”郑亚旗出生于1983年的郑亚旗，今年39岁，截至目前的人生里，他最出名的身份标签仍是“‘童话大王’郑渊洁之子”。对于这个称谓，他自始至终都抱有极大的认同感，与外界沟通时，他甚至还会主动聊起父亲与自己的那些事儿。这是因为名气和财富之外，他更想让外界听听，郑渊洁给予他的，更宝贵的东西。如今提起父亲时，郑亚旗仍习惯称其为“老郑”，或者干脆直呼其名，这是郑渊洁的要求，意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2005年，郑亚旗创办《皮皮鲁》杂志并重新策划《皮皮鲁总动员》系列丛书，正式对父亲笔下的童话IP进行商业运作。此后郑亚旗在多地开设了“皮皮鲁讲堂”，由郑渊洁亲自授课讲述“郑家菜”里的写作课程。一位参加过“皮皮鲁讲堂”的孩子回忆，在开课的第一天郑渊洁便要求孩子称他为“郑同学”，因为他觉得，“成年人也可以从孩子那里学到很多”。在郑渊洁的课堂上没有考试，每一个孩子都有随时提问的权利，如果不喜欢讲课内容，那就可以起身离开。“教育不是管理，是示范和引导”，在特别注重“平等”的郑渊洁的知见里，“教育应该让每一个孩子在学校活得堂堂正正，得到无条件的尊重。”郑渊洁写过一则名为《驯兔记》的童话。故事中所有乖乖听话、考满分的“好学生”，都会变成兔子，而那些反抗“标准答案”的“坏学生”，则会一直保持人的模样。电影《驯兔记》截图刚刚上小学的皮皮鲁，是班级里唯一一个长不出兔耳朵的“坏学生”。起先他并不会因此自卑，然而当“兔同学”和老师的嘲笑不断向他涌来时，皮皮鲁也选择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戴上了父母为他准备的兔子头套，佯装成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心不甘情不愿戴上兔子头套

主流语境里的“高考0分考生”，不是高考成绩为0分的考生，而是代指故意考0分的考生。事实上，如果不违反规则，想考0分并非易事。2006年的蒋多多、2007年的陈圣章、2008年的徐孟南、2010年张皎……他们都曾对高考制度不满，试图通过考0分来获取关注。然而事与愿违，“白卷英雄”更像一句调侃，他们被看作放弃前途的“傻子”，最终对着惨淡的高考成绩懊悔不已。很多年后，他们中大多数人消失于茫茫人海，泯然众人，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唯独徐孟南，他似乎抱有某一种执念。2008年，19岁的徐孟南为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在高考试卷上写满“教育誓言”，最终高考成绩为143分。此后，他仍没有放弃宣传，写书、给名人留言、建网站……

5月23日，黄昏，90年代校园民谣代表人物沈庆在北京因车祸去世，年仅52岁。沈庆也许不会想到，只是一次寻常的外出，就会成为诀别，曾经高歌青春的一代人，最终以这种方式跟青春说再见。他或许早就参透命运的无常，才会在《岁月》中写下：“总有些事，是聪明如你也不能预言。”他创作的音乐剧《苏东坡》因疫情推迟上演，成了遗作，他没能等到自己的心血面世。沈庆是那个没能赶上时代末班车的男人，与同时代的老狼、高晓松相比，他显得有些落寞。他质朴如斯，声音像是一把没有任何修饰的木琴，他是那个当年宿舍里睡在上铺的兄弟，也是不可替代的校园民谣建构者。只有凝视那些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能窥见沈庆们曾经走过的本相。高晓松回忆往事，沈庆戴着眼镜，斯文温和，是当时北京高校民谣圈的“话事人”，老狼、郁冬、逯学军……都是因为他相互结识。之后的青年们各自浮沉，偶尔见面，大约十年前，高晓松在某场民谣演出中遇见了沈庆，那是最后一次大家一起抱着吉他怒唱。沈庆登台时，高晓松特意跑到侧幕边，“我看见他仰着已经有了白发的头，诚挚地唱《青春》，一如年少时，当晚大家喝到尽兴，咏而归”。

李健的人设，是流动的。刚出道时，他是抱着吉他唱《一生有你》的清华才子；一个决定，又让他变成走红时决定单飞的歌手李健。名气兜兜转转，再后来，他经历过怀才不遇，成为过“音乐诗人”，也因为在综艺节目中的妙语连珠，被称为是段子手。但几乎每一种标签，都不会在他身上停留太久。在李健的人生中，似乎存在着一道警戒线，时刻提醒他，不要过度沉入某种设定之中。毕竟，对李健而言，人设没必要，人生才重要。对李健而言，那是一个珍贵的瞬间。今年五月初，在一档音乐综艺中，李健与李克勤合唱了歌曲《花火》。歌声将李健拽回了那个属于他的旧时光——松花江，红棉吉他，一盒又一盒的塑料磁带，港乐的辉煌，以及被称为“小谭咏麟”的自己。演唱结束后，李健说：“青春岁月中的我，如果得知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唱歌，我想那已经不是生命中的花火了，而是熊熊大火”。综艺《声生不息》中李克勤与李健合唱《花火》合作第二天，李克勤与李健及其妻子孟小蓓一同吃了一顿晚饭。

31年前冬日的一个寻常凌晨，一位名叫陈平的女作家在医院自缢身亡，她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三毛。这年，她才48岁。她毫不留恋地与这个世界告别。得知消息那天，摄影师肖全，推着自行车，与妻子走在冷冽的成都街头，他说：“要是我今天能在台湾就好了，我就可以去参加三毛的葬礼。”与他同行的妻子回应：“三毛只有生日，没有葬礼。”对于很多当代人而言，三毛的名字意味着遥不可及的远方沙漠，以及，爱情。很多人误解了，三毛也是一位普通女性，她短暂的人生，不是可以简单被“浪漫”或是“流浪”二字囊括的。她遭受过身体的各种病痛，爱人的生死别离。不必将她的经历过度浪漫化、传奇化。滚滚红尘，三毛非常沉默非常骄傲，从不依靠从不寻找。

人人都可能成为网络暴力中的一环。在当下互联网环境中，网络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事件的脉络各有不同，但构成却相同——施暴者，被网暴者与看客。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链中，相比施暴者与看客，大多数时候，被网暴者则像是一个站在风暴中央的人。如何在过程中保持平衡，以及怎样面对风暴过后内心秩序的重建，成为了他们的课题。在如此背景下，「最人物」采访了在疫情期间，因向本校师生捐赠5万元巧克力而遭到网暴的大学生陈真真。试图通过复盘她的故事，还原在一场网络暴力事件中，人性的复杂、事件走向的不可控以及身处其中，被网暴者要如何“幸存”。您可以阅读文章，了解今天的主人公。也可以点击下方“预约”，因为今晚，她将出现在「最人物」的视频号直播间，与大家见面。她的故事，是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故事。只是，她走出来了，而你，准备好了吗？直到今天，陈真真依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网暴发生的那个时刻。那是今年四月初，疫情暴发不久，陈真真被封在位于上海青浦区的小区里，生活全面暂停，陈真真想着应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她开始穿着防护服在小区里做起志愿者。

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廖智的名字为大家所熟知。那场灾难，夺去了她的亲人与双腿。挺出深渊，她依然奔跑、舞蹈、大笑。她从生命的废墟中艰难起身，又在废墟之上完成人生秩序的重建，踩着两条重达20斤的假肢，活成了打不倒的「钢铁女战士」。而今距离天塌地陷那一天，已然十四年，恍若隔世间，她似变未变，仍在奋力向前。2022年5月20日晚，我们将在「最人物视频号」，与廖智连线，回溯过往，聊聊近况，以及，听她讲，如何拥有一个打不倒的人生。廖智很敢。

1988年，洛阳火车站，一位乘务人员打开一位乘客的皮包检查，却发现破旧的皮包里，几十万现金整齐摆放。在那个经济并不发达、“万元户”都十分罕见的年代，皮包的主人被认为是倒卖文物的罪犯，一行人将他押往银行。情急之下，他说出自己的绰号——杨百万。他说自己来洛阳的目的，是购买一种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东西——国库券。杨百万原名杨怀定，依靠低价收购国库券买卖，迅速积累财富，身价达到百万。而在此之前，他只是上海市一个国营工厂的仓库管理员、一个初中辍学的普通工人。但此后的20年时间里，他却创下多个第一：第一个从事大宗国库券异地交易的个人；第一个从保安公司聘请保镖的个人；第一个主动到税务部门咨询交税政策的个人；第一个在北大讲课的个人投资者；中国第一股民、股神……1998年，中央电视台评选的“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风云人物”中，他和运动员李宁、企业家鲁冠球、科学家王选等人，一起当选。而在洛阳火车站的遭遇，才刚刚掀起他传奇人生的一角。1988年3月28日，38岁的杨怀定辞去自己在国营工厂的工作，他一口气订阅了73份报纸，开始钻研发财的机会。

