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故事的人，不配去北京马驹桥

北京昼夜不分的地方不在市中心，而在六环。
通州区与大兴区的交界边缘，有一处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没有招牌、没有场地，围绕十字路口，上万临时工们自发聚在这里，等待工作。
劳务市场分上下半场。早上四点与下午五点，永远是临时工们聚集最多的时候，赶早班与赶晚班的人交替进行，间隙有人无声无息地坐在一旁寻找机会。
这里是北京最大的劳务市场——马驹桥劳务市场。无论什么时候到达这里，总有人睁着寻找的眼睛。
这里的人每天都被一大批一大批送进城里：演唱会保安、故宫建筑修复、写字楼搬运工、建筑工人、快递分拣员......北京的骨架，被马驹桥的人撑起。
等到12个小时工作结束，领取200元的日薪，他们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北京六环，吃10元以下的快餐，或住在月租350元的出租房、或住在25元的包夜网咖、或躺在桥洞下睡去。
张雪峰曾说，北京真正的景点不是故宫、长城，而是傍晚八王坟公交站通往燕郊的公交车，和亚洲最大社区天通苑清晨的地铁站。在那里，一个个追逐梦想的异乡人拥挤在一起。
如今，北京有了第三个网红地，“有钱不住天通苑，落难必闯马驹桥。”与天通苑和八王坟不同的是，马驹桥不再挤满以梦为马的人，而将一个个挣扎求生的人揽入怀中。
他们告诉我：“马驹桥是最混乱的地方，但是在这里，你能看到最真实的北京。”

中午十二点，我到达马驹桥劳务市场时，十字路口旁仍然坐着几十位临时工，他们低着头摆弄着自己的手机，或者和身旁的工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

这并不是找工作的最佳时间，每天凌晨四点，来马驹桥找工作的临时工们便在十字路口聚集，等着一辆一辆面包车将他们拉到北京各地。仍逗留在此处的，是被“挑剩下的人”。‍‍‍‍‍

一位中年女性骑着三轮车来到路边，车里放着四五个保温桶，里面装着在附近工厂没卖完的盒饭。工厂售价是十元一份，拉到劳务市场变成了五元，仍然有临时工讨价还价，“三元一份行不行”。

时间已逼近一点，还有许多人吃饭没有着落，他们站在女人旁边观望。犹豫中，盒饭已经卖完，中年女性骑着车轻快离开，说明天再来。‍‍‍‍‍

一位穿着白色短袖的男人端着盒饭就站在路边吃。一次性饭盒包装透明，能瞧见里面的菜已经寥寥无几，沾着菜油的米饭占了盒子三分之二的高度。说他穿的是白色短袖也并不准确，因为衣服被穿成了米黄，肩线已经绽开。

有人凑上来找我：“要采访吗？”身旁的另一个人立即转身：“采访是要给钱的，他们采访都给钱了。”

或许是“给钱”引起了其他人注意，我身边的所有临时工都围了过来，大约有二十位，七嘴八舌问我：“有活吗？什么活？”

一辆车驶来，临时工们上前询问工作‍‍‍‍‍‍‍‍‍‍‍‍‍‍‍‍‍‍‍‍‍‍‍‍‍‍‍‍

吃饭的穿着米黄色短袖的男人说：“采访我吧，请我吃饭就行了，不用给钱。”身旁有人见拿不到钱，帮腔道：“采访我们马驹桥会会长吧。”

大家先前说着“xx媒体都拿了多少多少钱”，在明白没有油水可捞、只能吃饭后，他们又替我着想起来，“我们就吃点便宜的。”

拉扯中，最后一同去吃饭的共有七位，他们领着我去了附近的一个普通饭店。七个人拿着菜单钻研了许久，最后只点了四个菜，其中一个菜是拍黄瓜。

四个菜远远不够七位体力劳动者果腹，在我的盛情劝解下，大家才拿起菜单继续加了三个菜。‍‍‍‍‍‍‍‍‍‍‍

会长是穿着米黄短袖的临时工的外号，因为他总是背着一个公文包。

没人能说清楚这个包究竟用了多久，原本应该光滑的外皮已经起了褶皱。这是会长在写字楼干活时捡到的。它本来的用途应该是装电脑，会长用来装耳机、充电线、馒头、鸡蛋、咸菜，饿的时候方便拿出来啃着吃。

