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仁淑：日本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措施及效果评析
“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引发了日美之间激烈的贸易摩擦。在内外压力下，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重建“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制定了推进“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而且也实施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即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经济增长质量等。但由于日本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改革滞后、宏观调控政策屡次失误、国际竞争力下降，因此，至今未能转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显然，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悖论”对中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关键词：日本；“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改革悖论
01
问题的提出
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投资、消费与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决定其经济发展的性质及韧性。其中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投资就要扩大内需。然而，在经济发展中中日两国均采取了以出口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外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体现出“外需”依赖性较高的特点。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中日两国均面临调整“外需主导型”经济结构的挑战。而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了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结构转型的措施，但迄今为止未能实现“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且进入了“失去的三十年”。02
日本经济结构演变及特征
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实践，所谓“循环”是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辩证统一的过程，而“双循环”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国所采取的“循环”重点却不统一。纵观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以民间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为主的“内需主导型”向以出口为主的“外需依赖型”再向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内需主导型”战略转型的三个阶段。（一）高速增长期：以民间设备投资和消费为主的“内需主导型”发展阶段
在日本，内需由家庭消费、民间投资（包括民间设备投资与住宅投资）及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组成。二战后日本经济百废待兴。针对本国资源贫瘠、市场狭小的特点，日本充分利用二战后建立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通过调动旺盛的民间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实现了以内需为主导，外需为辅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在GATT自由贸易体制下，日本可以廉价进口东南亚等国家的矿产资源和能源，并加工成重化工业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市场，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弥补了资源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日元对美元汇率保持在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依靠“垂直型产业间贸易”，保持廉价的出口价格优势，呈现出强大的贸易竞争力，为实现以投资和消费为主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保障内需发挥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即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5．4％，而出口扩张的贡献率仅为13．9％。其中日本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60％左右，其经济增长贡献度为最高。显然，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增长战略是立足国内产业，实现了“本国资本循环的流通过程在国外完成，生产过程在国内完成”的“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因此，20世纪60年代日本贸易依存度低于其他欧洲国家，与美国相当。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虽然主要依赖于旺盛的民间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属于“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但外需也成为实现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占出口比重较大的钢铁、化学、精密机械、运输机械等部门的出口的剧增，发挥了拉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作用，日本通过向欧美的重化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极大地提升了日本重化工业产品生产率和质量，有效推动了日本经济发展，即进口资源→加工（生产、制造）→出口产品战略，促使日本实现了以重化工业为重点的高速增长，而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内需为主导、通过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外需为辅，实现了内外需的良性循环。
（二）低速增长期：以出口为主的“外需主导型”发展阶段
如上所述，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依靠旺盛的民间设备投资和消费完成了生产、分配、交换到消费的良性循环。然而，1965年日本经济面临着生产过剩下的经济衰退，而克服经济萧条的主要措施则是扩大对美国等海外出口，不仅迎来了战后景气时间最长的“伊奘诺景气”，而且开始转向以出口为导向的“外需主导型”发展阶段。即日本企业为了扩大出口、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而这必然导致工资收入下降和消费水平的下滑。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全球经济陷入滞胀及石油危机的爆发，日本经济亦从高速增长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74年）。显然，在企业设备投资下滑、个人消费低迷等内需疲软的背景下，拉动出口则成为日本经济摆脱危机的重要动力。因此，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最高时达到25％以上，而出口在日本实际国民总支出的贡献度由1975年的14％，上升到1982年的19.6％，且1980年出口增长率为16.6％，远超3％左右的GDP增长率，即日本经济呈现出“外需主导型”的特征。不仅如此，日本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增加了对美汽车、半导体等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进一步增加了对外贸易收支的巨额顺差，实现了“以外需拉动内需”的经济发展战略。随着日本经常账户顺差的不断增加，尤其是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巨额顺差，最终引爆了日美贸易摩擦。根据IMF统计，日本的贸易顺差由1980年21亿美元到1987年扩大至964亿美元，其增幅为46倍，其中对美顺差增长了38倍，即日本贸易顺差中一半以上来自美国。面对日美贸易严重不平衡，美国政府对日本的不满日益高涨，认为日本商品潮水般涌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企业倒闭、产业空心化、失业率高，而日本经济结构的封闭性导致了日美贸易摩擦，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实施“扩大内需下的市场开放”。美国不仅动用超级301条款等贸易规则来制裁日本，而且也要求日本采取自愿限制出口，导致日本汽车等大量产品积压码头，无法出口到美国市场。在美国的制裁下，日本不得已开放国内市场，采取撤销牛肉、橙汁等进口量限制措施来解决日美贸易严重失衡的问题。
