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的董卿
离开央视春晚舞台后，董卿变得更加“多元”与“立体”。
《朗读者》之后，董卿俨然成为所谓成功人士的“范本”。如今再讲起她，舆论多以“央视一姐”、“国民女神”等标签定义她的优秀。
对此，董卿说：“千万不要神化我，我也有很多个崩溃、痛哭、发脾气的时刻。”
她说，自己一直都是含着泪奔跑的人。
董卿时常讲起父母，工作之外，这是她为数不多愿意和外界公开讨论的话题。
在董卿的描述里，“父亲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严厉的人”，严厉到她一度怀疑自己并非亲生。
1973年，董卿出生在上海。
父亲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母亲则是同校物理系的高材生。成长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董卿从小便被耳提面命地教导：读书要刻苦，做事要认真。
孩童时代的董卿极少有机会和同伴外出，因为每到周末或假期时，母亲都会列出一张书单。
她不仅要在规定时间内读完名列其中的书，还要将读物中出现的成语抄写下来：
“我那时候甚至不知道成语是什么。爸爸说四个字的都叫成语，于是有一次我就把‘回维也纳’抄在了本子上，结果还挨了骂。”
在董卿上小学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她随着家人离开上海到安徽生活。
新住处紧挨着学校，董爸爸便会在天不亮时将熟睡的女儿叫醒，“然后扔到操场上跑圈”。
如果不能在师生出操前跑完1000米，那她就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锻炼任务，“整个学校的人好像都看着你，感觉自己特傻”。
成长于父亲的严苛教育之下，董卿自认与快乐无缘。
很多时候一家三口正吃着饭，父亲就会从一个话题引申到董卿身上，然后滔滔不绝地教育起女儿，“这里错了，那里还可以更好，没有一句是表扬，所以我总是一边哭，一边吃饭”。
在尚未成为合格的成年人之前，董卿与父亲的互动像极了一场单方输出的“战役”。即，爸爸说着，她听着，并且不能有任何的反驳。
父亲崇尚努力可以改变一切，于是便也如此要求董卿。
他不允许女儿打扮，甚至不喜欢她留长发、照镜子。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分散注意力的事情，“非常耽误读书学习”。
有一次，董卿的妈妈买了一块新布料，打算为女儿做一件新衣裳。正当母女二人兴高采烈地讨论如何裁剪时，父亲忽然用略显严肃的语气问：
“把旧衣服改一改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买新布料？”
“马铃薯再怎么打扮都是土豆”，在父亲的眼里，董卿就是那些无需包装的“小土豆”，与其花心思打扮自己，倒不如多读书充实心灵，若实在觉得枯燥，那可以去社会实践里找乐趣。
从初中毕业之后，董卿对于寒暑假的印象，便只剩下两个字——打工。
当时董爸爸在报社工作，借着工作认识了各行各业的人。每到女儿放长假前，他都会拨通朋友们的电话，开场白永远都是：
“你那里需要员工吗？我女儿放假了，可以去帮忙，不要钱。”
从15岁开始，董卿每个假期都穿梭在父亲安排的社会实践里。几年中，她在广播站里做过播音员，还到饭馆当过服务生、洗碗碟。
彼时，她的工资是1天1元钱，靠着这些酬劳，她买了生命中的第一辆自行车。
劳动光荣，因为可以换来收获。但劳动也辛苦，尤其对于还活在象牙塔里的董卿来讲，那简直是痛苦。
在一个夏天，董卿被父亲安排进宾馆做清洁人员。当时她的工作是打扫10个房间，并将屋里的20张床的床单、被罩全部更换。
那一天，董卿望着凌乱的房间手足无措。她根本不知道整理工作该从哪里开始，甚至没有力气抬起厚重的席梦思床垫。
宾馆主管视察工作时，发现她一上午只完成了2间房的工作任务，略显无奈地问：
“小姑娘，别人10间房都干完了，你这样下去，还要不要吃饭了？”
董卿觉得丢人，低着头不说话，手却不敢停下来。到了午饭时间，她听见门外脚步阵阵，便知道大家已开始午休，一股委屈瞬间涌上心头。
这时她抬起头，恰好看见前来视察工作的父亲站在门口。父女四目相对时，董卿开始放声大哭，“太累了，我真的太累了”。
看见崩溃的女儿，严格的父亲没有心软，他只是摸了摸孩子的头，然后说：
“再坚持一下吧。”
在那个极度悲伤的午后，父亲并不温柔的劝解，甚至算不上安慰。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务实与严谨，贯穿了董卿父亲的整个职业生涯，并在其心中扎根，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
待到董卿出生时，这棵大树庇护着她长大，同时也在她的童年投下一大片阴影。
