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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分析》2023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哲学分析》 哲学分析
2024-09-04


 ·哲学专题讨论·

 论动物信念



摘要:动物信念问题实为信念与语言的关系问题,亦即信念是否预设语言的问题。因此可以区分三种基本立场:第一种是非语言论,即认为信念可以是非语言的,因而存在非语言信念或动物信念;第二种是语言论,即认为信念一定是语言的,因而不存在非语言信念或动物信念;第三种观点是一种偏向于非语言论的中间立场,认为无语言动物可以相信,但没有信念,可被称为准非语言论。准非语言论虽然看似巧妙,实则不能成立。基于关于信念的对象认知论,更有理由支持一种特殊形式的非语言论,即认为动物信念是以知觉和行动为基本形式的关于其对象的认知状态。戴维森的语言论的问题则在于它为信念施加了不合理的限定条件。事实上,动物信念是一种认知意义上的原初性的遵循规则。

关键词:非语言论;语言论;信念对象认知论;实在感;遵循规则

作者:唐热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为什么有些动物有道德但没有信念?



摘要:动物有没有道德?有道德的动物是否需要有形成信念的能力?这两个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从动物研究的经验证据来看,有些动物能感受彼此的苦乐,能互相帮助;这些动物心智生活和行为的特征,需要我们扩展道德的概念。但是,动物没有克服认知器官的自然倾向的能力,从典型的人类信念状态来看,动物没有信念这种有高度理智化特征的心理状态。这种温和心智主义的观点比起竞争立场要更稳健,它承认动物丰富的心智生活,但拒绝用特别理智化的方式看待动物。

关键词:动物;信念;道德;温和心智主义

作者:刘小涛,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




为什么动物有隐念但没有信念?



摘要:许多动物都很聪明,人们关心的是,它们有思想吗?它们是理性的吗?当代哲学家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受理性主义影响,总是聚焦于动物是否拥有命题态度式的信念。一些哲学家对戴维森的解答不满意,他们提出了最小化的信念理论,以此辩护动物具备思想和理性。类似地,在曼德鲍姆和达侬看来,有机体只要具备结构化的心理状态就算有信念。然而这类进路不仅无法准确刻画动物真实的心理面貌,更是犯了范畴错误。詹德勒主张,动物的心理状态是隐念而非信念,动物的感知表征,通常也是带有情感的行为指令。尽管隐念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结构化特征,但这些特征可由联想来解释,隐念不像信念那样是一种命题态度。一旦隐念理论得到辩护,再去追问动物有没有思想、有没有理性,这些问题将会变得没有意义。

关键词:动物;理性;信念;隐念;命题态度

作者:王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哲学传统研究·

黑格尔论“教化”与政治文明发展



摘要:“教化”(Bildung)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概念,有比“教育”“修养”等更深、更广的意义,其含义是把精神从个别性的粗野状态向普遍性的文明状态提升。黑格尔的教化思想对政治文明发展有很好的阐释力:从奴隶制发展为抽象普遍的人格意识;从初级国家的破裂中发展出个人主观的普遍性原则;以主观性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的具体普遍性。这些不断发展的文明阶段表明人类精神获得了越来越高水平的教化。

关键词:黑格尔;教化;异化;政治文明发展

作者:詹世友,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海德格尔和阿伦特对奥古斯丁
《忏悔录》第十卷的解读



摘要:海德格尔的《奥古斯丁与新柏拉图主义》和阿伦特的《爱与圣奥古斯丁》都以对奥古斯丁《忏悔录》第十卷的解读为重点,都是从“事实生命经验”的角度来解读第十卷,并通过奥古斯丁论幸福生活的阐释,分别引向对“诱惑”和“爱”的现象学阐明;海德格尔的“诱惑现象学”强调诱惑是真实经验生活的本质,而阿伦特的“爱”重视记忆带来的反思和自我构建。阿伦特在奥古斯丁论文中显示出的与海德格尔的思想差异,为她“爱世界”的政治思想作了准备。

关键词:奥古斯丁;诱惑;爱;世界

作者:王寅丽,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教授。




价值与工夫:
儒家道统精神的诠释分歧



摘要:宋明时期学者普遍认同道统说,许可“十六字传心诀”是道统精神意涵,只是他们从传心诀中诠释出了价值论与工夫论两种具有内在张力的道统精神,从而形成意见分歧。心性学者如朱熹、陆九渊等人认为“允执厥中”是道统精神之所在,通过发挥“中”的价值论意涵,推动儒学的形而上学化。浙东学者如吕祖谦、叶适、陈亮等人则重视“惟精惟一”的工夫论意涵,以维护儒家实践传统。心性学者发掘道统精神的价值论意涵,顺应了新儒学心性内圣化发展趋势,浙东学者阐释工夫论意涵,则是为了让新儒学成为工夫实践之学。学者对道统精神的差异性诠释,既反映了他们对儒家历史的不同理解,也体现了对儒学发展趋势的迥异态度,折射出宋代新儒学演进中的多样性探索。