会长的包‍

马驹桥的人都用外号来称呼彼此。穿着黑色短袖，戴着一副眼镜，吃饭慢条斯理的，说话总是总结性发言的，被称呼为“强哥”。

因为总是穿带有“青龙”图案的衣服，我身旁的男人被称为“青龙”。他有人脉，大老板会直接给他派活，有时候算个小工头。一起吃饭时，他颇有掌事风范，招呼大家，“既然说请我们吃饭了，那大家就放心点，不要辜负对方的诚意。”

“设计师”是他们当中学历最高的，自考了大专。其他几个人则根据外形来称呼，长得高的叫“大高个”、长得胖的叫“胖子”、眼睛大双眼皮明显的被称为“双眼皮”。

他们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也没人在意。在马驹桥，过去的身份、家庭对他们来说讳莫如深。在这里不必了解过去，也不必知晓将来，亦无需掏心掏肺，真实的只有当下。

认识多年，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坐在一起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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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马驹桥，每个人的答案都是为了更好地生活。‍‍‍‍‍

2013年，设计师的爸爸给了他200元，让他来北京闯荡。他背着一个包，除了200元现金，里面就只有自己的换洗衣物、一张中专学历证书。

他最开始去的是北京望京附近的劳务市场，20岁出头的他第一次踏入社会，只敢坐在人群外怯生生地观望。在北京待了几天，他每天睡桥洞、吃泡面，身上只剩下几元钱。本以为中专学历足以让自己进一个好的工厂，最后还是只能去一个饭店当洗碗工，三千元一个月。

那时他喜欢摇滚，相信自由，留着长头发，仿佛永远反叛。很快饭店老板因为他的长头发辞退了他。工作了一周，拿到600元。

他逐渐明白工作的真理：工作，出卖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以来获取劳动报酬，如果你有其他才能，那获得报酬的性价比更高。他辗转去了几个工厂做长期工，有五险一金的待遇，每个月能够拿到5千元左右的工资。

情况最好时，他管理着工厂的一条维修线。可惜，工厂效益逐渐变差，他又被辞退。彼时他已通过自考拿到大专文凭，也有七八年的工作经验，却再也找不到一份合适的长期工。

工资低、时间长、待遇差。经过朋友推荐，2019年，他来到了马驹桥。

马驹桥劳务市场就在这条路上

青龙和设计师来到马驹桥的时间差不多。他出生于1986年，山东人，是这里少有的已经成家立业的临时工。在大家热火朝天讨论时，他突然说，我来北京前自杀过。‍‍‍‍‍‍‍‍‍‍‍‍‍‍

所有人安静下来，青龙似乎觉得气氛不太对，便不再提起。年轻时，他在工厂流水线工作，时间被以分钟为单位切割：‍‍‍

早上六点半起床，七点吃饭，七点半到厂区，七点四十五开会，七点五十五会议结束，有五分钟去卫生间的时间。八点一到，铃声响了，死亡流水线开始。除了半小时的午饭时间，上午十点、下午三点、晚上八点各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晚上十点半下班。

“在这种情况下，人很容易疯的。”青龙想要多赚点钱，流水线上的兄弟给他介绍了马驹桥，原因是这里机会多。‍‍‍

青龙很快赶到这里，接了一份药厂的临时工工作，硬生生干了一宿，赚到260元。他很感慨：“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260元，12个小时换来的。”

从那以后，青龙来到马驹桥专职做零工。那也是马驹桥最红火的光景，招工的需求量大，只要有力气，所有人都能赚到钱，无数打工人来到这里渴望改变命运。‍‍‍‍‍‍‍‍

胖子颇为激动地说：“一个月能存三千，我一年就有三万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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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看我们现在在北京六环，每天全北京到处是我们马驹桥的人。”

