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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去世了,一声长叹……

最人物出品 最人物 2023-01-31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这是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开篇,在迟子建的笔下,那个瑰丽又神秘的原始部落,引发无数遐想与怅然。
实际上,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型,那个独自对着雨和火讲故事的老人,正是来自鄂温克族使鹿部落的玛丽亚·索。
故事,要从很远以前说起。
三百年前,为了躲避战火,一支赶着驯鹿的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畔一路向东,跨过了额尔古纳河,迁进了大兴安岭西北麓深处的原始森林。
背着猎枪,牵着驯鹿,他们在森林中过着与世无争的狩猎生活——这也是中国最后一个使用驯鹿、有着狩猎文化的部族,为了与其他地区的鄂温克族加以区分,他们被称为“使鹿鄂温克族”。
玛丽亚·索,就是这个部族最后的酋长,她被世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女酋长”,在森林中生活了一整个世纪。
2003年,在全体族人跟随生态移民、迁居到山下的定居点时,她是唯一拒绝下山的人。当媒体的“长枪短炮”对准她时,她不曾开口,也没有表情。
她像森林里的一棵老树,保留了这个部族伴着驯鹿迁徙、享受森林哺育的全部记忆,沉默地对抗着这个世界的巨大变迁。
2022年8月20日,玛丽亚·索逝世,她长眠于钟爱的驯鹿身边,享年101岁。
一棵巨树倒下了,我们应该听到飓风刮过枝叶的呼嚎。




玛丽亚·索,是在驯鹿旁出生的。

1921年,她出生在额尔古纳河畔,家里只有她一个女孩,也只有一头驯鹿,她同驯鹿一起长大。

玛丽亚·索与她的驯鹿

作为传统的游猎民族,鄂温克猎民所在的居住地被称作“猎民点”,猎民点飘忽不定,踪迹要伴着驯鹿走。

鄂温克人与驯鹿的关系看似是驯养,但除了适当地给它们补充食盐之外,猎民们并不会将驯鹿圈起来喂食。

驯鹿会自己找寻食物,吃的是苔藓、石蕊和蘑菇,饮的是露水、河水与雪水,森林就是它们的粮仓。

正如玛丽亚·索所说:“我的驯鹿可以自己漫山遍野地走。”在森林中找驯鹿,就是她最累也是最快乐的工作。

所以,为了让驯鹿拥有足够舒适的生存环境,也为了森林里的生态平衡,搬迁对于使鹿鄂温克人来说,就成了固有的习俗。

使鹿鄂温克人的驯鹿

到了搬迁的时节,鄂温克人会拆掉居住的撮罗子(一种帐篷形状的鄂温克传统建筑),带上火种,牵着驮着行李的驯鹿,迁徙到另一个有着丰富苔藓和干净水源的地区安家。

但在儿时的玛丽亚·索家里,搬迁是舍不得用驯鹿驮东西的,她们家通常是大人背着行李,孩子跟在身后走,“那仅有的一头驯鹿是我们家的宝贝”。

上世纪80年代,玛丽亚·索准备搬迁

自玛丽亚·索能牵鹿开始,她就跟着父亲出去打猎、帮着喂鹿。

驯鹿也是打猎时的好帮手。过去,鄂温克族的男人们扛着猎枪去打猎,一路走,一路做着“树号”(用猎刀在树上砍下的标记),打到猎物就回家告诉家里的女人,女人再牵着驯鹿,沿着“树号”,将猎物带回来。