显然，以出口为主的“外需主导型”战略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日本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低速增长走向80年代的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引爆了日美之间越来越激烈的贸易摩擦，而在美国的极限施压下，日本也开始转向以刺激消费为主导的“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
（三）经济转型期：重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阶段
毋庸置疑，日美贸易摩擦是日本经济由20世纪70年代“外需主导型”向80年代“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型的重要催化剂，而真正促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动因则是日本经济内部因素。
显然，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充分发挥了民间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加上出口对内需的拉动作用，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高增长下企业收益率上升、居民收入水平上涨又拉动了新一轮经济的增长。然而，20世纪70年代进入低速增长后，日本企业收益恶化、居民收入难以提高，拉动宏观经济的政府公共投资和个人消费均疲软，加上日美贸易摩擦下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显著下降，导致日本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尤其是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日本“以外需拉动内需”的经济循环面临着结构转型的困境。
首先，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国际油价暴涨近4倍，导致严重依赖进口能源及原材料的日本企业出口成本大涨，丧失了出口价格竞争力。其次，以重化工业为主的“重厚长大”型工业化，能源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使传统粗放型产业增长难以为继，产业结构急需由“重厚长大”型向“轻薄短小”型的转型。再次，随着60年代池田内阁“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日本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完善社会保障，有效提高国民消费水平，缩小了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不断下降，实现了“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然而，进入70年代后日本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涨、通胀等问题，严重削弱了企业出口竞争力。尤其是面对日益严峻的日美贸易摩擦，日本“外需主导型”的经济战略难以为继，日本必须重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实现国际协调型经济转换。为此，日本以1985年“广场协议”为契机，对内实施了刺激消费、扩大住宅投资等刺激内需的措施，而著名的“前川报告”也应运而出：主要目标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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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措施
根据马克思主义循环理论，经济循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阶段循环的过程，其中生产是循环的开始，处于支配地位，但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生产的实质完成形态，没有消费，生产就只能处于一个潜在状态而无法变为现实。如上所述，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就依靠强大的个人消费和民间设备投资等“内需”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日本奇迹”，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领头羊。然而，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石油危机等国际格局的巨变促使日本调整“外需主导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不仅频遭日美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而且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导致国内投资下降、民间消费低迷，经济面临衰退的困境。因此，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内外压力下日本又面临着重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挑战。显然，日本重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既是在日美贸易摩擦、石油危机等严峻的国际贸易形势下的被动而为，更是日本主动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为此，日本采取了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双轨改革。既包括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等生产和供给侧改革，也实施扩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个人收入、降低个人所得税等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刺激内需的需求侧改革。尤其是2013年“安倍经济学”推出的结构性改革，其重点为刺激内需，解决通缩，实现内外经济良性循环。
（一）明确“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放松规制
日本经济经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外需拉动内需”的外循环发展战略，国际收支转为顺差且顺差幅度越来越增加，到1985年经常账户顺差占GNP的比重为3.6％。由于主要顺差来源于美国，因此日美贸易摩擦全面爆发、宏观经济陷入严重失衡。为了全面解决日本经济结构性困境及外部压力，时任中曾根首相成立了“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并于1986年4月提出了“为实现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报告书”（《前川报告》）。该报告首次提出“为了从外需依存向有活力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转换”“促进内需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进出口产业结构的根本转变”。之后陆续推出了《新前川报告》等一系列推动结构改革的各项文件。该报告明确提出：“日本对外贸易和经常收支的巨额顺差是日本‘外需主导型’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因此，解决对外失衡的根本办法在于改变日本的经济结构，即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型”，且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进一步明确提出重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的战略方向。
