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英京（고영경），高丽大学亚洲问题研究院东盟中心研究委员，马来西亚Sunway University Business School兼职教授。延世大学社会学学士、地域学硕士(东南亚地区专业)以及高丽大学经营学博士。曾任马来西亚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UNITA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经济系助理教授和Sunway University首席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是韩国和东盟经济关系和企业增长战略。编译：杨延龙，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员专任研究员，亚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出处：东亚财团，东亚财团《政策争论》第212号转自： 山大国际观察
印尼宜珍火山湖硫磺开采航拍，图源摄图网
摘 要
印度尼西亚因其稳定的约5%的经济增长率、丰富的镍等关键矿产资源，以及作为世界第四大人口国的庞大内需市场，正吸引着韩国及全球企业纷纷进驻。该国基础设施的持续开发和完善，以及商务和投资环境的优化，特别是原材料供应网络的重构，是推动海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关键因素。然而，矿业领域的限制性规定和政策的不稳定性，以及来自美国和欧盟的日益严格的制约措施，可能阻碍印度尼西亚成为全球供应链中心的进程，并为企业运营带来风险。考虑到这些风险往往超出单个企业的应对能力，韩国政府有必要提出一个面向未来的合作增长战略，以最小化政策和监管风险。同时，企业应灵活应对各类限制，以实现规模经济。为此，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出发，推进以印度尼西亚为中心的区域价值链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在全球疫情大流行、全球供应链动荡及中美竞争等多重挑战交织的背景下，东盟地区的重要成员国印度尼西亚正展现出崛起之势。作为全球第四大人口国、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度尼西亚实行民主制度及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并在东南亚地区独树一帜地跻身G20经济体之列。其年经济增长率稳定维持在约5%，显示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动力。按国内生产总值（GDP）排名，印度尼西亚位列世界第16位，人均国民收入接近5000美元。高盛集团预测，至2050年，印度尼西亚有望晋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这一积极的发展前景已吸引包括韩国在内的众多跨国企业的高度关注，它们纷纷涌入这一新兴市场，以期在印度尼西亚的崛起过程中占据有利地位。
印度尼西亚人口众多且资源富集，其国内人口规模约2.8亿，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镍、铝土矿等。在佐科总统的引领下，该国实施了一系列有效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不仅推动了人均收入的增长，也为印尼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政策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国内制造业和数码经济的发展、改善投资环境。
印尼政府针对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即由17500个岛屿组成的广阔地域，积极投入于扩充和提升基础设施网络，包括道路、港口、高速铁路和通信网等关键领域。佐科总统上任首年即投入99亿美元，至2024年预算案中更是增加至282亿美元。尽管财政支出增加，但政府成功地将负债水平控制在GDP的40%以下，并保持稳定。为推动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政府实施了下游政策和“印度尼西亚制造4.0”战略。在此框架下，限制原矿出口，鼓励经过当地冶炼和加工的商品出口。以镍为例，政府不仅关注其作为电动汽车电池原料的出口，更致力于整车制造，以构建完整的价值链。同时，印尼政府发布了“印度尼西亚结算系统2025展望”，以推动数码经济的发展。在投资环境方面，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放宽外国劳动者雇佣许可标准、简化最低工资制度等，提升了国内外的投资信心。经济的增长带动了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同时，海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印尼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流入额自2019年的282亿美元稳步上升至2022年的4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2023年，该数据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同比增加了13.7%，达到473.4亿美元。在全球南方联盟影响力增强的背景下，全球企业对印尼的投资热情依然高涨。在推动增长的过程中，国内和外部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平衡外交路线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新冠疫情后，原材料价格上涨为印尼的资源相关企业带来了可观的利益，并实现了贸易顺差。