夹着一个撕掉包装的矿泉水瓶，拎着三个拳头大小的馒头——2021年5月，韦东奕以这么一副“朴素”的形象，闯进了公众的视野。随后，他的身份被扒：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助理教授，数学界多项大奖的获得者，被普遍认为是“下一代陈景润”。本以为是不修边幅的“理工男”，实则是深藏不露的“扫地僧”。于是，人们给他冠上了“韦神”的称号，一朝造神。接着，有人感叹他的纯粹，有人讥讽他的长相。一年后的今天，因为一张虚假的聊天截图，韦东奕又被顶上了风口浪尖。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韦东奕又陷于舆论的中心。只是这次，他终于开口回应了。

尽管已经57岁，但当人们聊起宁铂时，依然会在他的名字前加一个描述——“中国第一神童”。纵使如今他的人生早已与“神童”无关，纵使“成为神童”这件事，并没有给他的人生留下太多美好回忆。但“神童”两字，依然如影随形地出现在宁铂的人生之中，未曾消散。被定义为神童那年，宁铂13岁。因为天资聪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破格录取他为大学生，并为其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少年大学班，那一年是1978年，全国的报纸与杂志上都刊登着他的故事，就连副总理来到学校视察，都要与他切磋两局围棋。名气与荣耀迅速聚集，成为了宁铂的光环，也成为了他的枷锁。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宁铂像是生活在一个被他人打造的、名叫“神童”的真空模具里——几乎没有人在意他的梦想是什么，想成为怎样的人，以及是否快乐，人们只在乎他“中国第一神童”的名声与地位，宁铂说：“就连我的父母，也更愿意接受媒体塑造的那个天才宁铂。”“成为宁铂”似乎变为他人生中的唯一道路，然而，宁铂选择了逃跑。

拿到离婚证那天，前夫一个劲儿地笑着，余秀华的心情也不错，两人吃了一顿“散伙饭”。母亲得知女儿离婚的消息，蹲在院子里哭。父亲劝她：“有什么想不通的？是你女儿不要人家，不是人家不要你女儿。”

28岁的麦克斯是一个智力障碍者，同时也是配送员。相较之下，显然第一个身份更为“瞩目”。他是大众理解下的弱智人群，但表现又总是偏离大众认知。每次自我介绍，他都主动拿出残疾人证明、四本职业证书，和大专毕业证自证身份。面对媒体镜头，他轻松、自在，甚至有些得意地谈起过往经历，回答问题也逻辑清晰有条理。当“智障”和“表现欲”两组毫不相干的词汇组合到一起，有人为他的口才折服，也有人唾骂其作秀。无论喜欢与否，有一点网友们达成一致，“为什么这个智障看起来这么正常？”答案或许就在他去年发表一篇文章的标题里——《你看到的并不一定真实，浅谈僵化思维下被蒙蔽的双眼》。

上海，四月不寻常。在这个春天，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无数防疫人员日夜坚守，全市居民闭门不出、配合抗疫。4月12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超过2.6万例，仍旧处于把疫情围住捞干阶段。特殊时期，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不少家庭处在孩子没有尿布换、没有奶粉吃、没有辅食喂的窘迫之中。城市的毛细血管中，一群人为此拼尽全力。疫情之下，仍有温情奔流。

陈国平将3月27日直播收入全部捐出当陈国平所属的海港分局也成为被举报的对象时，一切都朝着无法掌控的方向席卷而去。作为警察，陈国平背后有一个集体，他是反诈主播，也无时无刻不是“陈警官”，二者无法割裂。

离开央视春晚舞台后，董卿变得更加“多元”与“立体”。《朗读者》之后，董卿俨然成为所谓成功人士的“范本”。如今再讲起她，舆论多以“央视一姐”、“国民女神”等标签定义她的优秀。对此，董卿说：“千万不要神化我，我也有很多个崩溃、痛哭、发脾气的时刻。”她说，自己一直都是含着泪奔跑的人。董卿时常讲起父母，工作之外，这是她为数不多愿意和外界公开讨论的话题。

韩红心里始终有一个乌托邦。她希望有天可以盖座寺庙，里面住一群没有出家却胜似出家的人。他们淳朴、善良，每天除了一起做些零零碎碎的工作，吃些简单的饭菜外，便各自修各自的来生。像电影《冈仁波齐》里那样，按时念经、吃饭、打坐。这是她所能想象到的、始终憧憬着的美好梦境。2022年3月，新冠疫情又在全国蔓延开来，吉林成为重灾区。

何家庆瘦弱不已，皮肤黝黑，看起来不修边幅，那是遭受过重大苦难后的模样。与他形影不离的除了那件旧旧的古老中山服，还有一个褪色的破布袋，里面装着他授课需要的标本与书，那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形象。因幼时贫寒的经历，何家庆对底层农民的贫穷有着深沉的挂念。他的那两次出走，无数次的死里逃生，都是为了将考察资料带回去进行科学研究，在大别山走投无路时，他放下知识分子的尊严，做了两个月的乞丐，才没饿死在路上。荒郊野岭，他饿到就要死去，只能向老伯讨几口猪食维持生命，睡在猪圈。夜里躺在黑暗中，何家庆看得见茅草缝隙中的星星，听着远处竹林里凄凄的叫声，他感觉那是有某种生命在安慰他，不禁泪流满面。有村民见他生病，将他背回到自己家中进行照料，为了让他快点好起来，宰了养了多年的老母鸡为其补身体。那片土地，曾让何家庆泪流不止，他的心，总是与底层百姓牵连在一起。被媒体报道后的何家庆，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依然粗茶淡饭、清心寡欲。在安徽大学的校园里，大家看到的还是那个穿着洗到发白中山服的何老师，带着自己的饭盒在食堂打饭，吃午饭很少超过3块钱，一顿三餐总是离不开馒头和稀饭。何家庆是精神丰富的，人生除了草木，便是贫民。何家庆，总是身穿一件破旧的蓝色涤卡中山服，时刻提醒着他是个有故事的老人。1972年深冬的安庆，大雪弥漫。

余秀华恋爱了。2月14日，情人节当天，46岁的她在微博发布：像爱护公共财产一样爱护男朋友。时隔四天，其男友在朋友圈发了段视频，配文是：像爱护大自然一样爱护女朋友。当初说自己可能永远不会拥有爱情的女诗人，正身处甜蜜恋情中。不过，对方不是她写诗表白多年的李健，而是一位小她15岁的90后。一段看似不对等的爱情，又将余秀华推至风口浪尖。砰的一声，门被踹开，余秀华摇晃着身体走远。像是打破某种禁忌，在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里，余秀华破碎的婚姻被公之于众，农妇、脑瘫、写诗、走红、离婚……纷纷扬扬的争议中，她踹开的不仅仅是一道房门。在余秀华的诗歌里，她对爱情有过太多美好描述。“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相比“大喜哥”，他还是愿意被叫“刘姐”。刘姐，原名刘培麟。1999年，他在垃圾堆里捡到一条白色连衣裙，此后20多年，他穿女装，视自己为女人。当然，他最喜欢的名字是刘巧真。这是他为自己取的一个符合女人身份的名字，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仅仅是喜欢。”他也更乐意人们用“她”来称呼自己。在青岛，一提到大喜哥，所知者众多。早年，她身穿女装，骑着大金鹿自行车，带一个竹筐到处拾荒。当地人对她的初印象是：奇装异服，浓妆艳抹。不少人好奇其中的原因，也有人对这一行为产生非议。2012年，因家中失火走红网络后，刘培麟引起了广泛讨论，大多是批驳与辱骂。“变态”、“有病”等字眼一时充斥着网络。那时，有人因她看起来搞笑，妆容“极为喜庆”，便叫她“大喜哥”。此后，“大喜”的外号一直伴随着她。如今作为过气网红，人们渐渐少了关注，大喜哥的生活也得以回归平淡。两年前，从福州返回青岛后，她住进了位于市北区的一所保障房中，生活似乎是安定了下来。但孤独、贫穷，与流言，围绕着她。2022年年初，我们在青岛见到了大喜哥。这一年，她66岁了。大喜哥的一生充满动荡。3岁那年，被亲生父母抛下那一刻起，她便开始了自己“不被接纳”的一生。这些年，她与孤独为伍，也与孤独为敌。纠缠、厮杀到现在，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输是赢。独自生活了大半辈子，她时常被巨大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包围。几十年来，她选择用书写对抗孤独，以生活中的琐事排解孤独，却始终无法走出孤独。她始终游离在主流社会之外。为做女人，她也有过短暂的屈服与妥协。2017年，迫于生存压力剪掉长发、换回男装后，大喜哥度过了近半年痛苦郁闷的“正常人”生活。之后，她坚称，关于勇敢做女人这件事，一直到死都不会改变。于是在本文的叙事中，当以第三人称代指大喜哥时，我们选了用“她”，而不是“他”。不管外界声音怎样，我们想尊重这位受访者的心声。走廊内空空荡荡，靠近门口的位置，停放着一辆落了锁的粉色自行车。屋内正传来冬奥赛事的解说声。敲门过后，拖沓的脚步声一点点变清晰。大喜哥要出来了。门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化着浓妆的女士。上着红色花棉袄，下穿粉色碎花裙，脖子上系一条翡翠绿的丝巾，垂在肩膀两侧的辫子上则分别扎着大红飘带。化着浓妆的大喜哥