毋庸置疑，《前川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日本重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方针以及顺应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实施内外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这也成为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构建“内需主导型”发展战略的重要标志及出发点。而日本经济在由外需转向内需的战略调整下，其净出口比率显著下降：1986—1990年间民间最终消费支出、民间投资平均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2．6个百分点和2．2个百分点，而出口却是负增长。显然，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个人消费支出的扩大和旺盛的企业设备投资。虽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衰退，但《前川报告》成为指导日本经济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为此，日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结构改革，其目的为摆脱外需依赖，有效刺激消费，实现生产到消费的良性循环，并解决日益严重的日美贸易摩擦。为此，政府通过宽松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实施了放松规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等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1．扩大公共投资、减税降费等宽松的财政政策。内需包括政府和民间的投资和消费，其中政府公共投资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公共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经济改革措施来应对外部市场恶化导致的外需疲软。其中政府公共投资重点为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的公共事业领域。根据1990年公共投资基本计划，1991—2000年期间政府公共投资总额达到430万亿日元，有利于日本企业大规模扩大设备投资，有效刺激了内需。同时，为了刺激个人消费，增加个人收入，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税制改革中采取了降低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的双重降税政策，到1988年减税达2万亿日元，而为了鼓励人们储蓄向投资的转换，对小额储蓄、邮政储蓄、国债利息等免税政策转向小额投资的免税政策，有效地鼓励了个人消费与投资，扩大了国内需求。
2．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为了加速民间企业对海外的直接投资，日本政府尽量创造有利的投资软环境和硬环境。一方面从法律和规制方面加快实施投资自由化政策；另一方面为企业提供投融资便利与担保，为企业向外投资提供财政和金融上的支持。在放松金融规制，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的背景下，日本银行举债发展基建基准利率由1980年8月的9％下降到1983年的5％，到1987年2月进一步降到了2．5％的战后最低水平。在此阶段，利率经过十连降，货币增长率高达两位数，有力地推动了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
（二）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
随着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陷入滞胀、石油危机的爆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出口主导型的日本经济也从高速增长进入了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在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尽快摆脱对美出口依赖则成为日本走出经济困境的重要途径。根据“前川报告”提出的“从外需依存向有活力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转换”，日本提出了“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投资立国”转型的战略，加快推进了经济结构改革的步伐，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
1．提高内需质量，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扩大内需不仅仅是内需数量的扩大，而且更是内需质量的提升，而产业结构调整则是日本刺激内需的重中之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力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日本实施“内需主导型”战略以来，不断提升国民收入水平，推动了旅游、餐饮、休闲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加快了从物质型消费向更高层次的服务型消费的升级，使基尼系数由1970年的0.414降至1981年的0.334，而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从1980年的0.9％大幅提高至1987年的5.0％。第二，主导产业由重化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向信息、半导体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即发展信息化和自动化，使企业广泛使用尖端技术和新材料，生产更多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因此重点扶持和发展电子通信、计算机、服务、新材料、生物工程、航天等朝阳产业，推进经济结构的IT化和IC化，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2．改善贸易结构，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日本为了应对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实施了能源多元化战略。一方面加快能源结构的多元化，开发核能等新能源，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另一方面调整严重依赖中东产油国的地缘结构，实现能源来源的多元化，从而化解对日本经济的冲击。不仅如此，随着新兴产业的不断发展，日本改善了严重依赖进口原材料、出口美国市场的单一的贸易结构，逐渐增加了来自中国纺织品和一些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并向东盟、中国等地区和国家出口半导体等高附加值产品，即通过出口地区结构的多元化，化解了日美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升级。
不仅如此，为了应对石油危机，日本实施由“消耗能源型经济结构”向“节能型经济结构的”转移。（1）大幅缩减石油、钢铁、造船等传统夕阳产业规模，提倡节能环保、开发新能源的战略；（2）降低进口中能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比重，增加中间品、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但出口中依然以机电产品、汽车、半导体等工业制成品为主；（3）加快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转向节能化、高附加值化、信息化、脱工业化的战略；（4）使贸易结构由“垂直型产业间贸易”向“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转型。为此，日本政府实施了对引进和研发新兴产业技术的优惠和鼓励政策，促进了民间企业的技术创新，加快由传统制造业升级为中高端制造业，使日本企业不仅控制先进材料和先进制造设备等上游产业，而且也占据了研发核心零件这一中游产业，极大地提升了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地位，提升了国际竞争力，塑造了溢满全球的日本制造业品牌。
（三）完善社会保障，消除城乡二元结构