此外，随着中美之间的脱钩和供应链重组，印尼的中等强国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佐科总统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会晤，传递信息，并在中美之间开展首脑外交，增强了印尼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根据2023年的数据统计结果，东盟在韩国投资目标中占据重要地位，位列第二，并同时是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经济关系的分布上，越南在东盟中占据绝对优势，其所占比例高达40%。目前，韩国与越南及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在经历一些变化。自2019年韩国对越南的投资达到46.21亿美元后，对越南的投资开始减少，而同期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则呈现出增长态势。具体而言，韩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从2019年的9.91亿美元上升至2023年的20.92亿美元，实现了翻倍的增长。此外，在印度尼西亚运营的韩国企业数量也从2019年的1770家增加至2023年的2166家，同样实现了翻倍的增长。与此同时，韩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贸易量也在持续增长。以2023年为例，韩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和进口分别位列第13位和第12位。尽管韩-印度尼西亚的贸易量尚未达到韩-越南贸易量的三分之一，但韩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投资额已经提升至越南投资额的80%，显示出韩国对印度尼西亚市场的重视和投资的增长趋势。
韩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投资领域广泛，涵盖了金融、基建、钢铁、汽车、电线制造、信息技术、制药及流通等多个行业。韩国企业在稳固供应链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并把握当地内需市场的增长潜力。随着基础设施建设如发电站等的推进，以及Nusantara新首都项目的实施，为韩国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例如，Posco已在当地设立钢铁厂，专注生产厚板和热轧产品，并正根据不断增长的钢铁需求，扩大包括汽车钢板用冷轧产品在内的产能。LS电线则计划与当地企业AG集团合作，共同建设电力电缆工厂，以满足当地需求，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拓展东盟市场。此外，韩国电动汽车产业链亦已扎根印度尼西亚，其中LX国际负责核心矿物的开采，Posco Holdings着手建设镍冶炼工厂，LG能源解决方案专注于电池生产，而现代汽车则负责电动汽车的制造。乐天化学则启动了大规模石油化学园区“生产线项目”。在金融领域，韩国的四大银行正积极布局印尼市场，并有七家韩国证券公司成功进入。制药行业中，以大熊制药为引领，钟根堂、东亚制药和绿十字等企业亦已涉足。此外，韩国食品和化妆品在韩流的影响下亦展现出强劲的进军势头。这些动态表明，韩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双方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内需市场固然重要，但印度尼西亚的全球定位之一是核心资源供应链。中国起到了世界工厂的作用，是尖端产业所需的矿物资源的供应处。但是，美国想要在供应链中排除中国的战略和中国应对资源武器化、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加重了核心矿物供应链的不稳定。与煤炭和石油不同，尖端产业所需的核心矿物被埋藏并生产到特定国家，因此在非常时期很难确保代替材料，因此拥有稳定的供应处本身就是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半导体、电动汽车及充电电池、防卫及宇宙产业是代表性的核心矿物必需产业。美国、欧盟、韩国分别将50种、34种、33种分类为核心矿物类。全世界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度而将目光转向了资源富国印度纳西亚。
印度尼西亚的竞争力是多种矿物的丰富埋藏量和生产力量的提高。以埋藏量为准，印度尼西亚的镍、锡、铝土矿和铜分别排在第1位、第2位、第7位，钴的生产量排在第2位(埋藏量第3位)。由于实行在印度尼西亚开采的矿物必须在国内冶炼的矿业法(Mining Law No. 4/2009)和下游政策，主要矿物的提炼设施也不断增加。到2024年，将启动35个新的矿物提炼设施，预计将会有相当大的增加。印度尼西亚的核心矿物代表企业依然是镍。全世界埋藏量的21%在印度尼西亚。电动汽车的普及越快，核心矿物资源的需求也会越快增加，因此可以认为电动汽车制造产业的竞争力和企业的生死存亡取决于二次电池核心矿物的供应链的稳定。韩国企业也是如此。韩国企业主要生产的汽车用充电电池是三元系(NCM)电池，其核心材料镍对中国的依赖度达到63%。电动汽车相关企业为了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度，迫切需要与印度尼西亚的合作。鉴于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印度尼西亚凭借其核心矿物资源的丰富储备、外商投资环境的积极改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拓展，为其在全球供应链中心地位的稳固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前景仍面临着两大严峻挑战，即国内外法规的制约以及美国、欧洲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供应链关系的复杂性。从内部法规来看，印度尼西亚的矿产行业受到严格的监管。矿业执照的数量有限，且外国股东的股权被限制在49%以内。