关键词:道统;传心诀;儒家精神;价值论;工夫论

作者:蒋伟胜,浙江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日常生活的哲学思考·

对自由本质的元哲学探讨
——从马克思的劳动哲学出发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是人的劳动。马克思把古希腊哲学中的实践概念改造成了实践哲学,而把劳动过程中的对象化过程及其对象性存在视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及其实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人不但进行着对象化活动,还意识到这种活动以及怎样的活动才是自由的。这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自由的认识。在实践和认识基础上,人还要提高自己的判断力,一个自由的或不自由的活动对主体、他者和社会意味着什么,怎样才能构造一个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即自由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这可以看作相关于自由的价值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人的自由问题就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中展开探讨,这便是从元哲学来探讨自由本质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与必要性奠基于马克思的劳动哲学之上。

关键词:元哲学;劳动本体论;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意识;自由

作者:王博,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生;晏辉,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网络中立原则的复合文化批评



摘要:网络中立原则在国外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内学界也有相当介绍和讨论,但鲜有人从技术哲学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反思。后现象学技术哲学所发展起来的“复合文化”概念可为捍卫网络中立原则提供新思路。复合文化是经由技术调节后塑成的一种元素丰富的文化形态,互联网的广泛使用造成了新的网络复合文化。网络复合文化说明网络不仅是一种中立工具,它还带来了一种新的“复合文化”。这一复合文化将网络世界优位,认为它比物理世界更加完美。网络复合文化呈现出多元、开放且不断发展的态势。从网络复合文化角度反思网络中立原则,可知网络如果不中立,可能造成文化单一化、生活世界的贫乏化,并带来价值家长制风险。随着互联网应用的不断发展,势必需要反思搜索引擎及手机等终端平台对网络复合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不断拓展网络中立原则的适用主体。

关键词:网络中立;复合文化;网络复合文化;后现象学

作者: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

脑机接口与他心通达



摘要:作为一项新兴的技术,脑机接口对哲学上的“他心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主要体现为在通过确证“他脑”的实在性进而确证“他心”存在的基础上,可依靠两种形态的脑机接口技术来实现他心的通达:一是基于脑机接口介导的读心术或心脑互译技术,从脑信号中解码或翻译出他心的所想内容,二是通过脑—脑交互的高级形态的脑机接口实现脑与脑的直接交流即心与心的直接沟通,由此直接通达他人的内心世界。脑机接口介导的他心通达较先前的人文手段具有明显的优势,从而大大地推进了他心问题的解决程度,但同时它又并未终极性地解决这一问题,这意味着他心的通达即使从技术路径上也存在无限发展的空间。

关键词:脑机接口;他心;读心;脑—脑交互

作者:肖峰,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迪昂—奎因论题”的整体论再定位
——形式建构与结构分析



摘要:“迪昂—奎因论题”动摇了科学认识论的还原论基础,主张一种整体主义的知识论,引发持续至今的讨论。在形式上,迪昂—奎因论题是由相关命题组成的命题系统,其内核是确证整体论,包括整体确证命题和不充分决定命题,与之相对的是还原论的构造命题与严格确证命题,二者形成结构性冲突。在迪昂—奎因论题中,迪昂观点相对较弱,而奎因由前期激进的强整体论走向温和的弱整体论。依据结构分析,迪昂—奎因论题以整体主义立场全面否定了还原论纲领,但由于原则上无法解决“整体疑难”等问题,难于作为建构性的整体论纲领。

关键词:迪昂—奎因论题;确证;整体论;还原论

作者:刘劲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梁佳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认知与主宰:以庄子“真知之路”
摹状“人类增强”的应然倾向