2020年4月，29岁的张国伟宣布退役，这是他自己的决定，至于理由究竟为何，他至今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去年8月，他在个人短视频平台上宣布复出：“我即将开启新的跳高生涯，自己花钱聘请团队来帮助我。明年很有可能我就出国比赛和训练，继续完成我2米40的梦。”这次张国伟真的要回来了吗？他的“白鹤亮翅”还会回来吗？直到今天，答案依旧无人知晓。2019年4月，张国伟发布第一条短视频。此后不到3年，他以平均每日3条的频率，创作了超过2400个作品，更新速度之快，涉及内容之庞杂让粉丝不禁感叹：“国伟，你真的没有创作瓶颈期吗？”“主业喜剧人，副业才是跳高。”细看其作品，人们总能在里面看到他甘愿为喜剧奉献所有的生猛与坚决。别人拍段子玩花样、玩剧本，而张国伟很单纯，他玩命。张国伟关注度最高的视频内容，多多少少带有一些“自我毁灭”的倾向。脑壳碎西瓜、头顶燃烟火、骑着猪赛跑，以及“龙吸水”挑战——

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王濛出奇地成为高频词汇，无论是社交平台，还是其他网络客户端，几乎每天都会被她的名字刷屏。她被称为“短道场上不可战胜的霸主，又是教练难以管教的顽徒”。2022年2月5日，中国短道速滑队夺得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赛冠军后，她先是以“唠嗑式”解说连上7次热搜，之后又因“力挺安贤洙”、“把武大靖踢出直播间”等话题，陆续登上热搜排行榜。“我的眼睛就是尺，肯定赢了。”在观看赛场直播的解说间，王濛站起身，手舞足蹈着，以一口自带幽默属性的东北话，解说这场紧张赛事。而一向以足坛名嘴著称的黄健翔，则被夺去了光环，默默担任起捧哏的角色。

张艺谋就要72岁了。这些年，他在大风大浪里忽上忽下，有时是让人敬仰的“国师”，偶尔是江郎才尽的导演，除此之外，大多数时候，他更像是一个始终在转动的陀螺——只要有一根叫做目标的鞭子，他就能够一直转动下去。和张艺谋合作过多年的文学策划曾这样评价他：“我从来没看过他打一个哈欠，他好像没有那个功能。”每天一顿饭，步行五公里，睡三四个小时，为了能更好掌控时间，张艺谋甚至把手表调快了半个小时。张艺谋将这种“劳模心态”归结于时代：“我们这一代人，不会善待自己。”时代带给张艺谋的另一个特点，是内敛。他很少夸奖一个人，渐渐的与他共事的人也摸索出来一套“张艺谋语言转换方式”：不否定就是认可，而如果他要是说了“还行”，那就是一百分。纵使当年与巩俐热恋时，巩俐问他：“你爱不爱我？”吭哧半天，张艺谋也只回答了三个字：“没问题。”在奥运史上，成为“双奥导演”的，张艺谋是头一个。阔别14年，在历经3年的设计与制作后，2022年2月4日，张艺谋带来了自己第二场奥运会开幕式，他说：“这是一个关于雪花的故事”：24节气倒计时、黄河之水天上来、从冰立方中破冰而出的奥运五环、以及独特创新的奥运火炬点燃方式——以“不点火”代替“点燃”，以“微火”代替“熊熊大火”……几乎每一幕，都让人心生赞叹。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精彩瞬间开幕式播出后，大家纷纷感叹：张艺谋太懂中国人的浪漫了。对于这样的评价，张艺谋回应：“中国人比我想的还浪漫。”张艺谋是可信的。