青龙知道这里的一天开始在早上四点。临时工们纷纷来到十字路口等待工作，银白或黑色的面包车一辆辆沉默地驶来。每到达一辆车，工人们便凑上前询问工作内容和薪资，合适的便挤上车，等着面包车把自己带去北京的另一个角落。

等到六点，熙熙攘攘的路口已经少了大半部分人，剩余的小部分人没有在上午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十字路口继续等待，等到下午五点，又会有一轮新的面包车热潮，这是招晚工的。

最拥挤时，沿街两公里路，都站满了等待工作的零时工。

马驹桥的人什么都做过，去建筑场地搬水泥、在还没有建好的写字楼搬钢板、在故宫里修复砖瓦、去演唱会当保安......入夜，整个城市入睡，他们又活跃在商场里、建筑工地上。‍‍‍‍

青龙感觉，近年来，来马驹桥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工作机会却变少、薪资变低、时长变长。

工作时长由最初的8小时，变成现在的12小时。疫情期间，几乎所有有关核酸的工作，都是由马驹桥的零时工完成的，他们需要拧核酸的红色盖子，最开始一个小时只用拧500个，后来变成了800个，5秒就需要拧一个盖子，12个小时的工作量，一天需要拧9600个。

不能停下来，监工拿着大喇叭守着工人们，一旦有人稍微慢下来，就会被催促。一天260元。

实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们也会去快递公司分拣快递，同样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手机被没收，在里面昏天黑地时间都不知晓，15分钟的午饭时间，给每个人发一块面包，又接着工作。

临时工里最次的选择是找劳务，这块82平方公里的小镇，一共有三十多家劳务公司，劳务与上游公司直接对接，常常一要就是一大批人，劳务以前收中介费，30元、50元，现在不收了。他们赚差价。

劳务给的日薪是100元出头。

这条街两边都是劳务

马驹桥的每位临时工都或多或少受过伤。当我提出看看大家的伤口时，他们都变得激动起来，凑到我面前给我展示，他们似乎清楚记得自己每一块受伤的地方，这是他们记录工作的方式。

肩膀、膝盖上的擦伤都是新添加的，看起来不超过两天，手指上被玻璃划伤的伤痕泛白，看不出受伤的时间。‍‍‍‍‍

有人说伤疤是荣誉的勋章。但是临时工们在伤疤里却只记得苦痛。双眼皮和大胖子在讲述伤疤来历时，眼眶突然含泪。这是他们少有的卸下防备的时刻。‍‍

“怎么赔？没人管的。好心的老板可能今天多给你一点钱，其他不管也就不管了。”

马驹桥在自媒体上一向是热点，7月有众多媒体前往此地进行采访。有人没有向临时工们打招呼，举起了摄像机，人群一拥而上，把摄像机砸坏了。

当我不知内情举起手机时，也注意到大家对镜头表现出明显的敌意。

“我们不愿意被拍。”强哥说。

他拿出手机，给我展示了一张照片：他穿着雪白的衬衫、熨得齐整的西装裤、擦得锃亮的皮鞋，在高档酒店的卫生间里拍照，卫生间的镜子被擦得亮晶晶的，反射着金黄的灯光，也为强哥镀上了一层富贵的气息。

“这是我平时分享给家里人的照片，我们都不想让家人刷短视频时，发现我们就在马驹桥这里讨生活。”

双眼皮搭腔：“我给家里说我当经理。”

大家一边讪笑，一边点点头。他们给家里报告的生活是在天子脚下，光鲜亮丽地工作、生活，实际上，他们能够前往所谓高档写字楼时，只有去搬建材时。

光鲜于他们而言，仅仅是家人的宽慰剂。在马驹桥，一切务虚的东西统统失去意义。也正是在渐渐务虚的互联网世界，务实的他们组成了马驹桥劳务市场。

大家在十字路口的马路边席地而坐，永远穿着同一件衣服，直到白色短袖变成米黄，直到鞋子开裂，他们百无聊赖地等着，注意每一个来往的人，来往的车辆。

在工作来时，不惜和周围的人推搡，只为了能挤上座席只有八个的面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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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人喜欢来马驹桥拍临时工，临时工自己也喜欢拍马驹桥。常常聊到一些事情时，他们说，你在某平台上一搜“马驹桥”就有，你看。