摘要:技术领域的“人类增强”在产生具体效用之前,已经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应然倾向,这种倾向因超越具体技术效用而难以直接把握,但可以通过近似的理论进路对其应然倾向进行摹状。《庄子》内七篇中对“真知之路”的论述与人类增强的应然倾向较为契合:在“可不可之知”层面,人类增强遭受自身普遍性倾向的裹挟,呈现出盲目性、单调性的倾向;进入“是非之知”层面后,这种倾向导致人与人类增强之间形成普遍的是非对待,使源于人类需求的人类增强成为异己的因素;在“不知之知”层面,通过悬置是非判断,呈露出人类增强应然倾向在面对根源之“知”时存在的不足。虽然无法彻底实现对根源之知的体认,但人类增强作为人类主动追求真知的人文尝试,其应然倾向对人类发展仍有正向价值。

关键词:人类增强;庄子;人文主义

作者:易显飞,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克宁,湖南省科技哲学与科技伦理治理创新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硕士生。





·笔谈与访谈·

“如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笔谈

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可能之道



在“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这一表述中,“哲学的知识体系”可以看作是哲学领域的观念系统;“自主”则意味着不依傍于其他思想构架而形成自身特有的概念、理论体系。这种体系如何可能?或者说,要达到这样一种系统,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前提和条件?这里简要地从若干方面对此作一探讨。

作者: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



当前,我们面临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任务。这项任务是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抵达特定转折点时被提出来的:当实践的转折点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知识体系也将面临一个决定性的转折。这样的转折从学术形式上来讲,是要摆脱它长期以来对于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而开始获得“自我主张”。所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仅仅意味着具有一些中国色彩、中国元素或中国内容的学术,而是意味着获得了自我主张的学术,亦即一种立足于自身之上的学术。只有这样的学术或知识体系,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我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作者:吴晓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构建与社会文明形态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



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具有与这个时代的社会文明形态相适应的知识体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知识体系的演进都毫无例外地印证了这一点。知识体系与社会文明形态之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绝对的变化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是说,社会文明形态的运动变化必然要引发知识体系的变革与发展,而社会文明形态的相对稳定将会进一步巩固知识体系的存在形态和价值取向。基于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来谈一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

在人类知识体系发展的早期,由于各种文明之间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交流互通渠道,各种知识体系处于相对平行、独立发展的状态。比如我们今天熟知的世界古代三大文明,它们分别有着各自完整的知识体系,古希腊有“七科”和亚里士多德知识分类构成的知识体系,印度有“五明”(即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因明、内明)的知识体系,中国则有以“六艺”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这三大文明体系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和文化积淀,并形成各自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形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存在不同民族文化或地域性文化的根本原因。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不同形态的文明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作者:翟锦程,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模仿与原创:中国近现代哲学的建构



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相继生发,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超稳定地发展,成为古老文明的不朽瑰宝之一,其中强大的决定因素之一在于传统中国在古代世界所建构的知识谱系:从三代以前的经、史和三代以后兴起的子学时代,特别是孔子在六艺的基础上删定的六经。《庄子·天下》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从中国文明的特点探究,传统中国知识谱系大体上以成人为目标,因此,六经之学也以此为归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安身立命与人伦秩序浑然天成、融合为一。正如辜鸿铭先生所说:要估价一种文明,不是看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的建筑与宽阔的马路,也不是看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精致实用的工具,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而是看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与传统中国巨大规模的农耕文明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知识谱系的建立与传承,其引领并成就了古代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特别是中国传统知识谱系所衍生的文官制度和宗法社会,使得中国人在古代世界里能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并且超稳定地发展。无论是与人类文明初起时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罗马、还是近代崛起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明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7、18世纪以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世界上不少古文明相继衰亡以后,它却生生不息。

作者:方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乙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博士生。




解谜规范性
——专访约瑟夫·拉兹



访谈者按:约瑟夫·拉兹是法哲学的“超级大怪兽”之一,更是所有大怪兽当中最大的一个。他终其一生都倾情于法哲学,沉醉于各种法哲学话题,并为解决它们而不遗余力。诸如尊重差异意味着什么,价值、理由和一般意义上的规范性的可认识性,具体包括:价值、理由与规范性对社会实践的依赖;理由与意图、理由与合理性之间的关联;有意图行动的性质;实用性因素能否作为信念的理由;法律与道德;法律制度;法律理论;权威与解释;“在世界之中存在”的观念;以及“为什么一个人是否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对其自己而言并不是很重要”这个问题。

受访人:约瑟夫·拉兹(Joseph Raz)(1939—2022),当今重要的著名法哲学家、政治哲学家与伦理学家,曾任牛津大学法哲学讲席教授、贝利奥尔学院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伦敦国王学院研究教授等。

访谈者:理查德·马歇尔(Richard Marshall),伦敦大学教育哲学博士。

译者:叶会成,复旦大学法学院青年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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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分析》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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