终场哨声响起，55岁的水庆霞被女足姑娘们高高抛起。2022年2月6日晚，女足亚洲杯决赛，中国女足在半场落后2球的情况下实现史诗级逆转，在最后时刻绝杀韩国女足，拿下冠军。比赛结束后，女足姑娘们冲向主教练水庆霞。队员心中的“水妈妈”，被高高抛起。接受采访时，水庆霞对这一刻印象很深，她一度拒绝，心里想：“我的手紧紧抓住她们，我怕她们接不住我。”在女足陷入低谷时勇敢接下重担，担任女足主帅不足3个月便率队拿下重要比赛冠军，水庆霞迅速引爆社交媒体。「水庆霞改变了什么」「水庆霞是谁」「水庆霞神换人」等话题层出不穷。而水庆霞却说：“如果比赛过程中我们调整得更好一点，更自信一点，应该会更好……拿一个冠军没什么了不起的。”冷静，不卑不亢，这就是水庆霞。女足亚洲杯中国女足进球集锦决赛3:2逆转韩国2021年，日本东京奥运会，一度被认为是中国足球希望的女足，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小组赛首场出战，中国女足0:5败给巴西女足。几天后，面对小组实力最差的赞比亚女足，姑娘们被4个进球硬生生逼平。最后一战对阵老牌劲旅荷兰女足，铆足劲的姑娘们，痛失8球，以2:8的比分惨败。3战丢17粒进球，积1分，中国女足小组排名垫底，无缘8强赛。这是中国女足出战奥运会最差战绩。人们曾经敬仰的“铿锵玫瑰”似乎濒临凋谢，质疑声铺天盖地。回到国内，时任主教练贾秀全不得不下课走人。谁能接过中国女足的教鞭，重振“铿锵玫瑰”的威严，成为球迷热议的话题。东京奥运会上的女足姑娘足协正式作出决定之前，媒体和球迷列出很多人选，无论是地方队的男足主教练，还是中国香港的女教头陈婉婷，好像都可以，又好像不可以。受命于危难之际，中国女足需要的是一个能提振士气，力挽狂澜的人。在第十四届全运会，作为时任上海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意外成为“奥运联队”的“临时主教练”，这被外界视为她将成为女足主教练的信号。决赛在大雨中进行，水庆霞就那么站在雨中指挥整场，全身渗透擦眼镜的样子，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比赛结束，奥运联队获胜，压力之下的水庆霞将毛巾狠狠摔在地上。水庆霞在雨中指挥作为黄金一代女足主力队员，水庆霞成为国家女足主教练的呼声越来越高。当记者将话筒递到她面前，询问她是否有意向成为女足主帅时，这个一贯冷冰冰的主教练，给出的答案是：“梦想每个人都有，我希望能当女足国家队主教练，带队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在她心中，国字号球队的主教练，是一份重量十足的工作。曾经身披国家队队服出征比赛时，她身上总有一种自豪感和责任感。“特别激动那种感觉，真像那种拿着枪上战场的感觉。”年轻时水庆霞接受采访到了10月，中国足协正式公开竞聘中国女足主教练时，水庆霞却意外没有参加。据澎湃新闻报道，彼时圈内早已流传，足协倾向让肇俊哲担任女足主帅。参加一场注定“陪跑”的竞聘，是对水庆霞尊严的损害，故而她选择置身事外。这场阴云笼罩的公开竞聘，在公众的质疑中不了了之。11月18日，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结果公布，54岁的水庆霞被直接任命。水庆霞，成为中国女足第一位本土女性主教练。而此时，距离女足亚洲杯比赛，还剩2个月。水庆霞走马上任第一件事，水庆霞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提振士气。作为曾经拿下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的女足核心成员，水庆霞明白彼时中国女足的实力，并未掉出亚洲强队的行列，队员们在饱受奥运会打击的时候，最需要的是鼓励。5个星期的集训，在训练上，她严格要求，对队员们提出超越过往能力的技战术执行要求。在生活中，则无微不至照顾每一个姑娘。队内的张馨，是女足第一位妈妈球员，训练休息时，水庆霞便让她多回家看看孩子。她也鼓励其他队员多和朋友、家人交流，“那是她们情感宣泄的一个出口”。感情上拉近之后，在会议室里，她则强调另外一件事：“你可能会失败，但是你从来不会怀疑自己。”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她讲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多次提到自己也曾经历遗憾和成功，“要让球员更有信心。”一边安慰鼓励，另一边在女足国家队人选上，水庆霞则冰冷得不容置疑。2021年年底，水庆霞公布了女足第一批集训成员名单。媒体对比发现，其中参加过奥运会的12名运动员落选。而一些曾经被排除在国家队名单之外的人，被征召了回来。曾经效力于上海女队的球员唐佳丽，此前未能进入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大名单。可比赛结束，她却转会英超强队，打了不少人的脸。在教练组中，曾经的领队、助理教练、体能教练则全部更换。水庆霞还配备了体能训练师、分析师等多个职位的团队成员。新帅上任三把火，力排众议的决绝，让很多人对曾担任女足国青队主教练、上海女足主教练的水庆霞产生了质疑：担心她偏心自己带过的球员。水庆霞给出的回应只有一句话：我这个人原则性还是比较强的。水庆霞的原则，源自心底对足球的纯粹热爱。1966年，水庆霞出生于江苏阜宁，自小身体素质极佳。11岁，她被选拔进入上海市虹口体校从事跳远和五项全能的训练。五项全能包括跳远、掷铁饼、标枪、疾跑和摔跤，每一项都需要投入长时间的训练。水庆霞是个训练起来不要命的人，她常常在训练场待到很久。一直到1983年，上海第一次成立女子足球队，在体校选拔人才时，17岁的水庆霞被选中。她对足球所知甚少，更是毫无基本功。得知要前往足球队，她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去踢足球，女孩子踢足球，太可怕了吧。”最终，她还是听从教练的安排，前往女足报到。“当时身高不高，田径很难有所突破，踢球就踢球吧。”一个阴差阳错的选择，却让水庆霞投入了一生的热情。水庆霞年轻时17岁第一次接触足球，水庆霞的艰难之路开启。她的球感不好，练了一段时间颠球始终不过10个。即便如此，她还是被教练选入上海队。当时被教练看中的，是她骨子里那种不服输的力气。不服输，是一支球队最后的武器、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尊严，在这一点上，相信广大球迷在观看男足比赛过程中，已经有过深刻而扎心的体会。球感不好，她只有拼命练。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靠的都是死磕。死磕颠球，她的球感不断提升。传球、停球不好，她每天加练将近两个小时，教练被感动，每天就那么陪着她。一年之后，国家女足集训名单公布，水庆霞成为中国女足历史上第一个被征召的上海球员。“到后面就是越踢越有感觉，自信心上来了，可能也有点悟性吧。”她这么说。1986年，进入国家队之后，水庆霞几乎踢了球队里所有位置。她最具攻击性的是定位球，这个多年刻苦训练的技能，曾帮助中国女足拿下多次国际比赛冠军。作为国家队主力队员，她帮助中国女足拿下亚特兰大奥运会银牌，先后多次问鼎亚洲杯冠军。1999年，她随中国女足征战世界杯。那一年，中国女足拿下世界杯亚军的好成绩，“铿锵玫瑰”的称号，一炮打响。经典的1999女足世界杯，令人心疼落泪的女足姑娘甚至2000年，水庆霞以34岁的年龄再次入选国家队，创造了当时国家级球队球员年龄之最。水庆霞和女足拿下奥运会亚军水庆霞（二排右4）水庆霞的丈夫，曾经这样评价水庆霞。“她就是认真，不服输。无论球员时期，还是教练时期。”甚至退休后，为了缓解妻子的压力，他常常喊妻子去中老年队踢球放松，“我说你就传传球，玩玩儿。她上去拼啊，她不肯输。她脚上还有钢钉啊”。水庆霞丈夫接受采访2001年，35岁的水庆霞和球队一起，卫冕全运会。35岁，一个大多数女足球员早已退役的年纪，当时水庆霞觉得自己身体还可以踢，心里却不能再继续，“总该退下来，不可能一直在踢球。”早在退役前，她就为自己的未来想好了路径。年轻时得到过教练太多关心的她，也希望成为教练。球员时期就一边踢球，一边考取了教练证书。最后一场比赛结束时，接受媒体采访她说：以后我做教练时，我的队员应该在场上和我有一样的表现。退役后，水庆霞被任命为上海女足助理教练，随后调任国青女足担任主教练。一直到2009年，在国青队锤炼多年的她，回到上海担任上海女足主教练。拥有更多经验和自信的她，却在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中失利。水庆霞年轻时踢球2013年，全运会女足比赛，水庆霞率领的上海女足小组未能出线。水庆霞没有推卸任何责任，她说：“球场上出现任何问题，都不是队员的问题，都是教练的问题。要不就别当主教练。”那时，心灰意冷的她，一度想要离开。最终还是队员把她留了下来，“情感上很舍不得。”此后的比赛中，上海女足逐渐成为国内女足神话球队，连续蝉联全运会冠军。为国家队输送了诸多人才。年轻时作为球员，水庆霞曾三进三出国家队，她说自己的风格可能不适合，“要比别人坎坷得多”。更为遗憾的是，很多武艺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如果回到从前，有个赏识自己的教练的话，会不一样”。也正是这种感受，让成为教练的水庆霞，有了更多感悟。她自省说，如果可以的话，希望给球员更多帮助。很多球员评价她，刀子嘴，豆腐心。一旦训练中出现任何问题，水庆霞会毫不顾忌地说上几句。回到生活中，她又像“妈妈”一样，关照队员，这也是“水妈妈”名称的来源。水庆霞的美甲她会和女足队员一起做美甲，挑选好看的款式。也会自己榨果汁，要求队员们喝下去。女足队员王霜说：“水导是一个追求完美的教练，可能就是特别累，特别辛苦，尤其是对一个女性教练，我蛮佩服水导的。”成为国家队主教练后的第一次接受采访，水庆霞提出一个名称——“姐妹”。希望大家像姐妹一样互相帮助。这份关注背后，是她与女足队员的惺惺相惜。2016年，女超联赛，水庆霞率领的上海女足，最后屈居亚军。习惯夺冠的上海球迷不理解，在当时女超联赛中，引入外援是大多球队的选择。超强外援的加入，可以迅速提升球队战绩，帮助球队拿到更好的成绩。水庆霞却坚决不使用外援，“我想给姑娘们更多锻炼机会。”担任过球员和国青队主教练的她说，“和男足相比，女足比赛的机会并不多，在有限的时间里，要给队员们最多的锻炼机会。”在绿茵场上，一个人到底是为了名利而战，还是为了培养人才、为了热爱而战，其实是可以一目了然的。输球是正常的，但面对落后的不同态度，却把人分成了不同的样子，有人放弃奔跑、破罐子破摔，有人却不抛弃、不放弃，拼命奔跑至最后一秒。于是，我们能看到有的国家队一再跌破底线，有的国家队却能触底反弹、绝境逆袭。在2022年的亚洲杯比赛中，很多人评价水庆霞“神换人”，背后是她对每一个队员的珍惜。每一场比赛，她会让不同的、甚至年轻球员上场感受比赛气氛。几次换人也取得了奇效。换人背后，是水庆霞经历过的一次又一次痛苦的回忆。2017年，上海女足赞助商撤资，失去收入的队员们无心训练。即便她们当时刚刚拿下全运会冠军。彼时，约有7名队员选择退役，“队里就剩下9个队员了，其他的再做做工作，实在不想继续踢，也没有办法。”无助和无奈，在这个50岁女人的眉头间分外凝重。队员们的离去，归根结底是待遇问题。彼时，在国家级的比赛中，有年轻队员在朋友圈记录，狭小发霉的房间里挤着3张床，酒店连热水都不供应。足球报的记者赵震也曾对女足悲惨的状况心有不甘。他附上女足伙食照片，愤怒写下：“唯一荤菜是红烧鸡腿，这就是中国女足发展的现状！”女足国家队门将赵丽娜曾这样透露：“女足姑娘们收入不高，就跟外面普通工作的人拿得差不多。靠踢足球的话，一辈子也买不起一套房子。”种种压力之下，很多踢球的女队员选择离开实则是必然。于此同时，有些男足运动员早已开上了豪车、长厚了肚腩。比赛，往往是公平的；生活，往往是没有公平可言的。然而正是不公平的地方，能唤醒良知，能产生奇迹。赵丽娜水庆霞很痛心地说：“队员想追求自己的想法没有错，大家都为足球付出了很多。”成为国家队主教练后，她一直鼓励大家享受比赛，享受足球带给自己的乐趣。面对现实问题，她也找不到解决方案。曾经，她也提到过男足，“如果像男足，一场球拿十几万，一年下来上千万，那大家肯定不会离开，女足到不了这个程度。”经历赞助商撤资的那些年，中国女足也在尝试职业化，诸多球员仍然不想丢掉体制内“踢球”的这份工作。在一些球迷看来，这是影响球员们进化的障碍，水庆霞将这理解为“保险”。“想要职业化，但你市场没有到这个程度。你说给你一年50万，你愿意放弃体制内（编制）吗？”水庆霞说。冰冷的分析，赤裸裸印在这里。2022年女足亚洲杯决赛，在4:0战胜中国台北队，7:0战胜伊朗队，3:1逆转战胜越南队，两度落后又两度追平、最后时刻绝杀日本队后，中国女足闯入决赛。在决赛中，面临上半场0:2落后的场面，水庆霞临场调整，换上年轻球员，并在最后时刻绝杀韩国队拿下冠军。夺冠之后，扑面而来的赞誉，让女足受到极高的关注，先后多家企业，对女足进行了现金奖励，奖金累计超过3000万。这3000万，远远不能淹没她和团队太多人看不见的伤病。3000万，对比男足的收入可能是杯水车薪，但会让更多人关注女足的未来。女足姑娘们，对收入要求不高，对比赛要求很高；她们不能保证赢，却能保证鏖战到底；她们也敌不过青春的流逝和伤病的困扰，但只要玫瑰还能盛开，她们绝不放弃奔跑……放眼全球形势，在各种竞争态势下，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最需要的不就是女足这种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刻苦务实的倔劲儿吗？1993年，留洋日本时，在一次队内普通的教学赛上，水庆霞被铲倒，右腿胫骨被踢断，严重骨折。治疗时，医生在她腿上做了钢钉内固定的手术，用一块钢板支撑起了她的腿。手术后不久，水庆霞随即进入到比赛状态，备战上海队、国家队的比赛。7年后，钢板再取出时，因为存放太久，只能采用非常“原始”的手段，敲出来。直到今天，每到阴雨天或运动量增大，她的腿都会酸疼。水庆霞的鼻梁骨，也曾经断过两次，嘴上至今留有伤疤，她的膝关节十字韧带也曾断过，饱受无数伤病困扰。运动员一生都要和比赛、对抗、自己战斗，水庆霞看得很轻，她说：“我觉得这都无所谓，毕竟生而为人，老天总会要给你一些小的磨难让你去克服。”水庆霞年轻时的照片时间拉回到1997年。在全运会的决赛场上，水庆霞在关键时刻为球队夺得一次点球机会，并又在随后主罚角球直接得分。这一粒进球，即便在男足的赛场上，也极为少见。水庆霞角球直接得分彼时，水庆霞31岁，荣誉等身，却仍住在上海少体校的宿舍里楼里，一住就是15年。那是一个促狭的4人间，窗户并不大，宿舍外是脱落的墙皮，和随处摆放的运动鞋。房间除了两张上下铺的床之外，还摆着一把凳子、一个小圆桌和一张不大的梳妆台。水庆霞的宿舍水庆霞的床头贴着女足夺冠的海报，和自己喜欢的毛绒玩具。水庆霞的宿舍那时她的状态依旧神勇，12分钟跑的成绩，能够达到2950米，教练评价说：“可以了，男足选拔也过关了啊。平时训练不刻苦的话，肯定跑不到。”她刚刚结婚，丈夫为了支持她，从北京调来上海工作。那时，她说尽管条件艰苦，她却无法放弃足球。“足球中有太多难以割舍、无法遗弃的东西，语言无法表达，那我是要投入一生的事业。”文章最后，我们比较希望，男足也能看到这篇文章……部分参考资料澎湃新闻：巾帼女将丨35年时间献给中国女足，水庆霞只哭了一次新民体育

