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曾经给自己定义了两个身份：良民和戏子。
他努力做好了这两个角色。
于良民，他徘徊在名利场的边缘，修身养性，守住君子品格。
于戏子，他下了十足的功夫，成为「演戏教科书」，站在金字塔的塔尖。
他从不迎合虚伪。真实，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底色。
世人多媚骨，唯有君如故。
作为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道明狠批流量明星，称他们不属于文艺界，是流量界里包装炒作出来的“塑料演员”。“他们看上去在我们这行活动，但实际上对行业危害不小，还影响了很多优秀创作者的声誉。”
一派嘲弄“老戏骨”：老戏骨就干干净净吗？他们不也是从流量走过来的？事实上，陈道明的发声，正是因为他有着30年来的演艺经历。他见证过上世纪60年代的纯朴、80年代的创新，也目睹消费主义对影视行业的步步侵蚀。“过去还有一点风骨、一点孤傲，还有一点竹节精神，现在全部被钱同化了。”他敢言敢怒，不顾情面地戳破演艺圈的虚浮，言辞尖锐。他怀念过去的文艺界，“我不喜欢娱乐界。”说实话，他原本不必如此。早年间，他以“边缘人士”的姿态，在名利场中斡旋。他身上永远带着距离感，彬彬有礼。
陈道明原本就是不爱往人群中走的人。他早知道，人有人的命，戏有戏的命。父亲是一名知识分子，毕业于燕京大学，和冰心在同一所学校。他当过天津美国救济总署翻译，一直在大学教书，直到遇上文革的浪潮。父子的命运充满了戏剧性。陈道明进入演艺圈，也是一个意外。为了躲避上山下乡，有个城里的饭碗，陈道明不得已报考了天津人艺话剧团。他本想考舞美队，结果到了那，面试老师见他，瘦瘦高高个儿，面目清秀，让他去报演员队。陈道明也没准备，上去念了一通《毛泽东语录》，就糊里糊涂进去了。
陈道明入这行，父亲是不支持的，那时代的演员被叫成“戏子”。“那个年代的父母看不起这个职业。现在父母都把小孩往里头塞，因为它变成了一条通往名利场的捷径。过去年轻的演员们急着改面孔，现在又流行改名字了，惟一的目的就是怎么能够明天就成名，是非、过程都已经不重要了。”这七年，他上场演匪兵，下场演伪军，这场演特务，那场演八路，一句台词也没有。陈道明也不抱怨，主角和配角拿着差不多的工资，都是“铁饭碗”。他拍电影《一个和八个》时，大伙儿就在水库边，晒太阳晒了一个月，什么也没干。那时，演艺圈还没有被赤裸裸的欲望占据，没有被金钱裹挟着快步向前。
再后来，他遇上了《末代皇帝》，演青年溥仪。沾上戏，他就是拼命的。他每天就从东城，骑自行车跑到西城，三十多集的电视剧，拍了4年。他用这些时间钻研剧本，打磨演技。拍完第一部电视剧，他就拿下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飞天奖优秀男主角，一炮而红。
书生方鸿渐这个角色，导演黄蜀芹第一个就想到陈道明。“他身上有种傲骨，是知识分子的风骨。”然而，导演三顾茅庐，陈道明还是拒绝了。拒绝的原因，不是嫌，而是怯。他担心自己学不出方鸿渐的上海口音，拿捏不住角色的味道，“别到时候毁了戏”。事实证明，黄蜀芹的坚持是对的。陈道明把方鸿渐这个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钱钟书特意给陈道明寄了一封信，说陈让他看见了一个活的方鸿渐。“我不是一个勤奋的人，对人生的设计感极差。大家都在齐步走的时候，我可能就在那儿散步走。”陈道明说。
陈道明和冯小刚是多年好友。冯说，他是一个清高得只肯在戏里低头的人。如若二人违章被拦下，葛必定先摸着脑袋，嘿嘿笑两声，一脸歉疚，“哥们儿认栽”，博得警察怜爱，有盘旋余地。事实如此。一次，在剧组开机发布会上，众人都在夸戏好，做足宣传。投资方希望陈道明也说点好话，陈道明脸色一沉：“戏怎么样，没拍怎么知道！”记者拿烂片问他观后感，他也直言不讳：“这些剧能面世，是导演脑子完全进水了。”