他们严格遵循与森林和谐相处的丛林法则:不猎幼年的动物,也不打正在交配的动物。冬天,他们捕猎森林中的熊与灰鼠;夏天,就划着桦皮船去河里叉鱼。

桦皮船游荡在额尔古纳河,鹿铃声在森林中叮当作响,这是独属于使鹿鄂温克人的生存与浪漫。

玛丽亚·索(左)在处理猎物

而玛丽亚·索与一般的女孩不同,她还有一个绝对优势,那就是速度——

刚出生的小鹿不让人碰,跑得飞快,别人拿它们没招,玛丽亚·索却几乎都能追上小鹿,把它们带回家,“连男人都佩服”。

除此之外,她还跟着母亲学做衣服、熬皮子、挤鹿奶、烤列巴、用桦树皮做出精美的物件……

玛丽亚·索,这个风一样的女子,自由地生活在这广袤的原始森林。

玛丽亚·索在抓鹿

时间按部就班地往前走,奔跑在森林里的小姑娘长到了20岁,家里的驯鹿也从最开始的一头,发展壮大到了十几头。

这一年,她出嫁了,嫁妆就是六头驯鹿。

玛丽亚·索的丈夫叫做拉吉米,比她大12岁,是部族里格外出色的猎手。婚后的玛丽亚·索,就是部族中最能干的女人。

玛丽亚 ·索和丈夫拉吉米


清晨,玛丽亚·索是家中最早起床的人,生火、烧水、给驯鹿喂盐,她总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她有一个用鹿皮缝的口袋,口袋两端各拴了两三个驯鹿蹄壳,里面就装着食盐。每当需要喂鹿时,她就举起口袋,手不断摇晃,蹄壳相互碰撞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驯鹿听见响声,就会争先恐后地跑过来,舔舐她手中的食盐。蹄壳的碰撞声和着鹿铃声,交织成清晨森林里最美妙的音符。

玛丽亚·索的老友芭拉杰依摇晃盐袋

在森林里,玛丽亚·索操持着家中的事务,养育了7个儿女。

有时,她也会跟着拉吉米外出打猎。

玛丽亚·索与她的小鹿

后来,因为拉吉米有酗酒的习惯,玛丽亚·索担起了家里的一切事务。

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使鹿鄂温克族中,拉吉米是德高望重的“老猎”,但在家中,却是玛丽亚·索当家作主。

再到上世纪90年代,拉吉米去世,玛丽亚·索凭借着自身的威望与能力,成为了这个部族最后一任女酋长。

而随着酋长的身份一同到来的,是时代赋予这个部族的,巨大变迁。

玛丽亚·索与她的驯鹿


2003年,使鹿鄂温克族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一个是搬迁。

按理说,搬迁对于使鹿鄂温克人来讲,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早在1957年,他们就从阿龙山深处迁到了额尔古纳河畔的奇乾乡。1965年,又从奇乾乡搬到敖鲁古雅河畔,成立了敖鲁古雅猎民乡。

前几次的搬迁,都没有让猎民们完全地离开森林,这次却格外不同。

根据生态移民政策的要求,他们需要完全放弃在敖鲁古雅的游猎生活,从大兴安岭腹地,搬迁至位于根河市郊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新址。

尽管保留了“敖鲁古雅”的名字,但这里没有森林,也找不到烧火的木材。

玛丽亚·索与她的孩子在森林里

那一年,生态移民问卷调查时,全乡232名鄂温克人,其他人都按下了同意下山的手印,只有玛丽亚·索投了唯一的一张弃权票。

82岁的玛丽亚·索拒绝下山:“我在那儿的房子待过几天,那房子的暖气一点也不暖和,它能赶上生的火暖和吗?”山下的暖气里没有她心爱的阳光与月光,更主要的是,她觉得山下的水都是臭的,人不愿意喝,驯鹿更不愿意。

她平静地对动员她下山的人建议:“要不你们先试点一段时间,如果成功了,我肯定下山。我家现在的三百多头驯鹿,不能这么盲目地下山,本来敖鲁古雅的驯鹿就不多了,不能再经受没有把握的折腾了。”

后续的发展也证实了玛丽亚·索的预言——鄂温克猎民搬到山下还不到一个月,驯鹿就出现了大面积的死亡。

在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面对前来游说的人,猎民哈谢说:“我们的驯鹿,它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这样一种有灵性的物种,自然无法适应圈养的生活。

没有鲜嫩的苔藓,没有清澈的河水,没有自由的森林,驯鹿用死亡发出最后的叹息。于是,一部分养鹿的鄂温克人,再次回到了山上。

驯鹿在山上


第二件大事就是收枪。

在玛丽亚·索猎民点,有一位猎民,名叫维佳。按照部族的辈分,他是玛丽亚·索的孙辈。

维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随着父辈一起打猎,他的姥姥是这个部族最后的萨满,维佳的身上也带有某种灵性,时常出口成诗。

收枪的那个冬天,其他猎民都把枪交了出来,维佳背着自己心爱的猎枪翻山越岭,想要把枪藏起来,未果。

后来,他在自己的诗里写:“桦皮船漂向了博物馆,那里有敖鲁古雅河沉寂的涛声。”