年少时董卿不懂父亲的苛刻，甚至还会绝望到坐在阳台上写下“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将儿时的自己比喻成“轮子上的仓鼠”——一直在奔跑，却始终逃不出他人设置的桎梏。
上大学对于董卿来讲是一场期待已久的逃离。
1991年，18岁的董卿考入浙江艺术学校。此前，父母一直希望女儿做学术，她却偏偏热爱艺术。
去艺校报到那天，董卿的父亲算不上开心，他很多时候是沉默的，与女儿分别前才主动说了几句话。
彼时，董卿还沉浸在脱离“恶魔管制”的兴奋中，不停催促着父亲赶紧回家。或许是听出了女儿的不耐烦，父亲看了看她，轻声说了句“那你小心点”，便转身离开了。
夕阳西下时，董卿看着父亲的背影渐渐远去，却没有读懂他的落寞和不舍。
彼时，她将父亲的转身看做是一场“解放”，寓意着接下来的生活不再有唠叨和训斥。
那时候，董卿以为成长不过是从家走向大学。一直到很多年后，当她再一次看到父母的背影，她才终于明白，“长大”也是一场目送父母老去的别离。
董卿第一次清晰感知到“想念”，是在远离家乡到北京打拼时。
那时候她刚刚在央视站稳脚跟，经常奔波在各个城市的晚会现场。
在南方某小镇录制《欢乐中国行》时，董卿发现工作地离父母当时居住的地方不过一小时车程。
想着父母从未在现场看过自己演出，“而且开车过来很方便”，她便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将二老喊到了活动现场。
直播前的准备工作是紧张且混乱的，在后台董卿作为主持人忙得一刻不停，看到风尘仆仆赶来的父母，她只匆匆说了“你们坐”，便转身投入到后续的工作中。
那天董卿站在台上，一边注视着台下几万名观众，一边也在搜寻父母的身影。
十一月的晚风满是凉意，节目的录制场地却在室外，整整3个小时，父母一直坐在台下，静静地陪着女儿完成了工作。
工作结束时已是深夜十一点，董卿在酒店大堂再次见到了父母，并劝说他们留宿一夜。可母亲却摆摆手说：“不住了，你太辛苦了，好好休息吧。”
临走前，母亲将一直紧紧攥在手里的红色塑料袋递给了女儿。回到房间，董卿打开袋子，看见一个铝制饭盒，里面还装着凉透的阿胶：
“那一刻我特别后悔，也特别特别想念她们。”
在那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累了一天的董卿躺在床上，却没有丝毫睡意。
她想起父母因担心给女儿添麻烦，在自己外出工作的10年，竟一次都没有到过北京。
也记起有一次父亲隐瞒病情独自去医院，问及原因对方只说“害怕打扰你，所以没有告诉你。”
“我发现父母开始看我的脸色了，他们跟我说话也小心翼翼了，那一刻我就知道，他们真的老了。”
那天之后，董卿越来越恋家。
2007年，董卿决定暂缓部分工作，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完成艺术硕士学业。
当时，她已成功主持了春节联欢晚会，事业处于飞速发展阶段。学业与事业的双重压力时常让她感到心力交瘁，可即便如此，她仍觉得十分幸福。
因为这是她参加工作之后，为数不多可以在家乡与父母共同生活的日子。
这时候的董卿可以时常回家看看。
尽管手中有钥匙，可在开启一楼单元门时，她仍喜欢摁响呼叫铃，这可以提醒母亲女儿回家了，也是一种团圆的仪式感：
“每次单元门打开后，母亲就会站在楼梯口望着我上楼。”
董卿说，那大概是她最满足的时刻，最思念的人就在眼前，她抬头便可以看到。
董卿喜欢独处，因为她觉得那样会更容易听见心底的声音。
所以她不喜欢应酬，也很少参加聚会，她享受孤独，唯独对18岁那年寒假的一场“酒局”念念不忘，以至于日后每次提起，她都热泪盈眶。
那是董卿离家念书后的第一个寒假，父亲主动要“吃顿好的”。一家三口在饭店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话还没说几句，父亲便举起盛满白酒的酒杯对女儿说：
“从前是我太严厉了，有不对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没有了往日的苛责和训导，董卿第一次在父亲的眼中看见了愧疚与小心翼翼，她举着酒杯，许多话如鲠在喉。
从前她不喜欢父亲的严厉，时常以各种方式与其对抗。可如今，当一向强硬的父亲变得温柔，她竟感受到了莫名的心酸和悲伤。
“世间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倾其所有地爱你，除了父母。”
那一夜，董卿与父亲聊了许久，她们哭着、笑着，而后饮尽一整瓶白酒，她与过去很多事情和解了。
那些父母强塞给她的书单、好像永远跑不完的跑道、疲累不堪的假期工作，以及琐碎日子里的喋喋不休……
她忽然理解了父亲，也理解了所有的父母：
“现在回想，父亲让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我认同我父亲的教育方式，虽然我当时受了很多委屈，但我现在回想起来，没什么不好，他让我成为一个内心很强大的孩子。”
