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的麦克斯是一个智力障碍者，同时也是配送员。相较之下，显然第一个身份更为“瞩目”。
他是大众理解下的弱智人群，但表现又总是偏离大众认知。每次自我介绍，他都主动拿出残疾人证明、四本职业证书，和大专毕业证自证身份。面对媒体镜头，他轻松、自在，甚至有些得意地谈起过往经历，回答问题也逻辑清晰有条理。当“智障”和“表现欲”两组毫不相干的词汇组合到一起，有人为他的口才折服，也有人唾骂其作秀。无论喜欢与否，有一点网友们达成一致，“为什么这个智障看起来这么正常？”答案或许就在他去年发表一篇文章的标题里——《你看到的并不一定真实，浅谈僵化思维下被蒙蔽的双眼》。
大众认知的智障，即心智障碍人群，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心智障碍者至少有1200万人。心智障碍者主要包括自闭症、脑瘫、唐氏综合征和智力发育迟缓四类，表现为智力障碍、视力障碍、计算障碍、阅读障碍、社会互动障碍等。在主流语境里，以上人群全部被粗暴地统称为“傻子”。这显然不够严谨，脑瘫诗人余秀华表现为运动障碍，却在诗歌创作中显露出非凡的才华；米开朗琪罗患有阿斯伯格症（一种自闭症），虽然生活过得一团糟，但在艺术领域是绝对的巨人。按智商测试划分，正常人的智商在85-115范围内，70以下属于轻度智障，中间范围属于边缘智力，麦克斯就在其中，智商80。2022年，因为一段采访视频，麦克斯走红网络，在上海，他家中有拆迁得来的2000多万资产，而他却靠自己的努力，在现实社会中打拼，实现月入过万。
视频登上了上海电视台，很多人将他比作《阿甘正传》中的阿甘。
这个电影里的人物，出生在美国的黄金年代。智商只有75，进小学都困难，却传奇地过完一生。
接受「最人物」采访时，麦克斯明确表示，不认可大家将他类比阿甘。他觉得自己更像香港电影《何必有我》中，郑则仕塑造的弱智青年“肥猫”。
“肥猫”出生在香港的草根家庭，因为他是弱智，村民们觉得晦气，把他们一家赶到偏僻的山脚。在母亲的拉扯下长大成人，“肥猫”没有同龄的朋友，只能和小孩一起玩，受尽村霸的欺负。就算最后“肥猫”被警察误杀，得到的回复也是“只不过是个疯子”。
3岁那年，父母意识到了我的不一样。同龄的小朋友都会说话走路，就我不会。由于成绩不好，我在小学一年级留了一级。情况依旧没有改善，学校要求爸妈带我去检查智力，否则不能上学，因为拉低了分数线。
麦克斯小时候
“随班就读”简单概括，即轻度残障儿童与正常儿童一起上课的教育方式，是国家保障残障儿童受教育权利的举措。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学到知识，让我们能够保持和正常人的交流，方便以后融入社会。坏处也特别明显，九年的义务教育，对我来说，也是九年的“有期徒刑”。刚入学，老师会在班里介绍，这个人跟你们不一样，他是智障，你们不要惹他。政府的本意是好的，只是普校老师的处理方式不够妥当，过早地让同学知道我们是异类，让对立和排斥成了可预见的未来。家长说我们打人不犯法，让孩子和我们保持距离，事实上，我们才是被欺负的那个。进入普通中小学随班就读，我们的名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残疾的类型名——“弱智”“脑瘫”“聋子”……那时候我们班里有个自闭症，长得胖胖的，名字叫宏宏。他是社交和语言障碍，讲话上句不接下句，喜欢拿个报纸当扇子在手里晃。中学里有一些喜欢欺负人的小流氓，他们是正常人，也欺负我，但更喜欢欺负宏宏，几乎每天中午，他们都在玩一个叫“狩猎宏宏”的游戏——首先把宏宏抓住，然后拖到操场，拿石头、木棍敲打宏宏的头和身体，看着宏宏痛哭流涕、头破血流，他们在一旁哈哈大笑。按照他们的说法，有一种在非洲大草原狮子捕获猎物的快感。如果宏宏的故事拍成电影，肯定是另一个版本的《素媛》。我也经历过宏宏类似的事情，最严重的一次是被拖把木柄打进医院，头上缝了5针。虽然相信人性本善，但不得不承认，恶一直存在。一般遇到这种事情，个别性格大大咧咧的小孩会和父母讲，大多数人还是藏在心里。你知道会有一种情况，健全人的小孩，他们互相包庇，串供。我们一个人身单力薄，很多时候无法证实自己。
