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渊洁：别老盯着我那“10套房子”
“不止插画有改进空间。不止数学课本有改进空间。比如人教版教材有某主编不知羞耻夹带私货，将自己的文章塞进语文课本，吃相太难看。编写教科书这样关系到民族未来的大事，应该由德才兼备的专家完成，同时在出版前通过公示社会面征求各方意见。”
这不是郑渊洁第一次对教材产生质疑，他始终认为，“教育”不应是“约束”和“管制”，而应该是一种正确示范与正向引导。
因为心中对于“教育”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郑渊洁和儿子郑亚旗先后选择与学校“决裂”。
在当年，郑氏父子的退学行为被评价为反叛的、不值得被提倡的，而如今再看，或许并非全然是错误的。
“我的童话不公主，不王子，是预防针。”
在郑渊洁的记忆里，自己做过“最惊天地泣鬼神”的父爱举动，是教儿子郑亚旗在小学毕业考试时，故意考取一个刚刚及格的分数。
这个恰好通过合格线的成绩不会耽误儿子毕业，“却可以把全班平均分拉下来”，让郑亚旗当时的班主任倍感难堪。
对于郑渊洁父子来说，这个故意的举动是一次隐忍了多年的“复仇”，同时也是一次必须完成的“反抗”。
郑渊洁第一次冒出要“报复”儿子班主任的想法，是在郑亚旗上小学二年级时。
那天郑亚旗放学回家与父亲闲聊，讲起老师在课堂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他“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郑渊洁听后大惊失色，赶忙回应道：“你别听老师的，那玩意儿凉的也能吃”。
又过了几天，郑亚旗拿着一张空白卷纸找到郑渊洁，告诉他老师将期末考试的题目提前透露给了同学。
他认为老师的行为是错误的，希望父亲能向校领导举报，可郑渊洁拒绝了，理由是“孩子是家长在老师手里的人质”，他不敢公然和老师“对着干”。
父亲的反应让郑亚旗十分愤怒，他极为直白地和郑渊洁说：“如果生活在抗战年代，我觉得你会是汉奸。”
这是郑氏父子第一次产生“信任危机”，此后为了挽回形象，郑渊洁与儿子承诺：以“60分”为基础，郑亚旗以后的考试成绩越接近及格线，那就会收到一份礼物。
靠着这个约定，郑亚旗得到了一架价值1万多元的遥控直升飞机。
那个时候郑亚旗所在的小学每周上课6天，郑渊洁每个周五都会以“肚子痛”为由帮儿子请假一天。
利用争取来的假期，郑渊洁什么都不干，只是带着儿子“玩”，只要孩子喜欢且不违法、不危险，他愿意陪儿子做任何事情。
《变形金刚》特流行那会儿，郑亚旗很希望能得到一个周边手办。北京没的卖，郑渊洁就跑去广州买。返程的路上他跟送机的朋友说：“你记住这个玩具的样子，如果飞机掉下来了，就照这个再买一个寄给我儿子。”
小时候的郑亚旗喜欢看电影，为此郑渊洁专门买了一台录像机。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带着年幼的孩子到家附近的音像店租碟片，遇到儿子特别喜欢的，他还会录下来，方便以后反复观看。
郑亚旗6岁时，有一次跟着父亲到音像店租电影《异形》的碟片，店主觉得他年纪太小，担心他会被其中的限制级人物形象和剧情吓到，说什么也不肯租，站在一旁的郑渊洁连忙帮腔：“他要看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吧。”
回到家后，郑渊洁先是自己看了一遍影片，在确认其中没有什么“不太合适”的剧情后，又陪着儿子看了一遍，后来以同样的方式，父子二人共同观看了包括《星球大战》在内的多部科幻电影——这些在日后都成了郑亚旗对科幻电影的启蒙。
或许因为父亲给予的自由太多，郑亚旗在重视“纪律”的课堂里显得格格不入。
有一次考试他的成绩是79分，远超过父亲定下的“不留级，及格就行”的标准线，但在班级依旧位列倒数。
公布成绩时，老师习惯从第一名依次向后喊名字，待念到“郑亚旗”时，同桌忽然说：“你考这个分数，对得起你爸吗？”郑亚旗一时语塞，“说这话的人还是我很好的朋友”。
虽然郑亚旗不会主动和外人“炫父”，但学校里所有人都知道他“背后的人”是谁，老师不敢针对他，但对其他成绩不好的“差生”倒毫不留情。
