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尸体化妆的女人
出生于1987年的张彦，今年35岁，在成为一名入殓师之前，她做了13年出境旅游领队。
很大程度上，成为遗体整容师是张彦的一次无奈之选——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她过去几十年的人生轨迹，几乎全都被打乱、粉碎。
2019年之后，她开始频繁接触“死亡”。
最初她也为此恐惧，可后来也渐渐懂得，相比“逝去”，这份工作更多告诉她的，其实是如何活着。
自2019年之后，张彦的生活便与“死亡”密切关联。
那一年，32岁的她成为了一名遗体整容师，在家乡哈尔滨的俗语里，从事这一行的人，也被称为“白事先生”。
在这之前，张彦做了13年的出境旅游领队，疫情来袭后，境外旅游一夜从“火爆”跌到“冰点”，她才不得不考虑转行一事。
张彦形容自己进入殡葬行业是一次“阴差阳错”。她入行时，正是新冠疫情初次暴发时，突然肆虐的病毒让很多东西瞬间停摆，只剩“时间”和“死亡”不曾停下。
她服务的第一位逝者，便是在此时离开的。
当时是逝者的家属先找到了张彦的爱人小亮，希望其能联系一位遗体整容师为自己已故的母亲化妆——在此之前，小亮已进入殡葬行业近10年。
因为疫情，原本合作的遗体美容师被隔离在家、不能外出，小亮就想到了寻求妻子张彦帮忙。
“他就把情况和我说了一下，然后问我怕不怕，”张彦回忆道，“其实我内心非常害怕，但是当时店里就他一个人忙前忙后，我实在看着心疼，就答应了。”
那是一位不到65岁的阿姨，由于突发疾病，老人在家中猝然离世。实际上，在那个时候类似的情况并不在少数，“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由于心脑血管疾病走的，因为疫情很多医院突然不接诊了，老人如果身体状况不好，就很容易出问题”。
逝者的女儿告诉张彦，母亲生前很爱美，即使到了老年，每天早上也要坚持化妆，所以如果可以，她希望母亲能够美美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张彦先是在网上查询了许多有关遗体美容的资料，之后又打电话咨询了一些遗体整容师。过程中她得知，因为这一类疾病离世的人，遗容通常会带有淡淡的紫色，加之其他种种原因，“遗体到最后都不是特别好看”。
按照常规操作方式，整容师会用粉底混合着人体彩绘所用的油彩，涂到逝者的面部以起到掩盖“病气”、校正肤色的作用。张彦也尝试了这个方法，可最终呈现的效果并不好，整体妆容在模型脸上看起来“特别假，有点瘆人”。
早些年张彦曾学过一年的美妆、美容，以往的经验给了她灵感，她开始尝试以凡士林做面部打底，然后用比正常肤色还要暗一个色号的粉底均匀涂抹在逝者脸上，最后再扑一层定妆粉。
对比从前的化妆法，张彦的方法会使妆容更加自然，直到今天，她已经完全不需要使用厚重的油彩，来遮掩逝者面部的缺陷了。
尽管技术上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在初次与逝者见面时，张彦的内心仍受到了巨大冲击。
对于“死亡”的恐惧，让她下意识地产生了退缩的念头，但最后她还是“硬着头皮”开始了首次遗体整容工作：擦洗、打底、上妆、定妆……张彦按照步骤仔仔细细地为逝者装扮，想到老人生前很爱美，她还特意为其扎上了2个小辫子。
遗体整容之后，便是亲属告别环节，女儿望着母亲的面容看了很久，而后转头对张彦说了声“谢谢”。
家属的态度出乎张彦的意料，在她看来，那次的工作完成得并不算理想，因为相对生疏的手法和无法回避的恐惧，都对她的工作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影响。
彼时的她尚不能完全理解，这句感谢的背后，其实蕴藏着多重含义。
“很多时候家属对于我们的要求，并不是‘漂亮’和‘美丽’，而是要还原逝者生前的状态。”
生命从头走到尾，那些曾经鲜活过的人，最终也该体面地离开。
张彦也见过许多面目狰狞的遗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疾病去世的，其中癌症被她形容为“最难受的一种”，因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患者仍在忍受着恶性肿瘤急速膨胀生长带来的疼痛。
她曾为一位因癌症去世的中年男性整理遗容，在前期与家属沟通时，逝者的女儿告诉她，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爸爸一次“疼”都没喊过。
可张彦清楚，这位父亲一定说谎了，因为“没有一种癌症到最后是不痛苦的”，很多时候患者不说，是因为他们一直在咬牙坚持。
现实确实如此。在见到逝者后，张彦看见了其脸上有些扭曲的表情，那是隐忍的痕迹，也是一位父亲给予女儿最后的安慰——如果终须一别，只愿日后每次想起，笑容犹在。