猎民失去了他的猎枪,也失去了他的故乡。

猎民维佳的酒后自白

鄂温克猎民没有枪了,但枪声并没有消失,偷猎者的枪声响在了森林里。鄂温克猎民不狩猎了,山上的动物却更少了,因为漫山遍野是偷猎者布置的捕兽夹和铁丝套。

那些偷猎者,不像以前的鄂温克猎民敬畏自然。

与森林里的原住民鄂温克猎民不同,偷猎者们不在乎猎物的种类与大小,也不忌讳捕猎的手段是否残忍。

有些偷猎者捕到猎物,很久都不来“起套”,被困住的驯鹿无法逃生,只能在挣扎中等待死亡。仅2004年,鄂温克人的驯鹿就被偷猎者的铁丝套弄死了20多头。

玛丽亚·索在她的自述里回忆起那个场景:“那真是惨啊,我真是没法说,一堆堆白骨!”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骨,听着枪声,无能为力。

2002年的大年初二,生态移民的前一年。

一个手拿介绍信、背着相机,从呼伦贝尔城里赶来的青年,闯进了这个部落,并与玛丽亚·索猎民点的鄂温克族猎民,开始了长达20年的友谊。

他就是独立纪录片导演顾桃,这一年,顾桃32岁,已经在城市里漂泊了4年。

当时的他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有着在那个年纪恰到好处的迷茫,在城市里始终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在城里一直有一种孤独感和卑微感”。

而说起顾桃与玛丽亚·索猎民点的关联,要追溯到顾桃的父亲:顾德清。

上世纪八十年代,顾德清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的文化馆工作,经常会莫名“失踪”一段时间。

几个月后,他就会蓬头垢面地出现在家门口,“表情疲惫,但眼睛里有一闪一闪的光”。后来顾桃才知道,父亲消失的那段时间,是去了阿龙山上的玛丽亚·索猎民点,研究这个部族的狩猎文化。

顾德清在山上待了4年,写出了一本《猎民生活日记》,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随这个部族一起生活的记忆与影像。

上世纪八十年代,顾德清在敖鲁古雅

2002年春节,回到老家的顾桃,翻到了父亲写的这本书,“我开始慢慢进入到八十年代,我父亲写的那个森林的故事里。”顾桃对笔者说。

看到父母花白的头发和弯下的脊背之后,顾桃决定,要去父亲曾经待过的部落,替父亲探访一下老朋友。

于是,父亲给他写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几个老朋友的名字,顾桃揣上字条,来到了老敖鲁古雅乡。

在乡里,他碰见了一个满族人,对方指着纸条上的人名一一辨别:“这个喝酒冻死了,这个打猎失踪了……哎,这个玛丽亚·索还在。”

但玛丽亚·索那时正在山上,于是他就将顾桃引到了玛丽亚·索的儿子何协的家里。

面对采访,顾桃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当天晚上我们聚会,他们一看是顾德清的儿子,都认识,所以我们就喝酒,刚开始的状态是热烈、祥和,但是随着空气中酒精浓度的增加,开始有了悲伤、哭泣,整个空气好像凝住了一样。”

顾桃隐约意识到,应该用一种视频的形式,记录下这个在驯鹿和人都要走下森林的十字路口上,人们的状态。仅仅是图片,还承载不了空气中的悲壮。

玛丽亚·索与儿子何协

顾桃第一次真正见到玛丽亚·索,是在2004年的夏天。

那时,受到独立电影影响的他已经下定决心,要用朴实又自由的镜头,将这个部族在当前状态下的记忆留存下来。

他带着借来的小DV,回到了敖鲁古雅。恰巧在山下的定居点,他遇到了前来参加鄂温克传统节日“瑟宾节”的玛丽亚·索。

那一年,玛丽亚·索已经83岁。

刚开始,玛丽亚·索不乐意让顾桃上山,因为山上的人养鹿也是一种工作,她怕顾桃上山会添乱。

顾桃说:“虽然她和我父亲已经是老朋友了,但我也要用我的方式来争取到她的认可。”

于是他对老人急切地表示道:“我能干活,我会做饭,我去挑水,我也能跟着一起找鹿。”这才得到了老人的默许。

顾桃(左)与猎民维佳

从2005年开始,顾桃有时间就会上山与玛丽亚·索猎民点的猎民一起生活,一起凿冰、挑水、喝酒、睡觉。

在他的镜头下,玛丽亚·索猎民点的3户人家和300多只驯鹿,被忠实地记录着:

玛丽亚·索是地位最高的酋长,安道是与她年纪相仿的“老猎”,芭拉杰依是萨满的女儿,再加上他们的子女,他们在这个猎点,过着远离喧嚣的生活。

镜头里,也弥漫着散不开的酒气。

顾桃(右上)在玛丽亚·索猎民点的合照


在顾桃的纪录片《犴达罕》中,记录了前文提到的猎民维佳一家的故事。

维佳是芭拉杰依的儿子,顾桃更喜欢叫他“艺术家”,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是这个部族的一位画家。

2007年5月,诗人席慕容到玛丽亚·索猎民点拜访时,还曾送给维佳一个速写本——维佳很少使用,他更喜欢在桦树皮上作画。

他嗜酒如命,一度喝到酒精中毒,在烧旺的炉火中看到了鄂温克“老猎”们在召唤他,维佳津津有味地看,看完就嚎啕大哭。他对着顾桃的镜头说:“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面临消亡……喝死拉倒!”

但醒酒后的维佳,也曾带着顾桃在原始森林里寻找犴(hān)达罕(森林里最大的鹿科动物),牵着驯鹿,辨别方向,在森林中,他游刃有余。

顾桃说:“维佳像森林里最后一头孤独的犴达罕,拥有力量,更拥有悲伤。”


维佳的姐姐柳霞与他的情况类似。

柳霞早年丧夫,又因为酗酒,被判定为没有抚养能力,她唯一的儿子雨果被政府送到了江苏无锡的学校,三年才能回一次家。

每当想孩子的时候,柳霞就看着天上的太阳念叨:“是雨果照亮了大地,整个大地都是我儿子的,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拥抱一下我。”——因为“雨果”在鄂温克语里的意思就是“喜温”,象征着太阳。

在顾桃的纪录片《雨果的假期》中,酒后的柳霞对着放假回来的雨果呢喃:“你愿意回来养驯鹿也行,驯鹿有的是。考上大学,当博士也行。”

她找不到自己在现代社会的归属,更没有办法决定孩子的人生。

柳霞与驯鹿


维佳的另一个姐姐柳芭,是这个部落里的第一位大学生,她也曾在中央民族大学学绘画,毕业后分配到了呼和浩特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当美术编辑。

在城市生活了数年之后,她选择停薪留职,回到了敖鲁古雅。在1997年的纪录片《神鹿啊,我们的神鹿》中,柳芭哭着呐喊:“我叫森林,森林无动于衷,我的森林不是这样子的!”

2003年,因为醉酒,柳芭淹死在了浅浅的敖鲁古雅河里。她就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那个充满灵性的女画家伊莲娜的人物原型。

柳芭

顾桃在书里写:“在你没有能力和自然、和社会抗争的时候,酒就成了唯一有力量的东西。”

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喝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谈到与玛丽亚·索的相处,顾桃说自己与她的直接接触并不多。

他说:“我不是采访型的导演和摄影师,我是观察式的记录,我没有任务,也没有时间上的束缚。”

在顾桃的纪录片中也确实如此。玛丽亚·索在镜头里通常只是一个沉默的侧影,不停地做着手头的事情:打列巴、吹口琴、给难产的驯鹿接生。

在顾桃写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一书中,他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在山上的生活。

在书中,玛丽亚·索的出现也多是侧面描写:如猎点上如搬迁、找鹿这类的要事需得向老太太请示;何协每次摸到鱼都会很开心,因为玛丽亚·索喜欢吃鱼;何协一旦贪杯,老太太就会生气到扔柈子(生火用的木块);他们要小心翼翼地,才能从老太太的帐篷里讨来一瓶白酒……

顾桃拍摄的玛丽亚·索,老太太在打列巴

顾桃也心照不宣地不去打扰老人,有时玛丽亚·索让他晚上在自己的帐篷里歇息,顾桃也会选择拒绝,因为自己睡觉打呼噜,他怕影响老人休息。

在山上的日子里,顾桃就睡在“男兵宿舍”——这是玛丽亚·索猎民点上约定俗成的一间帐篷,用来待客和喝酒。

但有一件事,顾桃始终念念不忘。

那是2006年,顾桃的父亲顾德清去世了,顾桃在山上与何协说起这件事。当时,玛丽亚·索正在一旁做列巴,她听懂了这句话,就从自己帐篷里拿出了一副犴皮手套,让何协交给顾桃。