郑亚旗就曾见到班主任对一位“差生”冷嘲热讽，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郑渊洁听后便立马给成绩排在班级后二十名的同学，每人送了一本书，里面还写了鼓励的话。
成绩应该展现的是教学质量，而不是孩子的个人能力，“学不会不是学的人笨，而是教的人笨”，郑渊洁不仅要为儿子撑腰，还想为每一名“差生”正名。
以传统教育模式的发展路径去看，郑氏父子是天生的“反叛者”。这点学校知道，郑渊洁更知道。
郑亚旗参加小升初入学考试时，郑渊洁跟着陪考。在考场他看见监考老师在几列相隔甚远的书桌间来回走动，眼睛还时刻紧盯着每一位学生。
他不知道孩子们在这样的注视与监督中，能收获多少学习的乐趣，日后又能否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他忽然想起了儿子极为痛苦的小学时光，也回忆起了班主任为要一个漂亮的分数，向全班同学漏题的往事。
在他的认知里，这样的老师只能教育出“一群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而他坚决不允许儿子成为那样的“大人”。
他不愿让100分的成绩，把孩子的童年变成100岁。
那次小升初考试之后，郑渊洁为儿子办理了退学手续。当时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还未完善，对于家长不让孩子念书的惩戒措施，尚停留在“教育”层面。
“不违反法律的，那就是正确的”，郑渊洁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郑亚旗去学校念书？“孩子应该由最了解他的人教导”。
退学之后，郑亚旗被父亲带回家中进行“私塾”教育。
为了方便教学，郑渊洁把家里的一间房改成了教室，墙上挂上黑板，并在暖气管道上挂上了国旗，每个周一的清晨，父子都会举行升旗仪式。
在家中“上学”时，郑氏父子一天的课程通常从下午开始，上午郑渊洁写作赚钱，郑亚旗则可以睡懒觉、看电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身为父亲，郑渊洁乐于尊重儿子的每一个意见，包括那些“一听便知道是错的”。
郑渊洁给郑亚旗买过一辆自行车，某天他看见年幼的儿子正在往车筐里倒牛奶，“因为汽车需要加油，那自行车也要‘吃饭’”。
郑渊洁十分欣然地接受了这个理由，并纵容了儿子此后每天往车筐里倒一杯牛奶的举动，试图以“不干预”的方式保护孩子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不是每一个小孩都渴望知道“真相”的，因为很多时候“真相”是残酷的，“现在只要让孩子感受爱就行了，残酷的事儿，以后再说”。
“郑氏私塾”刚开始时，郑渊洁把多位名校退休的老师“返聘”回家，对儿子进行一对一辅导，在发现传统教材里的内容总是“把简单的东西往复杂里说”之后，他又辞退了各科老师，开始亲自为孩子编写专属教材。
化简为繁，这是郑渊洁对于课本教材展现出的第一个不满，多年后在网络上回答读者留言时，他又说出了另外一个——
就在前段时间，一位读者问他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在读课本时总是注意力无法集中，他回答：“可能是教材味同嚼蜡，不能寓教于乐，没有激发孩子的兴趣。”
兴趣与乐趣，两个在郑渊洁看来极为重要的儿童教材组成部分，在其为郑亚旗编写的教材中，得到了极为全面和精准的展现。
在详细翻阅、研究了所有初、高中课本、教参之后，郑渊洁以写童话的方式，编写了一套名为“郑家菜”的教材：
《五角飞碟折腾数理化世界》为理科教材、《舒克送你一支神来笔》为文科内容、《皮皮鲁和419宗罪》是刑法课程、《鲁西西和苏格拉底对话录》讲的是哲学……
理论之外，郑渊洁发现当时全国没有一所学校开设教孩子待人接物的课程，于是为了弥补这一空缺，他又为儿子加上了法治、安全教育课程。比如，《罗克为什么不是狼心狗肺》就是“郑家菜”里的道德篇，在那里他告诉儿子：
在所有竞争中，唯有道德值得众人不遗余力地争取第一，因为缺德的人注定成不了大器。