根据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经济战略转型中，关键因素为如何扩大内需，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制、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其结果，一方面日本工资收入增速长期高于GDP的增速；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进一步完善，鼓励国民放心消费，从而直接带动了旅游、餐饮、休闲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而且也带动了消费热潮，使最终民间消费增长率一直保持在55％左右。因此，竹内宏认为内需的急速扩大促成了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口产业顺利地完成向内需型产业的转换”。
20世纪60年代日本重化工业的发展及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东京、大阪等首都圈和大城市，导致了“过密”和“过疏”的矛盾，城乡收入差距明显，严重影响内需的扩大。为此，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城市化的同时，致力于消除二元结构，顺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具体来看，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提高居民收入，消除城乡差距奠定了基础。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时任田中首相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通过重新布局工业、完善交通网络，实现改造旧城市、建设新城市等三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计划。虽然该计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日本消除地区经济差异，加快疏散东京非核心产业向首都圈中小城市释放其功能，提升收入水平，有效刺激内需发挥了作用。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产业附加值的不断提升，企业进一步提高工资上涨率，而政府降低居民所得税、实施双休日制等改革措施均为改善消费结构、有效提升消费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加快以对外投资替代出口措施
根据国际投资理论，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带来贸易创造效应。毫无疑问，对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日本经济来说，扩大内需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离开外需则难以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为了避免大规模出口而导致的日美贸易摩擦，“广场协议”后日本以日元汇率大幅升值为契机，一方面采取放松国内规制，开放本国市场，且通过自动限制出口等措施缓和日美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实施了“投资立国”战略，“由投资替代贸易”，加快了以当地生产和销售为特点的海外直接投资战略，从而有效规避贸易摩擦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冲击。
如图1所示，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实施“投资立国”战略以来，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1984年首次突破100亿美元之后持续增长，到1990年跃居世界第一对外直接投资大国。虽然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导致海外投资增长率下降，但海外投资收益迅速增加，到2005年投资收益顺差超过贸易收支顺差，成为经常项目顺差的最大来源，且海外净资产规模位居全球第一。根据小岛清的“边际产业”理论，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为“顺贸易导向型投资”，是日本国内边际产业的海外转移，而低技术、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两低两高”的旭阳产业的海外转移，从资金和空间上有利于加快日本国内科技创新和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并为国内产业升级释放了大量空间，加快了产业结构向“高级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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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战略失效及成因
如上所述，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加快了经济结构改革的步伐，而《前川报告》和《新前川报告》明确了日本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型的战略目标和方向，实施了放松财政金融管制，优化经济结构的措施，并通过投资替代出口措施，缓解了日美贸易摩擦，同时鼓励消费，扩大内需，促进了“以内循环拉动外循环”的发展，进入了80年代中后期的“泡沫经济”时代。然而，以房地产、股市泡沫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的繁荣，必然导致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破灭，使日本经济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尤其是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权更替频繁，政局不稳，导致经济政策缺乏延续性，而政府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屡次失灵，痛失了果断实行结构改革的良机，进一步加深了日本经济长期的低迷和衰退，至今未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其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一）经济结构改革失衡，未能协调好对内对外开放
毫无疑问，“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并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即扩大内需的同时对外开放市场，吸引更多的国际优质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加强市场竞争机制，提升国内行业的国际化竞争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即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并非封闭国内市场，而是通过海外投资带动和部分替代出口；扩大进口实现对外贸易的平衡；吸引外资刺激国内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力。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实施的开放市场、放松规制的结构改革并不彻底，加上政局不稳，结构改革政策缺乏延续性，很多具体措施有利于大企业，而中小企业处境困难；重视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却未能充分开放国内市场，因此无法吸引全球有竞争力的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其结果，一方面内外投资市场的失衡导致国内产业的空心化，而企业活力不足、创新能力低下均严重制约着总需求的增长；另一方面相对保守的国内市场依然没有活力，产业结构调整缓慢，无法提高企业收益率和工资水平，难以建立起“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从而影响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如图2所示，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日本实际GDP增长率最高为3％（2000年），最低为2009年的－5％，其中2003—2007年经济增长中出口贡献度大于内需的贡献度，而2008年金融危机后出口急剧下降也导致了日本经济的负增长。再如图3所示，1995—2009年，在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日本外需的贡献度遥遥领先，为26.6％，而除了德国以外其他国家均为负值，说明日本经济发展中外需依然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宏观调控政策屡次失误，阻碍经济结构转型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虽然刺激了内需，但又阻碍了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即宏观经济政策相互矛盾，严重抵消结构改革的红利。显然，日本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衰退，不利于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结构。