那天，张彦先是为逝者按摩了面部，帮助其恢复到平和的状态，而后又进行了遗容化妆。
待父女二人再次见面时，父亲的面容已然安详，女儿静静地看着，许久都没有说出一句话。
离别，总是无言。
张彦（白色口罩）工作日常
张彦遇见过许多不敢直视亲人遗容的家属，理由大多是出于恐惧，而入殓师的职责，便是在给予逝者体面的同时，也要帮助生者面对：
“我们陪着家属一起，好好地送亲人最后一程，这样以后才不会后悔，因为离别时，大家都做到了好好告别。”
张彦习惯将化妆箱随身携带，无论去往何处，她都会在车的后备箱里留一个位置，放置自己工作时所需的衣物和工具。
这份职业不会给她太多的准备时间，就像很多离别，也是悄无声息，猝不及防。
去年夏天，她服务了一位年仅8岁的孩子。
彼时正值暑假，男孩与母亲一同在家。到了吃饭的时间，妈妈走入厨房准备午餐，男孩则独自留在卧室玩手机。
仅仅几分钟后，妈妈听到儿子“啊”地喊了一声，她赶忙跑回卧室，就发现刚刚还活蹦乱跳和自己说话的儿子，已经没有了呼吸，而双手还紧紧攥着正在充电的手机——
因为手机充电器发生了漏电事故，年仅8岁的孩子，再也不会长大了。
张彦始终记得那天在殡仪馆外，男孩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命运曾让二人成为最亲密的人，可到最后却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留给他们，母子一场，张彦知道，这位妈妈的余生都会在悔恨中度过了。
孩子的葬礼结束后，张彦便再也没有见过那位母亲。虽然偶尔也会想要得知这一家人后来的故事，可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在完成本职工作后，张彦从未主动联系过任何一位逝者家属。“大家见到我们都会想起不好的回忆”，所以有时不打扰，便是最温柔的“问候”。
或许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张彦的职业生涯里，充满了没有结尾的故事。
截至目前，她经历过耗时最久的一台遗体整容是3个半小时。
那一天，一位女士给张彦打来电话，说自己的丈夫因意外去世了，遗体正停放在医院的急救中心。
依照家属提出的要求，张彦只需要到医院为逝者穿上寿衣，而后进行简单的遗容清理即可，可到了医院之后张彦便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的复杂。
逝者生前遭遇了严重车祸，大型推土机直接碾压过了男子的左半边身体，造成其左腿与左臂的大面积开放性皮肤撕脱伤，“基本上就是一个骨肉分离的状态”。
张彦与同事赶到医院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血肉模糊的场景：男子面色惨白地躺在病床上，整个左侧肢体的骨骼近乎全部外露、粉碎，“整条裤子上全都是血”。
法医鉴定结束后，张彦开始为逝者更换寿衣，可因为遗体破损太过严重，她尝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面对这样大面积破损的遗体，通常情况下张彦都会建议先缝合、后美容，可对于这个提议，家属则显得很犹豫。
在当时，修复一具破损程度不超过周身肌肤20%的遗体，费用预计在2000元左右；可依据那位逝者的情况，创口面积超过50%，仅是基础缝合费用就需要1万元——对于家属来说，这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
逝者的妻子告诉张彦，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农民工，家里还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大女儿刚刚17岁，小女儿还不到8岁。
丈夫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为了养活一家4口人，丈夫日常揽了不少的活，每天都早出晚归。他们的家住在郊区，丈夫日日都会骑着摩托车往返城郊之间。
平日里丈夫差不多晚上8点才会到家，可发生事故的夜晚，妻子一直等到10点也没有见到爱人的身影，最后等来的，是噩耗。
由于事发突然，妻子甚至不清楚丈夫到底经历了什么，所以在最初找到张彦时，她才仅提出了“穿衣”的要求，所有人都没想到现实会那么惨烈。
看着眼前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女人，张彦陷入了沉默，她想了想，最终决定无论后续修复遗体具体花费如何，此次遗体整容，她都以最低标准2000元收取费用，因为她知道，到了这个时刻，如果自己不去做点什么，“那这个人最后就只能这样走了”。
当晚八点，张彦正式开始对遗体进行缝合，在此后几个小时里，她每隔一段时间便能听见走廊尽头传来逝者妻女踱步的脚步声和抽泣声。