多年后，一个极为简单的故事展现了郑渊洁在这门课程里的教学成果：
汶川地震时，25岁的郑亚旗主动找到父亲，希望他能以“童话大王”的身份做点什么。
郑渊洁想了想，最终决定把当年凭《皮皮鲁总动员》系列丛书赚来的38万全部捐出，成为了当时捐款最多的中国作家。
2年后，玉树地震，郑亚旗再次要求父亲捐款100万，待郑渊洁汇款结束后，郑亚旗送给他一辆名贵跑车作为“鼓励”，“那是他自己挣钱买的”。
郑渊洁曾说，自己对于父母唯一的“不满”，就是他们没有及时地对自己进行性教育。
2岁时，他第一次问母亲“我从哪里来？”，母亲回答他“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此后十几年，他都认为所有的孩子都是被父母“捡”来的，直到成年后因病住院，他才在医生的口中得知生命是如何诞生的。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在郑渊洁看来，家长闭口不谈“性”，或者以一个漏洞百出的借口搪塞孩子，都是在助长“性”的“神秘感”，而在孩子的成长中，“神秘感就是万恶之源”。
郑渊洁认为儿童的性教育最晚不能超过3岁，所以郑亚旗出生后，他就一直在思考该以怎样的方式告诉他“人”的由来。
郑亚旗3岁时，某天夜里北京下了很大的雨。郑渊洁抱着儿子在客厅里看电影，郑亚旗忽然问他：“爸爸，到底是先有雷，还是先有雨？”。
郑渊洁没有急着解释，而是随手拿出了一个甜甜圈和香蕉对儿子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告诉你，你的‘起源’”。
那天郑亚旗安安静静地听完了父亲的讲述，最后开口问道：“那你现在能告诉我雷和雨哪个先出现吗？”。“它不神秘了，孩子们也就不去探索了”。
把“孩子不应该去做的”替换为“让孩子早点知道的”，这也是郑渊洁教育的特色之一。
郑亚旗18岁之前，郑渊洁发誓要让儿子“心想事成，应有尽有”，所以对于孩子他近乎“言听计从”。
在还需要拨号上网的年代，郑渊洁每月缴纳近7000元网费供儿子“网上冲浪”。有一段时间郑亚旗极度痴迷网络游戏，整日盯着电脑屏幕，郑渊洁就要求他每隔两个小时到窗前看看远方，“放松一下眼睛，担心他近视”。
几天后，郑渊洁连这个“唯一的要求”也放弃了，“人到死的时候，视力依旧是1.5、2.0好像也没什么意思”，他对儿子说：“和你获得的快乐相比，这些都不算什么”。
不久之后，郑亚旗就不玩游戏了，因为“玩多了，感觉不到乐趣了”。
由于儿时近乎“为所欲为”的经历，郑亚旗从未经历过“叛逆期”。泡夜店、飙车、喝酒这一类被归结为“放肆”的行为，他统统不喜欢。“从小老郑就带着我去台球厅、到酒吧看演出，那些事儿我老早就经历过了。”
郑渊洁写过一则名为《驯兔记》的童话。
故事中所有乖乖听话、考满分的“好学生”，都会变成兔子，而那些反抗“标准答案”的“坏学生”，则会一直保持人的模样。
刚刚上小学的皮皮鲁，是班级里唯一一个长不出兔耳朵的“坏学生”。
起先他并不会因此自卑，然而当“兔同学”和老师的嘲笑不断向他涌来时，皮皮鲁也选择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戴上了父母为他准备的兔子头套，佯装成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郑渊洁也曾是一名变不成兔子的皮皮鲁，只是在现实中，他给了自己一个比童话还像“童话”的结局。
小时候因为在数学课上错把“4+4”的答案说成了“9”，他成了全班耻笑的对象；后来上语文课，他又因将作文题目《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改成《早起的虫儿被鸟吃》，而被老师要求高声念100遍“郑渊洁是全班最没有出息的人”。
种种不算愉快的学习经历，让郑渊洁对课堂产生了极大的对抗情绪，所以面对老师的多番羞辱，他选择将藏在桌柜里的炮仗引爆，借此表达愤怒和不甘（该行为具有危险性，不可轻易模仿），而这次“自杀式爆炸行为”，也让他为期4年的学校生活戛然而止，他被开除了。
郑亚旗出生时，郑渊洁28岁，靠着为报社、杂志写童话故事，他可以获得“每千字3元”的报酬，为了给儿子更好的生活，他以“刊登我的作品的杂志销量全都上升了”为由，要求单位为自己涨薪，不想却遭到了拒绝。