顾桃告诉笔者,这副手套是老太太为自己的父亲做的,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做好,迟迟没有送出去。

顾桃将手套的照片挂在了工作室很显眼的位置,一进门就能看见,“特别神奇,(看见手套)一下子就把我的记忆拽到了那个时候”。

玛丽亚·索送给顾桃父亲的手套

在顾桃的书里,也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玛丽亚·索说月亮要是戴头巾(出现了周围的光晕),就是告诉人们最冷的时候到了,这时候就要多准备一些柈子来过冬。

她没有手表、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日月星辰就是她的计时器,玛丽亚·索就这样倔强地守在森林里,她不需要钱,也没有物质上的欲望,“大自然里什么都有”。

就像是《额尔古纳河右岸》里的老酋长说的那样:“我的身体是神灵给予的,我要在山里,把它还给神灵。”

顾桃镜头下的玛丽亚·索


2009年,玛丽亚·索有了一个新朋友:奇普切。

这是一只美丽的小鸟。平日里,老人会嗑好瓜子放在掌心,摊开手掌,等着奇普切前来享用。

哪怕是玛丽亚·索下山参加活动、出席宴会,奇普切也会按时抵达老人的帐篷,帐篷里有老人提前准备好的瓜子仁,放在一个不锈钢小盆里。

相比于山下的觥筹交错,她更喜欢与小鸟待在一起。直到2011年,奇普切消失在了森林里。

那一年,森林里多出了许多进山采野果的陌生人,伴随着伐木工人的机器轰鸣。

工业文明的发展,让人类更加肆无忌惮地展开杀伐;商业文化的膨胀,让人类更加贪婪地染指这个地球上所剩不多的净土。

互联网带来的消息,挑逗着人类的野心和欲望;交通的便利,让人类轻而易举地抵达脆弱的世外桃源。

他们欢呼雀跃,满载而归,却留下漫山遍野的塑料袋、不可降解的垃圾,驯鹿无意中吞食,就会涨肚而亡。

森林里生灵涂炭之时,“文明的人类”在朋友圈里赞美诗和远方,歌颂“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几年,玛利亚·索经常要面对媒体或游客的“长枪短炮”——她一律以沉默面对,表情木然,她只会说鄂温克语,不会说汉语。

有时,有前来游览的游客将闪光灯对准老人,顾桃还要站出来,劝告他们关掉闪光灯,因为老人的眼睛受不了强光刺激。

顾桃说:“我对玛丽亚·索的感情,就像对森林的敬畏一样。玛丽亚·索就是活在森林里的一棵树,她太清楚人世间的关系了,所以她在森林里回避所有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只是这样的坚持,带着某种格格不入的、神性的孤独。

下山之后,使鹿鄂温克人的时间过得飞快。

2009年,维佳一家搬离了玛丽亚·索猎民点,至于原因,顾桃猜测是为了驯鹿的生存质量。

2010年8月,89岁的玛丽亚·索第一次办理了身份证,和她的驯鹿一起去到了北京,为了一部有关敖鲁古雅的舞台剧,她需要上台露面。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长途旅行,因为女儿德克莎告诉她:这次出场,可以让鄂温克民族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只是,城市生活并不适合玛丽亚·索。德克莎说,下了飞机,老人都不会走路,因为机场的地面光滑得像一面镜子。陪她一起的那头驯鹿,也拒绝喝北京的自来水与矿泉水,只喝从敖鲁古雅带过来的一种名为“夏日矿泉”的饮用水。

但为了部族的传承,她还是选择坚持。

她在自述里说:“我就是不会说汉语,但是我要用最有力量的话,要回我们的森林,还有我们自己的猎枪……”

“一想到鄂温克族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在哭!”