后来，那个只有一家三口的酒局，成了董卿日后不断奔跑的原动力。
她全然接受了从前不认同的，与父亲一模一样的性格特质。她为刻在基因里的严谨与勤勉骄傲，仿佛一位“天生的追梦人”。
从艺校毕业后，董卿进入上海电视台当了几年外景主持人，而后因表现不俗，获得了诸多采访大牌明星的机会。
在上海工作时，董卿采访张国荣
小有名气后，她又接受了央视递来的橄榄枝，一路北上加入西部频道（已停播，现已成为CCTV-12）。
2005年，32岁的董卿首次亮相春晚，正式踏入央视一号演播厅，从此一步步从画面边缘，走向舞台中央。
董卿首次登台的第一个镜头
董卿越来越忙。
儿时她形容自己是奔跑在轮子里的仓鼠，而今她变成了奔波在各大主持现场的“永动机”。
工作量随着知名度不断累积，最忙碌时她每年要主持超过130场晚会，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4个小时，一年至少有500个小时在飞机、汽车上度过……每天不是在主持节目，就是在准备主持节目。
2009年春晚，董卿在介绍马东出场时，误将其姓名说成了“马先生的儿子马季”。彼时她丝毫没有察觉，直到直播结束后听到同事的安慰，她才猛然发觉。
对于这次口误，周遭人表示谅解，因为任何人都会犯错。可对于永远不会放自己一马的董卿来讲，这便是“天大的错误”。
那一夜，董卿缺席了直播结束后的庆功宴。在大年初一的凌晨，她一个人迎着寒风回了家，沉默着吃完了一份速冻饺子，然后在睡醒睁开眼睛的瞬间泪流满面：
“我觉得那么成功的一场晚会，全都被我一个人毁了。”
一刻不停地前进让她饱尝收获的满足与喜悦，她享受掌控舞台的感觉，所以在意外来临时才会不知所措。
后来董卿更加努力了，她认为自己是为“工作而生”，“每天收工之后就会特别空虚、失落，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沿着父亲从前走过的路，董卿完美复刻着他的勤勉。她热爱这种不停生长的激情，以为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奋斗”，可岁月却在此时提醒她：
成长是“前进”，但偶尔也要回过头，看看来时的路。
在董卿刚好40岁那年，她终于感受到了倦怠。她隐约觉得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上台不再有激情，我开始套着模板主持了”。
停下休整的念头在她的脑海中反复闪过，直至听到母亲的话，才终于坚定。
在一次闲聊中，母亲对董卿说：
“爸爸、妈妈早晚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董卿说，在那一刻她忽然很难过。她看向母亲，发现母亲鬓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已变得极为明显。
原来，在自己奋力奔跑的岁月里，那些最爱她的人，已经这样苍老了。“她让我觉得，我必须也为她做点什么，至少让她放心吧。”
这次谈话后不久，董卿选择暂停工作出国留学。
她为原本飞速前进的日子踩下了急刹车，而后因为惯性被撞得鼻青脸肿。
在退出公众视野的日子里，她第一次失去了对生活的掌控。
离开了熟悉的生活和工作，董卿开始为柴米油盐发愁。鸡毛蒜皮填充着生活，让她发现很多事情自己根本应付不来。
“那时候，我经常晚上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地上流泪。我感到恐慌，因为我知道自己放掉了什么，却根本看不见会得到什么。”
董卿变得很迷茫。
她陷入了自我怀疑，并且患得患失，她弄丢了一切激情与动力，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沮丧和失落。
出国前她问自己，敢不敢和从前做个了断，答案是肯定的。
那这之后呢？只能眼看着日子变得琐碎与平庸吗？
董卿想，“了断”不该是停滞，而应该是寻找新的起点，而后继续奔跑。
2016年，董卿拿着两张纸找到了中央电视台，而纸上写着的，正是《朗读者》的策划案。
没有任何争议，该项目在此后的讨论会中被全票通过，董卿也在那一天从主持人，变成了制作人。
“一个念头在脑中，两页策划在手上，三个散兵起步，四处磕头化缘。”
董卿如此形容《朗读者》筹建之初的状况。
在为其奔波的一年，上到寻找赞助、嘉宾邀请、主题拟定、文案撰写，下到舞台搭建、地板选择、灯光布景……
为了将纸上的策划变成现实，董卿参与了制作节目的每一个环节，喋喋不休地向每一个问询的人，讲述心中对于新节目的构想。
“筹备（节目）的时候哭得更多，经常眼看着事情要成了，结果又不成，一次又一次，觉得怎么就这么难呢！一个人坐在地上哭，哭完继续干。”
无数个时刻，董卿都已在绝望的边缘徘徊，可无论如何，在太阳重新升起时，她仍会微笑着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里，安排接下来的工作。
这是她的习惯，也是从小到大父亲告诉她的道理：