罗翔，是个悲伤且悲悯的人。他无法忘怀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往事，关于底层小人物的贫穷与尊严，关于自己的胆怯与羞愧。那是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太太，那是一位不辞而别的农民。故事同样发生在北京的冬天。寒冷。萧条。灰暗。过去这两年，罗翔走到了人生的高处，接受着各种闪光灯的照耀与人群的喜爱、崇拜与审判。他知道自己红了，深感惶恐，他害怕自己滥用这种影响力，也怕自己驾驭不了这种影响力，更怕自己迷恋这种影响力。罗翔走红后，不停地剖析自己的幽暗面，其中有虚荣心、有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也有傲慢与懦弱。那些过往，都是真实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选择似乎都正确，怎会如此悲凉。罗翔是一个相信命运的人。在经历了生死后，他感慨若非命运的庇护，自己早就没了，自己所有的梦想和对人生的规划，都是烟消云散，都只是一个笑话而已。他被命运托举到人生高处，也能随时接受自己就要跌落的宿命。也许有天，罗翔终将会回归为一个平凡的普通人，他早有准备，所谓走红不过是一场愚人的游戏。但无论怎样，这个时代，需要罗翔，以及更多的罗翔。罗翔越多，疯狂和失控者在人群中的比例，就会越少。

俞敏洪喜欢读书，在北大因病休学的那一年，他读了将近600本书，并将自己的英文词汇量扩充到2万。这两件事，第一件奠定了他人生的厚度，第二件成为新东方的起点。后来，他总将「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放在嘴边，甚至在新东方遇到危机后，他开直播讲述自己个人故事时，又推荐了7本书。在新东方的教师队伍中，俞敏洪也曾招到一个爱读书的年轻人——罗永浩。罗永浩高中辍学后，在家自由地读了几年「闲书」。来到北京闯荡，他在新东方的培训学校里背下2万多个单词，并成为新东方GRE词汇课教师。前者让他讲出一个个精彩幽默的课堂段子，后者成就了他「十大网红」的地位。20多年后，两个读书人的骄傲被现实击碎。罗永浩创业失败，背上6亿的债务，不得不厚着脸皮带货；俞敏洪创办的新东方遭遇危机，个人身价蒸发185亿的他，不得不关掉1000多个教学点，裁员6万人，并在直播间卖起农产品……这是两个理想主义者，为了钱抛弃理想，又为了理想抛弃钱的故事。20年前，一封将近万字的求职信，摆在俞敏洪面前。来信的人，叫罗永浩。在信中他评价自己“生性狂狷、像个怪物”，教过传销课，英语水平高。他将自己的个人经历完整书写下来，劝俞敏洪“不拘一格降人才”。俞敏洪被这封求职信震惊，即便当时29岁的罗永浩仅有初中学历，他仍然给了对方一个试讲机会。这是新东方教师入职的重要考核。2001年，经过近10年的发展，新东方已经成为教育行业民营企业的龙头，奔忙在各地演讲的俞敏洪，也被封为“创业教父”，是一代人的偶像。当年，有才华的年轻人选择进新东方，远胜于今天进所谓的“互联网大厂”。吸引他们的关键，是钱。而俞敏洪创业的关键，也是钱。1962年，俞敏洪出生在江苏一个贫穷的农村，父亲是个木匠，母亲生性要强，担任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从5岁起，母亲对俞敏洪全部的期待，是成为一位教书先生。原因是，教书先生能“体面”地活着。贫穷的生活、时代的底色，都会限制一个人的想象力，俞敏洪的母亲想不到，儿子将来的命运跟教书有关，却又不止于教书。就连俞敏洪自己，也想不到。年少的俞敏洪参加了两次高考，都未能进入梦寐以求的常熟师专。弯着腰插秧，汗水滴进水田里，俞敏洪觉得要再考一次。母亲心软，她听说江阴一中办了个高考复读班，她跑到城里，三天后给俞敏洪弄了个名额。俞敏洪不知道母亲用了什么关系，只记得她回来时天空电闪雷鸣下着暴雨。出现在门口的母亲，是一个浑身滴着水的“泥人”。一年后，18岁的俞敏洪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大。母亲一高兴，把家里的猪、羊、鸡鸭全部宰杀，办了三天的宴席。俞敏洪在北大背着两麻袋行李进入北大，生活没有如这个村里人想象得美好。开学的自我介绍，因为口音，他被班长王强调侃说的是“日语”。游泳课，他的狗刨被全班人嘲笑。回到宿舍，夜谈会上大家讨论《约翰克里斯多夫》《第三帝国衰亡史》，他满脸疑惑地说：“这个考试考吗？”现实把一个农村孩子的骄傲击碎，无可奈何的俞敏洪一头扎进图书馆。每天凌晨四点，他到图书馆排队，借来一堆书，一坐坐一天，深夜再回去。当王强在学校里和外国人谈恋爱，徐小平怀着音乐梦想写出歌曲《星期天》伤春悲秋的时候，俞敏洪只能在图书馆里苦读，并承包了宿舍打开水的任务。多年以后，坐在豪华的办公室里，俞敏洪回忆青葱岁月，追女神、谈恋爱都成为段子，唯一严肃的话题，是读书。他说，在北大，自己读了将近2000本书。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学教授。徐小平

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更难得的，是像郑渊洁那样“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是的，真正的自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人生从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

“冬天是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发出的信。”又是这样一个寒冷的深冬。史铁生离开11年了。那是2010年12月31日凌晨，史铁生去世了。他的生命结束在59岁这年，离他60岁生日，还差五天，他没有挺过去。他的离开，如同他的降临，伴随着浪漫与肃穆。死亡对于史铁生来说，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对他而言，生活不过是与苦难周璇。21岁那年，史铁生提前进入人生的暮秋，他的双腿残疾了。年轻的生命站着走进友谊医院，躺着从医院出来，他很早就开始向暮年摸索前进，那是一场十分漫长的折磨。命运向来无情，残疾的史铁生之后得了肾病，最后恶化为尿毒症，需隔日透析以维持生命。他躺在透析室的冰冷病床上，看着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缓缓地从自己的身体里流出来，再回到自己的身体里去。身体已是极度痛苦，史铁生还是很乐观，甚至有些让人心疼。他太爱笑了，黑色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线，有时还透着几分孩童般的狡猾。扶轮问路的日子，他的一腔笑意下，尽是爱与真诚，没有怨天尤人的仇恨之意，温厚平常，没有人可以抵抗，地坛的气场抚平了史铁生内心的痛苦。史铁生去世那天，窗外冷风吹得毫无感情，后半夜北京的空中飘起了雪花，他与世界最初的相见就是这样。