等到九年随班就读结束，我才“出狱”，进入上海市长宁区特殊职业技术学校。特殊学校全是心智障碍者，没有校园霸凌，岁月静好。偶尔出现混乱，无非是有同学发病了，给老师添堵。那里不学理论，只教实操，毕业前我考到了西式面点师初级、西式面点师中级、中式烹调师初级、中式面点师初级四本厨师证。接着进入长宁区业余大学接受成人高等教育，专业是酒店管理，学习客房服务、花卉园艺等技术，两年半后拿到大专毕业证书。特殊学校毕业那年，我们被介绍进一家面包房，工作内容是烤面包，师傅会给你一个表，控制好温度和时间，没有难度，但工资按上海的最低标准发，不存在加班费的说法，每天工作12个小时，特别难熬。看着同学一个个离开，我也蠢蠢欲动。不过终究有些不甘，这样走太糗了，要走也是最后一个。我“苟”了五个月零六天，“苟”到同班的11位同学跑光才离职。后来到亲戚家的奶茶店帮忙，当个小领导。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份工作，因为领导不用学东西，智力障碍、学习障碍都没有了，只要使唤人干事就行。
智障考厨师证并不罕见，酒店都知道这个实行多年的政策。现实是，智障当厨师的样本寥寥无几。等到我们真正步入社会，才知道要面对很多现实问题。社会的第一课，是学会面对生活的不得已。我面试了几个酒店，得到的回复大同小异：“兄弟，你有厨师证，叔叔和哥哥们欢迎你的加入，可你是智障，要是做错事情，叔叔也有家人要养，你这是为难我啊。”厨师长大叔很诚恳，我理解他们的顾虑，唯一不开心的地方，是他们把我当成唐氏综合征和自闭症了。那时刚好有个轻度智障的同学在当配送员，问我要不要送，一天可以挣200元，看起来很爽，然后进入了这一行。我学东西比较慢，现在送了五年，依旧只能靠导航，分不清东南西北。刚开始送餐时，经常超时。我胜在心态不错，每次超时都给顾客赔礼道歉，亮出残疾人证，争取“宽大处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会送点小零食，在顾客和主管骂娘之前，赶紧解决问题。之前给一位女顾客送一杯比较贵的奶盖，她住在别墅区，减震带很多。我开的电瓶车一路颠簸，奶盖到她手里，已经摇成了奶茶。事后，她给我差评，理由是“餐品撒漏”。在我看来，餐品压根没撒漏，亲手交给她的时候，包装还是完整的。白白被扣50块心里纳闷，我打电话过去，想要解释，对方不接受，反而被投诉骚扰顾客，公司再扣200，我成了妥妥的“250”。还有一次更离谱，我送一单总价422元的必胜客套餐，超时了10分钟，而且饮料真的洒了。送到顾客手上时，她不愿意接收，要求退回422元。当时的餐品放在保温包里，还是热的。我对她说，“这样好了，我赔偿你饮料的钱，餐还是热的，就别退了。”对方同意，我给她转了15块，不知道为什么，收到钱后，她反悔了，还是要我赔偿422元。422元是我两天的收入，我呆住了，情急之下，从包里掏出残疾人证，我说美女行行好，我是智障，出来工作不容易。事情没有往我预想的方向发展，当她得知我是智障，突然变得激动，被吓得打电话报警，对警察说有个智障患者要对她做出一些不可挽回的事。“不可挽回的事”是委婉的说法，她讲得很直白，将我形容成洪水猛兽，已经给她的内心造成难以磨灭的创伤。那时外卖员、快递员和顾客的纠纷时有发生，警察和顾客都很敏感。再加上对象是不用负刑事责任的智障，情况更加危急。结果就是，我大费周章向警察解释清楚。从此，不敢随便亮出残疾人证。智障不像其他残疾人，如聋哑人，或一些独腿独臂的外卖员，可以得到社会包容，媒体大肆报道，让顾客看到他们，就觉得励志。如果对象换成了智障，顾客只会感到惊惶，陷入“傻子杀人不犯法”的刻板印象里。很多人不在乎智障的分级，不在乎有些智障可以正常地工作、生活、读大学，而是一味地贴上“好吃懒做”“想讹钱”这类奇奇怪怪的标签。就好像这位顾客把我形容成“智障患者”，智障就智障嘛，加上“患者”，我就像是偷跑出精神病院的病人，随时给社会带来威胁的危险分子。当然，我也有过感动的回忆，一些顾客看我比较辛苦，打赏个10块、20块，让我心里暖暖的。这种情况比较少就是了。
顾客是上帝，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他们有所顾虑也很正常。问题是，我面对的歧视，远不止顾客。前段时间，我被合作方的店经理辱骂，当着许多人的面攻击我的智力残疾。在社区，我没工作时，大家议论我的智力残疾，“为什么没去工作，哦，原来是智障啊，只能啃老了。”当我去送外卖，他们又讨论我的职业，为什么上海人要去干送外卖这种丢人的工作……我心里憋屈，无论怎么做，都会被嘲笑。后来也想通了，干脆躺平，在网络上注册账号，取名叫“一往无前的麦克斯李”，视频开头主动承认，“大家好，我是智障青年麦克斯。”我在短视频平台分享当配送员的日常，有媒体找上门，接受几次采访后，积累了近一万粉丝。别小看这些粉丝，每个月能为我创造三四百的收益呢。无论是直播连麦，还是上访谈节目，我都主动展示我的残疾人证书，以及介绍母校长宁区特殊职业技术学校，和国家让残疾人读大学的相关政策。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给大众普及心智障碍人群。因此，我被一些人质疑在给学校做广告。拜托，特殊学校是义务教育的内容，让残疾人免费上学。上大专是残联的项目，同样不收钱，还管饭。公立学校，谁给我发钱？