2015年,94岁的玛丽亚·索前往呼伦贝尔参加舞台剧活动

到了晚年,玛丽亚·索会在最寒冷的冬天,由女儿德克莎接到山下的定居点暂住,待到树上长出了嫩枝,就再回到森林的日光下生活。

她是不舍得完全离开森林与驯鹿的。

玛丽亚·索与女儿德克莎

时间倏忽而过,转眼来到2022年。

老友芭拉杰依已经过世,何协定居在了山下,维佳结婚后住到了哈尔滨,“老猎”安道住进了养老院……原本的玛丽亚·索猎民点的猎民,除了玛丽亚·索,就只剩下柳霞还守在驯鹿身旁。

好在,柳霞的儿子雨果回到了山上。

2009年,雨果在敖鲁古雅

从学校毕业之后,雨果在外面的世界生活了许多年,也尝试了许多种职业。2016年,他曾到北京跟着顾桃一起学习拍纪录片,由他自己拍摄的有关母亲的纪录片作品《毕生所爱》,也已被华语独立影像资料馆收藏。

2019年,雨果到了成都,在这个城市玩说唱艺术。某天,他突然被人告知:“雨果,现在只有你的妈妈在森林里养鹿了。”

雨果很震惊:“因为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是一个大点,有很多族人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只剩下我妈妈了,那我不能让她一个人在森林里啊。”

于是在这一年,25岁的雨果回到了敖鲁古雅,回到了母亲柳霞身边,直到今天。

2022年,雨果在敖鲁古雅

他向笔者介绍了自己如今在山上的日常:早上四五点起床,生火、烧水、点燃苔藓熏蚊虫、再去将刚出生的小鹿放归森林,这是他早饭前的必经步骤,他安排得有条不紊。

吃过早饭,他去劈柈子,再到鹿群里逛一逛,剩下的时间,就属于他和森林,“山上没有信号,我一般没啥事的时候就会喜欢在森林里瞎溜达,一直溜达到下午”。

雨果记录的森林生活

如今,雨果的森林里奔跑着六十多头驯鹿,他与母亲柳霞一起照顾它们。除此之外,他还拍摄短视频、玩滑板、骑自行车。

前不久,他的驯鹿还夺得了根河市“第二届驯鹿王大赛”的一等奖。雨果形容自己的这头鹿是“鹿中彭于晏”:“彭于晏是纯帅,男女都喜欢,鹿王也是,男女老幼都喜欢。”

新兴的科技与原始的记忆在这片古老的森林里交融,森林静默不语,宽容接纳。

雨果和他的“鹿中彭于晏”

在森林里闲逛的时候,雨果也会回忆起在城市里的时光,他说:“因为森林里只有我自己一个年龄差不多的,想念是难免的。”

但当笔者问到城市与森林有什么不同时,雨果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城市就是不属于我的地方,森林就是家。”

他会守护好自己的家。

雨果与他的驯鹿在森林里


2022年8月20日凌晨2点27分,101岁的玛丽亚·索逝世。

她走的时候,风是往南吹的。秋天,就要来了。

这个伴着部族走过了三分之一时间、拥有着从原始部落到现代社会全部记忆的老人,长眠于她钟爱的驯鹿身旁。

8月25日,在山下的定居点,玛丽亚·索的告别会在这里举行。

听闻消息,顾桃从呼伦贝尔坐了几天的车,赶到了根河,他觉得自己需要做一次正式的告别。

在告别会现场,他看到了从山上赶下来的雨果,顾桃为老人拍摄的照片被摆放在台前。

在告别会上,所使用的玛丽亚· 索照片


但对雨果来说,这次告别却不仅是送走了一位德高望重的酋长,那更是一位疼爱自己的长辈。

雨果清晰地记得,在自己还上学的时候,每次放假回家,老人都会把自己攒的钱塞给他:“要知道我们常年生活在森林里,是没有什么钱的,我也不知道她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可能她是酋长,政府会给她一些钱吧,她知道我在外面的城市上学,城市里会用到这些钱。”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无比认真:“我永远会在记忆中,为她留一个位置。”

雨果和玛丽亚·索

岁月改写了这个部族太多的故事。

他们走过了原始社会通向现代社会的路口,未来的敖鲁古雅,正在等待时间书写新的记忆。

推开玛丽亚·索告别会的大门,街上的俄式木屋整齐排列,熟悉的汉语此起彼伏,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里,只需要花上20块钱,就能买一把苔藓喂食驯鹿。

却再也找不出一棵老树。

部分参考资料:  


1、《敖鲁古雅·敖鲁古雅》,顾桃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

2、《猎民生活日记》,顾德清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年

3、《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

4、纪录片《犴达罕》、《雨果的假期》,顾桃作品

5、纪录片《神鹿啊,我们的神鹿》,孙增田作品

6、《卢平 敖鲁古雅之恋》,山水画艺术网


图片来源:网络、受访者供图(顾桃、雨果)、书籍配图、纪录片截图、山水画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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