这个寒冷的冬月，最让人牵肠挂肚的，是一个孩子的回家路。被人贩子拐走14年的孙卓，刚刚答应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在深圳上学。就在孙卓被找到的前一个月，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还在为他绘制第二张画像。三年前他已画过一张，“三年过去了，他应该长大了，更成熟了，就画了一张新的。”林宇辉告诉「最人物」。林宇辉也曾帮助警方给人贩子吴某龙画像，现在罪犯落网，他又了却一桩心事。今年63岁的林宇辉，是山东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高级工程师，国内模拟画像领域最顶尖的专家之一，被媒体称为“神笔警探”。退休之前，他用画笔缉凶，退休之后，他用画笔打拐。近日，「最人物」专访了这位为被拐儿童铺回家之路的幕后英雄。2018年3月9日，生活在吉林的女孩康英，在网上看到了一张寻人启事。她惊讶地发现，画像里的女孩跟自己很像。她忐忑着，拨通了寻人启事上的电话。电话那头，正是她的亲生父亲，王明清。24年前，王明清和妻子在成都街边卖水果，不满4岁的女儿王启凤被抱走。从此以后，他们四处奔波寻女，不敢搬家，全家福永远空出一个位置。后来，王明清做起了网约车司机，他的车上贴着寻人启事，逢人便讲女儿。缺了一个人的全家福林宇辉的女儿远在国外，看到了王明清寻女的新闻报道。她也给父亲打了一通电话，让他一定要帮帮王明清。这才有了那幅关键的画像。王明清寻女案，是国内第一例通过模拟画像找到失踪儿童的案例。因为家贫，王启凤丢失时都没有照过一张相片，林宇辉完全是根据其父母的描述，和家庭成员的长相，推理出了王启凤20多年后的样子。林宇辉根据王明清提供的照片绘制出康英的模拟画像这次成功，让林宇辉名声大噪，越来越多的父母找上门来请他帮忙。2018年从警察队伍退休后，林宇辉甚至比以前更忙了，他投入到画像寻人的工作中，到目前为止，已经为110多位被拐儿童画像，助力多名儿童回家。林宇辉第一次给被拐儿童画像，要追溯到2017年。那时，他是山东省公安厅的首席模拟画像专家，已经在公安厅刑侦局工作了13年，参与过很多重案要案的侦破。而40岁的申军良，来到了寻找儿子申聪的第12个年头。申军良在一所中学门口散发传单时，他突然恍惚了，倘若儿子现在就从自己面前走过，自己能认得出来吗？林宇辉见过太多丢失孩子的父母。孩子丢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在父母心里，还是小时候的样子。“他们说，我就想知道孩子现在长什么模样，我老觉得他还没长大呢。”为被拐儿童画像并不容易，林宇辉需要根据一个人幼时的长相，结合父母和家族成员的面部特征，推理出他们长大后的样子。“一般小孩的头是上大下小，脑袋圆，发育到10岁左右，下半部分才长开，鼻子和嘴的特征才凸显出来。要通过分析他的特征，判断他长大后像谁，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兄弟姐妹，都要进行比对。”林宇辉介绍说。为申聪画像时，他手里只有一张周岁时的照片。为王启凤画像时，甚至连一张可供参考的幼年照都没有。林宇辉所作孙卓画像林宇辉明白，画像只能在寻人中起辅助作用，纯靠画像找到人的概率很低。他总是不停地叮嘱父母们，一定要去采血，那才是目前最可靠的寻人手段。他的画像，更像是一座跨越时间的桥梁，让那些朝思暮想的父母，与他们长大的孩子见上一面。“我想给他们一个信心，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孩子还活着。”林宇辉说。2020年初，广东警方找到了申聪。申军良第一时间给林宇辉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林宇辉到现在还没见过申聪，他只是听记者说，孩子跟他画的很像。对于林宇辉来说，比“画的很像”更重要的，是“孩子找到了”。王明清一家三口团聚前不久，林宇辉刚刚把工作室搬到了济南市历下区的中心位置，这里交通便利，求助者们找得方便。从全国各地找来的，除了丢孩子的父母，还有很多革命烈士的后代。2018年退休时，林宇辉和家人一起商订了“双百计划”——免费为100位被拐儿童画像，为100位革命烈士画像。到现在三年多，这个计划已经完成。但是林宇辉停不下来。“现在没什么计划了，只要我身体还行，还能画，我就这么画下去。”他说。林宇辉和他的手稿2017年，林宇辉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的求助。83岁的烈士遗孀周里秀有一个心愿，让儿子见父亲一面。他的丈夫刘国才，曾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荣立一等功，1956年在一次剿匪行动中牺牲，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烈士的所有证件、照片都已经损毁。儿子是在父亲牺牲后五个月出生的，只知父亲是英雄，不知父亲长什么模样。根据刘国才战友的回忆，林宇辉给刘国才画了一张画像。节目组把这张画像交给周里秀时，老人眼里闪着泪光，反复地说：“像、像……嘴这边有痘痘……”林宇辉笔下的刘国才烈士正是这件事情，让林宇辉注意到，很多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都像刘国才一样，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家人连个念想都没有。节目播出后，很多烈士家属找到他求助。林宇辉决定，把这也当成一项事业来做。到目前为止，林宇辉已经为120多位烈士画像。图中皆为林宇辉为烈士画的肖像因为没有照片参考，每画一幅像，他都要四处走访烈士的老相识、老战友，从他们口中获得关于烈士相貌的蛛丝马迹。他已经寻访了近400位老人。“他们都很老了，这是一个抢救性的工作，再不抓紧时间，他们就要走了。”不光是年龄相貌，服装也要精准还原历史，做到准确无误，为此，林宇辉经常跑到档案馆去查资料。“应该画什么样的服装，你不能编的，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必须要了解，所以这个工作量是挺大的。”最多的时候，一张画像，林宇辉就改了20多次。曾经有一位烈士后代告诉林宇辉，她每次梦到父亲，都要赶快让自己醒过来，好记住父亲的模样，可是睁开眼睛的时候，又忘了。“我所做的，就是圆他们的一个梦。”林宇辉说。烈士后代将母亲的照片和父亲的画像放在一起其实，林宇辉也在圆自己的梦。他的爷爷是画家，父亲是警察，母亲是检察官。他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画家。后来考进警察队伍，兜兜转转，成了警察里的画家。小时候，林宇辉常常看爷爷给别人画像，三五笔，就勾勒出一个人的神韵。家里别的孩子都不怎么感兴趣，只有他，总是好奇地凑上来看。爷爷发现他的天份，从5岁就开始培养他。“他要求特别严格，一天至少得画四五个小时，画了将近十年。”70年代，上山下乡。林宇辉干完农活，就给别人画像。光是买纸笔，一个月就要花五六块钱。回城后，林宇辉进入交警大队，做宣传干事，办过报纸，在墙上画大幅的油画。直到2004年，他所在的刊物《山东公安》停刊，他被调入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当时他已经45岁了，没怎么真正接触过刑事案件，甚至去到那些血肉模糊的凶案现场，都令他十分恐惧。林宇辉一度苦恼，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中国大案录》中看到有个角色是模拟画像专家，根据目击者口述给犯罪嫌疑人画像。林宇辉顿时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得到领导的同意后，他开始自我训练。“一开始我在单位天天给同事们画像，但那是个公安厅，时间久了，影响不好，我就跑到火车站去画。”带个面包，带瓶矿泉水，去火车站，见谁画谁，一画就是大半天。甚至走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他都要掏出速写本，画个路人。就这样修炼了两年多，林宇辉终于重获自信。“刚开始我的短板是造型能力，不会抓关键特征，后来只需要看几眼，几笔勾出来，一看八九不离十，就是抓特征。”在林宇辉的眼中，人的脸型无外乎“国”、“目”、“申”、“甲”、“由”、“丰”、“甩”、“用”这八种，由脸型可以推测出颅骨的大致轮廓。所谓的胖和瘦，其实是“肉与骨头之间的距离”。林宇辉的部分速写本林宇辉的这双“火眼金睛”用到案子上，很快就见了成效。2009年一起杀人碎尸案，被青岛市公安局定为“一号大案”。死者是女性，只剩下半张脸，脸上布满刀伤，鼻子没了，牙齿凸出来。林宇辉对着这颗头颅研究了5个小时，复原出女子的画像。半个月后，死者的邻居根据画像认出了死者，警方在此基础上抓获了凶手。随着监控录像的普及，林宇辉接到的大部分任务，都是根据模糊的监控录像复原人脸。有一起案子，劫匪蒙面抢劫，随后乘出租车逃窜，车内摄像头拍到了劫匪四分之一的脸，林宇辉经过推理，补齐了另外四分之三。嫌犯落网后，其长相竟与画像九成相似。从左至右分别为：监控拍到的人影、林宇辉模拟画像、嫌犯照片作为警察的林宇辉第一次成为红人，是2016年。他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挑战不可能》节目。节目组找来48名女团成员，她们服装相同，身材容貌类似。林宇辉的任务是，根据三张打了马赛克的相片，模拟出其中三个人的画像，再根据画像从48个人中找出目标人物。林宇辉就是根据这样的马赛克图片画像面对这项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持人董卿重复了好几遍“这太难了”。但最终，经过数小时的绘制和比对，林宇辉百发百中，把三个目标人物都找了出来。评委中有被称为“华人神探”的著名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连他都说，“非常佩服”。正是这期节目让林宇辉出了名。全国各地公安都来找他帮忙，他一个月就接触了几十个案子。在李昌钰的引荐下，他以首位中国籍画像专家的身份加入了国际刑事科学鉴定协会(IAI)。2017年，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美失踪。李昌钰把林宇辉推荐给FBI，为犯罪嫌疑人画像，协助美国警方破案。当时，林宇辉拿到的全部素材是一段监控录像。监控隔着一条马路，又透过关闭的车窗玻璃，拍到了嫌犯非常模糊的侧脸。林宇辉就是根据这一帧影像作画的据林宇辉回忆，“看了好几遍（监控视频），都没看到人。我们一帧一帧地分析，几分钟的视频，几千帧图，紧盯屏幕找了两天。”一直盯到第三天，林宇辉才终于看见了嫌疑人的头。“我说，哎呀，终于有了，同事就问，这是人吗？我说这就是人。很多人仔细看也看不出来，还问我人在哪儿呢。”林宇辉就是根据这个画面，画出了嫌犯的肖像。画像和真人对比图嫌犯被抓获后，林宇辉登上新闻，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赞誉。有报道称：“一名中国模拟画像专家提供的嫌犯画像，令美国警察非常震惊，也非常佩服。”很多媒体用了“中国警察震惊FBI”的标题。但是林宇辉本人表现得非常冷静和客观，他在采访中反复强调：“模拟画像对刑事侦查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帮助缩小范围，但是不能作为证据，不能作为抓人的依据。不能把它神化。”退休之后，林宇辉还是时常接到各地警方的求助，请他协助破案。但是他现在的主业，已经转移到为被拐儿童和烈士画像。这是他一直以来最想做的事情。前些年，林宇辉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每年都得住一两次院。近两年，他没再住过院，药也从一日三次减到了一日一次。虽然一直很忙碌，身体却好多了，精气神也好多了。“还是做善事好啊。”他感慨道。今年母亲节，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潘芳芳来到林宇辉的工作室，请他为自己的母亲画一幅像。她的母亲是聋哑人，早年因不堪忍受丈夫家暴，抛家舍女，已失踪了26年。潘芳芳长大后，寻母17年，盼望能尽一份孝。林宇辉根据她提供的一张早年的黑白照片和口头描述，模拟出了这位母亲50岁左右的肖像。这幅跨越时间的肖像，不仅90%还原了五官，甚至准确推理出了发型。林宇辉笔下的潘芳芳母亲和真人对比肖像被媒体广泛传播，24天后，潘芳芳见到了自己的母亲。第一时间，她给林宇辉打电话报喜，电话里泣不成声。林宇辉曾为一件事苦恼。他做刑侦模拟画像时，画家朋友们常开他玩笑，“你看看，我们画美女，画大好河山，你专画坏蛋，不是杀人就是抢劫。”这让他觉得，自己的画好像“低人一等”。近些年来，他在模拟画像领域的贡献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自己也有了职业荣誉感。他不仅画坏蛋，也画英雄，画亲情。他接了数不清的报喜电话，收了一面又一面锦旗，还有家长找到孩子后，带着孩子来看他。王明清找到女儿后，给林宇辉送来锦旗他分享了多少悲痛和辛酸，就分享了多少幸福和团圆。“朋友们现在也说，你干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屠呦呦丨吴孟超丨袁隆平丨钟南山杨振宁丨赴美儿童丨孟晚舟巩俐丨尊龙丨范伟丨张晋王德顺丨躺平大师丨健美女王丨钟美美2008中国往事丨80年代回忆录赵雷丨朴树丨凤凰传奇丨李健丨韩红范雨素丨余秀华丨韩仕梅黄家驹丨张国荣丨梅艳芳张学友丨李宗盛丨古天乐丨郭富城丨谢霆锋胡歌丨王宝强丨陈道明丨张译汪曾祺丨弘一法师丨作家萧红丨王小波点击阅读原文看更多人物故事👇