“自媒体上的马驹桥不太真实。就好比说，马驹桥是一个碗，自媒体上你看到的是其中一颗米，我们现在聊的，能让你看见碗里的一颗石头。”

“马驹桥，是最乱的地方了，但是你能在这里看到最真实的北京。”

胖子给我看短视频平台上搜到的马驹桥

胖子把马驹桥的人分成了三类，一类是混吃等死，一类是专门发偏财的，一类是他们这样普通的每天等着打工的人。“我们这类，可能不到一半吧。”

他指着饭店外没穿鞋的中年男人说：“就是这样的人，多得很，混吃等死的，他等会儿找块地就躺了。”

聊天过程中，这位中年男性一直捏着酒瓶站在那里听我们谈话。他看起来精神状态不太好，或者只是喝醉了，头发乱糟糟的，衣服沾着泥土和垃圾碎片。他默默注视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口酒，便离开了。

马驹桥的人，鱼龙混杂，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后过着三天晒网、两天打鱼的生活，出去打工一天，赚了两三百元，会一直休息到没钱，再去打工。下午七八点，马路两边睡满了临时工们，他们没有钱租房，就直接睡在地上，洗漱都去附近的厕所。

有时实在没钱，他们把自己的手机、身份证抵押给附近的商铺，抵押10元、20元，为了吃一顿饭。等到找了工作又拿到钱后，便去多给一点钱赎回来。

“马驹桥的警察是全北京最累的。”有时候实在没钱想吃饭，有人就在附近餐馆吃霸王餐，点了满满一桌菜，吃饱后叫来老板说没钱付，报警叫来警察。吃霸王餐的人无赖地坐在凳子上，“那能怎么办呢？你打我一顿吧。”

很多人受不了苦和累选择捞偏门赚钱。药厂研发出新药，来到这里招试药志愿者，虽然不知道有什么后果，但是吃下一颗小小的药丸，就能获得上千甚至上万元。很多马驹桥的人跃跃欲试，和药厂签订合同。

刚试完药的半个月，志愿者还一切照常，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有志愿者脑子开始不清楚，到后面甚至不能正常交流，每天就是呆呆傻傻地坐到街口。后来这个人不见了，其他人不知道他回家了，还是死了。

马驹桥的人来来往往，每个人都自顾不暇。

下午五点，马驹桥的人重新变多

我拍这张照片时，青龙在旁边陪着我，让他们不想被拍的离开镜头前‍

这里也存在着一些黑产。比如，帮忙办一张银行卡给五千到一万元，帮助有关组织洗钱。这些赚了快钱的临时工随即享受一个月的快活日子。后来警察一家一家酒店找人，抓捕了四十多位参与人员。‍‍

直到现在，仍然有人关在监狱里。

还有一次，劳务欠了一位临时工两千元的薪酬，迟迟未给，临时工被气得爬到十字路口的高楼，想要自杀。消防员赶到了，好声好语把他劝了下来。不到半个月，又是一个下午，临时工又爬了上去，跳了下来。

会长看到了这个画面，他当时正在吃饭，突然听到很大的响声，一个人就在楼上这样坠下来。

会长指给我看，那位临时工在这栋楼跳下来的

这里似乎总有人离去，以不同的方式。最难熬的季节在冬天。无家可归的临时工们顶着寒风在桥洞、路边过夜，有人就这样被冻死在冬天。

马驹桥的人似乎也见惯了死亡。他们一般唏嘘，一般麻木，唏嘘同病相怜，又因为见得太多麻木。

会长住在离这里一小时公交距离的六环外，月租是350元，强哥住在附近，是650元。大胖子每晚都住网咖，通宵包夜是25元。附近也有许多日租房的宾馆，20元到50元不等。50元是单独的房间，20元的则是七八个人挤一起的。

