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多维度观察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
这些年来，笔者断断续续去过多个东南亚国家，几乎每一次都能发现它们有着巨大的变化。今年初，笔者先后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行调研，除了和当地的智库、科研院所交流之外，也实地考察了当地中企的投资、建设和经营情况等，因此对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有了多维度的观察。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的前提是外交关系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交呈现出3个阶段性的变化。一是20世纪50年代和越南、印尼、缅甸、柬埔寨等国建交，其中与印尼的关系中断过几十年，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才恢复；二是20世纪70年代，在中美关系改善后，中国相继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三是与新加坡、文莱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外交关系每一个阶段的变化，都与当时的国际局势有着深刻广泛的联系，在经济上与有重要影响的东南亚国家建立广泛联系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
中国加入WTO以及与东盟签署自贸协定后，与东南亚的贸易关系得到迅速和全方位的发展。现在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东盟的贸易伙伴中，中国以7200亿美元列第一位，美国以4200亿美元列第二位，日本和韩国则分列第三和第四位，贸易额大约分别为2700亿美元和2200亿美元。与2013年相比，东盟与中国、美国的贸易额翻了一番多，与日韩的贸易额分别增长了11.7%和65.2%。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和中国作为东盟的出口目的地的分量相当，均在2900多亿美元，差别较大的是中国作为东盟进口来源地的地位要显著高于美国。一方面，这源于东亚地区的生产网络，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中很多是零部件贸易，因而进出口的结构几乎是一致的。以2022年为例，电气机械设备等在东盟对华出口额中占到30.7%、进口额中占到31.7%；另一方面，美国由于有着较高的收入水平，以及借贷消费的模式，仍承担着全球最终货物的最大消费市场的角色。例如，2022年东盟对美国出口最多的是电器机械设备，占33.3%，但该项货物只占东盟从美国进口的17.7%。由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远大于进口，东南亚不少国家也关注对华贸易逆差，甚至有个别国家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的价格较低的商品加征关税，以保护本地中小企业利益。
尽管贸易最容易为人熟悉，但也要看到贸易仅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一部分。通常，当我们讨论国际经济议题时，至少还应当包括跨国公司主导的直接投资、政府主导的对外援助以及构成国际经济显著特色的货币金融关系。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代国际经济中的贸易，一般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不少研究已经发现，参与国际贸易的只是某个行业内的少数顶级跨国公司。在这些公司全球竞争战略的驱使下，对某一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往往连接在一起。
在全球投资格局中，尽管中国升幅很快，但美国仍占据主导地位。联合国贸发会议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美国在全球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8万亿美元，中国列第二位，不到3万亿美元，大体相当于21世纪初美国的对外投资存量。日韩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存量分别为2万亿美元和6500亿美元。东盟给出的数据显示，美国仍是东盟最大的外资来源地，2022年为369亿美元，占东盟当年吸收外资的16.4%。日本列第二位占12.1%，2022年为270多亿美元。中国列第四位占6.9%，如果加上香港地区，可以达到13.0%，并且排位可上升至第二位，如果加上台湾地区，则总量可以和美国相当。韩国的经济体量要比中国和日本小得多，但对东盟的投资还是相当可观的，2022年达到125亿美元，占东盟吸收外资的5.6%。
日本在东南亚的投资早于中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政要就频繁访问东南亚，确立了和东南亚新的全方位关系。在美国压力下，1985年日元升值以后，日企大规模地向东南亚地区投资，其投资增速甚至要快于对美欧相关国家的投资。对于东南亚很多国家而言，1985年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节点，其重要推动力就是日本跨国公司向该地区的产业转移。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后中国企业向该地区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和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进入东南亚有类似之处。二者不同的是，今天的经济世界是一个由生产链主导的世界，而那个时候全球价值链和生产链尚处于初级阶段。
由于日本企业在东南亚布局较早，因而形成了一套在当地经营的方法，其中包括通过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事先进行详尽的调查。该机构在马来西亚、泰国的分支机构均设立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印尼的办事处设立于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东南亚调研时拜访了JETRO在当地的办事处，了解到这些辅助性机构为日企在当地的经营做了很多类似尽职调查的工作。例如，从JETRO发布的2023年度日企对7个东盟国家的调查信息看，马来西亚是日企在东南亚唯一连续3年盈利增长的国家。超过一半的日企计划扩大在马来西亚的投资，这是5年来这一数值首次过半。日企在马来西亚经营面临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源上，包括劳动力成本飙升、劳动力流动程度高、劳动力短缺和招聘困难等，而当地的优势主要是沟通便利，80%的日企认为不存在沟通障碍；第二大优势是外籍人士的生活环境以及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势。
在货币金融领域，对东南亚经济影响重大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出口导向模式的推动下，不少东南亚国家吸引了很多流动资本，但这些热钱很容易因为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而进进出出。汇率变化可以让买进和卖出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国际炒家盈利，泰国、印尼，甚至马来西亚的货币当时都是国际炒家肆意虐杀的对象。这也表明，一些东南亚国家尽管比纯粹的资源出口国更能稳定出口货物的价格，从而避免大宗商品价格大起大落的局面，但在美元霸权控制下，它们的货币和汇率仍是相当不稳定的。目前，不少东南亚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货币，并试图减少在金融交易中对美元的依赖，但美元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是，日本通过在当地建立研究机构，并和东南亚国家合作研究，对所在国的中长期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在该机构中拥有远超过其经济体量的话语权。另外一个相对不熟悉的是东盟和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这是由日本政府出资设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一家国际机构，成立于2008年。去年11月，该机构发布了《越南2045：发展问题与挑战》报告，既为庆祝日越建交50周年，更重要的是勾画越南至建国100周年的长期远景，即实现人均GDP1.3万美元，达到世界银行所界定的高收入国家水平。报告不仅肯定了“越南模式”，还强调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在帮助改善越南的基础设施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日本在引领东南亚地区有关发展知识的方面所做的工作，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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