2012年，尊龙出现在崔健演唱会现场。坐在台下，他听着台上的崔健演唱着那首《一无所有》，突然之间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那是1986，他正在北京拍摄电影《末代皇帝》，一天走在长安街上，他第一次听到了这首《一无所有》。歌声忽远忽近地飘来，长安街上飞驰而过的自行车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听着这首歌，穿过了那条街。”那一年尊龙34岁，属于他的故事正处于高潮。26年过去，再次坐在崔健演唱会场馆里的尊龙已经60岁，时间翻滚而过，属于他的一些故事有了答案，一些人生始终无解。也是在这一年，尊龙宣布隐退，自此之后，这位曾经被称为“亚洲洲草”的男人，渐渐走远。走着走着，就到了69岁。再次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岁月改变了他的模样。公众最近一次见到尊龙，是前不久。

过去的9个多月，农妇韩仕梅连续三次走入公众视野。一次是写诗，一次是起诉离婚，最近一次是受邀到联合国，做演讲。她从未想过，51岁的自己会因写诗被大众了解，更没想到有朝一日还能去到北京，站在那么多镜头前言说自己的一生。在此之前，韩仕梅几乎从未走出过河南省南阳市薛岗村。农民。写诗。成名后起诉离婚。一心只求爱与自由。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寄望，让她获得“余秀华第二”的称号。但韩仕梅是不敢接受的。她认为“余老师的作品有深刻寓意”，而自己，则属于“瞎写”，远达不到对方的水平。三次闯入公众视野后，她依旧围着厨房忙碌，依旧身陷琐碎家务。空闲的时候，韩仕梅会盯着窗外或某个地方发呆，稍加思索，横格子笔记本上就爬满了歪歪扭扭的字迹。今年4月起诉离婚后，因担心影响女儿高考，她又选择了撤诉。如今，一心渴望逃离婚姻桎梏的韩仕梅，仍被困在那个让自己痛苦了30年的包办婚姻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离婚念头。韩仕梅告诉「最人物」，她打算12月底再次起诉离婚，争取早日实现自由身。一些变化似乎悄然在发生，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无论如何，韩仕梅写诗成名后，被人们提起时，她的身份就不再仅仅是那个南阳农妇。

有那么一段时间，朱之文每天都会接到村快递站打来的电话。起先他以为是粉丝给寄来了礼物，可拿到手里才发现，那些全都是从天南海北寄来的信，而其中内容无一例外的，全都关乎一个话题：请求大衣哥捐款。

“因为一直生活在高压管制之下，所以小的时候我很恨，很想快点长大离开家。但是后来的事情让我觉得老天是在帮我，帮我去体谅父母的苦心。坐牢的那段日子里，爸爸、妈妈每周都去看我，即使刮起三号风球也不间断。”

前段时间有消息称，《琅琊榜3》宣布开拍，在片方发布的海报上，艺人阵容一栏仅有“待定”二字。这一次，胡歌还会回来吗？很多人都在等他的回答。没有一个人能平静地看完胡歌的故事，包括他自己。在发生那场足以撕裂他全部人生的意外之后，他曾一度被迫面对很多事情，其中有外界给予的“光环”，也有他内心始终无法绕过的无助和悲伤。有很长一段时间，胡歌是痛苦的。名利场中的喧闹和他心中期盼的平和形成了巨大的落差，很多时候他也想逃。实际上，胡歌也真的“逃跑”过，但让人欣喜的是，他最终都会选择“回来”。对于他来说，那不是“重复惯性”的过程，而是将自己打碎并重建的，“求不来的蜕变”。如今，胡歌已不惧怕谈论起15年前的那场意外了。留在脸上的伤痕成为了生命中的一部分，面对这条清晰可见的“分界线”，他说：“左边脸是过去，右边脸是现在，合起来便是全部的我。”胡歌生命中第一次朝“反方向”奔跑，是在他高考的那一年。

“智障奴工”根本不是偶然现象，以该黑砖窑为中心向外扩散，周围近10家砖窑厂皆存在奴役智障工人的现象，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犯罪。附近黑砖窑智障工人在后续的采访调查中，一张罪恶的关系网在记者面前浮现：

2000年，玲花和曾毅刚组合到一起时，偶然去了趟黄山。站在山的最顶端，他们一起锁了同心锁，钥匙随即投向了脚下的大山深处。那一年，玲花20岁，曾毅27岁。彼时，两人的愿望是，可以做一辈子搭档，等到四五十岁还能够同台演出。时至今日，玲花41岁，曾毅48岁。时间飞逝，当初说过的愿望，已在黄山之巅栉风沐雨20余年。类似的组合，如水木年华、筷子兄弟、玖月奇迹，皆因不同原因各奔东西，或销声匿迹。尽管凤凰传奇多次被“要解散”的流言裹挟，但从组合成立至今，23年过去了，他们仍旧同进同出，相伴出现在每一个舞台。