向前跑，哪怕短暂失望、迷失；别停下，因为远处一定是灯火通明。
2017年1月8日，《朗读者》开始第一场录制。
此前董卿不断用“若真心渴望做成一件事，那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激励自己，而在那一天，她终于看见了宇宙的形状。
在那个她亲自构建出的“朗读星球”里，她读动人的字句，也听动人的故事。
她开始不断为别人的故事热泪盈眶：
在谈论“想念”主题时，董卿与一对夫妻相见。
二人曾有一位可爱的女儿果果，13岁那年，因为一场疾病，果果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果果去世后，果爸、果妈选择将女儿的部分器官进行捐献，最终使5个家庭走出绝望边缘。谈起这个决定，果爸说：
“我想了很久，还是没有舍得将女儿的心捐出去，因为我觉得她的心应该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与果爸、果妈交谈时，董卿始终眼含热泪，终于在听见受捐者的声音时，潸然泪下。
那天她说：“化解痛最好的方式，是付出比痛更多的爱。”
采访吴孟超院士时，董卿在朗读护士长写给吴院士的信时几度哽咽：
“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在手术室里倒下了，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记得把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见我一脸汗的样子。”
那一天，96岁的吴孟超院士坐在轮椅上，双手因长期握手术刀已变形，他看着董卿哭红的双眼说：
“人啊，总有生命终点的，不可能你活1000岁，到时候不行了，就走了，这是自然现象。但是我总觉得，每天要在工作当中度过，不浪费时间。”
在节目的最后，老人家与学生、患者一起朗读了《念你们的名字》：
“孩子们，让别人去享受‘人上人’的荣耀，我只祈求你们善尽‘人中人’的天职。某些医生永远只能收到医疗费。我愿你们收到更多——别人的感念。”
节目播出后3年，2021年5月22日，吴孟超院士于上海逝世，享年99岁。
与许渊冲先生一同朗读时，董卿将他的夫人照君也请到了节目现场，老两口一同笑着、读着、回忆着。
节目录制结束后一年后，照君去世，许渊冲也在2021年6月17日走出时间。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许渊冲将与爱人录制《朗读者》的花絮照片，摆在书架最中间的位置：
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晚一点，他们在天上相见。
记得在节目录制“眼泪”主题时，斯琴高娃哽咽着朗读《写给母亲》，而后说：
“我们大家都有爹，有娘，而有人包括我自己，爹娘都走了。我希望在座的很多，如果你们的爹娘还健在的话，从现在做起不晚。好好地爱他们，好好地伺候他们，好好地哄哄他们，别太多的犟嘴，不然的话后悔来不及。”
也许是触碰到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在听完斯琴高娃的话后，董卿站在舞台上哭了很久，她说：
“妈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让我们不顾一切、不考虑任何角色形象地，把最真实的自己还原的人，可是我们没有考虑她的感受。”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这段朗读，能够给大家带去一点感触和启发，我觉得这也是节目的一点点的作用吧。”
在《朗读者》首期节目播出后，董卿收到了一条来自父亲的长短信。
在那条消息中，面对女儿主持春晚也只说了一句“马马虎虎”的父亲，第一次对女儿讲出了赞许的话，他说：
“我终于知道你想做的是什么了，我为你感到骄傲。”
那一刻，董卿如释重负。
这些年，董卿依旧在奔跑，姿态却越来越松弛。她仍然习惯为一个目标全力以赴，却不再执拗地只求成功。
她说，自己用了10年的时间，才和心中的理想和解。
从前她喜欢主持，因为她觉得那只是一份工作，可以满足她“穿得很漂亮，光鲜亮丽地站在舞台上”的愿望；
后来她热爱这份工作，因为她已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能让这么多人聚集在同一方舞台里讲述人生中的酸甜苦辣，而后感知生命的悲欢离合，“我何德何能”。
结束《朗读者》第二季所有拍摄任务时已是凌晨。
在所有工作人员悉数离开后，董卿没有回家。她静静地坐在地上，看着舞台被工人师傅一点点拆除。
等到远方天空渐渐明朗时，她起身走出演播厅，新的一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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