2018年正月初一，大佬齐聚一堂。冯小刚喝多了，拉着《芳华》女主角苗苗，让她当众表演一段独舞，以说明为何选她当女主角。苗苗因没有准备，稍显尴尬。众人中，只有陈道明出来解围：“第一，人家丫头，作为演员，不便跳这个舞；其次，人家穿着高跟鞋，不方便。”
故事的后半段，苗苗还是脱鞋跳了舞，陈道明给了老友台阶下。《绒花》歌声萦绕，苗苗献舞，陈道明作配，亲自给苗苗弹钢琴伴奏，女歌唱家张燕伴唱。这一刻，没有谁为谁助兴，谁被谁消费，他们都是平等的表演者。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处世智慧和人格魅力，才让他成为圈中人人敬重的大哥。
事情的后续
其实，陈道明并不总是如此自矜，他也有觉得“世界都围着自己转”的时候。刚拍完《围城》，他在名利场中迷了眼，浮躁了一段时间。但是与钱钟书的交往，让他登时清醒过来。钱老先生家中，几乎看不见什么电器，唯有一台噗噗作响的药锅子，药香书香弥漫。他感觉到，一种真实的从容。“突然发现自己特可怜，在学问面前，自己狗屁不是。”那段时间，他一度厌恶演戏，半隐退了，什么戏都不接。他总想起，父亲跟他说要重学问，重修养，不看好这份职业。他看到了行业的问题，却也改变不了。他让自己远离人群，放逐到边缘。他不愿随波逐流，不妥协，不拍抗日神剧和伪历史剧，给多少钱都不拍。后来，他常以“戏子”自居，因为他知晓行业的弊病，他切实体会过这一切：“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职业。当他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便低眉垂眼，四处求人；一旦红了，立刻不知道天高地厚。张狂、轻浮是中国演艺界的一大恶习，一种非常幼稚小儿科的思想水准。”
传言里，他拍戏爱改戏，骂得青年演员抬不起头，片酬天价。的确，许多当红小生和他拍戏前，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拍《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时，陈道明演江一燕的父亲。拍了一上午，江一燕就是进入不了角色。陈道明不留情面，劈头盖脸一顿骂，把江一燕训哭：“入戏你懂不懂啊，你是周蒙这个角色，别把自己当中戏学生！”
拍《康熙王朝》的时候，大阿哥胤禔（yìn tí）西征，因行事鲁莽，生生被俘，颜面无存。逃回来后，他谎称是被大水冲走。胤禔懵了，导演也怔住了，剧本里没有“打人”这出戏。陈道明又让胤禔过来，再给了他一拳。
这还不算，拍撤三藩的那场戏，陈道明不由分说，一碗茶泼到索额图的脸上。后来，记者把这些事全抖搂在他面前，他只说：“如果演员很在意这事，我得说声对不起，如果我要是在戏里突然被打一巴掌，我不觉得什么诧异。”他拍戏从不迟到，也不早退。他和李诚儒拍《冬至》，李本来想装装样子，陈让他别留情面，一开拍，陈被扇得倒向了墙面。他演冯小刚导的《一地鸡毛》里左右逢源的小职员。冯担心他还是“皇上微服私访”的架势，然而他浑然一变，真成了殷勤周到、邋里邋遢的小人物。镜头外，他见人也是点头哈腰，万事有商量，脾气极好。戏拍完，他又回到了“老道”的本来面目。
在电影《归来》的发布会上，记者问他：和巩俐飙戏，有没有觉得特别过瘾？陈道明反问：“什么是飙戏？没听过‘飙戏’，是比谁演得好吗？我们没有‘飙戏’，就是合作。”
因为他的训导，江一燕把周蒙演得深入人心，因该剧一炮而红，人人都记住了这个清淡如菊的蒙蒙。《康熙王朝》的那两场加戏成为经典，保留了帝王威严下的真实和鲜活。他对自己的要求更高。导演可以无限拍，他可以无限次重来。同样的情景，陈道明要给导演拍几个不同的状态。有时导演都说行了，陈道明还是要“再来一条”。和马伊琍拍《我的前半生》的时候，没有他的戏，他也不离开，就在旁边看，想学年轻一代的表演方式。他和马伊琍说：“我们那个时候的表演带有那个年代的痕迹，我来看你们正当年的人，是怎么演戏的，我来学。”他的“霸”，其实是“痴”。对剧痴，对角色痴，对演戏痴。他认为，表演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真诚。“如果觉得它是负面的，那我希望你也变成这样认真的霸，我相信你的工作会更优秀。”