根据加拿大智库Frasier Institute的调研数据，尽管印度尼西亚在2021年的投资吸引力排名由2020年的第74位大幅上升至第50位，但在涵盖84个国家的政策感知指数(Policy Perception Index)中，其排名仅为第72位。印度尼西亚在土地权益争端、保护区管理、法规统一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同时，政府推动的本地化率提升以及政策的不稳定性增加了投资者的风险敞口。针对政府项目的采购，政府或公共机构必须遵循国产配件认证（TKDN）的要求，即对于涉及TKDN相关产品的招标企业，需优先采购当地生产的产品或直接在当地生产制造。在电动汽车产业中，国产配件比率必须达到40%，并计划逐步提升至60%和80%。此外，政府计划提高奢侈税减免标准至60%以上，并规定自2030年起，电池单元等主要配件必须使用国内生产的产品。为鼓励在印度尼西亚投资电动汽车工厂的企业，政府决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税制奖励。这意味着，尽管目前尚无当地工厂，但有投资计划的汽车企业如果将海外生产的电动汽车进口到印度尼西亚，将可享受关税和奢侈税的豁免。这一措施旨在为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和日本整车企业提供投资激励，以促进其在印度尼西亚启动电动汽车组装工厂的计划。现代汽车积极响应印度尼西亚政府关于电动汽车补助金及税制优惠的政策导向，为深耕当地市场，于东南亚建立了首个电动汽车生产基地，并从2022年起启动本地化生产。为符合政府要求，现代汽车已将TKDN国产配件使用率提升至40%，并原计划按照既定政策，自2024年起实现60%的本地化率生产coona EV。然而，随着政策调整，税制优惠条件得以放宽，覆盖至所有有投资意向的企业。这意味着，尽管现代汽车已具备达到TKDN 60%的竞争力，但其在印度尼西亚市场的原有优势已不复存在。关于美国及欧洲规制壁垒的变动情况，美国的《通货膨胀减少法案》(IRA)在电动汽车税额控制条件中纳入了核心矿物要求。具体来说，只有当电动汽车所使用的锂、镍、石墨、锰等关键矿物在美国或其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国进行提取或处理，或在北美地区实现再利用时，方可享受税额减免优惠。目前，印度尼西亚虽未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正积极推进《核心矿物协定》的谈判。在欧盟方面，已发布了2020年核心原材料执行计划(Action Plan on Critical Raw Materials)，并于2023年通过了《欧洲核心原材料法》(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这些法规虽未明确针对本国产品或外国产品的使用、采购条件进行差别对待，但在生产原材料时，必须满足环境、劳动等可持续性条件。这些供应链的可持续性条件，未来可能转化为限制出口的壁垒，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
韩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可持续合作战略，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合作的核心在于确保双方的互利共赢，而非单方面的利益追求。韩国视印度尼西亚为矿物供应链的关键环节，并视其巨大的内需市场为重要的合作机会。同时，韩国在减少对中国投资依赖、制造业升级、技术创新及绿色转型等方面的潜力，也受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广泛关注。
对韩国而言，确保稳定的资源供应网络至关重要。然而，仅依赖资源开发的合作伙伴关系可能过于狭隘。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开发镍资源时遭遇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为韩国提供了探索可持续开发模式的契机。韩国应积极抓住这一机遇，提出更全面、更具远见的合作策略。为实现韩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共同成长，双方需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展开深入合作。鉴于地缘政治风险、法规变更等不可控因素，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明确韩国的产业伙伴地位，并勾画出更为宏大的生态发展蓝图。这要求韩国不仅作为资源投资者，更应深入参与当地的价值链构建。在企业层面，韩国企业应致力于构建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并制定地区价值链战略。相较于其他国家的企业，韩国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方面表现出更高的重视度，并努力符合全球标准。为应对国际市场的日益严格限制，韩国企业需要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和投资者。同时，它们应超越单一市场或资源供应源的限制，从构建连接东盟、东北亚和东南亚、西南亚的更大地区价值链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印度尼西亚的优势。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立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为韩国企业提供了新的机遇。为降低风险并实现规模经济，韩国企业需要转变传统的出口和生产模式，树立全球投资组合战略。韩国企业的增长模式和成功经验在东南亚受到高度关注。然而，在全球经济环境迅速变化和风险因素增加的背景下，过去的成功模式并不一定适用于未来。因此，韩国企业需要提出并满足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战略，以在亚洲创造更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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