一扇铁门，分隔阴阳两界，门外是生，门内是死。
成为遗体美容师之后，张彦见过太多相同的场景，她习惯了逝者无言，也学会了平静地面对生者的眼泪，可在那个深夜，她的心里还是涌起了莫名的情绪。
她想起了酷爱骑摩托车的父亲，“第一个就是希望身边人不要出现相同的事情”；
而后又想起门外的母女，“她们以后的生活要怎么办呢”，和门里的逝者，“这个人挺可惜的，白瞎了”——他们明明都那样努力地活过、爱过、期待过。
午夜十一点半，遗体整容工作全部结束，在见到爱人的遗容后，逝者的妻子忽然跪倒在张彦的面前，嚎啕大哭——这是她第一次遇到家属下跪感谢。
待男子的葬礼结束后，孤苦无依的母女三人便消失在了茫茫人海，张彦再也没有见过她们。
作为一名遗体整容师，她可以想尽办法给予逝者最后的体面，可对于生者，安慰总是有限的。
不是所有的遗憾和悔恨都能借时间释怀，有些故事没有结尾，那是因为思念从未结束。
目前张彦正和爱人小亮经营着两家殡葬用品店。
寿衣的穿法、冥纸祭品的选择、各类殓葬习俗……如今的张彦已经能熟练地说出店铺的每一项业务。
旁人也许很难想象，仅是3年前，她还对这一行一无所知。
2019年年底，张彦结束了在国外的全部工作，回到国内生活。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经人介绍认识了爱人小亮，彼时介绍人说男方在民政系统工作，她便下意识地以为对方是在婚姻登记处工作，直到恋情发展到谈婚论嫁时她才知道，“民政不光管喜事，白事也管”。
因着小亮的职业，张彦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最终爱情打败了偏见，她还是决定嫁给他，不久之后又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结婚生子后，张彦在丈夫的引导下正式进入殡葬行业，那个时候很多人建议她再想想，可她却没犹豫太久——疫情之后很多行业都展现出了不稳定性，可殡葬业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她想，这也算是一份“稳稳当当的职业”。
因为是“半路出家”，起初的张彦也不知道能坚持到何时，实际上，她也几次想过放弃，但家属的求助，却总能给她坚持的理由。
张彦曾经接到过一通来自北京的电话，来电人是一位女士，对方说，自己的爷爷罹患口腔癌，病情已发展到晚期，目前正在哈尔滨接受治疗。
生病之后，爷爷的左脸出现了溃烂，面颊及嘴角旁边出现了严重的缺损，“看着就像两个窟窿长在脸上”。
如今，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离别的时刻仿佛就在眼前，家属此次便是想求助张彦，在爷爷去世后为其修复破损的面容。
通过家属提供的老人近照，张彦发现爷爷面部已经形成了边缘平滑的陈旧伤，无法通过简单缝合和填充完成修复。
为此，张彦前后请教了多位整容师，但因为没有类似经验，全都一无所获。考虑再三，她在北京找到了一位从事特效化妆的老师，对方告诉她，可以试着用整塑蜡进行面部重建。
（整塑蜡：肉色的整塑蜡可塑造出刀伤、枪伤、擦伤、碰伤、烧伤、断肢等影视气氛特效妆容效果，逼真度较高，是战争戏、恐怖剧、科幻剧中最为常用的一种影视化妆用品。）
在特效化妆师建议下，张彦开始了自己的尝试：她买来了大量用以练习的模型，在上面磨出了许多伤口，再用整塑蜡一一修补，如此反复尝试半个月后，才找到了一些技巧。
此后不久，那位患有口腔癌的爷爷病故，她也以此方法，帮助其恢复了面部的缺损。
这次的工作让张彦印象深刻，“它本身就是一种突破”。
如今在遗体整容领域内，修补大面积缺损遗体的难度仍然在高山之巅。这种困难一是源于技术、手法，二则是因为残酷的现实。
张彦曾试图为一位全身烧伤面积达90%的逝者修复遗容、遗体，但因为其全身大部分皮肤已呈现焦炭状，她尝试了各种办法也未能成功。
这次的“失败”经历成了张彦的心结，时至今日，她仍在找寻与探索为烧伤逝者整容的方式。
张彦告诉「最人物」，对待大面积损伤的遗体，运用3D打印技术修复在未来也许会成为一种趋势。
目前在天津、上海等城市的一小部分殡仪馆里，也已经存在以此来帮助部分逝者回归生前状态的服务，只是使用3D打印技术进行遗体整容的费用极高，修复一具遗体，差不多要花费五到八万元。
金钱可以买到技术，可不是人人都有金钱。
对于相对富裕的家庭来说，修复逝者容貌或许只是“技术问题”。可如果拿不出钱呢？草草了事或者干脆放弃吗？张彦想，若果真如此，入殓师便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死亡，是最不应该分出三六九等的事。这个世界上的人，出生时各不相同，但在生命的终点，毫无差别。
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张彦将为口腔癌爷爷遗体整容的全过程进行了影像录制，以供日后教学使用。