1．公共投资乘数效应减弱，财政赤字屡创新高。根据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公共投资能否拉动民间消费取决于公共投资能否增加国民的纯收入以及这种收入是否具备持久收入的性质”。日本在20世纪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民间设备投资和个人消费不断升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因，而政府基础设施等公共投资又进一步促进了企业设备投资和消费的增加，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显著。泡沫经济破灭后，为了拉动经济，日本政府依然采取了大量投入公共投资的措施，包括偏远地带的公路、港口等项目。由于这些项目中有些是重复性投资（如濑户内海大桥建设等），使用效率较低，且长期来看入不敷出，因此对企业设备投资及个人消费的影响微乎其微，引发了企业收益和预期收益率及消费支出的下降，出现设备投资不足和设备过剩，最终不仅未能发挥政府公共投资对民间设备投资的拉动效应，而且降低了公共投资乘数，积累了巨额的财政赤字。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测算，1957—1971年的公共投资乘数为2.27，1966—1982年为1.47，1983—1992年为1.32，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降为1.21，降幅达到了一半以上。显然，公共投资乘数的一路下滑大大降低了公共投资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在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中，大规模的公共投资必然导致国家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债务危机阴霾加重。即2001年日本国债余额高达400万亿（泡沫经济时期为170万亿）。进入21世纪后日本政府不断提出财政健全化改革，但财政赤字不仅未能减少，而且越积越多，到2021年政府负债达到257％，成为OECD国家中财政赤字最多的国家。
2．屡次提高消费税，导致个人消费持续低迷。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在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发展遵循着企业收益提高—工资持续上涨—消费不断增加—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规律。然而，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内需不振、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日本银行采取了大幅降低基准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其目的为刺激民间消费，扩大企业生产。为此，贴现率从1980年的9.0％下降至1987年的2.5％。然而，央行大幅降息并未有效刺激内需，反而增加了奢侈品等领域的消费，对实体经济拉动作用有限。为了解决增加公共投资而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日本从1989年开始征收3％的消费税，之后连续上调了三次消费税，即1998年由3％提高到5％、2014年4月提高到8％、2019年10月再次提高到10％。显然，消费税的不断提高与拉动内需目标背道而驰，从而进一步拉低了民间消费欲望。正如竹中平藏所说，“在我看来，现在的政府想要进行的消费税上调，只能看成一种尽管失败近在眼前还要一个劲地冲在毁灭之路上的行为”。
不仅如此，公共投资乘数的下降还反映在消费水平的低迷，而居民收入下降则是消费低迷的根本原因。影响日本居民收入下降的原因则为两个方面：第一，就业形势的恶化，整体收入水平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以终身雇佣制度为中心的内部劳动力市场逐渐转向外部劳动力市场，而企业倒闭或效益的恶化，使失业率直线上升，加上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式员工比率的上升，导致家庭未来收入不确定性日益增大，而居民出于谨慎动机的需要增加储蓄、减少当期消费。因此，即使是政府加大了公共投资的力度，但只要这种投资不能带动整个经济恢复到自主增长和增加持久性收入，也不足以引致新的消费的增长。如2020年的日本居民平均年收入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基本持平。所谓“三十年工资不变”下日本陷入了收入停滞—消费低迷的恶性循环。第二，消费支出结构恶化。一方面家庭收入绝对水平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家庭承担的所得税、社会保障支出、住房贷款等支出比例上升，导致家庭可支配的消费支出相对下降。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2020年每个家庭月平均社会保险费支出比2006年增加了36％。可见，税费和保险费上涨，而日本居民实际收入不升反降，严重影响了个人消费的增长。
（三）产业空心化加剧，国际竞争力下降
日本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进入低速增长以来，先后提出了“投资立国”“技术立国”战略，其目的就是通过科技创新、扩大海外投资优化贸易和产业结构，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然而，一方面日本银行实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发企业的投资流向楼市和股市，对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造成挤出效应，最终导致泡沫破灭及经济的长期衰退；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与“去工业化”措施又引发了国内产业空心化，而过度重视“技术创新”而忽视开发国际市场，导致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从而使日本陷入了“失去的三十年”。
1．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引发国内产业空心化。在“投资立国”的战略下，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加快了海外直接投资步伐，而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汇率的急剧升值极大地推动了日本企业海外投资步伐，成为日本加快由外需拉动转向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加速剂。1984年日本以对外直接投资突破100亿美元为契机，连年创新高，一跃成为海外直接投资大国。然而，大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虽然加速了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生产，推进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但同时也引发了产业空心化，即国内投资增长速度滞后于海外投资增长速度，引发国内生产链条缩减、降低就业率，最终导致了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灭。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外投资中证券投资大于直接投资，且主要向美国夏威夷等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等非制造业投资为主，对实体经济的拉动效应有限，最终引致国内就业岗位减少和劳动工资下降，引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减少及消费意愿的二次弱化。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国内制造业开始萎缩，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又不足以弥补制造业转移带来的增长动能的缺失，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电子计算机、汽车等主要产业空心化，最终成为长期制约日本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问题。