我的生活比较贫乏，除了玩游戏，看视频，没别的爱好。工作之外没有朋友，严格来讲，我从小到大都没朋友。心智障碍人群内部也存在鄙视链，我们不会抱团取暖，像唐氏综合征、自闭症谱系的同学社交能力差，不爱与人交流，而轻度残疾的同学觉得自己比较聪明，嫌弃其他人。在网络上走红后，我在圈内的名声不太好，他们不喜欢我，觉得我把轻度智障的事情暴露太多，影响到他们的正常生活。特别是上个月被一位百万粉丝的UP主采访，视频在上海电视台播放，同学们骂得更凶了，说我在宣传智障光荣，把我踢出群聊。他们觉得羞耻，说明还不能坦然接受自身的残疾。不能怪他们，毕竟被歧视了这么多年，害怕很正常，不能奢求大家都能像我这样勇敢。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从小被歧视，被打进医院，在外面送外卖送快递，有丰富的被嘲笑经验。有一点值得安慰，这次曝光，我认识了很多帮助特殊人群的社工，我被网暴，他们总在第一时间给予开导。不像其他同学，社工朋友鼓励我当公益网红，希望我成为正面案例，告诉所有的心智障碍者家庭，他们还有希望。直播的时候，有一些家长来向我求助，有人的妹妹十几岁还不会走路不知所措，有人的孩子因为确诊为智力障碍而心如死灰。所以在未来，我想建一个核心群，群里全是心智障碍者的家长，我可以提供一些开导，告诉他们不要放弃，孩子还有救，以我的人生经历来告诉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帮助心智障碍者家庭，是我玩互联网的初心。如果可以，我还想成为连接障碍者与大众的桥梁，消除社会上的隐性歧视。前两年，我被升任为高级配送员，替一家银行配送金融文件。每天早上十点，我从家里出发，开电瓶车赶往长宁区的五家支行，拿走企业的包，包里是一些贷款合同、房产证等，然后坐地铁，送到陆家嘴的总行收发室，再拿着总行给的五个小包，坐地铁回到长宁区分发，大概在下午2点左右完成任务。这项业务没有犯错的理由，随便丢失一个文件，按点数赔偿，都不是我能承受的。我只能千百倍地小心，所幸，现在没有一次犯错。银行的配送任务艰巨，收益也可观，每天固定200元，再加上送外卖的收入，我一个月的收入在9000-14000之间。这个收入在心智障碍人群里，算是拔尖的。代价是抛头露脸，饱尝人间冷暖。都说外卖员很辛苦，什么样的顾客都有，那我可能要比普通外卖员多遭受两倍、三倍的白眼。
我努力地月入过万，并且不厌其烦地在媒体上强调，不是为了炫耀，而是想证明，智障也能月入过万。我想告诉大家智障可以独立、可以读大学、可以结婚，可以有教育和工作上的平等。媒体以此来采访我，把我的闪光点太当一回事，这让我难过。我希望大家不要感觉我厉害，而是觉得我很正常，正常人“月入过万”很正常，残疾人“月入过万”也不用大惊小怪。我想追求的很简单，也很容易做到——用同理心看待彼此。当然，我也知道我这么说有点吹嘘，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很幸运，父母支持我抛头露面，而且尊重我的感受。小时候因为我的智力残疾，他们想过再要一个孩子。印象中，他们至少问过我两次，我表示无所谓，最好生个妹妹，比较可爱。但他们还是没生，担心二胎会欺负我。2001年动迁的时候，我们家的地被开发商征用，换了两套房子，价值两千万左右。很多人问我，收租就可以了，何必这么努力。他们想的太简单，那是我爸妈的房子，不是我的，上海人都这样，父母财产跟子女财产分清楚，而且，我每个月要交1000块的伙食费。可能正是家人对我不惯着，让我拥有了独立的能力，和面对未来的自信。出生时，我被脐带勒住脖子导致大脑缺氧，医生误诊胎儿死亡，将我扔到装医疗废物的垃圾桶，直到一位护士发现我的手指还在动，才救了一命。命捡回来了，但脑部缺氧，落下智力残疾。曾经我想过自杀，不被社会认可，没人关心我，干脆跳下苏州河，告别这个世界。但一想到没被这个世界认清我之前离开，就很不甘心。后来我也想通了，我出生的时候就该死了，所以对活下来的每天都应该珍惜。我想对其他心智障碍者说，永远都不要放弃希望！这是我的人生信念，让我撑了28年没有跳下那条河。今年年初，银行领导以影响股价为由，拒绝让我参与配送。走红让我没有了“月入过万”，好处是多了一批和我一起挨棒子的粉丝伙伴，我不再孤单。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现在会开着电瓶车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每天我都喝一杯伯爵红茶，家里有一套西服，收工后会穿起来，在镜子前臭美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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