在她看来，“这能帮助到更多的普通人”，毕竟每一个人都有体面告别人间的权利。
张彦的身上有着极为明显的东北女人特征，豪爽、仗义、不矫情，性格直率、大大咧咧。
成为遗体美容师之后，她看见过人间疾苦，同时也感知到人性的复杂，每次遇见“实在看不过眼的事儿”，她都会想“路见不平一声吼”。
有一天除夕的清晨，张彦接到了社区服务中心的电话，社区工作人员称，有一位独居老人在家中去世，需要她到现场为逝者整理遗容。
放下电话后，张彦和同事根据街道提供的地址赶到了现场，可一进到逝者居住的房间，她们便察觉到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那不是一个正常的死亡现场”，张彦回忆到，当时女性逝者正趴在地上，口中有白沫，手边还有一瓶喝过的白酒，“很明显她不是因为突发疾病去世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张彦与同事报了警，后经法医鉴定，老人的真正死因是中毒，并且排除了他杀可能。
此后，警方联系到了逝者的儿子和张彦一同处理老人的后事，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整个过程中，家属都显得格外冷漠和排斥。
通过他人之口，张彦得知老人与儿子的关系并不算好，而母子间的主要矛盾，则是因为母亲一直不愿意卖掉自己和老伴唯一的住房，给儿子换一间更大的住宅。
为了给儿子凑钱买房，老人在“熟人”的介绍下参与了网络投资，不想却遭遇了诈骗，不仅没有赚到钱，还赔掉了所有存款。老人气不过，跑到骗子的家门口放了一把火，随后就回到家中喝了毒药。因为灭火及时，行骗者毫发无伤，可这位母亲，却永远停留在了新年钟声敲响前的一天。
待完成遗体整容环节后，张彦像往常一样请家属进入停尸间与逝者做最后的告别，但意料之外的是，老人的儿子竟一口回绝了张彦的要求，到最后也不愿意再见母亲一面。
家属的态度让张彦不解和愤怒，她告诉对方，如果家属不对遗体进行身份确认，那后续的所有环节都无法进行。
听到这些，逝者的儿子才有所动摇，走进了告别间。开始时他只是呆呆地站在远处，背对着母亲的遗像，最终还是在张彦的多番劝说下，他才肯转过身，看望母亲最后一眼。
在这之前母子二人已经许久未见，不成想再见面时，已是诀别。
一间房、一笔钱，母亲没了性命，儿子没了妈妈。
这世间总有比钱珍贵的东西，可在失去那些宝贵东西之前，人们总是最先看到钱。
如今讲起这件事，张彦坦言，她之所以要求儿子开棺验尸，也是因为“心里憋了一口气”，想让他见妈妈最后一眼。她承认，将个人情绪带入工作是一件并不专业的事，可她并不后悔：
“未来当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一定会感觉到母亲的不容易，到时候他一定会悔恨，为什么没能去送妈妈最后一程，我更怕他后悔。”
有时候，死亡不仅仅是消亡，也是和解与原谅。
虽然日日都在接触死亡，可张彦仍极少有恐惧的时刻，相反的，这些年让她百感交集的瞬间，大多源于生者的举动。
在成为遗体整容师的3年里，张彦见过家属用算命决定病危父亲“拔管时辰”的奇葩事，也见过为了省下殓葬费，坚持不给逝者进行遗体美容的家属。
偶尔，她也会接到养老院的电话，而在这里去世的老人，大多是没有子女“送终”的。
她信奉“未经他人苦，不劝他人善”的原则，所以她从不会为此指责、抱怨什么，只是会在面对孤苦无依的逝者时，悄悄地为其进行一次免费的遗体整理，或者干脆免掉其所有的丧葬费用。
“我们这一行是最不能商业化的一种职业”，张彦坚持认为，“家属怎么想是别人的事儿，我只是想让自己心里舒服点”。
张彦的女儿今年3岁，因为年纪尚小，她还无法理解父母所从事的工作具体是何、意义为何。
张彦知道，女儿早晚有一天会知道的，也必将为此承受很多。
所以相比“遗体整容师”这样直白的名字，她更希望女儿可以明白这份职业背后的意义，“我们也不想让孩子为难。”
张彦镜头下的老公、女儿
一家三口看烟花
因为职业的特殊性，张彦这么多年来时常被人问道：“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你害怕鬼吗？”
每当遇见类似问题，她都会哈哈一笑，然后摇头：“我不信，也不怕，如果我真的害怕，那早就被吓死了。”
在“生命”这个宏大的课题中，普通个体的理解力，或许，是相当有限的。
张彦自认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可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她看见了太多生死之后，她对很多事情，存而不论。
“做这一行唯一的道德底线，就是自己的良心。不求大富大贵，只求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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