王德顺又火了。2015年，79岁的王德顺半裸着上身走秀的视频爆红网络，人们感叹一位耄耋老人流畅的肌肉线条，称他为“老鲜肉”“高龄青年”。意外走红后，他成为了很多演讲的常客。最近，他再次意外地闯入了流量池——85岁，王德顺决定去学开飞机，拿到了飞行员证书。那些隐匿的光亮逐渐显露出来。他50岁举家北漂，57岁将中国哑剧带到世界舞台，年近六旬裸体演出“活雕塑”，78岁学会骑机车，79岁走T台爆红，又当起DJ，85岁学会开飞机。这些精彩的体验，集中在王德顺生命的下半程，拼凑出他的人生图景。在交谈中，关于那些走红背后的故事，他兴致寥寥。唯独讲到身体的艺术、哑剧的魅力时，他才有了表达的欲望。他在日记本里记录下1996年的新年——他迈入60岁的那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我是一个老人。”王德顺告诉「最人物」，“但我又常常忘了这回事。”“最近一周，你可以下午来健身房找我，我每天都在，这是地址。”王德顺在微信上向我们发来消息。

余秀华是个刚烈的女人。“跪不下去”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成为诗人后的余秀华，仍然强调自己的身份顺序是女人、农民、诗人。意外走红后，当余秀华走在田野中割草时，记者们手中的摄像机与闪光灯与她形影不离。被剥夺健康与美貌，让她有很多时间来思考，余秀华身上有着强烈的困境，却在诗歌中安身立命，她心事疯长，疯狂写诗，一个字一个字艰难地写出来。诗歌成为她摇摇晃晃行走在人间的拐杖，她不是精致的文化人，却是如刀锋般锐利的余秀华。走红后的这六年里，余秀华经历了一些失去，她完成了一场伟大的离婚，母亲与外婆相继离世，她意识到突然的成名相对于生活，于事无补，“你走后，人间就冷了，妈妈，我们没有一个是胜利者”。成名后的这几年，余秀华对自己的写作状态很不满意，缺少了痛感，也失去了生活的内容。她的才华，仿佛正在被网红身份一点点消耗着。余秀华所在的横店村建起了小楼房，之前麦子生长的地方，变为纪念余秀华故居的文化广场。每当傍晚时分来临，村民们就在这里跳起广场舞，一派热闹景象。自横店村改建后，麦子、荷叶都被推土机埋到了地下，余秀华脚下冰冷的水泥地隔绝过往，向一望无际的原野告别，好似一切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从未远行离开故乡生活的人，也开始有了乡愁。余秀华坐在屋外，不论站得多高，都再也无法目睹夕阳落下去的景象。在那个冬天到来之前。在余秀华还是一个湖北农妇时，她常常坐在家门口的院子里，用一台电脑在并不稳固的桌子上写诗。

李健是个消解煽情的人。在大众想象中的很多艺术创作者，创作过程总伴随着香烟酒精混杂的房间，地板上被揉搓成团的纸张，愁眉紧锁，而李健从不会让自己潦草，他如同《贝加尔湖畔》中那句“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从清华男孩到如今的歌手李健，在人生的重要时刻，他做过几次旁人不解的决定，决不背叛自己。那年北京的冬天，院子里烧锅炉的味道与街上循环播放的《一生有你》，让李健的内心感到五味杂陈，却不是痛苦。“我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愿意让自己吃苦的人。我不需要刻意饱尝生活的磨砺，除非是逼不得已。”他与这个无序的世界有序地相处着，既不追求阳春白雪，也不鄙夷下里巴人。

郭富城始终记得，当时去参加在当地相当红的一档节目《周末派》时，他进到编导主播室透过一层玻璃，看主持一直在讲话，观众一直在笑，心里特别郁闷，“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自己只会说广东话，听不懂普通话？”

16年间，他不停在各类影视剧中担任主演或配角。2017年上映的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中，范伟更是凭借丁务源的角色，成功拿下影帝奖杯。也是这时，人们才意识到，曾经的小品演员，蜕变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影帝。

2020年6月初，13岁的初中生“钟美美”红了。他模仿老师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表演惟妙惟肖，编剧史航说：“这孩子把我一脚踹回了少年时代。”而真正让他成为2020年度标志性网红的，是一则“约谈”传闻的流出。传言钟美美被学校和当地教育局约谈，要求其下架视频，理由是影响教师形象。以此事为由头，人们展开对教育方式和讽刺艺术的激烈讨论，钟美美被推向舆论中心。一夜之间，他的快手粉丝从20万涨到100万。2021年10月17日，钟美美爆红

在这个时代里，王宝强的故事，几乎可以被称之为是一个孤本——一个从贫穷家庭走出的草根演员，一个从来没学过演戏的农村男孩，却成为了中国电影行业近10年来，最不可替代的符号之一。

看着父亲怒瞪的双眼，他忽感后脊梁窜出一股凉意，还未来得及反应，父亲的脚便落在了身上，一瞬间，他从院子中间“飞”到了大门口，直到撞了墙才停下来，“事后我还去量了量，直线距离七米半”。

电影《红高粱》上映33周年了。1988年，巩俐与姜文约定2021年来北京国际电影节颁奖。33年过去，两人如约而至，伴随着那首经典的“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配乐款款上台。与之一起同台颁奖的，还有葛优和陈道明。陈道明现场调侃巩俐，称她是“全场最荣幸的人”。因为，她的三位“丈夫”——姜文、葛优、陈道明都在现场。巩俐与三位“丈夫”的情缘分别缔结于张艺谋的三部电影——《红高粱》《活着》和《归来》。她的荣幸，全靠戏。巩俐很毒。聊到娱乐圈，她说：“什么叫娱乐圈？我不明白，大家想娱乐可以去娱乐场，电影院里给不了你娱乐。”聊到电影泪点，她说：“好哭算得上是好电影、好演员的标准吗？给观众的标准也太低了！”聊到票房和评分，她说：“一部电影的票房不能证明一部电影的质量，只是说出现了一部好电影，希望能够多一点观众去看而已。至于这个瓣那个眼的，那些为电影评分的，对电影人、电影行业是不公平的。”《兰心大剧院》剧照巩俐也很独。“如非有新戏，难得见巩俐。”这几乎是媒体圈对于巩俐一致的评价。这些年，她始终和娱乐圈保持着距离，也很少出现在娱乐新闻里。除了演戏，巩俐无暇顾及任何事。她没有微博，不参加真人秀，不上综艺，不去任何选秀节目担任评委，没作品绝不走红毯，甚至没有开设个人工作室。所有在外界看来“来钱快”、“赚名声”的路子，巩俐通通不碰。她只要求自己，把生活圈子缩到能力范围之内的最小值。“作为公众人物，分享我的电影，足够了。我不在意自己代言多少，有多少曝光率，我在意的是在银幕上给大家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她喜欢把生活和工作分开。工作时，她全心全意，尽最大努力去创造一个完美的环境。生活中，她是一个很简单很安静的人，喜欢过一种轻松的生活。她认为，生活里的“轻松”有利于储存能量，这些能量可以完全爆发到工作中。“拍一部电影我需要6到7个月的时间，2到3个月的时间体验生活，再有3到4个月去演电影，这一年就没了。”巩俐为杂志《嘉人》拍摄的封面在今年的第11届北京电影节上，她不仅担任了“天坛奖评委会主席”，主办方还特设了一个“巩俐作品回顾展”。定档于10月15日，和赵又廷、张颂文、王传君等人合作的新作《兰心大剧院》，作为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压轴出场。56岁的华语影坛一姐，始终又“毒”又“独”。但，大家就是爱她。爱她的美丽、敬业、自信、专业，以及强大的气场。在大家还在热议究竟如何定义独立女性时，巩俐历经30年，用33部电影身体力行地向大家诠释出一个真正的独立女性该有的样子。这个样子的名字，叫“巩皇”。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若要选择一位演员代表中国女性形象，巩俐或许是最佳人选。1988年10月10日，《红高粱》在国内首映。这部电影就像一支充满野性、永不熄灭的火把，一路烧到了柏林电影节，一举拿下金熊奖，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那年，巩俐23岁，作为一线演员的国际地位奠定，是全国人民热议的明星。她成为西方人口中的“中国老三样”（天安门、长城和巩俐）之一，被外国记者称为“东方遗珠”。她的长相、演技、着装、电影片段、出镜10秒的“天价”广告，每一个都会被人单拎出来评头论足。但有多少人痴迷她，就有多少人热衷谈论她的八卦。其中，被谈论最多的，是她与导演张艺谋之间那段相差15岁的爱情。张艺谋&巩俐才华横溢的导演，锋芒毕露的演员，

在电影《一代宗师》里，宫师傅问张晋饰演的徒弟马三：“你知道为什么刀得有鞘？“马三回，“因为刀的真意不在杀，而在藏”。但现实中的张晋，无时不刻不在等一个“大杀四方”的机会。他要证明自己行。这把利刃，淬炼多年，只等出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