2．重技术轻市场，削弱“外需促进内需”作用。“技术立国”也是日本要拉动内需、摆脱经济低迷的长期发展战略。熊彼特指出，“所谓的创新为‘发明和市场的新结合’，即对企业来说能够与市场相结合的创新才是有效创新，而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那只能属于科学家实验室里的游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提出了“技术创新立国”战略，但日本制造业长期以来对技术有着偏执的追求，却忽视市场的需求，导致研发与市场严重脱节，对内需的拉动作用有限。1995年日本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大力推行了科技立国政策，不仅极大地增加了研发力度，创造了四项研发世界第一，培养了仅次于美国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但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拉动效果有限，未能如德国实现了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进入21世纪后中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低成本生产优势凸显、欧美发达国家生产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日本逐渐丧失了传统的技术优势。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制造业接连爆出财务造假、数据造假、质检人员不合格、产品质量不合格等种种“丑闻”，严重损害了以“品质优良”而闻名全球的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明显降低了“外需”对“内需”的促进作用和良性互动，而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也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利于日本重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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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启示
从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及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来看，中日均呈现出对国际经济的依附性较高的特征，具有相似性，而出口等外需在经济的特定发展阶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为了摆脱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及滞胀，日本经济走上了以出口拉动经济的“外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从而摆脱了石油危机冲击下的低速增长，迈入了80年代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引发了激烈的日美贸易摩擦。为此，1986年日本政府接连推出了《前川报告》和《新前川报告》，确立了由外需依赖型经济转向具有活力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实施了刺激内需的一系列经济结构改革，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改善了贸易和消费结构。然而，由于日本政局不稳、改革缺乏延续性、放开规制不彻底、未能激活国内市场竞争机制等弊端，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结构改革悖论”。显然，日本重建“内需主导型”结构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构建“双循环”格局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首先，“双循环”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扩大内需，拉动个人消费将是实现内外平衡发展的重要保障。即以国内民间消费和投资为主的“内循环”为经济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而不断提升技术创新则是走出“低端锁定”的关键所在。日本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依靠旺盛的民间投资和消费为主的“内需”实现了举世瞩目的“日本奇迹”，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又提出“以内需拉动外需”的“内需主导型”战略目标，并实施了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的双轨改革措施，即致力于经济转型，提出金融自由化、国际化，放松市场管制、提倡创新。日本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产业链向中高端攀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科技立国以及合理的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财政金融政策为中国构建“以内循环为主拉动外循环”的“双循环”发展格局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其次，重视“经济结构改革悖论”，提高结构改革的效率。日本的经验表明，经济结构改革为构建“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动力，但不合理的结构改革则是经济陷入衰退的根源。日本在重建“内需主导型”战略中，由于结构改革滞后、政府政策判断失误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使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导致居民收入长期停滞不前，个人消费持续低迷。如进入21世纪安倍政府第二次上台后，一方面提出要实现财政健全化，但却不断追加紧急财政对策，而面对新冠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日本岸田政府也不断扩大支出，导致财政赤字越积越多；另一方面又要提高消费税来加大国民的负担，降低消费预期。我们要吸取日本在结构改革中因盲目放松金融行业的规制和经济“硬着陆”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及教训，要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结构转型与发展的关系。不仅注重结构改革与对内开放并行，而且还需要放松规制，保持高度的开放性和外向性，以此加强国内市场竞争机制。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和信贷政策提高民间消费和投资等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另一方面还需要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保持适度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实现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实现内外良性循环。
最后，不仅要实现“内外需”的协调发展，而且还要重视“外需”对“内需”的反作用力。日本经验和教训说明，要辩证处理“内外需”关系，即“内需主导型”非排除外需对宏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如果采取完全的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那么在风云突变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很容易被边缘化，且因缺乏国际经济竞争环境而失去发展活力和竞争力。目前，中国工业体系完备，既能满足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也能提供国际市场各类商品的需求。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等不确定因素，中国既要积极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开放的国内市场促进和带动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市场循环，还要积极吸引国外优秀企业进入国内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不仅加大开放吸引资本和技术，以外需市场弥补本国要素资源的不足，促进中国经济结构的平衡，增加居民收入促进消费和提升消费结构，而且还需要消除地区发展差异，完善社会保障，克服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对内需的制约效应，保证中国经济的灵活性、机动性以及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真正实现“以内需为主导”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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