演戏丰富的人，总是有一套惯用的演戏模式，演什么都像自己。而陈道明一直在追求的是，在戏里认不出他来。他不愿把演戏做成“刻模子”，而是要寻求新鲜感，不被框住。“我知道自己要怎么做，就是不要往自己舒服的那方面来。”“这个行业对我最大的诱惑力就是它的不确定。让我照着走三步，然后往左走半步，再往前挪两步，那我就不干了。”知道冯小刚要拍《唐山大地震》，他跑过去，主动说要演军人的角色，分文不取。后来，陈道明遇上北京人艺的话剧《喜剧的忧伤》，本子极好，演对手戏的是何冰。那会，他已经阔别话剧舞台30年了。一个半月的时间，他把整个剧本背了下来，还是忐忑不已。“面对一千观众，不可造次”。几年前，他跟一个记者说：自己从未说过热爱演戏，只是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不爱戏，怎么会对自己苛刻如此？不爱戏，又何苦零片酬，接下好几部戏？不爱戏，又何来踱步斟酌，只为推敲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他很少上综艺，却愿意零片酬去《一年级》教学生表演。他亲自示范，没有咄咄逼人的架势，几句点拨让人茅塞顿开。他教孩子们，表演不能靠想象，要体验共情。“好的表演不是教出来的，而是带出来的。产生真实的体验，包括生理反应，就叫带。”
他也骂过没出息的演员。“有些演员，动不动就在哪摔伤了，在哪掉水里了！你的职业是这个，你应该吃这样的苦！”他知道，资本炒短线、赚热钱，把观众当韭菜，娱乐当道。他也批评过古装剧导演只重颜值，不重演技，“怎么能够把美学的观点理解得这么肤浅？是谁带的这条道？这就是文化的退步。”他也有自己的态度。在一档文化类的节目《传承者》里，几十个山西孩子表演了稷山高台花鼓。几位青年评论员颇有微词。“传统文化节目形式没有变化，没有创新。”“人这么多，找不到焦点，不知道能看谁。”台上的孩子和老师快哭了，陈道明罕见地在节目里发怒。“群体性节目就是需要整齐划一的。仪仗队，你体现个性行吗？这么多人，要做成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是对于我们传承的文化，你们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因为你们没看过，你们就否定了它的存在。我反对这个。”他潜下心来，读书写字弹琴，没事就做做面人，给妻子缝制皮包。麻将他也打得极好，总给人说，自己拿了1998年的全国麻将冠军。电影人周黎明说，他活成了“陈酿”。陈道明说自己“无用方得从容”。在他演绎的众多形象中，电影《归来》中的陆焉识和他最为接近。电影里，这个被文革冲击的知识分子，能够做的，就是对着爱人和儿女，坚守住自己的生活，固守本心。给陆焉识画的那幅画，像极了他自己的父亲，一张常常叹息的、戴着同样圆框眼镜的脸。
一个把修养刻在骨子里的男人，一个站在边缘位置、关心行业问题的知识分子。他表演过的那些角色，总是在他的性格中留下一些相似的片段。《康熙王朝》里，他即兴加了一部分内容在怒斥群臣的台词里，后来成了国剧里的“高光时刻”。如今结合陈道明对影视行业的鼓与呼再来看，也别有一番意味：他们烂了，朕心要碎了。祖宗把江山交到朕的手里，却搞成了这个样子，朕是痛心疾首。朕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老想着和大伙儿说些什么，可是话总得有个头哇，想来想去只有四个字（正大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