他们尚且没有被冻死的风险，至少今年能平安度过。

小巷子里有很多家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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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驹桥出过两个名人，他们常常出现在短视频内，引得很多人关注。

相声哥喜欢拍摄马驹桥的视频上传到网上，并且配以自己的解读。

双眼皮对此非常不满，“谁愿意把自己过得不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啊？大家在地上躺着坐着，他就拍下来发到网上了，这不是给我们伤口上撒盐吗？”

相声哥在视频里说，这里的临时工很便宜，一天工薪只要120元。这件事彻底惹怒了马驹桥的人们，因为他的视频，一定程度上压低了这里的工价，影响了此地的劳动交易。

有人和相声哥发生了矛盾，甚至打了起来。去年，相声哥离开了这里。

相声哥照片

图片来源于网络

还有一位爱喝着酒唱“把酒倒满”的小哥，总是出现在别人的视频里，他的脸因为风吹得红红的，总是穿着绿色的军大衣，对着别人的镜头泰然自若地唱着，“把酒倒满”。

镜头里的人都笑了，设计师他们讲起这个人也忍不住笑，他们说这个人有点疯疯的。会长却说：“我很喜欢他啊，他看起来总是很快乐的样子。”

会长出生于1991年，看起来却是20岁出头，总是认真吃饭，偶尔帮我夹菜，很少参与我们对话。中途他靠着墙睡了过去，在说到“把酒倒满”时，答道：我觉得他过得很快乐啊。

在马驹桥，“快乐”是一个很罕见的词语。

每个人似乎都对马驹桥有太多的不满。但又找不到合适的去处，更无力回家。他们的老家大多在山里，回家或许生活更为凄凉。大高个说在家辛苦劳作一个月只能到手一千元。他顺手掏出手机，“如果我没有来北京，就买不起这个手机。”

不念过去，不畏将来，这里的人似乎只关心当下。漫天的彩霞是好天气，倾盆大雨是坏天气，雪下一整夜，是最坏的天气。

没有人知道未来的样子，胖子在马驹桥见过年龄最大的临时工大约七十岁，每天自己带一张凳子坐在路边等活。他打趣老人体力不行，老人回道：“自己还要干到九十岁。”

马驹桥连开了几家殡葬用品店，胖子打趣说是为他们这种人准备的

和大家吃完饭离开时，太阳已经快落山。我们又回到最初的十字路口，青龙说，你赶紧回去吧，这里很乱。我摆摆手向他们道谢，他们目送着我离开。

会长愿意陪我在马驹桥到处转转，我们走到河边，河的对岸是开放区，光鲜亮丽，他却指着桥说，那里之前有人跳河。

随后他又指着远处的华为大楼给我看，他说刚来马驹桥不久赶上了疫情，他不能进村，只能待在村外。他戏谑地说，自己睡在离华为大楼的马路边，将脚对着大楼。

河旁边有一块空地，当地的人已经拿出收音机唱起歌跳着舞，会长说他们有时候也去那里唱歌，把不开心都发泄出来。

我问他未来有什么打算呢？他说什么打算啊？我说，比如，结婚生子呢？这些有没有呢？

他沉默了一下，说：

“我有时候不愿意给你说实话，因为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呢。都是实现不了的事情。

今年年末我想回家了，但是不知道为啥回去，但是不回去又干嘛呢？”‍

太阳收起光芒隐匿在云层后，只有河上还泛着波光，我终于决定打车回家。会长挥手向我告别，又说了最后一句话：“我们这样的人，还有幸福可谈吗？”

一别之后我们没有再见面，只是他会在微信上设置动态。干完活回家的地铁上，他拍自己的鞋，鞋已经裂了很大的口，他灵活动着脚趾，似乎在给镜头打招呼。

我想到青龙说，平时干完活上地铁，都不敢坐座位，很多人看着他们总是露出很鄙夷的眼神。

“可是，我们赚的也是干净钱。”

对了，离开马驹桥后，我打车回到在北京的出租屋，车费62.7元。我第一次对数字产生了疑惑，又想：‍‍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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