那天回家后，郑渊洁将一张写着“三十而立，还差两年，还不努力”的字条贴在书桌上，希望借此激励自己努力奋斗。
日后，这12个字构成了郑亚旗最基本的知识体系，“我眼看着一位父亲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里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好”，郑亚旗认为，这是郑渊洁教给自己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作为父母只需闭上嘴，抬起腿，言传身教”，其他的什么都不用考虑。
今天的郑亚旗，算得上是大众眼中的“成功人士”。
在逐渐接手父亲作品的全部版权后，其创办的文化公司“每年光靠纸质书就能卖到1.5亿元”，“这些年虽然有疫情，但是对童书市场的影响却不大，因为一直上网课盯着电子产品，家长反而更希望孩子可以多读点纸质书”。
只是光用“财富”和“事业”来评判一个人是否成功极为片面，且不谈外在的，郑亚旗身上那些被肯定的“闪光点”，多数也是在复刻父亲的行为。
无论出席任何场合，郑亚旗从不迟到，因为父亲郑渊洁习惯守时。
郑亚旗十几岁时，曾跟随父亲参加过一个访谈会，当时因为不满另一位嘉宾迟到的行为，郑渊洁主动提出要中止录影，而给出的理由则是：
“如果我的儿子看见一个人迟到了40分钟，还能获得他该获得的东西，那我这么多年的言传身教就都失败了。”
郑渊洁有一个坚持了近40年的习惯：晚上6点半睡觉，清晨4点半起床写作，用2个小时完成一天的工作，这样他就有大把的时间，去“玩”那些感兴趣的事情。
后来，这份自律“遗传”给了郑亚旗——在他随身携带的小本子里，写满了他对过去和未来的反省与思考，犯过的错、待办的事情、以后的规划，他时不时便会拿出来看看。
18岁成人之后，郑亚旗依照“家规”，开始与父亲郑渊洁“明算账”。这意味着就算住在家里，他也要支付房租和水电费。
为了赚钱，郑亚旗去超市搬过鸡蛋，后来又靠着儿时“玩电脑”自学的互联网知识，入职了一家报社的技术部门，不久后又升职成为部门主任。
2004年，拿着赚来的第一桶金，他购买了郑渊洁作品的版权，开始逐步让书里的黑白文字，变成彩色的漫画，和会动的影视作品。
起先郑渊洁对儿子把童话可视化的行为非常不满意，“这会限制孩子阅读的想象力”，可郑亚旗告诉他，图画只是作品传播的方式之一，是一种全新的尝试，“那就试试吧”。
后来郑渊洁就登上了中国作家富豪榜榜首，由郑亚旗导演的动画片《舒克贝塔》在电视台播出后，也在同类型作品中拿下了收视率第一的好成绩。
在制作《舒克贝塔》动画片时，出现过一个“小插曲”。
当时外国的一位编剧提出建议，希望将舒克设定为“女性”，这样它和贝塔就构成了“男女主角”，“片子才能保证收视率”，郑亚旗言辞犀利地拒绝了，“这不就是‘毁童年’吗？”。
郑亚旗清楚地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因为郑渊洁告诉他：“不该挣的钱，千万别挣”。
这或许能直接解释，为何郑渊洁会主动纳税，而且是巨额数字。
郑渊洁公开税单
互联网上流传着许多郑渊洁与读者的互动故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时，他在北京买了10套房，专门用来收藏读者来信。
郑渊洁买房时，房价是每平米1400元，后来这个数字就涨到了14万。房产的升值让人看见了他的财富，但对于其本人来说，他最珍视的仍是那些“住”在屋子里的，以信件形式展现的小读者的信任。
话说回来，与其说郑渊洁有钱，倒不如说，郑渊洁从小到大的所作所为，让钱追着他跑。
很多人奔命赚钱，但很多钱却自动流向某些人。与其整日钻营怎么搞钱，倒不如想想：钱，喜欢跟着什么样的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郑渊洁受邀到河南参加签售活动。
过程中有一位小女孩说，自己的总体成绩并不优秀，唯独喜欢学英语，以后如果考上外国语大学，希望能到郑渊洁身边工作。
听了这话，郑渊洁连连点头，还将工作一事作为承诺签在了书上。多年后，女孩果真拿着书和签名找到他兑现承诺，而郑渊洁也将其留用为助理，至今仍是如此。
“尊重孩子是父母和老师的第一天职”，每一个孩子的梦想都值得捍卫和尊重，因为那是“奇迹”诞生的前奏。
随着小读者年龄的增长，郑渊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最近十几年，有人发现他写出的作品好像不似从前那般锋利了，一个较为明显的体现是，其作品中的“隐喻”，变得越来越少了。
对于这样的改变，郑渊洁给出的解释为“过去写童话融入社会现象，是因为那是我唯一发声的渠道”，而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他有了更多“说话”的机会。
的确，摆脱了出版物的限制，郑渊洁在社交媒体上说出的话，显然更直接也更有力。
在网络上郑渊洁时常会因叛逆“出圈”。
之前中国童书作家排行榜公布时，为证明自己的图书销量，他晒出了一张税单，同时直言部分童书作家销量作假，依靠进学校卖书等行为，强迫孩子购买童书；
人教版教材插画出现争议时，他又说：“不止插画有改进空间。不止数学课本有改进空间。比如人教版教材有某主编不知羞耻夹带私货，将自己的文章塞进语文课本，吃相太难看。”
维权、举报、提建议……自开通网络媒体社交平台以来，郑渊洁一直走在“伸张正义”的路上。
他承认自己有些“愤青”，但“愤怒要具体”，换言之就是要抱着解决问题的心态去愤怒：
“2011年的时候我在微博上说王四营桥附近一到下雨天就积水严重，造成交通大瘫痪。相关部门接受了我的建议，开始全面检修那里的排水系统。一年之后，北京7·21特大暴雨，当天我冒雨开了十几公里的车到了王四营桥，发现那里一滴水都没有积。”
“我为什么会在网络上写自己去给父母做饭的事情？就是想以身作则给读者看，我也不是每天闲得没事干，但依然可以每周拿出两天的时间，驱车20公里去为父母做饭，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该多陪陪父母？”
离开了图书的限制，郑渊洁书写着另一种形式的“童话教育”，他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
童话不是只有“好人打败坏蛋，正义战胜邪恶”的虚拟故事，它是所有人都该去勇敢追寻的美好人生。
“小时候告诉你们世界上有坏人，这样坏人就不能伤害你们；长大后告诉你们世界有童话，这样你们就可以有童心。”
今年年初，因为不堪侵权折磨，已经写了43年童话故事的郑渊洁宣布“封笔”，并取消了发表500万字新作品的计划。
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那些不曾问世的童话里，到底涂绘了一个怎样的世界。
但以“童话大王”以往的风格来看，故事里一定有善良、勇敢、诚实、进取，以及可以被无条件尊重与保护，和不以成绩高低区分“好学生”与“坏学生”的童年。
今年67岁的郑渊洁，依旧是“刺头”的代表。很多人形容他“反骨”，可他不认同。
在他的自我认知里，他从没有为了反抗而反抗，更多时候，他只是捍卫了那些本应该被捍卫的。
郑渊洁还有个女儿叫郑亚飞，她出生后，郑渊洁本想复刻儿子郑亚旗的教育方式，将她接回家中“读书”，可女儿偏偏天生热爱学校。
郑亚飞年幼时，曾问父亲“‘妖怪’是什么？”郑渊洁便把女儿带到幼儿园门口，指着里面的老师说：“他们就是‘妖怪’。”
女儿看了看老师，又看了看幼儿园的操场，然后开口道：“爸爸，我想和‘妖怪’玩。”
“从那之后，我再也不说‘上学不好’，我告诉女儿，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供你读到博士后。”
部分资料来源：
1、《鲁豫有约 郑渊洁专访》
2、《锵锵三人行》部分郑渊洁做客内容
3、美术报北京频道：《专访 | 父亲是“童话大王”郑渊洁 郑亚旗的影视作品收视率都杠杠的》
4、《GQ报道 | 郑渊洁&郑亚旗：“试错”二十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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